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統治確實使國力有了很大提高，讓老百姓的負擔減輕了許多，但從長遠來看，他創造的一時繁榮，其實是給專制社會續了命，延緩了向更進步的社會前進的步伐，最終也沒避免清朝末年的亂局。
雍正通過打擊皇室宗親裡的對手，以及權臣和文官系統中的朋黨勢力，從上到下地消除了中央政府裡威脅皇權的所有力量，實現了決策權的獨裁。在控制中央的決策權後，雍正把視角轉向了地方，他對這些官員的控制，主要是通過密摺和養廉銀製度來實現的。
首先來看密摺，就是秘密的奏摺。這種東西在康熙年間就有，雍正則把上折的範圍擴大了，既有大臣，又有地方的小官。密摺可以用來了解民情，還能考察地方官員，雍正甚至要求上密摺的人彼此告密，以進行監控。他對親信李衛這樣的臣子都不放心，詢問別的官員李衛的操守如何。這使得官員不敢隱瞞任何情況，因為他們不知道還有誰向皇帝提供信息，萬一有所隱瞞並被發現，就倒黴了。
再來看養廉銀製度。顧名思義，養廉銀就是朝廷出錢養著你，用高薪保證你不用去貪汙受賄。
那麼養廉銀從哪裡來呢？主要是從耗羨歸公而來。什麼是耗羨歸公？地方在徵稅時，把徵收來的碎銀子融化，重鑄成銀錠上交國庫，而地方官告訴老百姓，這個過程裡銀錢會有損耗，叫作火耗，所以老百姓得多交點錢，把損耗補出來。
其實這就是在正稅之外加收的稅，是地方上為了維持自己的運轉，尤其是給上司送禮而收的。加徵的稅有多少，全憑各地自己定，有的地方徵得特別高，老百姓負擔就非常重。而耗羨歸公，就是由政府統一支配火耗，其中一部分發給各級官員當養廉銀，或者補財政的虧空，但絕不能用來給上司送禮、當招待費。耗羨歸公變相地承認了附加稅，但由於減少了很多不該有的支出，所以和康熙時期相比，火耗的徵收比例非常低，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對當時的百姓來說是有益的政策。
密摺使得官員膽戰心驚，養廉銀則給了他們好處，恩威並用的方式使地方官只能一絲不苟地執行雍正的政策，皇帝也就能夠直接插手基層政務。
雍正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發現，想讓老百姓過得好一點，最大的障礙就在官僚階層。後者通過濫用國家政策而手握特權，然後與民爭利。所以他就用獨裁的手段，對官員進行點對點的監控，不給他們濫用權力的機會，老百姓就少受盤剝。這應該是雍正對老百姓的一貫態度。
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除了剛才提到的養廉銀政策，使得百姓負擔減少外，雍正還推行了攤丁入畝政策。這個政策宮崎市定並沒有提到，但也是影響很大的國策。所謂攤丁入畝，是和人頭稅有關的。人頭稅就是按人納稅，每個人都要給國家交稅，但是有的人沒房沒地，拿什麼交稅呢？或者這個人四處過著流亡生活，上哪找他要稅款呢？所以這個稅種存在很大弊端，對老百姓和國家來說都是個負擔。
而攤丁入畝就是取消人頭稅，按照每個人擁有的田地多少來收稅，實際就是把人頭稅變成了土地稅，這樣一來就減輕了一般人尤其是貧民的稅負，轉嫁到了有資產的人身上。因此這也是一個減輕百姓疾苦的政策。
宮崎市定通過密摺中大量的民生內容得出結論，認為雍正這種有良知的態度，其他中國帝王是比不了的。皇帝的良知加上有力管控，使吏治變好了，老百姓的稅負下降，國庫存銀比康熙時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不但為後來所謂的乾隆盛世打下了經濟基礎，也給大清朝續了命。平民百姓嚐到了甜頭，覺得獨裁統治也不錯，看起來雍正的初衷得到了相應的回報。
但雍正忽視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獨裁統治要靠官僚階層去做具體推行才能實現，而官僚藉此從皇帝那裡獲得權力，成為特權階層，以此獲得私利。所以在獨裁製中，皇帝和官僚階層是相互依存的關係。雍正的打壓，與這種客觀邏輯之間存在矛盾。他活著的時候，可以憑藉超人的精力實現全面管控，相當於自己把地方官的活兒都幹了，官員只能忍氣吞聲。而他一旦去世，新繼位的皇帝精力有限，就不得不求助於官僚階層，那麼後者長期積累的不滿就藉機爆發出來，逼著朝廷採取新政策。
最明顯的例子，是雍正去世後，他的親信鄂爾泰、張廷玉這兩個首輔大臣，很快就改變了態度。鄂爾泰認為雍正對官員私慾的打壓太厲害，這會使官僚階層與朝廷離心離德。尤其這個政權是滿人建立的，在滿漢矛盾存在的前提下，這種背離就更容易導致失去政權，所以必須在一定程度上默認官員的私慾。而張廷玉認為，儒家的思想是，委任官員之後，就讓他們各負其責，不要橫加干預，雍正的方式是法家的，對官員的監控不符合傳統政治觀念。
所以從乾隆時期開始，朝廷採取了所謂的寬大政治，放鬆打壓，向官僚階層和知識分子階層妥協，在一定程度上默許他們去獲取私利。就像前面我們說的，從乾隆時期開始，腐敗越來越嚴重，清朝的垮臺也在所難免了。
更要命的是，雍正的思路雖然被拋棄了，可他創建的制度都被保留下來，秘密建儲、養廉銀、軍機處等措施，使皇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其實在清代初期，學者黃宗羲已經指出了君主制的危害，認為其專制就是在“敲剝天下之骨髓”，是榨取百姓利益的制度。
他認為要遏制這種現象，可以通過增加大臣的權力、廣泛吸收士人參加政治活動來實現，實際上是民主思想的萌芽。如果這類思想得以發展，且在康熙晚期官場腐敗已經很嚴重的情況下，會不會使革命提前到來，很難說。但雍正以其超人的狀態止住了這個趨勢，把獨裁專制提升到了新高度，並以所謂好皇帝的形象和他的惠民政策，讓老百姓以為，靠著專制制度的自我調節，國家也能解決問題。
可是獨裁專制本質上的落後，不會因為一個皇帝有善意而改變，它最終會把國家帶到溝裡面，並且將短痛變為長痛。近代中國最終不僅遭遇內憂，更同時面臨外患，這個雙重悲劇的結局就是證明。儘管這並非雍正所願，但從長遠的結果去看，他施行的確實是充滿善意的惡意政治。這對今天世界各國的治理來說，非常有警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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