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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风险，我们不是理性的经济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丹尼尔·卡尼曼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丹尼尔·卡尼曼的书《思考 快与慢》中的观点，关于这本书可谓赞誉无数，我们先来看看：
而我也带着极低的智商，不分日夜的拜读了这部神作。作为凡夫俗子的我在做了大量手写笔记、电子书标记，辅以思维导图、幕布分析和大量的搜索之后，才窥见一二。后来逛这本书的书评论坛才发现，原来是翻译搞的鬼（其实也可能是我智商真的很低），相比之下网友推荐的台湾版叫《快思慢想》虽是繁体字，但翻译的水平很高，通俗易懂，对比之后我发发现，原来知识的壁垒很多是人为的故弄玄虚，加上所谓的“知识付费”，更让真知灼见离我这类凡夫俗子越来越远。
“如果你很在意自己在值得明睿智，那么说话时就言简意赅吧，能用简单句的时候就别用复杂句。”——丹尼尔·卡尼曼
好了闲话少叙，我们进入正题，为什么“面对风险，我们不是理性的经济人“？
因为丹尼尔·卡尼曼他的团队发现了不论是经济学家、专业学生还是普通人，在面对日常工作、生活、投资当中所有决策时，几乎都表现出了不同的效应，而这些效应有些是充满偏差的，就是和理性不符，并且遵从了不同的偏好，以致于放弃了该坚持的投资，选择了不够理性的坚持。特别是在风险之下时，比如面对较大机率的收益时，选择规避风险，而面对可能会有较大的损失时，却选择冒险。而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都认为所做的选择是正确的，实际上“决策”也许已经偏离理性……
请看下面这两个问题：
问题1：
问题2：
你很可能会在问题1中选择规避风险，即A答案，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得到900美元的主观价值肯定比有90%的可能性得到1000美元的价值要大。
现在来看你对问题2的选择。如果与其他大多数人一样，你在这个问题中就会选择风险追求，即D答案。这次问题2选择冒险的理由与在问题1中选择规避风险的理由如出一辙，即“必定会损失900美元”的负面影响比“有90%的可能性损失1000美元”的负面影响要大。必定的损失肯定会令人反感，也会使你倾向于愿意冒险一试。我们以后就会发现，对可能性的评估（90%对应100%）会导致问题1中的风险规避和问题2中的选择冒险这两种不同做法。
为了更明白地说明风险规避的分析，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风险规避及风险追求的，请看下面这个选择：有 85% 机会去赢 1,000 美元（但是有 15%的机会什么都没有 ），和现在就拿到 800 美元，这是确定的，没有风险的。 绝大部分的人会选择确定的 800 美元，而不要赌一下，虽然如果赌赢的话会拿的钱更多 。 金钱赌局的预期是一个加权的平均值，而每一个可能的结果是用它发生的机率来加权 。 在这例子中，赌局的期望值是 0.85×1,000 美元+0.15×0 美元＝ 850 美元，超过确定的 800 美元。 这种偏好确定的获得，就是一个风险规避的例子 。 一般来说，偏好一个确定的结果而不选择有比较高或相同的期望值的赌局，叫做「 风险规避 」（risk averse）。 拒绝的结果，去选择比较低或同样期望值的赌局，就叫做「 风险追求 」（risk seeking）。显示了人们在获利概率大时选择规避风险，在损失概率大时选择冒险。
这其中涉及一个概念叫做“损失厌恶”：损失厌恶，表明了获得某笔钱的吸引力要弱于人们想要规避某笔损失的意愿。在面对选择有同等概率的赌注时：可能的收益的吸引力并不足以抵消可能的损失带来的厌恶。
在获益的情况下选择风险规避和在损失的情况下选择风险追求是错的吗？答案是不一定，但人们一定要知道自己做这样选择的原因。
假设参与问题调查的总人数是N；每一个选项的被选百分比，列在该案末尾的括号中 。
问题一（ N ＝ 152）：想象美国在准备应付一场不寻常的亚洲疾病爆发，专家预期它会杀死 600 人 。 他们提出两个对付这个疾病的项目 。
这两个项目的科学估计如下：
假如采取 A 案，可以救 200 人 。 （72%）
假如采取 B 案，有三分之一的机会，这 600 人可以获救，三分之二的机会没有人获救 。（28%）
你会选哪一个？
问题一提供了一个参考点：这个疾病会夺去 600 人的生命。 这两个专案的结果都包括了参考点以及正向陈述（ 有多少人获救 ）。 正如我们预期的，大部分人偏好风险规避：大部分的人喜欢确定可以救 200 个人，而不喜欢有三分之一机会救 600 人的赌局。 现在请想象另一个问题，同样的故事，但是不同的描述方式 。
问题二（N＝155）
假如采用项目 C，400 人会死 。 （22%）
假如采用项目 D，在这 600 人中，有三分之一的机会没人会死，有三分之二的机会 600 人会死 。（78%）
你很容易看出问题二的 C 和 D 选项跟问题一的 A 和 B 选项，在实质上是完全相同的 。 但是问题二所假设的偏好（ 参考点 ）是没有人死于这个疾病，最好的结果是维持这个偏好情况 。 但它的陈述是用死于这个疾病的人数来测量损失，用这个方式来评估选项时，大部分人会采取风险寻求，也就是选 D 而不会选 C，因为不愿 400 人确定会死亡。 的确，实验结果显示：在问题二中，人们采取风险寻求，不像问题一中，人们采取风险规避 。这个不变性的失败，非常的普遍且效应很强 。 即使再有经验、受过统计训练的专家中也是如此 。而且它很难去除，即使给同一个人，相隔几分钟，做这两个问题，结果仍然一样 。 受试者的反应很令人困惑，即使在重新读这两个问题后，他们仍然希望在「 拯救生命 」版本中采取风险规避,在「失去生命」的版本中采取风险寻求 。他们也希望服从不变性，对这两个版本给出一致性的答案 。 在他们的倔强中，框架效应比较像知觉的错觉，而不像计算的错误 。
下面这两个问题所引发的偏好，违逆了理性选择的主流要求：
问题三（N＝86），请选择：
E. 25% 机会去赢 240 美元，75% 机会输 760 美元。 （0%）
F. 25% 机会去赢 250 美元，75% 机会输 750 美元。 （100%）
你很容易看到 F 是主控，的确，所有的受试者都选了 F。
问题四（N＝150），想象你面对下列并列的决策，
先检视两个决策，然后说明你的偏好 。
决策 (1)，请选择：
A：确定拿到 240 美元。 （84%）
B：25% 机会赢 1,000 美元，75% 机会什么都没得到。 （16%）
决策 (2)，请选择：
C：确定输 750 美元。 （13%）
D：75% 机会输 1,000 美元，25% 机会什么都不输。 （87%）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预期大部分的人在第一个决策中会风险规避，
而选择确定的 240 美元，不愿去赌，而在第二个决策中，有更多的人愿意去风险寻求，而不愿选择一定输的 750 美元。 事实上，有 73% 的受试者选A 和 D，只有 3% 选 B 和 C。 这同样的反应型态在修改过的版本中也一样看到，我们降低了赌注，大学部学生选择了他们可以真的玩的赌局 。 因为受试者是同时看到两个选择，他们还是选了 A 和 D，而没有选 B和 C。 这个复合的偏好其实是因为拒绝 B 和 C 的关系。 若增加「确定拿到 240 美元」（选项 A）的陈述到 D 选项中，会得到 25% 的机会赢 240 美元、75% 机会输 760 美元的结果，这正是问题三中 E 的选项。 同样的，若增加「 确定输 750 美元」（选项 C）到 B 选项中，可得到 25% 机会赢 250美元、75% 机会输 750 美元的结果，这正是问题三中的 F 选项。 所以框架的易接受度和 S 型价值函数在同时并列的决策问题中，产生了违逆主流的情形 。
这个结果令人不安，不变性是规范教条的核心，但是在直觉上和心理上不可行 。 的确，我们只看到两个方法可以确保不变性 。 第一是采取可以转变任何问题到同样典范表征的版本的程序 。 这个是给商学院学生标准训诫的理由，他们应该用全部资产去考虑每一个问题的决策，而不是用输和赢去想（Schlaifer 1959）。 这种方式可避免前面问题中出现的违逆不变性的现象 。 但是给忠告比去执行来得容易，除了在可能毁灭的情境中，考虑赢和输往往比考虑财富状态自然得多 。 此外，风险前景的典范表征需要把所有并列决策的结果综合起来看（ 如问题四 ），这即使在简单的问题中，都超越了直觉计算的能力 。 在别的情境，如安全、健康或生活质量，就更难了 。 我们应该劝告人们用疾病的整体死亡率，或是用跟这疾病有关的死亡人数做标准，去评估公共卫生政策（ 如问题一和二 ）的结果吗？
另一个可以保证不变异的方法是用他们实际精算的，而不是心理上的后果来评估选项 。 精算的标准对人的生活情境有些吸引力，但它很明显的不适用在财务的选择上，至少自白努利以来，一般都是这样认为的 。 它完全不适用于没有客观测量的结果上 。 我们下结论说，框架的不变性不可能成立，在某个选择上的信心并不能保证这个选择在另一个框架下会被选择 。 因此，用不同的框架去测试决策问题偏好的强度，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台湾繁体版《快思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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