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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風險，我們不是理性的經濟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丹尼爾·卡尼曼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丹尼爾·卡尼曼的書《思考 快與慢》中的觀點，關於這本書可謂讚譽無數，我們先來看看：
而我也帶著極低的智商，不分日夜的拜讀了這部神作。作為凡夫俗子的我在做了大量手寫筆記、電子書標記，輔以思維導圖、幕布分析和大量的搜索之後，才窺見一二。後來逛這本書的書評論壇才發現，原來是翻譯搞的鬼（其實也可能是我智商真的很低），相比之下網友推薦的臺灣版叫《快思慢想》雖是繁體字，但翻譯的水平很高，通俗易懂，對比之後我發發現，原來知識的壁壘很多是人為的故弄玄虛，加上所謂的“知識付費”，更讓真知灼見離我這類凡夫俗子越來越遠。
“如果你很在意自己在值得明睿智，那麼說話時就言簡意賅吧，能用簡單句的時候就別用複雜句。”——丹尼爾·卡尼曼
好了閒話少敘，我們進入正題，為什麼“面對風險，我們不是理性的經濟人“？
因為丹尼爾·卡尼曼他的團隊發現了不論是經濟學家、專業學生還是普通人，在面對日常工作、生活、投資當中所有決策時，幾乎都表現出了不同的效應，而這些效應有些是充滿偏差的，就是和理性不符，並且遵從了不同的偏好，以致於放棄了該堅持的投資，選擇了不夠理性的堅持。特別是在風險之下時，比如面對較大機率的收益時，選擇規避風險，而面對可能會有較大的損失時，卻選擇冒險。而我們總是在不知不覺中都認為所做的選擇是正確的，實際上“決策”也許已經偏離理性……
請看下面這兩個問題：
問題1：
問題2：
你很可能會在問題1中選擇規避風險，即A答案，大多數人都會這樣。得到900美元的主觀價值肯定比有90%的可能性得到1000美元的價值要大。
現在來看你對問題2的選擇。如果與其他大多數人一樣，你在這個問題中就會選擇風險追求，即D答案。這次問題2選擇冒險的理由與在問題1中選擇規避風險的理由如出一轍，即“必定會損失900美元”的負面影響比“有90%的可能性損失1000美元”的負面影響要大。必定的損失肯定會令人反感，也會使你傾向於願意冒險一試。我們以後就會發現，對可能性的評估（90%對應100%）會導致問題1中的風險規避和問題2中的選擇冒險這兩種不同做法。
為了更明白地說明風險規避的分析，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
為了說明這個風險規避及風險追求的，請看下面這個選擇：有 85% 機會去贏 1,000 美元（但是有 15%的機會什麼都沒有 ），和現在就拿到 800 美元，這是確定的，沒有風險的。 絕大部分的人會選擇確定的 800 美元，而不要賭一下，雖然如果賭贏的話會拿的錢更多 。 金錢賭局的預期是一個加權的平均值，而每一個可能的結果是用它發生的機率來加權 。 在這例子中，賭局的期望值是 0.85×1,000 美元+0.15×0 美元＝ 850 美元，超過確定的 800 美元。 這種偏好確定的獲得，就是一個風險規避的例子 。 一般來說，偏好一個確定的結果而不選擇有比較高或相同的期望值的賭局，叫做「 風險規避 」（risk averse）。 拒絕的結果，去選擇比較低或同樣期望值的賭局，就叫做「 風險追求 」（risk seeking）。顯示了人們在獲利概率大時選擇規避風險，在損失概率大時選擇冒險。
這其中涉及一個概念叫做“損失厭惡”：損失厭惡，表明了獲得某筆錢的吸引力要弱於人們想要規避某筆損失的意願。在面對選擇有同等概率的賭注時：可能的收益的吸引力並不足以抵消可能的損失帶來的厭惡。
在獲益的情況下選擇風險規避和在損失的情況下選擇風險追求是錯的嗎？答案是不一定，但人們一定要知道自己做這樣選擇的原因。
假設參與問題調查的總人數是N；每一個選項的被選百分比，列在該案末尾的括號中 。
問題一（ N ＝ 152）：想象美國在準備應付一場不尋常的亞洲疾病爆發，專家預期它會殺死 600 人 。 他們提出兩個對付這個疾病的項目 。
這兩個項目的科學估計如下：
假如採取 A 案，可以救 200 人 。 （72%）
假如採取 B 案，有三分之一的機會，這 600 人可以獲救，三分之二的機會沒有人獲救 。（28%）
你會選哪一個？
問題一提供了一個參考點：這個疾病會奪去 600 人的生命。 這兩個專案的結果都包括了參考點以及正向陳述（ 有多少人獲救 ）。 正如我們預期的，大部分人偏好風險規避：大部分的人喜歡確定可以救 200 個人，而不喜歡有三分之一機會救 600 人的賭局。 現在請想象另一個問題，同樣的故事，但是不同的描述方式 。
問題二（N＝155）
假如採用項目 C，400 人會死 。 （22%）
假如採用項目 D，在這 600 人中，有三分之一的機會沒人會死，有三分之二的機會 600 人會死 。（78%）
你很容易看出問題二的 C 和 D 選項跟問題一的 A 和 B 選項，在實質上是完全相同的 。 但是問題二所假設的偏好（ 參考點 ）是沒有人死於這個疾病，最好的結果是維持這個偏好情況 。 但它的陳述是用死於這個疾病的人數來測量損失，用這個方式來評估選項時，大部分人會採取風險尋求，也就是選 D 而不會選 C，因為不願 400 人確定會死亡。 的確，實驗結果顯示：在問題二中，人們採取風險尋求，不像問題一中，人們採取風險規避 。這個不變性的失敗，非常的普遍且效應很強 。 即使再有經驗、受過統計訓練的專家中也是如此 。而且它很難去除，即使給同一個人，相隔幾分鐘，做這兩個問題，結果仍然一樣 。 受試者的反應很令人困惑，即使在重新讀這兩個問題後，他們仍然希望在「 拯救生命 」版本中採取風險規避,在「失去生命」的版本中採取風險尋求 。他們也希望服從不變性，對這兩個版本給出一致性的答案 。 在他們的倔強中，框架效應比較像知覺的錯覺，而不像計算的錯誤 。
下面這兩個問題所引發的偏好，違逆了理性選擇的主流要求：
問題三（N＝86），請選擇：
E. 25% 機會去贏 240 美元，75% 機會輸 760 美元。 （0%）
F. 25% 機會去贏 250 美元，75% 機會輸 750 美元。 （100%）
你很容易看到 F 是主控，的確，所有的受試者都選了 F。
問題四（N＝150），想象你面對下列並列的決策，
先檢視兩個決策，然後說明你的偏好 。
決策 (1)，請選擇：
A：確定拿到 240 美元。 （84%）
B：25% 機會贏 1,000 美元，75% 機會什麼都沒得到。 （16%）
決策 (2)，請選擇：
C：確定輸 750 美元。 （13%）
D：75% 機會輸 1,000 美元，25% 機會什麼都不輸。 （87%）
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預期大部分的人在第一個決策中會風險規避，
而選擇確定的 240 美元，不願去賭，而在第二個決策中，有更多的人願意去風險尋求，而不願選擇一定輸的 750 美元。 事實上，有 73% 的受試者選A 和 D，只有 3% 選 B 和 C。 這同樣的反應型態在修改過的版本中也一樣看到，我們降低了賭注，大學部學生選擇了他們可以真的玩的賭局 。 因為受試者是同時看到兩個選擇，他們還是選了 A 和 D，而沒有選 B和 C。 這個複合的偏好其實是因為拒絕 B 和 C 的關係。 若增加「確定拿到 240 美元」（選項 A）的陳述到 D 選項中，會得到 25% 的機會贏 240 美元、75% 機會輸 760 美元的結果，這正是問題三中 E 的選項。 同樣的，若增加「 確定輸 750 美元」（選項 C）到 B 選項中，可得到 25% 機會贏 250美元、75% 機會輸 750 美元的結果，這正是問題三中的 F 選項。 所以框架的易接受度和 S 型價值函數在同時並列的決策問題中，產生了違逆主流的情形 。
這個結果令人不安，不變性是規範教條的核心，但是在直覺上和心理上不可行 。 的確，我們只看到兩個方法可以確保不變性 。 第一是採取可以轉變任何問題到同樣典範表徵的版本的程序 。 這個是給商學院學生標準訓誡的理由，他們應該用全部資產去考慮每一個問題的決策，而不是用輸和贏去想（Schlaifer 1959）。 這種方式可避免前面問題中出現的違逆不變性的現象 。 但是給忠告比去執行來得容易，除了在可能毀滅的情境中，考慮贏和輸往往比考慮財富狀態自然得多 。 此外，風險前景的典範表徵需要把所有並列決策的結果綜合起來看（ 如問題四 ），這即使在簡單的問題中，都超越了直覺計算的能力 。 在別的情境，如安全、健康或生活質量，就更難了 。 我們應該勸告人們用疾病的整體死亡率，或是用跟這疾病有關的死亡人數做標準，去評估公共衛生政策（ 如問題一和二 ）的結果嗎？
另一個可以保證不變異的方法是用他們實際精算的，而不是心理上的後果來評估選項 。 精算的標準對人的生活情境有些吸引力，但它很明顯的不適用在財務的選擇上，至少自白努利以來，一般都是這樣認為的 。 它完全不適用於沒有客觀測量的結果上 。 我們下結論說，框架的不變性不可能成立，在某個選擇上的信心並不能保證這個選擇在另一個框架下會被選擇 。 因此，用不同的框架去測試決策問題偏好的強度，是一個很好的方式。——臺灣繁體版《快思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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