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的评价,郭沫若是什么样的人?

小左——小右


郭沫若真的很差吗?恐怕他比近现代大多数文人要好些。

说郭沫若对郭安娜始乱终弃,间接造成于立忱之死,这两件事说得过去,其他都是无端的谴责,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郭沫若抛弃乡下妻子,这在民国时期几乎是常态,不管是文人还是武人,都是这样。鲁迅抛弃了朱安,为了不和她睡一起连床都要锯开。徐志摩为了抛弃张幼仪,逼他去堕胎。蒋百里为了抛弃查品珍,常年不回家。胡连发妻卖嫁妆偷娘家东西送他去黄埔,胡琏却娶了上司妹妹当了陈世美。孙立人的发妻龚夕涛在家苦等60年,连一句道歉都没有,活脱脱的免费保牳。

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夕,郭沫若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立刻引起了蒋介石的反感和追杀。要知道,蒋介石当时虽然没有掌握国民党政府最高权力,却也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即便什么都不是,蒋介石也是曾经暗杀陶成章等人知名刺客。郭沫若这个不怕死的性格,其实已经超过了鲁迅、胡适和傅斯年。

从辛亥革命一直到抗战前期,鲁迅面对战争主要是做两件事,躲起来和开骂,淞沪抗战期间,鲁迅在日本友人帮助下避难,对国民政府口诛笔伐,却不曾对日本侵略者恶语相加。鲁迅也曾旗帜鲜明反对学生的游行示威,认为这一定会招致“无谓的牺牲”。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的软弱性伴随了他的一生。胡适虽然自诩“自由主义者”,却始终以给强权者独裁者当二奶为荣。华北事变期间,胡适组织了“低调俱乐部”,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大肆宣传抗日亡国论,这个低调俱乐部后来相当一部分人都当了汉奸。胡适大节无亏,主要是和美国关系密切,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为抗战争取了很多外援,这是功绩。胡适虽然自诩“人权斗士”,却对蒋介石出卖国家利权,大肆屠杀爱国人士闻一多等人不发一言。胡适,说白了那是御用文人的总代言。

即使是文人中素有“傅大炮”称号的“傅斯年”,在勇气上也不如郭沫若。傅斯年一生中做的最惊天动地的事,莫过于弹劾孔祥熙和宋子文。傅斯年作为国民参议院参议员期间,掌握了孔祥熙和宋子文贪污腐败的确凿证据,把这两人悉数赶下台,勇气可嘉。可是,傅斯年没有看到的是,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贪污腐败背后,是蒋介石的纵容和支持,傅斯年虽有勇气,却逃不过“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小圈子。

民国文人的通病,郭沫若或许有,可是民国文人中没有的精神和远见,郭沫若不仅有,而且看的很透彻。也正是如此,郭沫若能成为我国20世纪仅次于鲁迅的最受尊敬的文人。


历史知事


作为一个曾经在自己的学术论文中,花了我很长时间讨论过的历史人物,我想细心细致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坊间有相当多对郭沫若的评论,里面不乏各种批评声,但是郭沫若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却很少有人持平去分析。下面笔者打算从郭沫若的学术与文学创作、郭沫若的爱国、郭沫若的婚姻、及建国后的郭沫若四个部分,详细做一分析。

学术与文学创作这边,争议应该不是很大。比如说郭沫若的金石学研究,长时间处于国内学术研究领域的前沿,若按今天的标准来论述的话,可以评上长江学者了。考古学研究,差不多也是如此,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也不弱。从这些角度来看,郭沫若的古史研究、金石学研究没什么可指摘的。至于文学创作,长久以来我国现当代文学界有“郭鲁茅巴老曹”之并称,即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其地位就不多说了。至于盛传有些诗作,现在看来,有些不是郭的,有些是应景之作。

郭沫若爱国,这个层面应该问题不大,郭沫若是1928年离开中国去日本的,但是在1937年左右从日本回到了中国,注意这个时间节点,嗯,抗战全面爆发……说实在话,当然会有人说郭沫若只不过在日本待不下去回国,毕竟中日开战,但是郭沫若赶回国内,参与抗战,本身没问题的。

第三个层面,婚姻,这一点也是郭沫若较为诟病的地方。确实,我在和一些研究郭沫若的朋友讨论这一问题时,也多次说过,郭沫若在这个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瑕疵。喜新厌旧,不负责任,看来这样的说辞放在郭沫若身上并无错误。

最后的一部分,我想以这样的形式说明下建国后的郭沫若。请问各位朋友,有哪一个人是被郭沫若迫害的呢?郭沫若整过人没?似乎没有,反而自己的家人也有不少受到冲击。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生存模式,有的委曲求全,有的大义凛然,有的苟且偷生,郭沫若只是选择了一种自保的模式,这当然不能算是高尚的行为,可是说有多卑劣,言过其辞了吧。

当然,本人也是简单说这么几句,郭沫若是近现代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人物,对于其的研究目前还在深入之中,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期刊,每年都有若干文章。所以说,真正看透这个人,恐怕还需要时间的积淀。


张杰谈史


几十年来,各界对郭沫若的评价呈现出“两极化”的特点,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郭沫若现象,客观中肯的评价并不多见。主观性与片面性是对郭沫若评价的主要立场,割裂个体与历史的联系导致了评价“两极化”的出现。

俗话说“盖棺定论”,但郭沫若在逝世后,对他的评价非但未能盖棺论定,反而肯定与否定的声音呈现“两极化” 。曾经邓公在郭沫若追悼会上称其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此后便掀起了高度肯定郭沫若的历史贡献高潮,持续了近十年之久,期间批评的声音并不多。

偶尔有对郭沫若的某些作品或历史剧等批评声音的出现,这都属正常的学术评价,并未改变学界对郭沫若的基本评价。“两极化”是出现在海外观点陆续进入中国之后,最初的表现在两本观点相反的著作上。

1988年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金达凯在书中对郭沫若的人品、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等统统予以否定,说郭沫若“是东抄西凑,见异思迁,前后矛盾的文学机会主义者”。此书中明显存在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对郭沫若的人身攻击。于是内地出版《百家论郭沫若》一书来反击,以肯定言论为主。

此后又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的文章指责郭沫若作品抄袭,此文发表后在内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可谓是推波助澜。国内的翟清福、方舟子等发文予以反击,说余英时的职责毫无根据。之后便消停了一段时间。

时间到了2000年,批评郭沫若的文章又出现了,书中基本上都是反思郭沫若的悲剧和弱点,批评郭沫若有待商榷的文章,几乎没有肯定郭沫若成就的任何文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集中出现了对作家评价的现象,有一批论文否定了被学界普遍肯定的人物,其中就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一些“体制内”作家。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对文学大师座次重排的现象,郭沫若被踢出六大家之列。郭沫若历史地位分化也由此开始,直到今天,中国学界仍然流行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有关郭沫若的诗风、历史观、文学创作等等方面,都是针锋相对。这些都不是科学的认识,都没有科学的立场、态度和评判。

对郭沫若的评价不应该受到非科学性因素的干扰,不应该存在主观臆断和片面看法,更不应该有极端的强烈的政治偏见。怀着主观偏见看待历史人物,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郭沫若是具有多种身份、 多重角色、多方面影响和跨越了不同历史时代的多侧面人物。对郭沫若的认识应力求全面,客观公正。

郭沫若的许多突出的贡献本身就包含着历史的局限,而在他明显的缺点里却又渗透着积极的时代意义。他的趋时与善变,与他追求的与时俱进的时代品质相关;他的某些偏激的举动,与新文化矫枉过正的运行规律相连。我们不应该用鲁迅的观察眼光去审视郭沫若,更不能以鲁迅之长驳郭沫若之短。

郭沫若有着冒险家的品质,因此郭沫若往往具有超乎常人的勇气、胆识和开拓精神。他敢想、敢说、敢做。正是这种个性,成就了郭沫若非凡的想象力,推动了他思想上的领先。但这种个性和做法也铸就了他好走极端、做事不够谨慎等缺点,留下了一些被人攻击的把柄。

对郭沫若的评价不能走两极分化,对历史人物的科学评判必须放到个体与特定历史的联系中来讨论。变化了的时代以及价值取向,导致了对郭沫若的两极评价。郭沫若的原创性贡献还是要肯定的,他无疑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我们没有必要只是一味的去挖郭沫若的缺点及人性的弱点,更应该弘扬他的贡献。

还有一部分人是,他们根本就不了解郭沫若,看到一些野史类的信息后,就盲目的附和起来,加入一味贬低谩骂郭沫若的队伍之列。郭沫若的私生活及主持明定陵的发掘等事件便首当其冲,开始了一股脑的全盘否定。毫无客观、中肯可言,这就是典型的主观、片面、带有成见的评价。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郭沫若应该得到客观的评价。


野史也是史


郭沫若40岁左右,就被同道尊称为“郭老”,是现代中国备受崇仰的地标式人物。哪知时移世易,现在大多数人谈郭沫若,实际是出于恶而加以研究,或加以贬斥的。

但我个人一直以为,郭沫若作为一种现象,社会提出反思,固然是合理且极有必要的。但是对于郭沫若其人,有些责骂不仅是不合事实,脱离语境,诛求过甚,甚至有点故意找茬的意味了。

总之,论起郭沫若的为人,确实难称完人,是有些问题可以检讨。但同时可以明确的是,他绝非是一个小人,不是一个投机分子,并没有多少权力欲,一生更不曾主动加害过人,即便实在率兽食人的时代,手上也没有沾血,没有作恶,只是敷衍,只是点缀。其实这一点,上了年纪的人,都会体谅,并觉得难能可贵。只有未经世事、不明历史的小年轻,才会责骂人为什么不去做烈士。

平实地讲,再怎么样,他都无愧于一个爱国者、一位学术大家的称号。虽然我本人也不喜欢他。但论人当实事求是。


郭沫若论为人,是有种性格悲剧色彩的,导致他的言行也多有不让人佩服之处。这一点,无需讳言。

而我的观感,可能与大众有所不同,以为若“责备贤者”起来,他最大的问题,也最该受些诋苛的,并不是在于政治和男女方面,而是性情懦弱,一贯地明哲保身,一般大家所谓的风骨嶙峋,他确实不及。鲁迅般的刚烈气节,顾准式的受难意识,甚至是郁达夫那样的实诚坦荡,作为并世名人、文人同类、左翼同仁,他是始终都缺乏的。但是,以此为代价,他作出的学问和成就,又确实是高高山顶立,罕有人及的。

在一般公众看来,他生平有两大污点,是难以洗清的。一是男女关系混乱,二是政治投机。其实多读往事,了解其人,即可知他并非众所臆想的那般不堪。男女方面,他是多情而乱,但细究并没特别出格的地方。惟年轻时代混上海滩时,确实私生活不大检点,跟着海派那班浪子吃花酒甚至嫖娼什么的都是有的,但是而后的感情生活并说不上滥。比如,和乡下原配离婚,是当时新派文人通行做法,即鲁迅也不能免俗;与日本妻子分开“抛妻弃子”,是为了偷偷回国抗日,为了能让妻子们安全而不得已而然。这些,都可以查看他的诗文集验证。

而后,孤身多年,中日战火全开,想不到还会与日本妻子重见,一个单身汉子,在组织的撮合下与粉丝于立群结婚,也没什么好苛责的。况且,以后的数十年,他对于立群是尽心尽职的,夫妻和气,相携以老,再没有过任何绯闻。

他不是一个像陈寅恪、胡适之那样,在男女方面异常洁身自好之人,但实也说不上什么污点。


还有,现在很多朋友,振振有词数落他是政治投机,其实更是说不上的毁谤。

要知道,他年纪轻轻二十来岁时就暴得大名,是各种势力争取的对象,但是他很早也很毅然地选择了共产信仰,一生都没有变易过,尽管以当时的处境,谁都明白,选择这一条路,不仅难以谋求功名利禄,甚至是要搭上性命的危险之事。他此生何尝有过退缩,有哪来的投机?比如,很多人责备他在当初跑到日本避难,其实不了解这根本就是周公的安排。而且,他的同道中人,也从未对他的操守有过怀疑。像毛先生,眼空四海,但一直都很尊敬他,视其为亦师亦友之列,即便晚年对他的思想意向有过批评,可是也从未对他有过猜疑。

所以,以我看来,郭沫若的问题,在于他性格缺陷非常明显,以至于长期沦为懦弱词臣,被权利倡优蓄之。只是,这样的悲剧,实在不是郭沫若一人之过,而是中国文人集体之罪,是整个国家之殇。他自己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最爱的小儿子死于非命,欲救不能,只能饮恨吞声,常年在夜深人静的灯下抄录亡子的日记以寄哀伤之念。真的,我们与其罔顾事实众恶集之骂郭,不如检讨整个社会机制问题。

他作为一介文人,只是与之俯仰,不作恶,但也无大善可言。 他有罪,可也只是罪在沉默。检讨郭沫若,以推尊知识分子的气节和独立精神,是对和需要的,但是对郭沫若其人,我们也需要原其情,知其处,这样的言论才会尽管公平。


现在看来,晚年的郭沫若,更像个笑话。可平情而论,那时的他,确实也写过不少批判文章,但多是授意;也动笔写过很多阿谀的诗篇,可多是不得已。他的位置在那里,早已没有了不说话、不附和的自由。

郭沫若晚年,曾和一个信得过的弟子私下有段谈话,我阅读所及,以为颇能表明他的无奈心境。那是一次有关歌德的讨论——因为彼时国内都称誉他为“新中国的歌德”。可不知怎地,聊着聊着,郭忽然话题一转,谈及自身。他说,现在我们两个在这里,没有外人,一块谈天,是有什么说什么,我无需遮掩,你也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出去和别的人接触,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

他还说,这是很悲哀的。因为歌德最痛苦的,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实现的不是理想。“如今有人说我是中国的歌德,这实际上是在骂我,在打我的耳光”。那年,不经意间读到这段记载,我心里是有些感伤的,为他,也为这个国家。

2019,3,18,晚闲谈几句


刘愚愚


郭沫若在学术上的地位毋庸置疑,近现代能达到他的高度的没有几个人。个人觉得,郭沫若在民间大概是 被人诟病最多的一个文人了。主要三个方面:1生活作风,2谄媚,3挖坟。1.挖坟专业方面性太强,不做更多评价。但我想,挖不挖?挖谁的坟?绝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他想挖谁就挖谁,恐怕太抬举他了。2.生活作风方面,他一生结过三次婚(有的恐怕没有扯证呢),第一次他抛弃了父母包办的原配,这种情况在民国那动荡的时期非常普遍,当然要说他反封建,追求自由幸福有溢美之嫌。第二次,在国内抗战如火如荼的时候,抛弃日本老婆,为了民族大义,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似乎应该表扬才对,至少没有像周作人一样沦为汉奸被国人唾骂吧。第三次婚姻就白头到老。至于他的非婚男女关系,恐怕也多有捕风捉影的情况吧。总之,他在这方面还算不是太过分的。比他过分的多了去了,只是好些人没有人敢骂而已。3.关于谄媚,软骨头方面,不想说太多,因为有许多深层问题并不适合在此讨论。应该是那个时代,社会的悲剧。当然,郭沫若不是完人,毛病不少,可谁又是完人呢?恐怕只有一个。喷郭沫若的人应该也有几类,其中大多是人云亦云的,没有基本的历史知识,没有读多少书的人。其实哪怕你只需认真看看郭沫若的著作名录,你就会为自己的发言三思。郭在众多领域所达到的高度,许多学者恐怕穷其一生也难达到之一。至于49 年以后直至文革,他被人诟病的许多东西与他当时所处的位置有关,以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还不如说是整个时代和社会的悲剧。还有一类就是别有用心的了......


荣誉市民候鸟




中国现代文学六大家中,郭沫若的成就和影响仅次于鲁迅,可以肯定地说,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顶级大师之一,一个才华横溢的全能人才。

郭沫若在文学、考古、翻译、教育、书法、历史、收藏等领域都有极高成就,尤其对中国新诗的贡献很大,是他依靠自己的才情,激活了中国诗歌的生命力,让现代诗从摸素着前进,直到前途光明。

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就是最好见证。诗集里的大部分诗歌不但通俗易懂,并且朗朗上口,有内容有情感有意蕴,比如,《凤凰涅槃》、《炉中煤》、《日出》等诗歌,想像力丰富,语言自由奔放,颇具屈原和李白的诗风。《女神》奠定了他在当时诗坛的崇高地位,是中国新诗发展初期最重要的代表作。

郭沫若书法很有书卷气,潇洒放达,爽利柔韧,同时又深得传统滋养,呈现出刚柔并济的强烈风格。他给好多老字号门店、刊物、名胜古迹题过字,比如“荣宝斋”,“中国书店”,我老家的纸媒《宝鸡日报》也是出自郭沫若之手。



在历史和考古方面,郭沫若分别有《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字研究》这两部极具份量的学术著作,在今天,依然是很多专家重要的学习、参考资料。

对文化的贡献,郭沫若数一数二,居功至伟,应当受到高度尊敬。

但另一方面,郭沫若被称作“风流才子”,生活作风随意率性,一生结过几次婚,跟许多女性保持着暧昧关系,对待感情也不够专一,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光辉形象。

因考古、历史研究等需要,郭沫若也主持挖过一些坟墓,搜集里边陪葬进行研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挖人家坟墓,对普通人来说,非常忌讳,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郭沫若因这事,形象进一步受损。



综合来看,如何评价郭沫若,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既要肯定他在众多文化领域的卓越贡献,但对他的个人作风问题,要抱以批评的态度,不能因为他是名人,就认为他什么都好。

至于他搞研究挖别人坟墓,我认为,他是公事公办,以科学态度推进文化发展,并不是为了私心,我们不该过多的指责他。

世上也没有完美的人,不要因为一个人的一些瑕疵而否定整个人,那样有失公允。


鸿鹄迎罡


比较集中哦。太专业的咱不明白 个人私生活 襁褓中的孩子 碰到啥样的父亲 老话叫“前世报应” 尽管可怜 对于人类来讲 也不算啥 总之 私事 用“伟大”来形容 就太“狗血”了 “伟大的斯大林 我的亲爸爸” 丢人不?还是“院长”过的!顺便请教《试看今日之蒋介石》是27年写的?47年吧?被问“每提总裁 必立正 脱帽 鞠躬 为何现如今要“试看”呢?回答绝了“此一时彼一时” 另外 跟他的女人们活该 大伙说对了“娼妓” 都是“政治婊” “人伦婊”的 当然 这是私活 不管俺的事 总之 真的是“人渣”(不院长 不被捧的话 本领可能比俺们强的 钱多就是了嘛)代表中国 斯大林 亲爷爷 我操你老郭家祖宗(俺也不乐意 嫌脏)


丁尔奇


关于郭沫若先生,分几个阶段来说比较好。一是新中国以前,一是新中国以后,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各阶段的评价差别很大,咱就一段一段的说。

先说新中国以前,做为了不起的文人在中国是很有名望的,反对他的文人也无法否定他的地位。关于他的私生活,在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是不一个时代概念的,那时侯是一夫多妻制。以郭沫若当时的名望在那时应该在社会上地位是很高的。郭沫若反蒋拥共几十年应该是一致的。但做为凡人郭沫若也不是圣人,不可能没弱点。

再说新中国以后,大家要先搞清一件事是共产党须要郭沫若的影响力和在文人中的地位,加上新中国又是郭沫若的奋斗目标,所以郭沫若歌颂新中国很正常。但是社会的发展不是一个文人能左右的,做为文人他对新中国的科学发展和文化教育是很有贡献的。在加上在各阶段的政治运动中把自己置身事外,没有顾意坑害其他人,当然他让那些受过运动冲及的人羡慕嫉妒恨。主要为什么他没有死于非命。

最后说改革开放以后,其实反郭沫若不是目的,反毛才是根源,为了反毛郭沫若只好去当把子了。当然我也不认识郭沫若,他的书看的也不多,只是感觉对一个死了的文人无畏无惧的漫骂能代表时代进步了,还是能证名自已品德高尚。有时间干点对自已专业有用事此什么都强。

请不同观点的朋友口下留德。


戏看人生10086


郭沫若无论选择什么政治立场,都是有名的学者,他选择了站在人民一边,这也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与大知识分子的的坚定立场!解放,中国获得了真正独立,是所有人的梦想!

“风骨”是什么,听起来高大尚,选择以武装斗争反对各种恶霸,土匪,军阀对人民的压迫,救中国,而没有选择以“宪政民主”的方式,是中国历史背景决定的,具有正当性,是历史必然,是唯一行的通的正确道路,是中国年青的知识分子与留学生最坚定决定!

虽然犯过错误,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不是为“皇帝”服务,过去的老干部很廉洁的!“风骨”就是假斯文,具有迷惑性,他就一个知识分子,能有什么作为呢!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不能站在多数人根本利益对立面上,这才是正确选择!

“风骨”是什么,以郭沫若才华,攀强附会,衣食无忧,没有问题,郭沫若与许多大知识分子选择站在人民一边,就是“风骨”,与那些“假仁假义”完全不同,坦率说“民主自由”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以中国人民独立与利益为目标,才有价值,否则就是披着“民主”画皮,假货!“风骨”也成了,臭皮囊!


之同


▲郭沫若旧照

说起来,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在现代诗、话剧方面确实有很高的成就,为甲骨文研究也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在为人气节方面,他可不像自己笔下的屈原那样“虽九死其犹未悔”,而是特别的识时务。众所周知,很多人对于诗仙太白都特别倾慕,领袖也非常推崇他的洒脱不羁、旷达绝世,对于诗圣杜甫却比较无感。为此郭沫若搜肠刮肚写了一本书,叫做《李白与杜甫》。这本书里将李白捧上了天,几乎什么都好,简直是千古诗坛第一人。严格地说,这也不算太过分,毕竟李白的水平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为了制造反差,他却硬是把杜工部给拽下神坛摁在土里,甚至还倒打一耙说他是“大地主”。

▲“诗仙”李白剧照

这个结论在现代人看来简直可笑到不行。众所周知,杜甫一生坎坷、颠沛流离,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就生动描述了居住环境是何等糟糕。作为一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忧国忧民,非常同情民间百姓的苦难,留下了大量感人的作品。然而“大文豪”郭沫若却另辟蹊径,硬是从杜诗里找出他是地主老财的铁证。在《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中,杜甫写道:“鹅鸭宜常数,柴荆莫浪开。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

▲农村白鸭

这几句诗乍一看是在描述草堂生活,实则蕴含着浓浓的地主阶级心理——自家养了不少鸭子和鹅,得经常清点数目,惟恐被人偷去,柴门得用门闩关好,提防强盗进来,而且还得用竹子做成篱笆来拦着。这摆明了就是地主生活嘛!家里的鹅、鸭子那么多,都数不过来,还不舍得给穷人,自己严防死守的,这不就是赤裸裸地表示出诗人对劳苦大众对立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吗?这就是知名大学者对于这首诗的理解。

▲“诗圣”杜甫画像

放在现在,稍微有点诗词修养的人都能看出这是一首田园风格的诗词,写的就是诗人在乡间的平凡生活,一派朴素自然的田园气息。怎么到了郭笔下,就是老地主数鸭子天天怕被人偷的猥琐嘴脸了?诗词风格暂且不论,先就事论事,农民数数自家养的鸭子怎么了?家里的门就得大敞四开,谁都可以进来,东西随便拿就体现出无产阶级的情感了?有田有鸭就是地主,那杜甫说自己住的茅草屋常常漏雨,被风刮得一飞三尺高的时候,怎么没见到郭沫若出来说他是贫下中农呢?

▲成都杜甫草堂

当然,不是所有文人都像郭先生那么有眼力,所以在那个年代,反倒是大批文人受到压迫,比如著名戏剧家陈白尘就曾经下放改造,后来还写了一部叫《云梦断忆》的回忆录来记叙当年干校生活。那时,他的任务就是放鸭子,在回忆录里,他说自己每天都要清点两三遍,生怕鸭子丢了。可能当时鸭子还没有意识自己是集体财产的身份,“自由主义”惯了,所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有财产,还是要“鹅鸭宜常数”的。不知道郭先生看过这段文字后,对于杜甫的行为又该作何解释。只是这么高的帽子,一把老骨头的杜工部怕是承受不起。

▲陈白尘先生旧照

明眼人都知道,凭着郭沫若的文学造诣,他绝不会那么理解那首诗,但是他却那样写出来,还出了书,不过是想用文人气节换取舒适生活罢了。前人已逝,不便多论是非,但是当他以诗人的身份来写文颂圣之时,不知他笔下的屈大夫会不会在汨罗江畔仰天泪流。

参考文献:

《郭沫若传》《云梦断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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