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下午，作家莫言與學者陳思和在上海思南文學之家對談，主題是“中國文學傳統的當代繼承與轉化”，主持人是浙江文藝出版社副社長、翻譯家曹元勇。
5年前的這一天，莫言和陳思和、曹元勇三人正在斯德哥爾摩參加諾貝爾獎頒獎典禮。關於5年前的那一天，莫言印象最深刻的是頭一天晚上大雪瀰漫，機場封閉，莫言感慨：北歐的雪真大。
五年過去，莫言的新作前段時間在《收穫》上發表，而他的最新全集近日也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莫言把苦難轉化為藝術上正能量的東西
任何一個時代作家寫作，都面臨如何繼承自己民族文學傳統的問題，怎麼將文學傳統加以轉換，加以有效利用，有效地突破創新。莫言也不例外。早年經歷初讀馬爾克斯、福克納等人的震顫，獲得某種近乎神諭的啟示，到後來莫言意識到要遠離他們的影響，重新迴歸本民族的傳統。
左起：曹元勇、莫言、陳思和
在莫言的講述中，他談道，他所認識的中國文學傳統，除了唐詩宋詞等印在紙上、碑上的文學作品之外，還有沒有印成書的，在民間一代代用口頭方式傳承著的文學，這種民間說書人的傳統也是他從事文學創作寶貴的資源。
“民間的俗言俚語裡面包含著很多語言化石。有很多看起來很土的話，如果你寫到紙上就會發現它非常典雅，也許就是當年古人們所使用所講述的語言，一直在口頭傳承，最後變成了民間的俗語。這些東西對我的影響比書面影響要大。”因此，莫言一再強調，不能忽視民間口頭這一文學傳統。
而在陳思和看來，莫言對於民間傳統的看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傳統有別於那些已經死去的傳統，民間傳統是活的傳統，這種活的傳統就在我們的生活周圍，就在日常生活當中。陳思和特別提到莫言《生死疲勞》的例子，裡面的主人公西門鬧被冤枉槍斃，後來轉生為驢、牛、豬、狗、猴、大頭嬰兒藍千歲，這裡面能看到一種中國的文化精神：為了一口氣可以打官司打到底，對一切不公正的現象抗爭到底。在這個意義上，陳思和認為，莫言的創作是跟中國民間文化相通的。
而在莫言自己看來，所謂的民間不是固定不變的概念。“一提到民間往往想到窮鄉僻壤，實際上民間是一個廣泛的概念，上海難道就沒有民間了嗎？高樓大廈裡面照樣有民間，利用民間農村資源可能是每個作者都應該瞭解自己的生活圈子，瞭解自己身邊的人，熟悉自己身邊的事，寫自己熟悉的東西，而且要善於從生活當中發現小說的故事情節，要從身邊熟悉人的言談當中發現語言的新元素，充分吸收他人生活當中的藝術情節。充分熟悉老百姓的語言，並且從中提煉出文學語言來。這樣這個民間誰都有，並不是只有我們這一代作家，在農村長大的才有民間，即便在中國的上海、香港，或是美國，都是有民間可寫的。”
民間文學會對作家產生很大影響，為作家提供豐富的創作素材，然而問題在於，這些過去的素材怎樣在莫言的筆下變得富有現代意義？對此，陳思和認為，莫言完全是一個民間作家，很多資源來自民間，但是莫言對於這些素材的處理是現代人的思維和審美。陳思和舉了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的例子。“小說裡面有一塊鐵，鐵匠誘惑那個小孩，讓他用手抓燒紅的鐵。這個小孩在小說裡面說話功能退化了，他拿了鐵之後手就燒焦了，他聞到一股肉被燒焦的味道。那天晚上小孩子就做了一個夢，夢中看到一個透明的燒紅的閃著金光的蘿蔔。這個表述和非常寫實的表述不一樣，不是說這個小孩手燒焦了，皮肉壞了，怎麼痛，他寫這個小孩做了那麼美好的夢，一個悲慘的現實在他的筆下變成那麼夢幻那麼美好的夢，而且在小孩想象當中最可愛的東西是可以吃的就是蘿蔔，蘿蔔是可以吃的，想象當中其實就是火裡面那塊鐵，燒得透明的通紅的閃著金光那麼漂亮的東西。”
在陳思和看來，苦難對於莫言來說不是負能量的東西，莫言把苦難轉化成藝術上正能量的東西，變成了一種美。“他的作品某種意義上都是像透明的紅蘿蔔一樣，一塊燒紅的鐵會變成透明那麼美好的一個象徵，這個轉化本身就是一種現代性的轉化，不是傳統的東西。”
浙江文藝出版社“莫言作品全編·中短篇小說系列”
莫言對農民的理解，遠遠超過五四知識分子對農民的理解
現場有讀者提問，關於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和莫言小說中的知識分子的區別。陳思和回應時說道，魯迅把農村看得很低，要知識分子站在農民上面啟蒙，要喚醒他們的革命。但是莫言會認為知識分子這樣的說法太輕率。“莫言站在農民立場，就是魯迅筆下的阿Q、閏土的立場。莫言在他們的生活當中看到了他們的力量，他們生存的機制、生存方法。莫言對農民的理解，遠遠超過五四知識分子對農民的理解。”
陳思和提到，為什麼魯迅小說裡面的人物從來沒有進到房間裡面去？阿Q都是在廣場上，因為他們沒有進過農村，不知道農村家裡面怎麼吃飯，怎麼睡覺，只是看到公眾場合的農民，因此呈現出來的農民必然是沉默。“莫言恰恰把沉默的農民心裡幾千年的苦難，通過他的筆傾吐出來。我們讀莫言的小說，我覺得五四以來或者中國歷史到今天，真的能夠把農民當一回事，不是代農民講話，為農民伸冤，是直接把農民所受的苦所經歷的委屈那種無奈，那種被損害和被侮辱，就端出來了。農民既不是魯迅筆下沒有生氣的形象，也不是我們想象當中中國最苦命的那種農民，完全是真實在今天時代裡面存在了幾千年的人。這樣一個農民所經歷的苦難當中，知識分子當然是微不足道的。在知識分子旁邊講農民的時候，會覺得他特別可笑。”
莫言回應時說道，他寫的農民不是隻有逆來順受，也有抗爭的一面。“除了有哀愁的一面，也有歡樂甚至狂歡的一面。這代作家作品裡面描寫的農民，比魯迅那個時代的作品，文學裡的農民形象應該比現代的農民形象更豐富了。不是前輩作家不如我們，而是隨著時代發展，農民本身發生了變化，底下人物也會發生變化。正是因為事物正在不斷髮展，我們可以持續不斷的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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