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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开国仅仅80年就遇到了一场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那就是北京保卫战。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军与瓦剌在土木堡进行了战争，瓦剌以五万人大败明军二十万人精锐，明军伤亡过半，瓦剌还俘虏了明英宗。消息传回明朝京师后，满朝文武无不震惊。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于谦等大臣便劝服孙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瓦剌于同年十月十一日抵达北京城下，明朝生死存亡的时刻来了。在之前满朝文武提议迁都时于谦就不同意，他力求与瓦剌一战，但接下来他的做法又让满朝文武大吃一惊，那就是于谦想出城迎战。
要知道当时的北京城固若金汤，还有二十二万的士兵守卫着，想要守城并不难。满朝文武的想法是等瓦剌攻城不利，耗尽精力后明军趁机反击。但是于谦却不认同，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出城迎战呢？
第一，于谦认为坚守城池只会坐吃山空，况且偌大一个北京城，百姓众多，再加上二十二万士兵，所需的粮食太多，就算北京粮食储备再多，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吃多久。如果瓦剌采用拖延战术，等北京城内粮食耗尽，不等瓦剌打进来，城内的百姓都有可能会造反，士兵也有可能哗变。
第二，就是北京城防线太长了。当时北京城周长有四十五里，共有八个城门，明军二十二万人平均下来能分配到各防线各城门的人并不多。而当时的瓦剌以骑兵为主，机动性比城内的明军好太多，瓦剌完全可以佯攻迷惑明军，然后迅速转到另一个进攻点，明军防守肯定来不及。所以守城的风险太大了。
第三，就是仅仅守住了北京城，可能会导致明朝其他地方的战争。明朝当时为了打北京保卫战已经把江苏、山东以及周边地区的军队和粮草钱财调到北京。虽然北京城防守增强了，但是周边地区以及山东江苏等地的防守空虚，若瓦剌转战这些地方，明朝将无军队应付。就算等明军赶到了，瓦剌那时肯定已经对当地百姓下手了，烧杀抢掠肯定是有的。这样一来大明各地被战火点燃，民怨四起，大明就真的离亡国不远了。
于谦是个能人，他肯定考虑过死守北京城的种种后果，所以才力求出城迎战，只有一战打败瓦剌，明朝才能安全。
风尘讲历史
守大城必野战。这是基本常识。
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2008年雪灾的时候，上海和外界的主要联系通道有几天不通，蔬菜，米，面纷纷涨价。蔬菜一度涨了三倍，还买不到。而且，因为涨价，引发恐慌，不少人在家里囤积，涨价就更厉害了。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今天的工业技术条件，每个大城市实际上都是高度依赖外界的物资供应的。几百万几千万的人口，拥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吃穿住行完全不可能自给，都必须依赖从外面运输进来。
在这种条件下，这种城市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只要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物资供应跟不上，不用很长时间，只需要几天，整个城市秩序就要崩溃，饿殍遍地绝对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在农业社会条件下，一个上百万人的城市，要比今天上千万人的城市还要脆弱上百倍。
因为现代城市是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多少还有些生产性功能，而在古代条件下，城市基本上都是纯粹消费型的，对外界的物资供应的依赖程度比现在还要高。这就意味着，一旦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被切断，就更容易崩溃。
不仅如此，古代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因为没有现代城市的地下供排水系统，连排泄物都只能每天人力、畜力收集并运输到城外去。如果道路被切断，粪便运不出去，用不了几天，整个城市就得臭气熏天，就有可能发生瘟疫。
说到瘟疫，还应该提到的是，在古代条件下，因为缺乏现代医疗体系和疾控体系，所以，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死人而无法及时处理和掩埋，就非常容易引发瘟疫。这也是古代大规模战争之后经常会发生瘟疫的原因之一。
而在古代没有火葬的条件下，人死之后，如果道路被切断，在城市里是没有办法就地处理的，只能放着，就有可能引发瘟疫，会造成更多人的死亡。
也就是说，任何大型城市的保卫战，都必须用野战来保卫城市的主要交通生命线，否则整个城市是无法运转的，物资供应断绝，城市里的生活垃圾和粪便、污水无法及时运出城市，都可能造成整个城市在短时间内突然崩溃。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这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不仅于谦在主持北京保卫战的时候选择了野战，而且早在金军第一进攻北宋都城汴梁的时候，宋军也是选择了野战，理由都是一样的。
当然，从军事上来说，无论是宋军还是明军，相对对面的敌人金军和瓦剌，在数量上都是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这也是选择野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且，只要能够坚守一段时间，外地援军赶到后，还有可能将敌军在城下包围歼灭。这也是金军第一次进攻汴梁最后在得到大量财物后迅速北撤的原因，瓦剌在北京城下也是同样的情况。
萧武
答：于谦的决策是错误的。
本来，1449年北京保卫战是胜利的，而历史是不应该审判胜利者。
但既然有网友较真提到了这个问题，那我就结合古代攻城和守城的实际情况来回答：于谦选择“出城迎战”而非“坚城死守”，其实是错误的。
道理不用说太多，只要变换一下角度：如果您是远道来犯的瓦剌也先，面对深沟壁垒、城体高大、城墙厚实的北京城，您有多少把握能拿下它？
兵圣孙子早就告诫过后世兵家：“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即攻城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
君不见，在古代战争中，攻打防御坚固的城池，无论多牛掰的名将，都会感到极其头疼。
在爆破力巨大的炸药应用到攻城以前，中国军队攻击城池的手段十分有限。
无数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都发生在野战战场，一旦敌人缩入城池当乌龟，即令孙吴白韩再生，也只能望城空叹。
遥想诸葛武侯妙计层出不穷，但遇上了司马懿深壕壁垒，也只得哀叹“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唐太宗李世民仅用三千五百骑兵就能打垮窦建德十万大军，但要取坚城洛阳，也只能采用围困断粮的笨办法逼迫王世充出城投降。
从春秋战国到晚清，只有守城名将、野战名将，没有攻城名将。
谁也没有攻城必克的绝活，所谓的摧城拔寨，多是以大军压境，兵威恫吓，逼使守城主将出逃或出降，或施诡计诱引守军以在城外歼灭。遇上了意志坚决、油盐不进的守将，那就只有围困一途，围到城中弹尽粮绝，意志崩溃为止。
蒙古军队席卷欧亚非三大洲，几乎战无不胜，却在南宋城池的强大防御力量下屡屡碰壁。
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钓鱼城和襄阳城的攻防战。
钓鱼城不过是用石头彻城的一座小小城池，却抵抗蒙元达36年之久，并耗死了大名鼎鼎的蒙哥汗，被冠以“东方的麦迦城”、“上帝折鞭处”的威名。
而襄阳城的存亡更是宋元战争的转折点。
蒙古人围攻襄阳五年不下，不得不从西域引来了穆斯林工匠建成的配重式投石机（俗称“回回炮”）。该炮发射的炮弹重达150斤，大炮发射时，“震天动地，所到之处，皆为齑粉”。
是这种可怕的大炮，最终摧毁襄阳军民守城意志，遂使坚城陷落。
北京城作为大明王朝的帝都，其城防远非钓鱼城、襄阳城可比。今天，我们通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所看到的正阳门，尚可依稀一睹当年冷兵器时代城墙的雄伟风采。正阳门乃是当年“京师九门”之一。它集正阳门城楼、正阳门箭楼与正阳门瓮城为一体，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明朝正统四年（1439），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御能力，在京师各城门外添建箭楼，正阳门箭楼也是此时建成。在城楼与箭楼之间原有一座巨大的瓮城，南北长108米，东西宽88.6米，瓮城四向各辟一门，均为拱券式门洞。正阳门城楼通高43.65米，正阳门箭楼通高35.37米，均是中国乃至世界“城门”中最为高大雄伟的城楼和箭楼。
瓦剌人孤军深入，粮饷难继，既缺乏攻城的大型工具，又没有蒙古人作长期围城的环境和背景，进犯北京，不过虚声恫吓一番，日久自去。
于谦，其实只需“凭城坚守”，自然可以化解这一场灾难。
纵观历史上两场灭国奇祸——“永嘉奇祸”和“靖康之难”，其实都是西晋人和北宋人没有坚守的决心，自己打开城门逃跑或投降求和而造成的。
北京城的沦陷——李自成入北京、清兵入北京和八国联军入北京，也都是城中军民放弃抵抗，甚至自动打开城门放入的。
再举发生在清朝的两个战例。
一、熊廷弼经略辽东，把沈阳城防打造得固若金汤。努尔哈赤来犯，粗线条的总兵贺世贤神经发作，把队伍拉出去与后金兵对砍，结果在野战中全军覆没，熊廷弼苦心孤诣打造出来的城防形同虚设，高大坚固的沈阳城轻松落入努尔哈赤手中。
二、此前对明作战无往而不利的努尔哈赤进犯宁远，辽东巡抚袁崇焕采取正确策略：“凭坚城，用大炮”，成功地扼制止了住后金兵的疯狂进攻，宁远转危为安。
由此可见，于谦所选择的“出城迎战”，其实是很危险的，那是用己之短、与敌之长进行生死较量——明军以步兵为主，擅长守城；瓦剌军以骑兵为主，擅长野战，于谦放弃守城与敌野战，孰智孰愚，就不用多说了。
覃仕勇说史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是于谦的粉丝，因为他相声说得好。
不过当年的于谦，可比今天的于谦厉害百倍了。
严格意义上，于谦没有出门野战，只是背靠北京城作战而已。
首先，明军战斗力并不弱
直到壬辰倭乱时代，明军的真正主力部队，仍然保有相当的战斗力。
不能打的明军，主要是地方驻守的部队。因明军职业世袭制，时间一久地方部队不打仗又不训练，自然腐化失去战斗力。
但这不是说，明军正规军就不能打仗，他们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
至于土木堡的失败，20万明军被3万瓦剌骑兵打掉一半，完全是皇帝和太监王振胡乱指挥所为。
按照他们这样指挥部队，20万只损失10万也是上天保佑了。
所以，也先3万骑兵逼近北京的时候，于谦手上有数万北京的明军，战斗力虽不属于一流，还是能够打一打的。
还有，于谦紧急发布动员令后，前后约有20万明军向北京靠拢，其中一部已经赶到。
这样一旦，明军总数约有22万，战斗力上毫不逊色于3万瓦剌骑兵。
其次，既然实力不弱，就没必要示弱。
明代的防御战，除非敌我力量特别悬殊，一般不会完全推入城内。
比如民族英雄袁崇焕的宁远之战，因明军只有1万，满洲鞑子兵有6万，不得已只能退守城内。
但鞑子兵围攻北京的时候，袁崇焕有了一定实力，就敢于出城和鞑子硬拼野战了。
这是因为，古代守城除非是非常小的城市，不然很难面面俱到，战略上非常不利。
当时北京非常大，人口近百万。这么大的城市，恐怕明军全部守城也不够用。
而这样守城，等于将兵力自行分散，等着被敌人各个击破。
所以，正确的打发自然是一部坚守城市，另外一部主力出城和敌军野战。
野战如果赢了，或者即便败了能够消耗敌人很多实力，瓦剌骑兵也不会敢于继续攻城。
即便是野战输了，万不得已还可以退回城市去防御。
如果一开始就将这么多兵力调到城内，战战兢兢的死守，无异于示弱。这对于明军和北京老百姓的士气都是极大的打击。
这也就是于谦所说的：不能示弱于敌人。
再次，这种城下防御战中，明军有很大优势。
兵力是敌人数倍不谈，明军当时是长于防御，短于进攻。
明军装备了大量的弓箭和火器，其中火器虽然性能还不怎么样，但在这种城下防御战中有极大的优势。
因为火器兵其实最怕被骑兵冲击，而城下的防御敌人骑兵不可能敢于长距离冲击，更别谈冲不进城。
同时，火器兵装弹速度慢，然而这种防御战中完全可以一人多枪，由后勤士兵或者民众帮忙装弹，大大提高射速。
实际上，此次瓦剌骑兵被明军火器修理的很惨，两次猛攻都被四面乱射，伤亡惨重。
其实还有很多点，萨沙一个人打字，就不多说了。
事实证明，于谦部署完全正确。
瓦剌骑兵本来就是想押着皇帝来打秋风，谁知道直接在城外踢到硬板。
几次进攻都被明军杀的落花流水，伤亡惨重，他们有没有足够的后勤补给，只能仓皇逃窜。
于谦又率部追击，加上地方民众不堪瓦剌人的烧杀奸淫纷纷起义反抗，最终瓦剌就这样被打败了。
其实，瓦剌本来根本不可能打到北京。就是因为当时皇帝和王振的荒唐无能，才导致了这种情况。
萨沙
于谦之所以要出城迎战，主要是因为北京城本身是非常难以防守的城市。历史上的同类型战役中，野战失败的一方若是继续守城 ，基本上没有什么胜算。加上瓦剌蒙古人的准备不足，让于谦抓住了机遇。
1449年的北京保卫战，虽然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但在军事上其实并无太多出彩之处。因为瓦剌人在一开始并未有过长期攻坚的想法。也先原本认为抓获了明英宗，就可以当做人肉盾牌逼着北京内的官员来和自己谈判。至于到底能够占据北京，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是因为明朝的大臣们已经又推出了一个景泰帝做首脑，让明英宗的盾牌身份显得不再重要。
若非如此，瓦剌人不会不经过周密的布置和准备，就径直冲到北京城下。因为在没有消灭敌人大部分机动部队的前提下，贸然围城是很可能遇到内外夹击的。而且攻城战也需要军队在物资补给、武器军械方面有充足的准备。否则面对大城市的防御设施，是很难奏效的。很多人认为瓦剌没有多少攻城战能力，但他们确实有被后世作者记录过使用火炮。而且在之前的战争中攻破过不少明军的要塞和城池。加上其发源地其实是多林山地，本身也不会忌惮下马步战。
再看北京城的实际防御能力。虽然从朱棣开始，北京就用石头城墙取代了过去的夯土城墙，但其最大缺陷并却是过大的规模体积。由于城市内拥挤着大量的朝臣和为之服务的平民阶层，所以北京很容易在围困下出现粮荒。之前的蒙元时代，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骑兵就通过不断袭扰+围困，拿下了面积不如后世的金国中都。被明朝定位首都后的北京，人口与规模进一步扩大。势必意味着需要更多守军来防御更长的城墙。否则，围攻部队可以找到任何薄弱环节下手，而守军在内线也要疲于奔命。
所以，于谦的做法恰恰是规避了防御北京时所会面到的最大问题。只有让瓦剌人不断同自己在城市外围交战，才能有效的吸引对方注意力。否则如果是一位的关门死守，很可能让瓦剌人建立稳固的基地和营垒。到时候北京就会被彻底困死，没有获胜希望。
于谦为了达到自己的战术目的，还是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比如将附件粮仓的库存全部集中在北京城内，防止城里提早出现饥荒景象。再者就是将周围残存部队与可以通过运河机动的其他武装都集合到北京。这些部队虽然不够善战，但没有经历过土木堡的重创，还有战斗力可以挖掘。更多的人数也意味着在消耗战中，明军可以保持数量优势。
当然，最后的瓦剌人自己的很多决策失误，也帮助了于谦和明朝守军。例如为了恐吓明朝方面就范，也先在8月就已经率军在边境附近徘徊。如果在当时就发动雷霆一击，北京城里是没有足够的军队和组织力来进行大规模抵抗的。一直到10月，也先才开始带着大军正式南下。一路上的行军速度也不算快，又给了守军11天的时间准备。直到10月13日，才开始试探性的进行攻击。
也许还有很多人觉得，也先的蒙古人南下十分方便。但瓦剌人的大本营其实位于蒙古高原的西北部，距离北京战场有漫长的行军路程。所以，这对于准备不足的军队来说，也是一次劳师远征。加上没有真的准备进攻北京，也没有任何有效的计划，自然是组织不起像样的围攻战。否则，以明军主力不敢离开城墙火力掩护范围的情况，蒙古骑兵可以继续在周边地区劫掠，类似后来16世纪的庚戍之变时所发生的那样。
但是因为也先过高估计了自身的胜算，也因为他在草原南部地区缺乏基地和有效的同盟，所以也就一步步失去了自己的胜算。如果继续强攻下去，他的军队会在北京受到很大损失。那些原本就不服从他的部落势力，到时候就会对其进行反攻倒算。这都是也先所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北京保卫战其实是于谦抓住了也先的种种失误，才获得的一次险胜。如果其中的任何因素出现一点状况，那么城市就可能真的陷落。或者在蒙古人的围困中出现大量非战斗伤亡。
米南德王问道
土木堡之变，说白了，更多是一个意外。瓦剌几次进犯中原，目的在于劫掠，和大部分游牧民族的想法差不多。对于瓦剌的兵力，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大部分的推断都认为最多也就几万人，不会超过十万人。这点部队，要拿来灭亡还算天下太平的大明王朝，显然是不够的。
可是，瓦剌首领也先意外抓住了大明天子明英宗，就像一个突然中了大奖的暴发户，不知道这么多钱怎么用。大明天子在手里，可是怎么用好这个天子？也先茫然了。本来原计划打一票见好就收，捞一笔就回去，现在就不甘心了，毕竟天子在手。
可是，这个天子似乎不好用，用来叫城，明朝守将们都聪明，根本躲着不见。大明另立天子，硬是把被俘的英宗变成了太上皇。也先越想越不甘心，就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他兵临北京城下。个人以为，直到这个时候，他依然没有灭亡大明的想法，只是被一种赌博的心理支配，才来到北京冒险。他赌博的筹码，就是手里的英宗皇帝。
北京又是怎么个形势呢？
慌乱。
皇帝被抓了，天塌了。而且京城以及周边的部队，大部分都在土木堡完蛋了，诸多勋贵宿将也都在土木堡阵亡了。虽然另立了新君，可毕竟登基时间短，很仓促，对下面的威慑力不够。尽管征集了援军，但大多是二线拼凑的军队，看着人不少——有22万，但战斗力如何？谁心理也没底。
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于谦提出依城野战的思路，是有道理的。
首先，北京是个大城市，22万军队看着虽然不少，但是往这么大一个北京城墙上一放，每个城门能分到的毕竟有限。那边厢，瓦剌却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击一个点。明军分散守备，太吃亏了。
其次，依城野战，看着好像冒险，但由于有城墙上的远程火力做掩护，还是比真正的野战有利得多。另外，把这些新兵真正放在死地和绝境，他们才会爆发出最大的战力，才会去和敌人玩命。
第三，野战彻底打消了也先的侥幸心理。对于谦和明军而言，即便我们皇帝在你手里，但我们该怎么打还怎么打，你也先手里这个筹码没用，我们不会投鼠忌器，更不会屈膝投降，你要想打，奉陪到底。于谦通过一场血战，给也先传递出这个信息以后，也先的战意果然越来越弱，对谈判的兴致则越来越高。于是，北京的危险逐渐减除了。
于谦之所以被称为“救时宰相”，是因为他在那个人心惶惶的时候依然可以做到冷静和理智，考虑好每个因素，最后做出一个最佳的选择。这份气魄和胆识，令人敬佩万分。
“许述工作室”核心成员查佳峰主答
脑洞大开的历史
嘴炮不能移山，推土机才可以。
1449年，距离明成祖朱棣攻打北方的鞑靼才50年左右，那一次朱棣带领着名将张辅等打得对方战战兢兢的俯首称臣。
仅仅过去了50年，经历了中间的两个皇帝，明朝实力逐年上升。当然，北方也出来了一个也先，骚扰明朝边境，当然基本上都被守将们击退了。
朱祁镇接手的明朝时，明朝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尤其是北京城周围的三大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朱祁镇登记后总感觉太平淡了，刚好此时也先骚扰边境。于是在太监王振的鼓动下，朱祁镇御驾亲征----调集了京师主力和边境主力，一共50万人。出征的时候，王振把文武大臣带上了，还有名将张辅——朱祁镇并不是要他做参谋，而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50万大军到了边境，没找到也先，只好撤退。王振撺掇朱祁镇修改了大臣们制定的撤退路线，改道他老家，这样他可以光耀一下。
也先突然发现幸福来的好突然，于是带领手下准备偷袭一下这只撤退大军，肯定能捞到油水，自己在草原上缺的东西太多了——布料、盐、铁等。就说布料吧，草原游牧民族不产棉花，因此穿的衣服都是皮草——牛皮的褂子，貂皮的秋裤，羊皮的衬衫，狼皮的内裤，夏天也是如此，肯定没有布料舒服，透气性太差。
朱祁镇50万大军改道了，也先幸福的要晕掉了，急忙追击。如果不改道，朱祁镇会按时到京城，兵力也会得到休整，也先压根没机会。但是现在，也先机会来的太快了，在土木堡，朱祁镇50万部队被也先打的一败涂地全军覆没。也先只想打个胜仗，抢点东西；这下好了，明朝文武大臣死了一堆，名将张辅也死了，还俘虏了一个皇帝。关键是京城主力没了。也先决定围攻北京。
朝堂上，兵部尚书于谦力排众议说服皇太后立景泰帝朱祁钰，稳住了明朝群龙无首的局面，阻止了大臣迁都南京的建议，也先也失去了勒索明朝的筹码——自己手里的皇帝不值钱了，明朝有新皇帝了。
接着，于谦收集土木堡败兵，然后调附近各地军队进京，打开沿途粮仓让士兵自己带粮食，解决了粮草运输问题。
北京城外，于谦把百姓迁入城中，然后坚壁清野。也先在北京城外转悠了几天，没勒索到一毛钱，关键是外面也没啥抢了，能带的带了，不能带的于谦烧了；连井都封了。
成败在此一举了，外援等不到了。于谦在北京九个门各安排了一队人马，告诫守城的人：兵马出城后，你们升起吊桥，不准放下来，除非打退也先。于谦也出城了，他也领了一队人马。这种破釜沉舟的做法，明朝将士勇猛无比，打败了也先。北京保卫战胜利。
于谦的做法十分正确，因为结果打赢了！你假设一万次，推理的再精妙绝伦，但是你没抓住主要问题，没出去打，就是个屁！
总会出现一些清流的嘴炮，拿着假设去质疑胜利的结果。既不是吸取经验教训也不是为了推演过程，纯粹是嫉妒心在作祟。
嘟嘟读读
这个问题实在是对中国古代战争的误会和曲解，难道大家都觉得古代城防战就是鲁班和墨子在“墨攻”里搞的那一套，守城的龟缩不出，攻城的弄一些云梯啦、投石机之类的攻城手段？
其实这种观点大错特错。虽然北京城墙坚固，但是首先，北京城太大了！外城大概至少有九大城门，虽然当时仍有十几二十万守军，但怎么防？九个门你知道瓦剌会攻哪一个？如果平均用力然后再临时调整，那非乱死不可。还莫如主力出城，背靠坚城与瓦剌主力决战，虽然野战不是蒙古骑兵的对手，但背靠坚城，实际上玩的还是阵地战。类似的战略也可见明末袁崇焕秉承孙承宗的战略思路统帅关东铁骑面对满清时的思路：不能任由满清兵锋直抵山海关下，还是要主动出击，步步蚕食。当然崇祯这小子性子有点急，真要是放手让袁崇焕搞，没准这江山还能保住。
其次，北京城里人太多了，据说当时已经有上百万人，加上守军，每天京城内的水、粮消耗就是个天文数字，而北京显然没有什么自给自足的能力，还是要靠京杭运河的漕运，如果放弃外围，坚守城池，随之而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瓦剌军将北京城围成个铁桶阵，那粮草怎么解决？这个不要说古代了，就说现代战争，被人围城也是绝路、死路，不信可以去看看辽沈战役时的长春围城……
再次呢，当时大明朝虽然元气大伤、军队主力损失够呛，但并没有伤及根本，土木堡之变还是发生在帝国的边疆，包括山东、中原、江南等帝国的腹地都还保留着强大的战争潜力，而且当时已经有来自山东等地的勤王军队正在赶赴北京，如果这会收缩进首都，那一个是会造成瓦剌军围困北京、勤王明军围困瓦剌军的持久战局面，这个其实对明朝大为不力，因为无论是瓦剌还是明朝，都不想把战争打成持久战。
瓦剌的目的也就是越过长城来劫掠一番，而明朝（尤其是于谦）的目的则是将瓦剌赶回草原上去，如果把决战放在北京城下，这个历史名城被打成破烂，就太不值当了。
所以当时明朝推出代宗之后，迎战瓦剌的战略就三种：南逃（迁都南京）；死守北京；主动出击……
幸运的是，有“粉身碎骨浑不惧”的于谦在，明军还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战略。
搬不动的小强
在1449年关乎大明国运的北京保卫战上，一桩见证了大英雄于谦卓越军事才能的事实，就是他拒绝了满朝文武“坚城死守”的呼声，坚决将部队屯兵在城外，依托坚固城墙，与瓦剌进行硬碰硬野战。
乍一看去，于谦这决定，让人不可理解。兵法都说“其下攻城”，北京城经过半世纪经营，城池出名的坚固，又新增二十二万援军。瓦剌野战势力强悍，又是士气正旺。何必扔下自家优势去死磕？只要牢牢守住城池，把瓦剌耗走不就行了？但事实是，于谦的抉择，才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战略。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城高池深”的北京城，一旦选择“坚城死守”，必然守不住。北京城的特点，是“城高池深”，外围就座要塞城门，各个坚固无比，看似固若金汤，却其实也是最大弱点：当时已有百万人口的北京城，城市面积也十分大，遇到守城战役时，防线也就拉得十分长，别看手里有二十二万部队，分布在九个城门上，就是严重不够。
何况气势汹汹杀来的瓦剌大军，绝不同于之前的“游牧骑兵”。当时瓦剌的攻坚能力，早已轻车熟路，攻北京前攻打紫荆关，也是一顿狂攻后就拿下。通过多年走私买卖，他们更拥有大量明军铳炮火器，一旦他们集中兵力，狂攻北京城一点。城破国灭的浩劫，绝不是开玩笑。
而且就算瓦剌畏惧北京城坚城，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但别忘了北京有百万人口，先前储备的粮食远远不够，全要靠漕运来不给。倘若瓦剌切断了漕运线路，对北京城来个围点打援，不但可以源源不断补充给养，更会将北京城困到弹尽粮绝。哗变之类的动乱更有可能发生。倘若那样，就是不攻自破。
而比这后果还严重的，就是第二个原因：如果瓦剌大军绕开北京城不打，转而对内地进行疯狂劫掠，那将是堪比北京沦陷的灾难。
在准备北京保卫战前，明王朝进行了大规模的征兵调粮，周边的粮草，以及山东河南江苏各地的漕军运军备倭军，几乎全数云集到了京城。北京城的防御无比坚固，但中原各地的防御，其实也无比空虚。倘若明朝“坚城死守”，瓦剌调转马刀，侵扰山东河北各地州县，至少黄河以北都会遭够荼毒，中原地区极可能大乱。类似的景象，可以参考明末八旗破关侵扰时，明王朝“坚城死守”，不敢作战的后果——数十万百姓被掠，中原州县伤亡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明王朝如果“坚城死守”，恰恰是对国家民族的不负责。
最重要的原因是：以明王朝增援北京的二十二万部队实力，完全有能力击败来犯的瓦剌军队。与瓦剌进行主力决战，正是时机！在土木堡惨案爆发前后，明王朝的军事实力，其实还是非常强大的时期。土木堡战役的惨败，说到底来自明英宗的作死指挥，而非明军战斗力问题。北京保卫战前，明朝增援北京的部队，基本以山东江苏河南的漕运军备倭军为主，其中不乏有作战经验的好部队。士气也无比高涨，正可与瓦剌一战！
而最有利于野战的，则是北京城的防御态势。虽说北京城城大战线长，但城池上装备的劲弩火器，完全有利于部队依托城池，阻击来犯的瓦剌部队。步兵为主的明军，也正好可以屯兵坚城下，发挥自身防御的优势。有限的骑兵部队，则可以作为机动兵力，防御中随时增援。
可以说，于谦的这一系列安排，绝非是头脑发热，相反却是一套缜密的积极防御战略，并被接下啦的实战验证。
更为重要的是，于谦选择的，也并非简单的“依托城池防守”，而是给瓦剌一系列组合拳。先是在瓦剌到来之前，展开大规模清查，把瓦剌潜伏在北京周围的细作，一股脑全抓了出来。杀气腾腾的瓦剌大军，还没开打就断了耳目。战役开打后，于谦更是巧妙设伏，诱引瓦剌精锐进入德胜门，一顿火器轰炸，将这支瓦剌骑兵里的“尖刀”队伍彻底打废。被打弯了尖刀的瓦剌军，这下攻击力大减。
然后，就有了后人熟悉的，热血澎湃的一幕，依托坚城的二十二万明军，战至流血凝肘而不退，以血战到底的冲杀，把骄横的瓦剌大军打的大败，甚至连瓦剌人眼中待宰的明朝百姓们，也手持砖头上城血战。万众一心的血战，终于打得瓦剌军仓皇逃跑。一场眼看要滑向深渊的明朝国难，就这样被力挽狂澜。 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不止是京城军民的浴血，更有担当重任的大英雄于谦，那卓越的军事智慧！
参考史料：《明史》《明实录》
我们爱历史
这个问题不算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不过个人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有趣，不请自来回答一下咯。
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决定——部队出城野战而不是依托城墙防守——是正确的。
这不但为北京保卫战的结果所证明，也符合古代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一般来说，保卫要塞和关隘，可以选择依托城墙等防御工事和对手相持，但成功保卫大城市、政治经济中心就要求守将在野战中击败来犯之敌了。当然，这种野战和朱棣靖难之役中的白沟之战是不同的，不是单纯的野战，而是依托坚固的城防工事和敌人背城而战。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要塞关隘普遍比较小，军队人数有限，和来势汹汹的对手野战基本上没希望，依托工事和远射武器杀伤敌人是唯一的选择。而大城市虽然工事坚固，但城垣绵长，对防守的兵力有很高的要求，北京城的二环路大体上就是当年北京保卫战的城墙所在位置，三十二公里，3万多米，就算一米一个士兵，也得三万多人，而且只能是单线防御，一打就透。
保卫北京这么大的城市，没有十万八万的兵力是不太现实的。有了十万兵，在城垣上的远射武器的支持下，和对手野战更有机会。当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也不是一定的。但无论怎样，在历史上，困守大城，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太平天国丢了安庆，剩下一个大城南京，没有坚持多久就失守了。部队没有野战之力，在城墙上坚持一样守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