元朝末年，天下大亂，自稱“淮左布衣”的朱元璋起於亂世之中，蕩平群雄，驅逐蒙元，成為明王朝的開國皇帝。
洪武皇帝朱元璋
然而，建國之初，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在制度設計上，表現出了讓後人扼腕的短視，由他所親手肇造的一系列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人口制度、軍事制度、藩王制度在內，不僅沒能做到期望中的“萬年不易”，反而在實際發展中，與現實出現了嚴重的背離，最終將明朝變成了一個極其低效、保守和封閉的社會，從而成為明朝覆滅的根本原因。
如“寸板不許入海”的海禁政策，釀成了嘉靖萬曆年間的倭寇之亂，還有藩王分封制度，不僅導致明初“靖難之役”，歷經200多年的惡性發展後，更是成為明朝財政的巨大包袱，最終拖累明朝一起走向覆亡。
一、分茅胙土還是造反作亂？——事與願違的藩王分封
朱元璋建立分藩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屏藩帝室”，在位期間，共有24個兒子和1個從孫分封到各地做藩王。
明初藩王分封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三次分封藩王，前兩次分別是西漢、西晉，稍微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西漢有“七國之亂”，西晉有“八王之亂”，這兩次王朝內亂都是由分封的諸侯王引起，尤其是“八王之亂”，前後歷時十六年，最終引發社會危機，導致了西晉亡國，使之後的中國進入最為黑暗的“五胡亂華”時代。
究其原因，就在於藩王勢力一旦過於膨脹，必然會對王朝統治造成潛在威脅，為叛亂的發生埋下隱患。
這是權力遊戲的必然規律。
正因為有著慘痛的歷史教訓，歷史上絕大多數朝代都不再採取分封制度。然而朱元璋卻執意忽視歷史，按照他“藩輔帝室”的理念，明初分封的藩王，雖然沒有土地、人口，但卻領有實打實的軍隊，“就某地租賦，乃至理某地諸衛軍務”。
比如秦王、晉王、燕王等都有2，3萬人左右的軍隊，至於其他諸王，也有上萬的軍隊。一旦發生戰爭，親王即為統帥，異姓將領即使位至公侯，也要受親王節制。
如此一來，人人有軍權，自然人人皆有“帝制自為之意”。
因此當朱元璋死後，皇孫朱允炆繼位採取削藩政策，燕王朱棣起兵發難，歷經數年血腥廝殺後，成功推翻建文帝皇位，篡位自立，年號永樂。
靖難之役
藩王分封，不僅不能“藩輔帝室”，反而直接武力推翻了朱元璋一手製定的繼承人，這不能不說是歷史對朱元璋的一大諷刺。
朱棣上臺以後，繼續採取手段削藩，從永樂三年至永樂十五年，先後廢黜齊王、晉王、谷王、代王、岷王等，同時收繳王府護衛軍。
但在朱棣死後，仍然發生了兩次藩王叛亂，分別是1426年（宣德元年）的漢王朱高煦之變，1519年（正德十四年）的寧王朱宸濠之亂。
不能不說，這都是朱元璋當初設計藩王制度所埋下的惡果。
二、無德無能——刻意圈養的寄生階層
上文說過，朱允炆即位後迫不及待執行削藩政策，先後廢周王，逮代王，扣齊王，系岷王，湘王驚恐中闔府自焚。
此外，朱允炆還下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王府官員不得擔任地方職務，試圖從制度上切斷藩王干政之路。但由於朱允炆在削藩上操之過急，導致朱棣造反，削藩不了了之。
然而，作為朱元璋分封藩王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朱棣正是打著朱允炆違背祖訓為藉口發動叛亂。因此，儘管他本人“心知其（藩王分封）弊”，卻不能從根本上對此予以廢除。
洪武年間藩王守邊形勢
明初的藩王政策，歷經永樂一朝在政治上不遺餘力的閹割、削奪之後，對中央的威脅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弱化，可以說，已經徹底失去了當初朱元璋設計時的“屏藩帝室”作用。
不僅如此，在漢王朱高煦之變後，歷代明朝皇帝對藩王越發嚴苛，所謂“防閒過峻，法制日增”。
如在親王來朝問題上，洪武前期，諸王能按照朱元璋的規定同時來朝，父子兄弟濟濟一堂，一副其樂融融的景象。但從宣德至正統前後二十多年，有明文記載的只有淮王、荊王於正統八年獲批來朝。
此後弘治八年，皇太后因為年歲已高，頗為思念分封在外的崇王，孝宗特批來朝，但在朝臣的竭力反對下，最終收回成命。此後終明一朝，再無親王來朝。
此外，明朝中後期藩禁異常嚴格，朝廷規定親王出城掃墓必須事先打報告，獲得批准後才可出城。同時規定，親王之間彼此不準見面。
還規定所有宗室不許入仕做官，不許從事工商業，不得與封地官府交往，不許自置王府官吏。甚至連與宗藩聯姻的也不得被選任當京官。
總而言之，就是要把宗藩們變成無所事事的低能兒，寄生蟲。
即便在這樣苛刻毫無人性的背景下，明朝還在鳳陽設立了名為"高牆"的監獄，專門囚禁被認為犯禁的宗藩，在獄的經常有數百人。
南明時期，曾經被立為皇帝的隆武帝朱聿鍵，就曾經因為在崇禎九年熱心國事，擅自率兵勤王，離開封地南陽，獲罪被囚禁於鳳陽高牆，一直到弘光即位後才被釋放。
可見，這些被稱為"天潢貴胄"的龍子龍孫們，實際上只是被圈養起來，只能從事人口生產的囚犯而已。
即便朝廷宗廟覆亡在即，他們也不準有任何濟世匡時的能力。
三、吞金怪獸——惡性膨脹的財政包袱
大概是童年時的父母雙亡和顛沛流離的乞討生涯的影響，朱元璋在設計藩王制度之初，就對子孫後代異常慷慨：後代子孫無論男女，無論遠近，都有起碼的官職（奉國中尉）和基本工資（八百石）。
“祿之終身，喪葬予費，親親之誼篤矣。”《明史·諸王傳》
在政治待遇上，朱元璋同樣關懷備至，顛覆了自唐宋以來，宗室爵位不再世代承襲的慣例。他規定分封全部一步到位，宗支無論遠近與否，嫡子庶子與否，在繼承權上一律平等。
顯而易見，隨著時間的發展，人口呈加速度繁衍，“百姓稅糧有限，而宗支繁衍無窮”，漫無限制的濫封，必然成為國家財政上的沉重負擔。
看一組數據：洪武初年，宗室人口僅僅58人，到了正德年間，已經增加到2945人。嘉靖四十三年，宗室人口已經一躍超過四萬。
以至於嘉靖三十二年，禮部尚書歐陽德上疏稱，“天下財賦，歲計京師儲糧四百萬石，而各處王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不啻倍之。”
也就是說，歲供京師的糧食，還不及供給王府宗祿的一半。
嘉靖四十一年，河南王府宗祿總額為192萬石，而全省留存的米只有84萬石。這一年，山西宗祿總額為312萬石，而存留米只有152萬石。
也就是說，即使這兩個省所收糧食沒有任何折扣，不給官吏俸祿，不給軍士月糧的情況下，仍然還不夠供給宗祿的一半。
在這樣的背景下，宗祿的急速增長已經使得明王朝的財政不可挽回地走入絕境。
出行圖
朱元璋奉行節儉，多次指示親王“務從儉樸”，但從朱棣開始，歷代皇帝們在政治上嚴厲壓制藩王的同時，卻在經濟待遇上越發寬厚。
明神宗的同母弟弟潞王大婚，耗金3869兩，青紅寶石8700塊，各樣珍珠85000餘顆，珊瑚珍珠24800餘顆。
戶部不堪重負，請求稍減，被明神宗痛斥駁回，最後共耗銀88000餘兩。
明神宗之子瑞王大婚，耗銀18萬兩；福王大婚，耗銀超過30萬兩。
惠王、桂王大婚之時，正值後金起兵作亂，遼東戰事異常緊張，國庫無比空虛，朝臣們請求將耗費降至“七萬金”，然而明神宗強硬拍板，要求朝廷必須拿出“十四萬金”。
皇子們排場大，公主們同樣不能小。明神宗同母妹瑞安公主出嫁，向朝廷索要“各色金2300餘兩”（後因戶部實在拿不出來，減去三分之一）。明神宗長公主婚禮，朝廷耗銀12萬兩；七公主婚禮，神宗向朝廷索銀數十萬兩，戶部拿不出錢，一再力爭，最後按長公主的舊例，也耗銀12萬兩。
此外，萬曆十三年，修潞王府第耗銀30萬兩，則其後修福王府花費增至60餘萬兩。
除了祿米，開銷，尾大不掉的宗室，還在莊田上與民爭利。
從明仁宗開始，朝廷賞賜給藩王們的數額越來越大，形成了親王前往封地之前奏請，皇帝直接賞賜土地的慣例。
據《明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天下田土為8570623頃，至弘治十五年，距離開國不過140年，天下田土僅僅剩下4228058頃，一半還不到！
當問題越發嚴重時，賞賜仍然毫無收斂。萬曆四十二年，即1614年福王朱常洵前往封地時，仍然獅子大開口，奏討40000頃土地。
儘管朝臣們和萬曆皇帝據理力爭，仍然在“尺寸奪自民間”的情況下，搜刮田土20000頃，地跨河南、山東、湖廣三省。
此時，距離明朝覆滅僅剩30年不到的時間。
在成都的蜀王，一向被公認為“檢飭守禮法”，仍然侵吞成都沃野十分之七。到了天啟年間，遼東戰事已起的情況下， 依舊不顧迫在眉睫的財政危機，大手筆賞賜瑞王、惠王、桂王各自莊田30000頃。
儘管此時的各省，都已經是“土膏殆盡，搜刮力窮”，天啟皇帝依然指責戶部不能為藩王搜刮足額的田土，有失他厚待藩王的聖恩。
四、覆巢之下無完卵——朱元璋種下的惡果
歷經200多年的政治壓制，到明朝末年，儘管宗室總數繁衍已經達到幾十萬之多，但他們對於明王朝來說，不僅起不到朱元璋當初“屏藩帝室”的目的，反而成為徹底壓垮王朝的大山。
應運而生的李自成
當明朝覆亡之際，這些宗室自然也要成為社會怒氣的發洩對象，迎來被殘忍誅殺的悲慘命運。上文提到的福王朱常洵，被李自成梟首。
汝寧的明崇王朱由樻及弟弟河陽王朱由材、世子朱慈輝，連同家屬一起被李自成處死於河南泌陽。
封地大同的代王朱傳齌城破不降，與世子朱貽埄一同被殺。大同總兵姜鑲記載：
雲之宗姓，約計肆千餘，闖賊盤踞六日，屠戮將盡……
此外，成都的蜀王，重慶的端王，武昌的楚王，襄陽的襄王都是被張獻忠滿門處死。
潞王投降滿清後，以私藏印信為由，被斬首示眾，同時被處死的還有荊王、衡王世子等十一人。
據統計，從順治三年到順治八年，先後擒斬的明朝宗室、其名號可稽者，僅郡王以上就有五十多人，對他們的家屬，無論少長盡誅之，以此計算，總人數當在萬人以上。
明朝覆亡的原因固然有多種因素導致，但在明初特殊環境下形成的宗藩制度，無疑正是給國家帶來無窮禍害的罪魁禍首之一。
而這一切惡果，正是朱元璋本人一手所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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