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王船山已是四百年——黃守愚序《王船山語錄序》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王船山已是四百年——黄守愚序《王船山语录序》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王船山已是四百年——黄守愚序《王船山语录序》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王船山已是四百年——黄守愚序《王船山语录序》

王船山語錄序

黃守愚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姜齋、南嶽賣姜翁。晚年隱居湘水之西石船山下,自署船山病叟、南嶽遺民,學者遂稱其為船山先生,世稱王船山。他是證成世界的湖湘文化代表人物、中國文化代表人物。

一、王船山在近現代

譚嗣同稱頌王船山說:“萬物昭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中國近現代史也果真如此!

在清末民初,電閃雷鳴,各省走在時代前列的先知先覺們以王船山名義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尊黃大潮,推動了社會的進步,書寫了中國近現代史,而將王船山謂之“近現代的精神領袖”,並非過譽之辭。宣統三年(1911),孫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國同盟會本部宣言》,以史可法、黃道周、倪元璐、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等志士仁人作為民族復興的精神領袖。思想家、革命家章太炎認為,王船山夷夏大義是辛亥革命成功的理論之本,“當今之世,卓然而能興起頑懦,以成光復之績者,獨賴而農一人而已。”

當時的湖南人以王船山的名義“主持”書寫中國近現代史,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楊度《湖南少年歌》說:“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因此,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說:“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美國學者裴士鋒《湖南人與現代中國》對此也有揭示。

王船山是由近現代湖南人推舉出來的精神領袖。陶澍、鄧顯鶴、魏源、唐鑑、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譚嗣同、唐才常、楊毓麟、陳天華、黃興、蔡鍔、宋教仁、龍璋、禹之謨、劉人熙、楊昌濟等世代相繼地推崇王船山,創造了一種新傳統。鄧顯鶴與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先後刊刻《船山遺書》,郭嵩燾創辦城南書院船山祠、禁菸公社、思賢講舍,劉人熙創辦船山學社、《船山學報》等,為傳播王船山思想提供了“田土”。唐才常與譚嗣同被譽為“瀏陽雙雄”,二人同任時務學堂中文教習,言必王船山。譚嗣同遙尊王船山為道統真儒、救國救民的天雷,並說:“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他不僅自己遙繼王船山,而且還進諫乃師歐陽中鵠、劉人熙、塗啟先遙繼王船山。楊毓麟《新湖南》說,“且我湖南有特別獨立之根性”,“至於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譚嗣同,無所依傍,浩然獨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論世法!其愛同胞而惎仇虐,時時迸發於腦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獨立之根性使然也。”

受湖南人的影響,王船山思想迅速在海內外發酵,尤其是江南地區的文人學子追求通博,無不手讀《船山遺書》。如儒商領袖張謇最遲在同治十三年(1874)已成為王船山的粉絲,時年21歲。浙江思想家、革命家章太炎9歲開始跟從外祖父朱有虔讀書,自幼燻蒸王船山的夷夏大義。光緒二十三年(1897),杭州知府林啟開辦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王船山《黃書》、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嚴復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等是指定必讀書。浙東三傑之一的宋恕在這一年寫給《經世報》“權主筆”胡童的信中認為,王船山《黃書》、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可同時出版。梁啟超受譚嗣同影響,認為王船山、黃宗羲推尊民權,難分軒輊。庚子(1900)之變後,湖南人在上海出版《黃書》與《黃帝魂》,從此海內外興起一場尊黃大潮,王船山的夷夏大義成為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依據。因此,在清末民初,讀王船山的書是一大時尚,而一個有志之士沒讀過王船山的書,那是莫大的恥辱。

與此同時,在海內外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的洪門,至少在清朝末年推崇殷洪盛、傅山、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為五大始祖。黃興、孫中山、秋瑾、譚人鳳等人都加入了洪門,那麼應當祭拜過王船山。據朱琳於1940年寫成《洪門志》,1947年正式出版,被司徒美堂稱作“洪門圭臬”。該書《香堂總令》中說:“始祖只留五個人,一個一個說分清。一名本是殷洪盛,傅青主是第二名,三名本是顧炎武,黃梨洲是第四名。五名本是王夫之,反清復明大舉義。”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光緒三十二年(1906),署名為“勇立”的作者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王船山學說多與斯密暗合說》 的“社說”, 將王船山的經濟思想與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王船山的經濟思想“與斯密生計自由之說,真若無毫髮之差者”, 並推崇王船山是“我國最大之計學家”,與亞當·斯密東西輝映。英文economy,即今日所謂“經濟學”,嚴復認為應當翻譯為“計學”,而梁啟超則翻譯為“生計學”。“我國最大之計學家”,即我國最大之經濟學家。蘇商領袖張謇與湘商領袖朱昌琳、禹之謨、龍璋、範旭東等都尊奉王船山為精神領袖,一生實踐王船山的思想,尤其是張謇可謂近現代商界第一聖人。

檢索清末、民國時期的史料,受王船山影響的人估計有幾千萬,目前可知有詩文傳世的各界名流上千人。王船山是一部百科全書,對後人的影響力遠在顧炎武、黃宗羲、傅山等人之上。

二、王船山的天下成均

胡適熟讀《船山遺書》之後說,王船山的聖賢豪傑思想,與尼采的超人學說相似。也不可否認,胡適的《不朽――我的宗教觀》一文胎息王船山的生死學。

1936年秋,張岱年發表《中國哲學之活的與死的》,認為王船山、顏元、戴震等人的“事學”是最接近現代思想;其宇宙論與人生論,比較上最為正確;足為將來新哲學之先驅。

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侯外廬認為王船山是啟蒙思想家、唯物主義思想家,開啟了中國近代的思維活動。王船山既引導了熊十力走向革命,又命令他創建現代新儒學,並開枝散葉到香港、臺灣以及海外。熊十力認為,王船山崇尚憲法民主的理學家。此兩論都引發了蕭箑父、許蘇民等人的共鳴。

嵇文甫認為,王船山宗師橫渠,修正程朱,反對陸王,扶持正統。而陳來將王船山定位為“儒學正統的重建”,端正中華文化的生命方向。

大致可以說,王船山是宗師張周,修正程朱,反佛老,反陸王,重建道統,在反、修、建的過程之中建構出了一套具有現代性的新儒學體系。王船山之歷史地位,不在朱熹之下,被認為是中國古典哲學的最高成就者。對於未來文化而言,王船山是各種理論的先驅(先知、先導)、道乳。

王船山自題聯雲:“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乞活埋”,典出《五燈會元》,是以一大事因緣出世,作聖人,當開山祖師。此聯的意思是:儒家的六經責令我創新,開闢世界未來文化;“吾生有事”,我七尺男兒從天上來到人間是負有使命的,乾健坤順以洽合天道,作聖人,當開山祖師。可見,雖然王船山在現實生活中十分失敗,但是有高等自信,並且也實現了其理想!可謂在現實的失敗之中實現了人生的成功!這是大智慧!

概括王船山的思想,讓大眾一眼明瞭,可用兩個字,曰:成均。王船山認為,天人合一之時,陰陽平等自由,是太和;天人相分之後,天地之數五十五,陰數三十,陽數二十五,陰陽之數不均,因不均而不測,變化無常,使人恐懼不安。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不均,追求成均;不測,追求可測。成均,即均勢制衡。可測,即明誠同一。成均是創造仁義,制器立法,重立乾坤,均勢制衡,各安其分,各正性命,證實天道正義。因此,王船山說:“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陰陽變動不居,日新日日新,成均應當基於實情。成均也是辯證的,會因時反轉。成均基於不均,反之又反,不均即成均,成均即不均。

如果全面、深入闡述王船山的思想,需要幾百個字,但如此則難以讓大眾記得住。從幾十個字到幾百個字,再到幾十個字,我是反覆拈提,最終確定二十四個字:天下為公,黃中立極;乾坤日新,成均仁義;存神作聖,全生全歸。

天下為公,是指宇宙為實有,萬類一氣,平等自由,同有一個地球、宇宙,群龍無首,自負其責,各正性命,這是“公”,可謂之天下主義。此說為世界主義、全球正義、“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理論基礎。王船山不僅繼承了孔子“天下為公”、張載“民胞物與”、程顥“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還提出了“人物一體”思想,即公有、公治、公享的天道正義論。在達成此目的之前,民有、民治、民享,公羊學之“中國”對天下負責,相協萬類。王船山認為,民,為公民;物,為公物。一個“中國”人,既是“中國”公民,也是世界公民,更是天道(天下)公民,對天下負責。當然,一本萬殊,一本是為公,萬殊是自治。不同而同之,天下大同,既尊重分殊(差異),又建構理一,“王者無外,無遠近,大小若一”。

黃中立極,是指擔當天下責任,以仁義立法,確保天道正義。“黃中”,語出《易經》。王船山《黃書》以“黃中”為黃帝之德,為仁愛之德,也即聖人精神。聖人精神是科學精神和仁義精神的統一體,其表現為知識上升為良心,仁義統帥理性。立極,即建中,即道學開山祖師周敦頤之立人極、康德之“立法”,建立具有普遍性的法則。人人都有立極的可能,也應當為自己立極,這是上天的使命。黃中立極,即建黃中,以聖人精神立仁義之法,澄明天道正義。惟有公羊學之“中國”,具備聖人精神;黃中,即公羊學之“中國”。可知,王船山是一個立法者。

乾坤日新,是指陰陽並建,無內無外,無始無終,日新日日新,而人應當合天,效法乾坤日新之德。乾坤即陰陽,是氣的兩種屬性,分陰氣、陽氣,是構成宇宙的兩種質料,又合為一氣來呈現。陰之性,收、生、殺、降等;陽之性,開、伸、長、升等。陰為虎,陽為龍。陰陽自由平等,相峙並立,相反相仇,相倚相涵,互藏其宅,無畛有均,相背相通。可用矛、盾或女、男來形容陰、陽,具有普遍性。但是,陰陽之數不均,造成了不平衡,必須制器立法以成均。乾,為健、知、德、虛,坤為順、能、福、實。乾健坤順,知能並進,德福互成,虛實相證。知,知識、理性。能,良能,即踐行之能力。事業之可久可大,在於乾健坤順,倝倝於明,生生不息,知、能日新。效法乾坤,盛德日新,大段辛苦!也就是說,一個人有所成就應當具備“堅苦”精神!

成均仁義,是指雖然世界不均而不測,但要運用聖人精神,因時創造仁義,制器立法,重立乾坤,成均天下,即證實天道正義。仁為生為愛,義為宜為得。仁與義,立人之道,名不變而實質變動不居。時、位是陰陽變化的呈現,而一切事物都在時、位之中變動不居,器變則道變,道變則天變,沒有永恆的真諦,正如波普爾的科學具有可證偽性,一切都應當不斷及時修正,不能刻舟求劍。因此,成均仁義也是無止息的,日新日日新,也會反轉,可謂之中庸、天均(天鈞)。

存神作聖,是指存儲更多的內外之“神”(動力、法則、理性、德性),因時創造仁義,以此爭作聖人,證成天道正義。存神,在於知、能日新。君子高於公民,聖人高於君子,天下第一責任人是聖人。中國自古有聖人創造發明傳統,曰聖人傳統。聖人存神研幾,制器立法以成均。古人相信人人“是”聖人,即有成聖的先天條件,但是要存神。王船山以詩教興起為豪傑、聖賢,“乞活埋”。曾國藩雲:“不為聖賢,便為禽獸。”在古代,訓誡晚輩,大都會說:“開基作祖!”開基作祖,為未來文化開天闢地,造福世界,當開山祖師。人人皆有作聖作祖的可能,機會平等,自由競爭,全靠個人努力。此即康德之“自律”。

全生全歸,是指通過存神而全備完美地生髮生命的良能,可謂踐形而成身成性,達成道德目的,證實天道正義;只有如此,人的清明純善之氣全歸於上天,實現義命合一而不朽。陽氣清明,清明則善;陰氣渾濁,渾濁則惡。王船山認為,宇宙無生無死,生是氣之聚,死是氣之散,氣散之後,又轉化為陰陽二氣繼續參與宇宙的創造;人死之後,清明善氣返回太虛,渾濁惡氣留滯人間,禍害子孫和社會。渾濁惡氣,即惡榜樣,確實會對人產生不良影響。聖人不願看到更多的渾濁惡氣留滯兩間而禍害社會,以“神”燮理陰陽。為此,人人要升清降濁,存神順化,儘性合天,清明純善,實現全生全歸之目的。這是人應有的責任與應盡的義務。王船山的生死學貞生安死,為人類建構了一套完備的價值體系,是安身立命之學,可謂之安心之學。

未來是不均而不測的,即不明(不確定)的,惟有日新日日新,運用“神”應對變化無常。王船山揭示了無限可能之道、必然成功之道、可久可大之道,而其研幾之學是預測未來之學,並且建構出了一種預測模型,成功預測其著作在身後兩百年大顯。

“天地有正氣”,王船山是一部百科全書,他為宇宙萬類立法,其著作啟發無窮,是現代性的道德正義、憲法正義、經濟正義、政治正義、環境正義、生態正義、代繼正義、世界正義、天道正義、全球倫理的先驅,可以為現代人、未來人建構此類理論提供思想源泉。可以預見,王船山作為一個世界立法者、天下主義者,將會在未來產生深遠的世界性影響,而船山學在未來將更是一門世界性顯學。

三、王船山春風動雷雨

黃曆己亥九月初一,2019年9月29日,王船山聖誕四百週年。為此,我在這兩年重新翻讀《船山全書》,思考“雷神”“聖人”王船山在21世紀的意義,初步編出《王船山語錄》十六卷。每卷均有編者按,實為一種解讀,方便讀者粗略理解晦澀難懂的王船山的原文。本人愚魯,或有不足之處,有待於未來補苴調胹。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己亥年,鄧顯鶴啟刻《船山遺書》,我主編《王船山語錄》,前後相差180年,也都在長沙。似乎,在我之後,還有一個“曾國藩”似的人在未來擔當道命。

王船山認為天命經商,“大賈富民,國之司命”,這是仁義之道,可以證實天道正義,因此其思想為近現代湘商所推崇與實踐。可以說,王船山是近現代湘商文化的理論奠基人、湘商精神領袖。如範旭東以王船山思想建立“永久黃”事業,立下四大信條。如禹之謨平生最喜讀《船山遺書》。如龍璋、朱昌琳崇祀王船山不遺餘力。如伍繼延在2007年發表《湘商宣言》,將王船山的思想書寫入新湘商文化,被譽為新湘商文化開山宗長。黃曆戊戌,我連續寫了幾篇介紹王船山及其儒商粉絲張謇、範旭東、禹之謨、龍璋、朱昌琳等人的商道思想的文章發表在網上,海內外幾十家媒體轉發,有一千多萬的閱讀量。

中國第一任駐歐大使郭嵩燾是公祭王船山第一人,也是奏請王船山從祀文廟的第一人。戊戌九月初一,2018年10月9日,郭嵩燾創辦禁菸公社140年紀念日,我與伍繼延秉承傳統,主持祭祀王船山,並按照古代遙繼、追尊傳統而王船山為近現代湘商文化始祖,被各界公認為是世代相繼的正義。

古代中國長期是世界第一大國,在1000多年時間內領先世界,而儒學啟發歐洲啟蒙運動、美國獨立建國也是事實,但如今也有一些夷狄化之處,而公羊學之“中國”要求盛德日新,倝倝庚升,“學有緝熙於光明”。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光緒二十五年(1899),恰逢黃曆己亥,王船山的粉絲張謇的大生紗廠開工,距今120週年。

“春風動雷雨”,我深信,重光祖德,復興中華,一個新時代就在腳下!《詩·大雅·皇矣》雲:“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 《詩·大雅·文王》雲:“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黃守愚於湘水之畔光明堂

黃曆二月初十初稿

2019年3月16日

黃曆二月廿四日修訂

2019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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