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堅定地支持中醫發展，不僅是對民族優良傳統的珍視，更是對科學精神的真正堅持。多元開放而不是壟斷霸道，才是科學精神的題中應有之義。
科學的威信需要用謊言來維護嗎
有位近代史上的偉人，曾經是位西醫，在身患肝癌、藥石無靈之際，有人勸他嘗試一下中醫。他不願意，這不奇怪。也許他能感覺到自己已經病入膏肓沒有希望了，也許他信不過中醫，不想嘗試，也許他像那些得了乳腺癌卻不願手術的人一樣害怕折騰受苦，這些都是很正當的理由。他願意放棄治療也是他的權利。奇怪的是他的理由，他說："中國的藥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診斷的知識卻缺如。不能診斷，如何用藥？毋須服。"
而另一位曾經學過西醫的大文豪卻因此而大為感動，說"人當瀕危之際，大抵是什麼也肯嘗試的，而他對於自己的生命，也仍有這樣分明的理智和堅定的意志。"
莫名其妙的理由，莫名其妙的感動，莫名其妙的“理智”！
也許是由於病重的緣故吧？顯然，這位病人的思路是混亂的。中醫當然不能保證將他的晚期肝癌治好，尤其是在耽誤了那麼長的時間，西醫已經束手無策之際。他至多能說，中醫診斷的思路和話語，無法在西方醫學的體系裡得到辯護和證明，中醫不是西方意義上的近代科學。他也可以說，中醫治病也不能百分之百成功（這都是廢話，西醫也是一樣的）。無論如何，他都不能以此來否定他所承認的中醫可能將病治好的事實。當然，即使中醫能把他的肝癌治好，他仍然能用上述理由不承認中醫是科學。然而，中醫是不是“科學”，與中醫能否治療疾病，毫無關係。假如他的目標真是要治療疾病，恢復健康，他拒絕中醫治療的那些理由就很荒唐。
除非他有個更加"高尚"而"令人感動"的目標，那就是不惜個人的生命和健康，一心一意地捍衛"科學"的聲譽，防止中醫"藉機"坐大。我們不禁要問：科學難道不是為人服務的嗎？難道我們必須要做科學的奴隸嗎？
還有兩位鼎鼎大名的歷史學家梁啟超和胡適的舉動也頗堪玩味。當時國內最好的西醫機構協和醫院出了醫療事故，誤割了梁啟超健康的腎臟。而胡適一向蔑視和攻擊的中醫，卻治好了他的疾病。結果，兩位強調科學精神的歷史學家，卻不約而同地都對此採取了隱瞞和否認的態度，其動機都是擔心國人因此而排斥西醫，懷疑科學。中國人民大學張鳴教授肯定他們不以"個體案例否定全體"，不因個人的經歷而否定西醫和科學，這是對的，是符合科學精神的。
而事情還有另外一面，難道就能以全體來否定個案了嗎?科學的威信需要用謊言來維護嗎？在肯定科學價值的同時，這些以科學精神自任的學界領袖們，為何在這些個體案例上不敢承認西醫的不足和中醫的療效？顯然，這些近代的名人們在中西醫問題上，深受唯科學主義的影響，並不真正理解科學精神，誤將科學當作不可懷疑和批判的神聖教條頂禮膜拜，甚至不惜隱瞞真相。在這樣的思想領袖的誤導之下，今天許多中國人沒有成為科學精神的主人，反而變成了缺乏懷疑和批判精神的"科奴"。這是科學的異化，它是傳統思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現代表現，違背了科學精神。
排斥中醫是以"科學"的名義侵害民眾權益
紛擾多時的中醫爭論主要糾纏在中醫是否科學的問題上。其實，究竟把中醫稱作科學、東方科學還是偽科學，與務實的老百姓並無多大關係，那不過是如何定義科學的修辭學問題，關鍵還是療效問題。其實，西方學界一般也並不把醫學視為科學。20世紀科學哲學的發展，使人們認識到，不僅具體的科學知識都是可錯的，也不存在可以保證科學必然優越於非科學實踐傳統的所謂"科學方法"。而科學社會學則更深刻地揭示了科學與人類其他實踐活動一樣，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並不是中立於文化的絕對標杆。另一方面，科學之外的醫療實踐也常常能有效治療疾病。既然是否"科學"與是否有效二者之間並無必然關係，將近代實驗科學作為真理的惟一標準來裁判中醫，就不過是唯科學主義的偏見而已，缺乏學理依據。
中醫作為歷史悠久的治療傳統，效果早已經為人們日常實踐所驗證，為民眾所嚴重依賴，草根階層更是迫切需要。因此，對中醫採取什麼樣的政策，絕不僅僅是純粹學術探討的事，它涉及民眾的切身利益，必須要認真聆聽民眾的聲音。
從醫療市場的角度而言，中醫是和西醫相互補充、競爭的保健與醫療提供者。中醫的命運應該由消費者的市場行為決定。如果中醫果然有害無益，市場自然會將其淘汰。以所謂"科學"的名義排斥中醫，不僅僅侵害了中醫從業人員的權利，更是無端侵害了消費者的選擇權利。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是美國著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就曾對美國醫療市場上排斥或歧視替代醫療傳統的做法提出過激烈的批評。他在經濟學名著《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指出，對醫療業務施加限制，只允許按照流行的正統做法來壟斷醫療市場，必然會減少進行醫療試驗的數量，從而減緩了醫學知識的發展速度，提高了醫療保健的市場價格。這是在侵害患者的合法權益。
壟斷霸道是“偽科學精神”
眾所矚目的中醫論爭，也是各類名人展現自身素質的大舞臺。某些名人借明星不幸逝世的個案來炒作生事的惡俗之舉，不僅受到廣大網民的激烈抨擊，也被有關部門斥為無德，不提也罷。倒是著名西醫凌峰力挺中醫，值得我們深思。
作為神經外科的權威人士，凌峰女士在長期救死扶傷的醫療實踐中，深刻地體會到了中西醫結合給病人帶來的好處。所以，她胸懷寬廣，沒有門戶之見，不排斥中醫，真正從病人的利益出發，實事求是，是堅持科學精神的楷模。
而某些唯科學主義者則不然，他們宣稱只有近代科學才是衡量一切知識的標準，將中醫當作偽科學來打擊。這實際上是把唯科學主義冒充為科學精神，可以說他們是在宣傳一種"偽科學精神"。畢竟，多元開放而不是壟斷霸道，才是科學精神的題中應有之義。
與唯科學主義者截然相反，國內的一些"科學文化人"堅持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統一，堅持多元文化觀。他們認為，今天我們通常所說的現代科學，其實也只是無數地方性知識中的一種。因此，必須充分尊重不同文化的價值，對非主流觀點敞開發言渠道，尊重科學之外的文化形式。要緊的不是如何才能消除歧見，而是如何才能地豐富人類的思想存量，保全和發展人類文化的多樣性。
具體到中醫，他們認為，現代還原論科學並不是真理的化身，不能將現代還原論科學作為衡量人類文明的唯一標準。中醫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歷史悠久，療效明顯，為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做出過並且仍然在做出不可替代的重要貢獻。中醫作為醫療手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容置疑。
以上這些被論敵汙衊為"反科學文化人"的觀點是否過於偏激呢？不是！2007年春中國科學院在《關於科學理念的宣言》中，明確要求科學工作者"避免把科學知識凌駕其他知識之上"。這應該說代表了中國科學界的主流心聲。
是不是像少數人猜測的那樣，堂堂中國科學院為一小撮"反科學文化人"所"忽悠"，違反了科學精神呢？絕非如此！這是中國最高科學機構順應時代潮流，與國際科學界先進文化接軌的產物。199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辦的世界科學大會發表了《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宣言》，明確指出：傳統和民間知識是認識世界和了解世界的重要手段，在歷史上曾經對科學技術做出過重要的貢獻，必須保存、保護、研究和發揚這種文化遺產和實際經驗知識。
會議主張，現代科學不是惟一的知識。傳統社會孕育並完善了各自的知識體系，涉及到人類生活的諸多領域。這些知識體系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它們不僅蘊含著現代科學迄今尚未了解的信息，而且也是世界上其他生活方式、社會與自然之間存在著的其他關係以及獲取與創造知識的其他方式的反映。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科學家們越來越從單一角度看待自然世界。因此，有必要採取特別行動，保護和培育這一脆弱而又多樣化的世界遺產。
在目前中醫論爭中，有人雖然承認中醫的醫療實踐中包含了有效的、寶貴的經驗。但是，他們認為中醫作為知識體系是偽科學，提出要廢除中醫的知識體系，只保留經過所謂科學方法審核後可以為近代科學所認可的某些中藥和治療方法，即所謂的“廢醫存藥”或者“廢醫驗藥”。
然而，世界科學大會對待傳統知識的態度卻與此迥然有別。會議特別提醒，應促進對傳統知識系統的全面瞭解和運用，而不應根據人為的判斷片面來利用對科學和技術有用的成分，應該在科學知識和傳統知識之間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繫，促使雙方共同進步。
因此，西方學界與主流社會正逐漸擺脫偏見，開始重視近代西方科學醫學之外的各種替代醫學傳統的價值。例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作為西方醫學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近年來不斷加大對包括中醫在內的替代醫療研究的資助力度，表現出了令人讚賞的科學態度。
因此，在中國堅定地支持中醫發展，不僅是對民族優良傳統的尊重，更是對科學精神的真正堅持。
中醫應堅持自己的傳統
許多認為中醫不夠“科學”的人，往往承認中醫在診斷和治療上是有效的，但批評中醫缺乏“科學”的理論，不過是經驗的總結，所以只是一種地方性的知識，不夠普遍化，需要像西醫那樣“科學化”和“現代化”。然而，這種觀點在科學哲學上是過時的，按照當代科學哲學的新發展——科學實踐哲學的觀點，中醫應堅持自己的傳統。
科學實踐哲學認為，即使是現代高度理論化的科學，也同樣是地方性知識。因為，現代科學知識的發現與辯護都要依賴於特定的與境（context），這不僅包括概念、理論意義上的“語境”，也包括了相關科學實驗操作的環境、條件等等。伽利略發現了自由落體定律。顯然，它不能在秋風落葉中得到辯護和證實，必須要在實驗室抽真空的情形下，才能見證羽毛和硬幣一同下落的“奇蹟”。哥白尼的地動說，也必須要在伽利略的相對運動的理論框架中，才能得到有力的辯護。
現代科學所發現的科學規律，並非是自然現象所直接顯現出來的內容，它是科學家們通過科學實踐，用實驗室的人工環境和理論框架艱難地構建出來的，其有效性也必須要這種人工環境和理論語境中才能得到比較嚴格的證明。從這個角度看，科學知識其實也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只不過這種地方性，並不受民族、國家等地理方面的限制。它的地方性體現在實驗室的人工環境與科學理論的話語語境兩個方面。一旦我們脫離了實驗室嚴格控制的條件，它就"失效"了。因此，以現代科學為標準來強求中醫，就是以一種地方性知識來強求另外一種，是毫無道理的。
而我們所豔稱的"科學普遍性"，並非是在不依賴任何語境意義上說的，而是指科學知識"原則上"可以普遍地應用。美國著名哲學家約瑟夫·勞斯把這個意義上的科學知識普遍性，稱之為科學的"標準化"。科學知識的應用，同樣離不開相關的"與境"，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整體框架與按照實驗室條件所規範的人工環境。科學知識之所以看起來普遍有效，恰恰是因為我們用科學文化的語言改造了整個社會文化的語言，改造了應用科學技術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把整個社會以及人類力所能及的自然環境改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實驗室。只有在此情形之下，科學才能表現出其真理性。可見，"科學普遍性"是複雜的社會實踐的結果，依賴於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依賴於相應的社會實踐，依賴於巨大的文化資源和物質投入。
在這一"普遍性"的意義上，中醫與現代科學的差別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質上的。鑑於二者在文化資源和投入上的巨大差距，很難說究竟誰更有效率。其實，如量子力學波粒二象性、相對論的時空觀，要為普通人士乃至職業科學家們所接受也並不容易。而中醫在治療其他民族的病人也同樣有效，也正逐漸為外國學者所接受和掌握。其次，我們之所以覺得現代科學比中醫要"概念明晰"，其實是因為我們接受了整個西方文化的全面洗腦，而缺乏中國傳統的文化培養。西學東漸之初，中國人沒有接受西方文化的基本思路時，反而覺得中國人的"天人合一"、陰陽五行的思想天經地義、清楚明白，而西人的思路則難以理解。
如果脫離了中醫今天在異質的近代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不利處境，泛泛地談中醫理論概念不明晰，認為中醫的出路在於首先明晰相關概念的話，所謂概念澄清就很可能會以西方文化為基準而展開，那是一種變相的以西醫思路改造中醫的路線，是沒有前途的。
我認為中醫的復興，需要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和再創造提供良好的文化環境和更多的物質投入。這並不意味著，中醫要坐等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因為二者是相互促進的。從科學實踐哲學的角度看，西方科學傳統作為地方性的文化，逐步獲得了全球的主導地位，自然與西方文化的強勢地位有關，歸根結底是由於其強有力的實踐操作。例如，當年牛頓的微積分，概念很不明晰，但是由於其強大的解決問題能力，數學家們很早就接受了它，許多年後才澄清概念。
所以，中醫的發展關鍵不是要在西方文化的語境中去澄清概念，而是要堅持自己的獨立傳統，不以西方話語來否定和懷疑在實踐中行之有效的中醫理論，營造有利於中醫按照自身規律獨立發展的軟硬環境，不斷提高醫療實踐的能力，圍繞醫療實踐來發展理論，明晰概念。當越來越多的人都能通過中醫的實踐有效性，接受陰陽五行經絡臟腑理論的真理性，逐步消除以源於西方文化的理論框架為唯一判斷基礎的偏見時，中醫的"科學性"問題就徹底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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