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元霸权地位尚存的情况下，用谁家的货币作为原油贸易的定价结算货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上，计价货币（如美元）是否对你自己国家的国民征收了铸币税？是否通过国际金融市场降低了铸币税税率……
文 | 冯跃威
在读懂石油货币博弈系列文章的前三期，介绍了石油币、石油人民币和石油欧元的历史沿革。看似都是货币名冠以相同的“石油”组成，但其战略目标不同，发挥作用、蕴含的风险以及所需参与的市场都不同。
尽管如此，它们还是被拿来与“石油美元”博弈了一番，不仅博弈对象选择错误，而且博弈结果更是惨不忍睹。其中原因就是没能搞清楚货币、金融和石油之间最基本的概念与逻辑关系所致。
然而，“石油美元”为何物？其来源、战略地位以及市场绩效是什么？美元又是如何发行的？最终博弈对象又应该是谁？笔者希望能用简短的篇幅交代清楚。
横空出世的石油美元
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不仅让美国通过战争发了横财，一举坐稳了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还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并通过放贷时附加的众多有利于美国企业走出去控制全球资源的条款，获得了全球最优质的资源。
从那以后，美国通过对全球资源的再整合，以及对全球产业链进行精心的规划，特别是对那些石油等矿产资源国进行系统性地去工业化行动，将他们彻彻底底地变成了只能依赖需求国度日的单一矿产资源出口国，成为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原料地和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合法盘剥的对象。
在这一过程中，美元扮演了极其不光彩但又极其重要的角色。
进入1959年，美国为了冷战和围堵中国的需要，直接插入了越南战争。但梦魇般的17年战争不仅让美国陷入严重双赤字的泥潭，而且其国内还反反复复地爆发了经济危机和美元危机，让美国彻底从一个二战后趾高气扬的债权国变成了一个想尽一切办法用尽金融工具创新圈钱后再去粉饰太平的债务国。
到1965年，美国狭义货币（M1）供给是1678亿美元，已是当年其黄金储备的12倍，由于美联储宽松的货币供给政策，到了1968年狭义货币供给已经上升到1974亿美元，大约是其黄金储备的18倍。在这三年中增长了超过296亿美元。而同期广义货币（M2）供给从1965年4592上升到1968年的5668亿美元，三年增加1076亿美元，年均增幅高达7.81%，远大于美国经济增长率。
1968年3月，由于美国的黄金储备继续下降到了121亿美元，而短期外债已增至331亿美元，债务是黄金储备的2.7倍。而联邦公共债务从1965年到1968年的三年间增长到了3444亿美元，一年期的应付公共债务总量已经从1965年的880亿美元增加到1968年的1060美元。
显然，继续用消耗黄金来供给战争支出的做法已不可持续，而且美元实际购买力正在急速下降。
一方面，以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美元应定位于70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而不是美国政府坚持而又没有守住的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价位上。
另一方面，这种不信任又会导致美国的黄金存量有再次回流到欧洲的危险，美国的货币战略家们认识到，一旦美国的黄金不断流出，就将动摇维持美国外交和金融霸权的霸权基础，因此就必须改变美国的金融逻辑，就是将金融权力的基础黄金转变为债务。
要及时从债权国为导向的国际金融规则，转变为以债务国为导向的规则，并以此促成和制止外国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将其更多的美元兑换成黄金，而是让他们继续积累更多的美元纸币。
进而，美国政府以一种基于美国收支赤字的新货币工具去替代黄金，也就是后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计划，又被广泛称为“纸黄金”。这样，美国就可以自动得到欧洲、日本和其他收支盈余国家的信贷。
为此，欧共体的经济学家对这一做法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在不断加大对欧洲工业的投资，而且它们这种对外投资与美国总体上收支的规模联系在一起，以证明美国实质上正在无成本地接管欧洲的经济。
在1963年IMF的会议上，在1974年当选为法国第三任总统的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表达了对美国的不满，指出：当前的情况是各国央行不断增加其他国家货币的持有，但这当中无迅速回归均衡状态的任何自动机制。
正是德斯坦指责美元“无迅速回归均衡状态的任何自动机制”的话，提醒并引起了美国政府智库们的高度重视，成为了日后把债务工具选择延伸和应用到石油等大宗商品上的动因。
可见，“石油美元体系”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只不过是将黄金或外国央行的美元储备换成了销售石油等大宗商品的美元而已。其存在价值就是满足美国财政部融资需要，其强盗性的运行逻辑就是美国对产油国石油资源资产的洗劫和向全球征收铸币税（当下，由于美国已创建了全球性的金融资本市场，并造出了更多货币型的金融工具，使石油美元体系已经微不足道，甚至才有议员提出应放弃石油美元体系）。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布局，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和石油禁运后，美国时任财政部长的西蒙秘密飞到沙特，去见沙特石油大臣亚玛尼，也是首任欧佩克秘书长，告诉他：你们想把油价涨多高我们不管，但是要想不让美国人与你们为敌，你们必须接受一个条件，就是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
同时，基辛格国务卿利用与沙特皇室成员的亲密关系，不断向沙特传达“他们已别无选择”，要么乖乖地合作，接受美国的全盘计划；要么拒绝合作，然后遭遇像摩萨台一样的下场（穆罕默德·摩萨台，1951年出任民选伊朗首相，因把伊朗石油工业进行国有化，在英国军情六处要求下，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了一场政变，1953年8月19日摩萨台被推翻）。
在系统性的诱惑、威逼和劝导下，沙特政府成为第一个与美国达成合作的欧佩克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石油贸易协议。在这些所谓“不可动摇的协议”中，沙特同意将“美元”作为出口石油唯一的定价和结算货币，并把销售石油所取得的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再回流到美国（therecycling of petrodollars）。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不谋求推翻沙特王室。
1975年基辛格进一步要求沙特作为欧佩克的主要成员国，说服其它产油国使用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最终，又与欧佩克签署协议，规定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
石油与美元“挂钩”由此成为世界共识，只要想买石油你手中就必须要持有美元，致使所有石油消费国又不得不把美元作为其主要储备货币。这样，不仅石油成为美元流出美国本土后有效的沉淀池，而且，形成了石油贸易以美元计价、结算和回流的机制。
至此，石油美元横空出世，一个完整的石油美元回流机制像吸血蝙蝠一样开始在黑暗中吸吮着产油国的财富！
美国暗度陈仓
1971年8月15日，美国摧毁了1944年由其自己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废除了金本位制，单方面终止按承诺兑换黄金。这使全球深陷无锚货币将被洗劫的恐惧之中。
随着石油美元回流机制高速运行，随着不断发生的由人操纵的石油供给中断、产油国地区的局部战争以及媒体的喧嚣、洗脑，使石油美元就是“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甚至将原油称为黑金去等同于黄金，称“石油美元是美元的本位”之类的观点也都变成了一些国家决策者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在中国的当下，也不乏类似的观点屡屡见诸媒体之上。于是，石油美元竟被供上了神坛。
但略微学过一点货币金融学的人都会知道，黄金作为美元货币发行锚的必要前提条件是：美国必须要有自有的黄金作为抵押物。也就是因为美国自有黄金储备量不足才会自食其言，才会废除金本位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然而，当人们接受“石油美元是美元本位”的观点后，就将美元绑定在了石油上，而全球的石油资源及其生产量不属于美国一家所有，因此，这种本位制的必要条件就不存在了。
但是，即使这种货币发行的基础逻辑都不存在了，只要有人相信，不信也无妨，美国都会不断地用类似的谎言对全世界进行战略欺骗，以暗度陈仓的方式掩饰美元真正的本位，即债务本位制，以美国债务作为其货币发行的锚。
因此，石油美元的实质仅是美国将1968年以来为了解决财政赤字的债务融资工具模式通过石油美元回流机制成功地拓展到了石油上，以及为随后美联储持续的货币超发创造通货膨胀寻找到的最合适的“寄居壳”而已。
可见，石油美元不是美元霸权的全部，更不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全部，所以，凡以为打倒了石油美元就能打倒美元霸权的认识不过是本末倒置下的隔靴搔痒。
那美国究竟是如何发钞的？
从美元发行机制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即美国的中央银行，其发行美元的渠道主要有三个，一是购买美国国债，二是再贴现贷款，三是根据其它储备资产（如黄金、特别提款权等）购买而发行。
其中，购买美国国债是其货币发行的主要渠道，约占其货币总发行量的80%左右。简单地讲，就是美国财政部向社会发行国债，美联储用其印刷的美元（当下开始采用电子记账，已经不用印刷那么多纸钞了）支付给财政部，来购买这些国债。美国财政部获得对应的美元后，执行政府的预算支出，从而将基础货币注入经济体。
该机制神奇之处在于，只要美国财政部不断借债，就能有源源不断的基础货币被注入经济体（此时跟石油、黄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因此，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失去货币锚的美元实际使用的美国债务需要作为其货币锚。而其年度债务上限，必须通过美国国会的表决确定。也就是说，美元的货币锚不是黄金、更不是由原油等实物资产，而是由美国国会根据美国政府的债务需要进行的确认。
再贴现贷款是指商业银行通过持有的合格有价证券，到美联储那里获得相应贷款的行为。另外，美联储也可通过购入黄金等来向经济体注入基础货币。因此，美联储只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购入大量的黄金，即用纸钞买黄金。而不是用财政盈余买黄金。所以，在全世界央行的黄金储备排名中，美联储的黄金持有量不第一都难。
由货币金融学可知，商业银行只要向央行上缴一定比例的准备金后就可对外放贷（即存款准备金制度）。因此，商业银行系统对经济体产生的货币供给就会远大于基础货币量，而这一过程就是货币创造的过程，所产生的货币被称为派生货币。它与基础货币之比被称为货币乘数。公式为：货币乘数= 货币供给/基础货币= （流通现金+活期存款）/（流通现金+准备金）
从式中可以看出，影响货币乘数的几个因素包括：准备金率，现金流通比率，以及定期与活期存款的比率。
若假设相关贷款企业均采用转账结算（即不提现，无流通现金），且存款为活期，则上述公式可简化为：货币乘数=1/准备金率。若准备金率是20%，那么货币乘数就是5。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创造出了5倍的基础货币可供经济运转（但实际要比这个值大）。
而美元基础货币供给量、创造量、流动速度、流动方向等又是由美联储通对存款准备金率、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利率三个最主要工具进行调控实现的。
看到此时，类似的“石油美元是美元本位”或“石油是美元货币锚”之说你还信吗？
就因美国政府有着巨大的举债花钱的冲动，才有了总统与国会之间无休无止的财政预算的博弈，才有了政府不断关门和公务员被不断延长无薪休假事件的发生。
近60年来，美国联邦债务每年都在增加。1958年赤字开始时，其债务仅为2800亿美元，但到了特朗普就任以来，国债总额以每年1万亿美元的速度继续增长，至2019年2月11日，美国国债总额达到了22.0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比1958年增长了近79倍。
若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2028年美国债务至少将达到40万亿美元，也就是美国债务10年后或达GDP的250%，无论谁是当时的总统，一是无法偿还，二是债务危机还会发生，并且还会波及全球。
替代石油美元的设想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立在美国一国经济基础上的，以美元一国货币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和支付货币。若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则国际储备资产就不能满足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就会发生美元供不应求的短缺现象——美元荒；若美国的国际收支长期保持逆差，则国际储备资产就会发生过剩现象，造成美元泛滥——美元灾，进而导致美元危机。这一问题是上世纪50年代由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提出的，所以，又被称为特里芬两难。
它揭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稳定性和垮台的必然性。尽管如此，“固执”的美国人还是依托债务锚将美元强行做大。在近60年的运作下，通过货币创造已成功地将天量美元输入到了全球，并持续推高了全球资本、资源资产价格以及频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当下，全球180多万亿美元流动资产中有70％是美元资产。即使如此，全球都未能找到化解特里芬两难的有效方法。
为了走出两难和降低被洗劫的损失，人们也曾有过替代石油美元的战略构想。特别是那些被美国制裁的产油国，以及被制裁的消费国，这种欲望会更加强烈。
在前三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各种货币曾经与石油美元进行博弈的历史，揭示了它们在其各自国家中所处的战略层级、使用领域以及存在的风险。
尽管委内瑞拉推出的“石油币”是宏观战术层面的石油货币，但其法定货币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成员，不被世界普遍接受而只能退位到其国内微观战役层面；尽管“石油欧元”对于欧盟来说应属于中观战术层面的工具，但因其在国际政治、军事，甚至是经济层面都受制于美国的牵制，即使在特朗普终止“伊核协议”的危机发生，直接影响到了欧盟的原油供给安全，欧盟及其大国也不敢用“石油欧元”去完全替代“石油美元”，即使想成立SPV用欧元替代美元进行一般货物贸易结算，也都尽可能不讲用“石油欧元”替代“石油美元”。
所以，从战略地位分型上看，无论是虚拟货币还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当下都无法替代美元作为石油美元的地位。
更何况，替代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必要条件，那就是，替代货币是否比被替代的美元更加保值、波动性更小和流动性足够大，也就是说，它一定应该是国际储备货币和全球支付市场的魁首。
从2018年7月份SDR货币篮子中的成员表现看，美元在全球支付市场占比38.99%，排名第一位；欧元占比34.71%，排第二位；英镑占比7.35%，排第三位；日元占比3.44%，排全球第四；人民币占比2.04%，排名第五位。可见，最优的可成为替代石油美元的只有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不仅在全球支付市场的占比过低，而且被各国作为储备货币的权重也低，因此，流动性不足是这三种货币无法施展武功替代美元的死穴。
因此，在其他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国际主要货币保值特征和波动性看，也有类似的特征。
从2001年2月31日至2008年3月31日的升值段看：除欧元外，其他SDR一篮子货币升值都不如美元，为此这也正是中东产油国极力想使用欧元进行原油贸易计价、结算的主要原因和动力，这也正是第三篇文章“由‘石油欧元’形成的死亡陷阱游戏”中讲过的美国必然要将那些产油国带入死亡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对于欧洲各国来说，继续使用美元进行原油贸易，从币值的角度看欧洲各国是降低了用油成本，所以，在此期间，欧盟不可能有动力去迎合产油国的需求改变原油的交易币种。
从2008年3月31日至2019年2月28日贬值段看，欧元和英镑贬值幅度比美元大，即使欧洲各国想用欧元结算，产油国也不愿意接受比美元贬值更快的货币进行原油贸易；日元虽然相对于美元坚挺，但因其国际化地位不够，而不被产油国接受；虽然人民币受美国的压力还在坚挺，但也是因为国际化程度不够而不被产油国普遍接受，所以，使得相对坚挺的美元依旧被产油国和消费国普遍接受作为原油计价和结算货币。
从2001年2月31日至2019年2月28日全段看，除欧元外，英镑、日元、人民币、加元、卢布相对美元都在贬值，因此，产油国不可能愿意接受这种贬值货币作为原油贸易的计价与结算货币。
就因世界各国都在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才让美元可以在美联储加息、减息一波波调整中坐稳霸权交椅；就因美元被不断超量注水，才迫使各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得不跟随量化宽松，进而，使外汇市场漪澜不断，贬值波涛竞相互扰，形成了一篮子的劣币，迫使人们不得不在这一篮子的烂苹果中去挑出相对好一些的那个烂苹果——美元。
进而，致使当下替代石油美元的设想只能停留在梦想之中。
石油美元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凯恩斯早在1920年就曾提出：通货膨胀是政府在不经过投票时以无人能察觉的方式向民众征税。实际上，在这一百年中，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在通过印钞刻意制造着通货膨胀，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拉动本国经济发展和抗衡主要货币的贬值。
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成后，由于美元具有了国际储备货币和贸易中使用量最大规模的货币特征，使美国超发的货币不仅只是要拉动美国国内经济，还赋予了它向全球隐蔽性征缴铸币税的特权，以及可以将其国内经济危机引向全球的不可抗力。
从美国能源署公布的数据看（见下图），若按1968年不变价计算，这51年来的WTI平均油价为每桶7.41美元，最高价为每桶14.97美元，最低价为每桶2.58美元，标准差3.74，峰度为-0.83。如果按2018年的不变价计算（实际油价），标准差为27.17。
表面上看，WTI油价波动得非常剧烈，但实际上，剔除美元实际购买力波动性下跌因素的影响，WTI油价的波动性非常小，前者波动性不到后者的八分之一。
也就是说，按1968年不变价计算出的油价波动率相当低。因此可以认为，油价的波动性来自美国国内物价指数的波动，而其物价指数的波动性又来自美元的超发，进而，使美元的实际购买力直接决定了以美元计价的原油价格。
更重要的是，美国通过不间断、持续、有计划性地让美元贬值，实质性地降低了产油国原油的资源资产价值。若用实际油价减去名义油价即可得出原油生产国对消费国用油的实际补贴值（见上图虚线所示）。
依照这种逻辑推理，石油美元不仅确保了用油价格的相对稳定，而且确保了长期低于实际资源资产价值在用油，通过美元的贬值来让产油国对美国进行补贴，并通过货币回流机制再征收铸币税。
对于其他原油消费国来说，问题要稍微复杂点。但只要其本币盯住美元或在贬值期比美元贬值速度慢，或在升值期比美元升值快，也可以分享到由石油美元为资源国原油定价而带来的特有的产油国补贴。
例如，瑞士可以在汇率波动中充分享受石油美元从产油国那里攫取来的补贴，但其他使用非美元货币的国家只能是部分享受这种补贴，如在升值阶段的欧元，在贬值阶段的日元。但也有些国家享受不到或仅能享受很少的一点点补贴，比如中国。
在美元霸权地位尚存的情况下，用谁家的货币作为原油贸易的定价结算货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上，计价货币（如美元）是否对你自己国家的国民征收了铸币税？是否通过国际金融市场降低了铸币税税率？是否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状况有效地规避了该货币对本国进出口贸易带来的风险？对实体企业来说，是否利用了石油金融工程工具有效地规避了原油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在理性分析了这些类似的战略和战术层面的问题后，请问：当下还有必要非哭着闹着去替代石油美元吗？石油美元有那么可恶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真正可恶的是特里芬两难下的美元，而不是鸡肋般的石油美元！
客观地看，即使人民币国际化了，取代了美元，也同样要面临特里芬两难的问题。
今天，如果总将眼睛盯在替代石油美元的井里，那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会更加艰辛和遥遥无期。所以，当下的我们可做的就是利用智慧创造更多的避险工具，并充分利用它们和现有市场避险，直到可以破解特里芬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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