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克都青春

谭嗣同老爸自己没挂就不错了，哪里还顾得上儿子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句诗出自清末著名维新志士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该诗作是谭嗣同在狱中所作。而就在这首诗写完后不久，谭嗣同就英勇就义了，终年33岁。

1895年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随后清日两国签订了《马关条约》，清朝向日本赔款2.3亿两白银并割让台湾岛给日本。

《马关条约》是除《辛丑条约》外对中国伤害最大的一个不平等条约，而且这个条约竟然还是与岛夷日本签订的。要知道在甲午战争之前，清帝国根本不拿正眼去看日本，在甲午战争打响后，举国都是一片的主战之声，完全没把日本当回儿事儿。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场战争最终是以清帝国的完败而告终，这极大的刺激了国内民众，清廷朝野也无法接受偌大的一个清帝国被日本击败的事实。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联络了603名举人联名上书朝廷，反对签署《马关条约》，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

可是学子的满腔热血无法改变战败的事实，公车上书最终是以失败了结。不过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并不甘心，他们积极谏言光绪皇帝，希望效仿日本，进行维新，以使国家走向富强之路。而到了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英法相继扩大在华租界，中国主权持续恶化，这更加坚定了光绪帝变法的决心，而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慈禧太后也同意光绪帝去试一试。于是在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史称“戊戌变法”。

其实如果操作得当，这场变法是很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但是作为变法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太过激进，变法内容触及了许多当权者利益，特别是危及到满洲权贵的地位，因此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反击。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发动戊戌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将变法尽数废除，并下令逮捕微新人士。

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得到消息后迅速出逃，跑得比谁都快，而谭嗣同原本也能跑掉，但他却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在变法已然失败的情况下，谭嗣同决定用自己的血去唤醒国人，9月25日，他在浏阳会馆从容被捕。三天后，他就在北京菜市口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一同被杀。而在谭嗣同被杀的时候，他的父亲谭继洵没有站出来为他说一句话。（图中左二就是谭嗣同）

谭嗣同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他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湖北巡抚兼署理湖广总督，是绝对的封疆大吏。

但是与儿子谭嗣同不同，谭继洵的思想非常保守，他不愿意过多参与变法之事，也从未公然支持过维新派。不过在变法期间，谭继洵还是曾向朝廷举荐过主张改革的人士，也算是对儿子的支持了。然而无奈的是变法最终被搞砸了，谭嗣同被下狱处死，谭继洵也遭到连坐革职，被勒令返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

说实话，谭继洵能保住向上人头就很不错了，而他为此也是惊恐万分，根本无力去营救儿子谭嗣同。因为谭嗣同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特别是他的改革还要废除旗人特权，甚至断辫蓄发，迁都上海，这简直就是端了大清之根本。而谭继洵也在此后迅速被革职为民，同样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在1901年，谭继洵中忧惧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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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他是湖南浏阳人，于同治四年（1865年）生于北京。戊戌变法期间，谭暂居在北京宣武门外大街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后院，他以“莽苍苍斋”命名。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六岁丧父，全赖兄长支撑家庭，才得以继续完成学业，并于咸丰九年（1859年）参加已未科会试，一举得中，赐进士出身（与状元公翁同龢同年），后被钦点为户部主事，遂举家从浏阳迁往京城。谭继洵晋身仕途后官运较顺，由户部员外郎一路升迁，累官至湖北巡抚。彼时的他，已经贵为一方封疆大吏了。

谭嗣同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从小自然能接受严格而正规的教育。

然而人生无常 ，世事难料。光绪二年（1876）春，北京爆发了一场威力巨大的瘟疫，谭嗣同母亲、长兄、二姐在五日内相继暴亡，其庶母（谭继洵妾）卢氏所生的二子一女也被传染身亡。这场瘟疫所导致的家庭巨变给谭嗣同带来了刻骨铭心的打击。“少更多难，五日三丧”的锥心之痛，成为他三十几年短暂生命中无法治愈的巨疮。早年家庭不幸的阴影终身笼罩着他，对他后来的悲壮人生与伤感、沉郁、自责的复杂性格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梁启超曾经评价谭嗣同“喜任侠，善剑术”，他也以侠肝义胆著称于世。自古文人多如过江之鲫，侠客也不罕见，但文人兼侠客，剑胆琴心，诗酒飘零的人却不多见。尤其在生死关头，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从容之士更是少之又少。一百多年来，后人追思谭嗣同的侠义之举，仍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精神感召力。

笔与刀，是谭嗣同的挚友。任侠好义性格的养成使他无意于功名，而是喜欢仗剑天涯，四处游历（足迹遍及大西北）。谭嗣同最好的朋友应该算唐才常（自立军领袖）、陈三立（陈寅恪之父）、梁启超三人。

此外，他还和陈宝箴（陈寅恪祖父）、黄遵宪、徐仁铸、江标、康有为、毕永年、秦立山、林锡圭、田帮浚等维新派人物交往密切。

出世与入世、任侠与驯从、革命与改良等等类似的矛盾，在谭嗣同的身上体现的异常明显。极端激进的革命号召下，他又在现实政治中寄希望于封建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自我改良。不光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有类似的矛盾心理。

光绪力推新政、实施变法时，谭嗣同是维新派的骨干人物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身为“六君子”之首的谭嗣同本可以效仿康、梁逃逸而去，但他拒绝这样做，而是选择了以自己的鲜血唤醒愚昧麻木的国人，从容赴死。

关于戊戌变法难产后谭嗣同的去留问题，梁启超是这样说的：“......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慈禧囚禁光绪，废除新法，下令搜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事先得到消息，逃出生天，亡命海外。有日本友人愿意帮助谭嗣同逃往东瀛，他不愿逃走，说：“要是变法一定要流血的话，就从我开始吧 ”。在狱中，谭嗣同题诗于墙壁上“望门投趾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斩杀。他们就是青史留名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罹难时刚33岁。“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被清廷逮捕后，他身为湖北巡抚的父亲谭继洵也受戊戌政变的牵连而被罢官并发回原籍，他自身难保，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敢为犯“谋逆罪”的儿子求情？谭嗣同就义两年后，老父谭继洵在浏阳乡下抑郁而终，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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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的战败，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并且赔偿了2亿两白银，让当时的中国人彻底绝望了，西方列强打不过也就算了，就连小国日本都能骑在大清的脖子上作威作福，这让有爱国情怀的青年才俊开始认真思考这个时代，反思自身的弊病。

而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先进学子发动了“公车上书”，改革的建议也被光绪皇帝深以为然，就在他们准备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的时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维新的火苗扑灭，大肆捕杀维新派。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即使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也一直高喊“变法”、“维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面对守旧派的屠刀，他们没有屈服也没有投降，而是从容就义，彰显了一个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怀。

而谭嗣同并非是普通的寒门子弟，他的父亲是时任大清湖北巡抚的谭继洵，而面对儿子被杀，谭继洵一言不发，这是为何？

从谭继洵的简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29岁才中了进士，在户部各司任职了17年，直到66岁时才做到了湖北巡抚。他是一个典型的清朝按部就班的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勤勤恳恳，靠着熬资历最终当上了二品大员。

谭嗣同每每与他讨论变法维新之事，都被他呵斥，他认为枪打出头鸟，敢为天下先者最终都没有好下场。父子俩每次交谈，最后都会不欢而散，儿子认为父亲死板，父亲认为儿子叛逆，父子关系一度十分僵持。

如果说谭嗣同的维新思想不被父亲接受，有可能是因为封建时期的“家长制作风”，父亲总是对的，儿子都要听父亲的。但实际上，即使作为谭继洵顶头上司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无法改变他古板的思想。

思想先进的张之洞对变法虽不敢说强力支持，但他的确是认真思考过维新派的主张，也觉得国家必须有所改革才能使国势蒸蒸日上。

张之洞每次邀请谭继洵联名陈奏新政的有利之处，他都是婉言谢绝，不得罪也不支持，搞得张之洞每次都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有力用不上。在谭继洵的眼中，他只想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守旧之人，安安稳稳熬到退休，至于国事，只要不犯大错误他都能接受。

面对儿子被杀的消息，他一言不发，更不敢向慈禧求情，也许在他的心目中，谭嗣同的结局他已经早就预料到了，使得这一刻的来临不至于使他惊讶。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以及整个家族的平安，他不敢上书，只希望慈禧能把他忘掉。然而，他最终没有逃过慈禧的魔掌，因为谭嗣同，他被罢官免职，回家养老，仅仅过了三年，他就因病去世了。

谭继洵的一生，是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缩影，他们麻木不仁、因循守旧，面对列强的侵略，他们毫无办法，不思改变，只想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如果当时的国人都能够有睁眼看世界的欲望，我们何至于有近代百年的屈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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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继洵深知谭嗣同：明知死，不能救，救不活

明知死，是谭继洵对谭嗣同所干的事一个基本判断。

老狐狸谭继洵

在谭嗣同的老爹谭继洵眼里，光绪帝和谭嗣同等推行的新政，所谓的变法，只不过喊喊口号，贴贴标语，搅弄一下风云而已，他深知清政府的权力，用韩愈的《调张籍》形容新政改革，最是恰当不过。

太平天国运动，如此声势浩大，都被清政府为清政府剿灭，光绪帝仅有的戊戌六君子，又如何能推动改革呢？

戊戌六君子

不能救！是谭继洵对清朝末期慈禧太后当政，官场权力的一种判断。

谭继洵一只混迹于官场的老狐狸，在咸丰十年，考殿试，中三甲86名，赐同进士身份，从此开始了自己的为官生涯，在朝堂上一干就是17年，一个17年的老机关，尤其是在腐败的清政府末期，还能做到稳步提升的老机关，其官场谋略水平不可小觑，清政府末期的官场形势，没有比刘继勋更清楚的人了，他早已看透了世事人心，不仅看清楚了清朝政府内盘根错节的关系，也洞悉了慈禧太后拥有的权利，

慈禧太后

他深知光绪帝力量微薄，根本无法撼动慈禧太后的地位，新政不可能成功！从他给儿子的挽联中，便可看得出其中的端倪。

救不活！以谭继洵在官场的人脉，无法平复谭嗣同所为对官场利益的破坏。

谭继洵为官的生涯中，分别与左宗棠、张之洞，等名臣有过交集，在朝堂中为官17年，人脉深厚，为什么不救呢？对光绪帝和戊戌六君子所推动的新政，班级群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是对封建旧势力的，彻底的完全的剿灭，这块蛋糕动的太深，动的是封建势力的根本，是你死我活的境地，若发动力量去营救谭嗣同，以及与整个封建势力为敌，才是真正的螳臂挡车自取灭亡，当慈禧太后发生的谕旨，搜捕谭嗣同的时候，这件事已成为死局，重要的人越来越多，死伤越大，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谭嗣同的鲜血杀死了13位勇士！

谭嗣同

综上所述，不是不求情，而是错误犯的太大，求情只会越求越坏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利弊得失如此明显，一个混迹于官场的老狐狸，会如何做出决断呢？显然，隐忍的老狐狸谭继洵，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

少华聊史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在戊戌变法中惨遭杀害，历史上称为“戊戌六君子”。

在这场政变中，谭嗣同本来是可以逃掉的。不过作为进步青年，他认为，变法革命是必须流血的。因此，他拒绝逃走，不惜以自己的性命警醒世人，希望推动国家的发展。他在狱中留下的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也伴随着他的牺牲，成为了荡气回肠的千古绝唱。

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并非是寒门读书人，他的父亲谭继洵是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不过，在儿子被处决的这件事上，谭继洵却从头到尾，都没有站出来发声，这是怎么回事呢？

（谭嗣同海报）

由于家境富裕，谭嗣同自小饱读诗书，不仅养成了锄强扶弱的侠肝义胆性格，更是因为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其思想境界，比一般青年要高出不少。

随着清政府的逐年衰败，谭嗣同一直在努力探究着经世济民的办法。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让谭嗣同内心的愤懑彻底爆发，他开始加入到了呼吁变法的行列中。

对于变法维新派来说，1895年是能看到希望的一年。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公车上书”运动中，光绪帝也意识到了变法的紧迫性。在这之后，包括谭嗣同在内的维新变法派人士，得到了光绪帝的大力任用。光绪帝不仅给他们封了高官，还向谭嗣同等人作出了“有变必依”的保证。

光绪帝的承诺与信任，使得维新派人士大受鼓舞。不过，就在他们正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时候，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却发动了政变。光绪帝被废，维新派人士则遭到了大规模的捕杀，谭嗣同也被捕入狱。

（康有为与梁启超旧照）

那么，眼看谭嗣同已经危在旦夕，身为父亲的谭继洵，却为何不出手相救呢？那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吗？

我认为有以下两点原因。

一、谭继洵能力不够。

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照理说，是很大的一个官。要知道，湖广总督在当时可是封疆大吏级别，哪怕是慈禧太后，也得卖几分面子。

不过，当时真正的湖广总督实际上是张之洞。而谭继洵这个官职，只不过是空有名头的虚衔，根本就没有实权。因此，不要说谭继洵不救人，只要他能保证自己不受牵连，就已经是烧高香了。

（ 慷慨赴死的六君子）

二、谭继洵为人过于保守。

严格意义上来说，谭继洵的政治立场应该属于保守派。从他的官场履历来看，他在29岁中进士之后，始终在政治上碌碌无为。一直到他快要年近古稀之时，才坐上了湖北巡抚的位置。

作为进步青年的谭嗣同，对父亲的墨守成规，一向嗤之以鼻。每当父子两人在交流时，谭继洵都对儿子激进的“危险思想”感到十分恼火。在谭继洵眼中，谭嗣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逆青年。对他激进的思想，谭继洵曾多次批评教，育甚至是发火怒斥，但始终不见什么成效。

很显然，谭继洵的为官哲学就是一个字，熬。对于他来说，不在仕途中犯错，能够过上一辈子安稳的生活，就已经足够了。

不过，谭继洵的愿望，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实现。尽管在儿子被抓后，谭继洵已经老老实实地坚持了不开腔、不求情、不犯错的原则。但最终他还是因谭嗣同事件的株连，被摘掉乌纱贬为庶民，不久之后就因病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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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父亲谭继洵自保都困难，哪有功夫来管他呢？

谭继洵本身是个空壳子

而且我刚看到题主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有点震惊的，因为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居然是湖光总督。湖广总督可不是像云贵总督那样的西贝货，因为本身就是战略要地，地位仅低于直隶总督。在晚清地方实际上已经割据的情况下，这样一位封疆大吏，居然救不了自己的儿子？

要知道，在戊戌政变的时候，其实是抓了八个人的，但只处死了六个（戊戌六君子），还有两个有背景，逃过了一劫。这两个人中，一个和列强的关系非常好，另一个则是和李鸿章有点关系。大家都是总督，没道理李鸿章能救人，谭继洵就不行吧？

真正的原因，其实不难挖掘：因为谭继洵就是个挂牌总督。

他本身只是湖广巡抚，兼署总督。要知道，这个署其实就是光给个头衔。湖广真正的“杠把子”，则是湖广总督张之洞。

有张之洞在，湖广自然轮不到谭继洵说话。在地方上都没有话语权，自然就救不了人了。

谭嗣同的罪名太大了

谭嗣同在整个维新变法中，担任的角色是非常特殊的，甚至说他是主要人物都不为过。慈禧为什么要发动戊戌变法？

导火索就是袁世凯向荣禄告密。那他告的是什密呢？

维新变法展开后一段时间，变法派觉得处处受制，就想要发动政变。但当时光绪手里并没有权，于是就想到了联络实权武将。

作为政治新秀的袁世凯就成了维新派争取的对象。袁世凯本身的关系网就非常雄厚，从清朝中枢到地方的实力派，和他关系都非常好。而且他本身就是中国近代陆军的创始人，兵权在手，自然是不可能被错过。

当时维新派派去联络袁世凯的，就是谭嗣同。袁世凯告密后，谭嗣同等于就是在慈禧那里挂上号了，怎么可能能跑得掉。

在这种情况下，谭继洵能够仅仅是被免官，已经是非常理想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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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砍历史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狱中题壁》，是“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梁启超语）在变法失败后，狱中所作的一首绝命诗。即揭露顽固派的狠毒，又抒发了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

谭嗣同的一生是悲壮的。自他少年游历天下之日起，他就认定，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才能使我中华繁荣富强。

谭嗣同：

虽然他出生一个官僚之家，父亲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等职，但他和父亲不同，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是最激进的维新派。

在得到光绪皇帝同意变法后，他们过于激进，触犯了西太后一派的利益，兼之忽视了守旧派的强大，导致功败垂成。在有机会逃走的时候，谭嗣同拒绝了。他要做为变法而流血的第一人，做唤醒民众的第一人。

果然，守旧派判了他斩立决。面对屠刀，他高呼“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把自己的鲜血，洒在了他想为之奋斗，使之富强的土地上。

维新派：

很多人都奇怪，为什么谭嗣同被判死刑，他的老爸，那位署湖广总督的谭继洵为什么不去救他？要知道，父子连子，一个父亲看着儿子被斩，真的不心疼吗？真的不去救吗？

其实，谭继洵不是不想救，是救不了，不能救。 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确实是挺大的官。可是，他并不是清朝权力核心层里的人士。

当时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就是要杀一儆百，谭嗣同做为变法的核心人员，被杀是铁板钉钉的，谭继洵做不了什么。

六君子：

谭继洵并不是慈禧的心腹，在这种特殊的时候，他的身份又特殊，他如果执意要救儿子，很可能会被冠以同情“维新派”的帽子受到牵连，很可能让全家甚至全族人受到牵连，不但救不出儿子，还会把一家人搭进去。

虽然谭嗣同是他儿子，但是这父子两人的三观是不合的。谭继洵做为读过圣贤书官僚，并不赞成儿子的那些激进的变法主张。

他们做官的核心哲学就是“稳”字，这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思想，在当时官员中还是主流的，我们也不必批判。

所以当懿旨下来要斩儿子，这也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谭继洵即使伤心，也不会去想抗旨，和太后对着干。也许他早就知道，儿子这么做，迟早逃不掉这个命运。 谭继洵不爱儿子吗？那是不可能的。

谭继洵

谭嗣同死后，谭继洵写了一幅挽联：

在这幅挽联里，我们也看出了一个父亲的无奈：明知道儿子是为了国家而死的，但全国都不理解儿子，都在骂维新派。

对于这一切。自己是没有办法了，只有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给儿子昭雪洗冤吧！

刚日读史

谭嗣同生于1865年3月10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是维新派人物代表，他所写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湘报》，宣传维新变法等。1898年，谭嗣同参加并领导戊戌变法，可惜此次变法失败，导致谭嗣同等人被砍头。

戊戌变法

1898年6月1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通过光绪帝发动了一场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戊戌变法，它倡导学习西方思想，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开放言论，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等等。

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派利益，故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守旧派发动了戊戌政变，将光绪帝囚禁，康有为、梁启超两人见情形不对，赶紧逃出国了，而剩下的谭嗣同、杨深秀等人不舍变法就这么失败了，他们想用死来唤醒国人，可惜他们被实施砍头也没能唤醒国人，只留下两首千古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像谭嗣同家庭背景也是不错的，他即使没有逃去国外，也是可以活的，因为他有个新疆大吏的父亲谭继洵，可惜他的父亲并没有给他求情，仅仅给他写了副挽联。

他们是亲父子，究竟是何原因让一个父亲看着儿子死去也不伸出援手呢？

立场不同，关系不和

谭嗣同极力倡导变法，向西方学习，而他的父亲谭继洵则反之，他认为作为大清子民需要做的是守护祖宗之法，是个名副其实的顽固守旧派。为此两人多次争吵，谁也不让谁，关系僵裂。

谭继洵儿子多

那时的男人都是三妻四妾，自然儿女多，死了一个他还有众多，他们那时的父子感情远没有现在人的亲。

求自保

很明显慈禧太后杀他们就是为了杀一儆百，防止其他人效仿他们，如果这时候他去求情，慈禧太后不仅绝不会答应，必然还会连累自己及家人，所以他没有去求情，可惜事事不如人愿，就算他没有去求情，他还是被革职返回原籍了，仅仅过了两年，他就忧俱而死。

按道理说作为父亲即使知道前面是火山，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会拼尽全力去救自己儿子，可是从实际出发，又不能怪谭继洵，当时把持权利的是慈禧太后，于慈禧太后而言谭嗣同犯的相当于是谋反的大罪，慈禧太后开恩，没有株连九族已经是万幸了，所以谭嗣同这样做也是牺牲一个人保护全家老小了，相信谭嗣同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羽评郡主

我觉得：他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按照当时的判决，谭嗣同犯的可是“谋逆大罪”，搁在清朝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甚至清朝的前期，都是“满门抄斩，诛连九族”的大罪！

这个时候，谭父能但求自保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还敢替谭嗣同求情？虽然谭父是湖北巡抚，但在清朝统治者（主要是慈禧太后）眼里：也不过是一个奴才而己。想诛连的话，也可以要了谭父的命！

之所以没有诛连，估计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谭父平日里与这个“大逆不道”的儿子切割得比较分明，且让众人皆知，这也是他提前做好了自保的准备工作；二是到了“戊戌变法”那个年代，清廷也开始受到外界的影响，即使是慈禧太后这样守旧的人，也知道：“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个道理，放了一码，没有对谭家赶尽杀绝。

临时客

晚清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时代，那个时期的掌权者并不是真正的皇帝，而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稍微有点历史 基础的人都知道慈禧太后就是一个冥顽不化的老顽固。她自己贪图享乐就算了，还是一个胆小鬼，八国联军一打进来，她第一个就跑了。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也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开放，想要变革的仁人志士，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谭翤同就是其中的一个。“戊戌变法”失败后，谭翤同被捕入狱，最后被斩首示众。

谭翤同的家庭环境不可谓不好，老爸谭继洵是朝廷二品大员，官至湖北巡抚兼暑湖广总督，这可是封疆大吏级别的存在啊，为什么在儿子谭翤同将要被斩首之际还无动于衷，没有上朝廷求情宽恕自己的儿子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一回事。

①:变法失败后，谭翤同本可以逃脱。“戊戌变法”失败后，很多变法的核心人物，比如康有为等人看到风向标不对，就迅速的选择了离开清廷，躲避到海外去了，谭翤同完全有机会脱身的，但是他选择了英勇就义，想让自己的死来唤醒当时的中国人。英勇就义前他留下了这样一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②:父子两派系不一样。谭翤同是属于洋务改革派，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变当时的各种弊症，提升清朝国力，这样势必会和保守派起冲突。谭翤同的父亲谭继洵是地道的保守派中的一员，他通过科举考试到最后成为一方大员，是吃过很多苦才换来的。保守派有一个特点，自认为忠君爱国，且思想老旧，当然不希望好不容易得来的就此不保，哪怕儿子犯错也一样需要接受处罚。

③:畏手畏脚。在封建社会，一直都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这种愚忠思想作怪。有忤逆犯上作乱的更是被诛九族。虽然慈禧太后是一女流之辈，但也是一个残暴的人。谭继洵处于种种考量不敢轻举妄动也是情有可原的。如果他去求情搞不好还会连累到整个谭氏家族，从后来他被罢免官职，还被人时刻监视就可以看出，当时如果他轻举妄动就可能导致是整个家族的灭顶之灾。

晚年后也许是后悔，谭继洵给谭翤同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關鍵字: 历史 老爸 谭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