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二年(1923)5月6日凌晨2時50分，在當時中國東部最為繁忙的南北交通大動脈--津浦鐵路上，一輛由南京浦口開出的藍皮特快列車正以每小時50公里的速度經過山東省臨城沙溝火車站。突然，“轟隆”一聲巨響，脫軌的車頭帶著前三節車廂翻倒在路基之上。一起震驚中外的劫車大案拉開了序幕……
20世紀初的山東，是軍閥肆虐最重的地區，數以萬計的人被迫落草為寇，靠打家劫舍、劫持過往旅客為生。臨城地區抱犢崮山一帶匪患尤其嚴重，層巒峰疊的地勢、易守難攻的地形，使它成了諸多土匪武裝的天然基地。這其中以滕縣人孫美珠為首的“山東建國自治軍”勢力最大。他們編有5路人馬，不僅在抱犢崮建立總庫，且在臨沂、郯城、滕縣、臨城、濟南、徐州、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設有聯絡站，孫美珠自封“聯軍總司令”。
眼瞅著孫美珠一夥實力日漸壯大，北洋政府自然不會等閒視之，常常派出部隊進行圍剿。孫美珠在一次巷戰中被官兵擊斃，於是眾匪公推其弟孫美瑤執掌山門。26歲的孫美瑤報仇心切，多次主動挑戰官軍，奈何本事有限，隊伍經常被打得七零八落。政府命山東督軍田中玉為剿匪總司令，加緊對孫美瑤的圍剿。至1923年4月，孫美瑤部在官軍的窮追猛打及團團包圍下，只能苦守抱犢崮，面臨彈盡糧絕的危機。 為報復官軍，也為生計，孫美瑤想出一個“大手筆”……
他讓人把臨城站的一段鐵軌拆毀，當那趟編號為406的列車駛過臨城站時，毫無懸念翻車。從睡夢中驚醒的旅客們被摔了個鼻青臉腫，在車廂裡大哭小叫。這時，一陣密集的槍聲刺痛人們的耳膜，無數手電筒的光柱向列車掃射而來。
“全都快下車！兩手抱著腦袋，不準亂動，到外面站好！誰敢跑就打死誰！”陣陣粗暴的吼聲，隨著夜風傳遍了所有車廂。當旅客們都連滾帶爬地鑽出車廂後，孫美瑤便帶著1000多名土匪蜂擁而上，把他們團團圍住，挨個搜起身來。凡是摸到珠寶首飾、錢包手錶，當即就扔進準備好的麻袋裡。土匪們用手電筒仔細端詳每一位旅客，生怕漏掉什麼值錢的東西。這時大部分乘客都已驚魂稍定，知道是碰上土匪劫車。
這輛列車上載有準備參加山東黃河宮家壩堤口落成典禮的中外記者和外國旅客多名，也包括部分知名人士，如袁世凱女婿楊琪山、南高教育科長張繩祖等。除英僑羅斯門在頭等臥鋪車廂企圖反抗，被匪徒開槍擊斃外，這些被劫持的人質中，外國旅客39人，中國旅客71人，共110人連夜被押到距離臨城35公里的抱犢崮上看押起來，等待被贖。
消息很快傳到北京，5月7日，各國駐北京公使分別電告本國，並由公使團領袖、葡萄牙公使符禮德找國務總理張紹曾，當面提出嚴重抗議。眼見事態嚴重，北洋政府不敢怠慢，立即命令田中玉派兵進剿，營救被擄旅客。田中玉接到命令，便派兗州鎮守使兼山東第六旅旅長何鋒鈺率部圍攻抱犢崮。
孫美瑤一夥當然不是官軍對手，每當招架不住的時候，他就會把洋“肉票”推到陣地前作為掩護。此招一出，官軍們立刻就偃旗息鼓，屢試不爽。如此，土匪與官軍打起了“持久戰”，不過與政府軍長久地耗下去，終究不是個辦法，弄不好會人財兩空。於是，孫美瑤便讓人帶信給田中玉，聲稱如果能將圍剿的部隊撤回，就同意釋放洋人人質，如果再行追擊圍剿，就立即‘撕票’，絕不客氣！”
這下輪到北洋政府犯愁，如果繼續武力圍剿，一味硬行搶救人質，恐怕會逼孫美瑤狗急跳牆，殺人撕票，那勢必引起與外國的重大交涉，會使事態發展到更加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安撫，只怕孫匪的氣焰會更加囂張，開出的價碼也會越來越高，處理不好反而為中外恥笑。
陷入剿撫兩難境地的北洋政府，為擺脫外交上的被動，由大總統黎元洪簽發了一份懲辦有關人員的命令，將田中玉、山東省長熊秉琦分別交陸軍部和內務部兩部懲辦，並責成他們從速將被擄人質先行設法救回。北洋政府的花槍，“洋大人”們自然不會滿意，駐京各國公使繼續向北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並限期3日內全數救出被擄外僑。慌了手腳的北洋政府急忙派交通總長吳毓麟驅車趕往濟南，會同田中玉進駐棗莊，全權處理營救洋人事宜。
雖說是“交涉”，但要員們並不敢貿然直接進山，必須探詢匪方是否有意。吳、田二人抵達棗莊伊始，便分頭拜訪地方鄉紳，請他們出面協助官方與土匪交涉。經商議後，由青幫“大”字輩的黨金元和李炳章出馬，兩人12日進山面見孫美瑤，直言此事鬧大，奉勸儘快了結。
孫美瑤的軍師郭琪才發話，提出兩個條件請轉告當局：一、迅速撤離抱犢崮的軍隊，不得進攻，否則殺害外國人質；二、要求改編為一旅，以孫美瑤為旅長，並補發軍火和軍餉。黨、李二人當即表示自己只是過來指條明路，山上可以商議推出代表，一切條件直接和政府談。孫美瑤表示同意，於是黨、李二人稍事休息後，便在當晚10點回到棗莊，向吳毓麟、田中玉彙報了詳細情況，官匪交涉的大門終於打開。
之後，雙方多次交涉均因土匪得寸進尺而無果，官匪交涉遂告決裂。田中玉在5月22日進京列席國務院會議，報告交涉詳情與土匪之狡詐，建議改撫為剿，以硬制硬。北洋政府遂通電直、魯、豫、蘇四省抽調軍隊開赴棗莊，以增強剿匪的軍力，同時命令航空署組織飛機，前往抱犢崮匪巢助威。
“交涉”渠道被堵後，山區內外完全隔絕，土匪們漸漸滋生前途未卜的失落感，加上聞悉四省軍隊已陸續向抱犢崮進發，連孫美瑤本人都產生畏懼感。於是他們不再談條件，願意做出讓步，並先行釋放英國人史密斯和美國人亞倫，以示誠意。談判遂於5月31日重啟，雙方協議：匪方釋放全部人質，官方入山點名，有槍者改編為政府軍一個旅，官方承諾先發放軍裝兩千套和兩個月的餉銀。至此，這樁買賣達成。6月12日，官方代表徐海鎮守使陳調元、溫世珍和土匪孫美瑤等在士紳、商會和外國代表的共同見證下，正式簽約。
經過點驗，全部匪軍實數只有三千人，有槍的不過一千兩百人，匪巢中，無論男女老幼，都給予免死證，有不願入伍的，準其繳械解散，個人財物準其攜帶回家。6月12日，最後一批八名外國人質全部釋放，一場劫車綁票大案，歷時37天，終於結束。孫美瑤的“山東建國自治軍”改為“山東新編第十一旅”，孫美瑤出任旅長，所部開往指定駐防地郭裡集。
本來孫美瑤曾經提出要殺何鋒鈺，替兄報仇，同時外交團也要求北京政府懲處山東負責的長官，於是活該倒黴的何鋒鈺受到了撤職查辦的處分，這是6月25日的事。
臨城劫車案雖然結束，但接踵而至的中外交涉同樣是一波三折。8月10日，各國公使團領袖、葡萄牙公使符禮德照會外交部，要求賠償被劫者的行李物件損失及醫藥費，按天數累計賠償數目，對死者家屬則要予以厚重賠償，接濟被劫者的一切費用也須賠償，並保留視各人情形索取額外賠償的權利。
此外照會不僅要求派員前往若干省份實地考察，發現地方官員未盡其職能者一律革職開缺，還要求以“通匪嫌疑”、“彈壓不力”、“事後辦理不善”等名義，免去田中玉的一切職務。面對大部分屬於無理要求的照會，一心趕黎元洪下臺取而代之的曹錕，為博取洋人支持，在10月10日宣佈就職後，就迫不及待地明確表示同意一切賠償要求，還電召田中玉來京，親自勸說他主動辭去一切職務，以向洋人交待。
為安撫田中玉，曹錕給了他一個“益威上將軍”的虛銜。不料符禮德獲悉此消息後，當即向曹錕提出質問，稱此舉屬故意玩弄公使團，要求在48小時內撤銷任命田中玉為上將軍的命令。曹錕一面急忙說明“益威上將軍”是沒有任何實質性意議的虛銜，一面特地給各國公使發表聲明致歉，這才將風波了結。曹錕如此“縱橫捭闔”，氣得時任外交總長的顧維鈞宣佈不再到部辦公，時報評稱“外交團干涉主權既已見之事實，從此中國內政已被控制，將益無力解脫了”。
事情到此還沒有完結，匪性不改的孫美瑤受招編後，以為已安然無事，便整日吃喝玩樂，迎來送往，多次外出剿匪以示忠心。他壓根沒有想到，招撫實是緩兵之計，北洋政府當局志在斬草除根。1923年12月19日，準備多時的山東督辦鄭士琦指使兗州鎮守使張培榮，在棗莊中興煤礦公司設宴誘殺了孫美瑤。孫美瑤部下殺的殺，關的關，剩下的便帶著手中槍炮重新逃回抱犢崮，張培榮不得不派兵對這一帶的土匪進行新的圍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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