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出版社（2012年3月）
陈：美国的汉学家像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学生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说：“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业余的（amateur）。”因为知识分子念书是为科举，晋身以后就可以做官，但是并没有接受过政事上的训练；而从事艺术呢，实际上也包括做学问了，似乎也不是一种职业，做官的在公余之暇玩艺术做学问，是很常见的。先生觉得他说的是否有道理呢？
余：Levenson的说法初听似乎很有趣，但深究起来便不免难以捉摸了。他有一篇长文论明代与清代早期中国社会与绘画上的“业余理想”（Amateur ideal），后来收在他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第一卷中。他从明、清科举考试用“八股文”这一事实出发，大大发挥想象力，认定传统士大夫教育只是形式的、无内容的，与将出任的公职毫无专业的联系，因此只能是“业余的”；他又进一步从“八股文”转到绘画上面，认为中国没有专业画家云云。我认为Levenson用“专业”与“业余”一对概念是不适当的。这一对概念是现代的划分，古代及中古似乎少见，无论中国或西方都是如此。中国对“士”首先要求他是“通才”，然后才强调“专业”。但“通才”绝不可与“业余”划上等号。而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义教育”也与中国的“通才”相似。英国牛津、剑桥两所大学是培养公职人员的大本营，其教育也强调“古典研究”、“史学”、“哲学”之类，也不讲什么“专业”。而且中国科举考试以外，士大夫还别有与“专业”有关的著作必须阅读，从典章制度到做地方官的手册（如《作邑自箴》）之类多得不计其数。“士”并不仅仅做“八股文”而已，“八股文”是一种智力测验，看考生的头脑是否灵活（如“破题”是否破得巧妙）。其中自有实用的知识。而明、清进士做地方官，社会上有一种幕府“师爷”可雇用，这些“师爷”是“专家”，专研究“刑名”、“田粮”、“税役”之类，新进士虽无经验，有了几个“幕友”便可处理实务了。至于“艺术”、做学问等更不可说他们是“业余”。钱大昕、阮元等都是在做官期间研究经学、史学而大成的。
陈：他们也都是知识官僚。
余：是的。总之专业、业余之分在此不合适。Levenson是极聪明的人，长于哲学，想象力也丰富，但读中文书较费力，往往以理论代替史学研究，所以萧公权先生特别不指名地说他好建“空中楼阁”。
陈：最后，潘耀明先生想要我问问您关于您近来工作和生活的状况。您上次讲的关于禅和文学的问题现在开始进行了吗？
余：我现在还一直在阅读阶段。说是说，兴趣很高，但还不到动笔的时候。我自觉年纪已高，精力脑力都渐衰，不能像过去那样全力以赴了。以围棋作比喻，我已到了收官子的时候了。读书若有寸进，大概还会写一些，不过不愿再给自己造成心理压力了。眼前必须做的一件事，是把多年来所写的英文文章编成专集，这可能要费一年以上的心力。我本来想研究一下唐代的诗人与高僧，所以陆续在读诗文与禅宗作品。最近因自己觉得应该放松一点，所以不敢说还能做出什么成绩。
陈：我上个月带学生去日本东京、京都交流了一趟，去了不少寺庙，禅宗的寺院很多，资料也很多。
余：日本是这样的，宋代以后禅宗传过去，寺庙里保存了很多珍贵的资料。不过很多很难看到，当年胡适想搞禅宗，写篇英文的文章，给铃木大拙祝寿。他写信给日本的和尚要到寺庙里看资料，结果没有了下文。寺庙的和尚秘而不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余：生活方面，我是基本上足不出户，很少和外界往来，非万不得已，不想作长途旅行。如果有人到普林斯顿来找我，我当然很愿意与人谈话，与人交流。前段时间上海电视台搞大师系列，找到我要我谈钱锺书先生。由傅杰先生向我提问题，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余英时谈钱锺书”，写得很好。
陈：傅杰我们上个月刚刚又见面，我们是很熟的朋友，我到时写信问他要那篇文章。余先生，那么我就不再耽误您时间了，非常感谢您。
余：不要客气，你要有什么问题，再打电话过来。
摘自《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出版社（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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