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上课铃已经打响了，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奋笔疾书，他们在做数学题，在做物理题，在做化学题，在做…… 对于上课的铃声甚至完全没有听见，亦或只是装作没有听见，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就这样一节课都在忙碌着完成这些练习和作业。
这是当下文科老师课堂上特别常见的情形，也是文科老师不得不面临的尴尬。
必须承认，这种情形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因为相比于文科来说，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中，对学生而言，完成那些理科的练习，更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感，更为实实在在，但文科的学习则很难如此。
面对这种尴尬的情形怎么办？要比好勇斗狠吗？看看谁布置的作业更多，看看谁更严厉，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学生“争取”过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把学生的时间抢占过来。
但这样做真的有用吗？可能用处并不大。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变成了哪个老师更狠一些，就先完成哪个老师的作业，哪个老师稍微松一些，就拖延哪个学科的学习。
短期看，似乎某一学科因为老师要求更狠一些，学生花费的时间更多一些，这个学科占了便宜。但长期来看，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学生对于该学科的兴趣，一旦强制性的外力撤除，持续性学习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如果无用，甚至适得其反，那我们该怎么办？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吗？自己说自己的瓜好吃，很多时候总不能让人完全信服。
面对这样的尴尬情形，我给学生分享了三段故事。
故事一：
几十年前，那时候的高校还没有单独招生政策，曾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一位著名学者这样讲：
“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这个人是谁？他就是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苏步青和华罗庚齐名，数学界有“南苏北华”之说。苏步青在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学等方面的研究有突出成就，被誉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
就是这样一位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却多次谈到语文的重要性。他常说：“我从小打好了语文的基础，这对我学习其他学科提供了很大方便。”
苏步青自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
他在上初中的时候，模仿了《左传》的笔法写了一篇作文，老师觉得很好，将其列为全班第一。但老师又对此将信将疑，总觉得一个小小的初中生，能写出这样高水平的文章，有一点儿奇怪。于是将苏步青叫到办公室，问他这篇文章是否为本人所写。苏步青对老师说，他会背诵《左传》，老师挑选了《左传》中的若干篇章让他背诵，果然能够倒背如流。
要知道，《左传》一共有近二十万字，初中阶段就能背诵下来，实在是非常了不起，对比一下现在的初中生，不要说《左传》，就是课文中的《论语》十二则，一两百字而已，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结结巴巴，语文能学得好才怪。
以上故事可以参见苏步青的《略谈学好语文》一文。
故事二：
有一位名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语文天生重要”。
如果这句话是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张志公，吕叔湘等人所说，那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本身就一辈子研究语文，对语文有极深厚的感情，对语文的价值也有极为深入的认知。但偏偏这句话不是这些人所说，这句话出自一位数学家之口。这位数学家就是大名鼎鼎的华罗庚。
说大名鼎鼎，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从小就要学习奥数，参加什么华罗庚数学金杯赛之类的竞赛，但除了这个名称之外，他们对华罗庚实在是知之甚少。
华罗庚说：“学理科的不学好语文，写出来的东西文理不通，枯燥无味，诘屈聱牙，让人难以看下去，这是不利于交流，不利于事业发展的。”
很多人在初中阶段学过一篇名为《统筹方法》的课文，统筹方法是数学或者工业中特别抽象特别复杂的一门学问。但是华罗庚却能够用“烧水泡茶”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例子，将这门复杂抽象的学问讲得通俗易懂。
当今，我们的科技有很大的发展，但与之相比，科普却落后了很多。主要原因不是科研人员对科技本身掌握得不够深入，而是因为他们语文功底太过缺乏，没有能力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抽象复杂的科技知识给大众讲明白，他们是典型的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来。
还有一个华罗庚对对联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建国之初，科学院组织一些著名科学家出国考察，由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担任团长。途中闲暇，华罗庚即景生情，出了一个上联“三强韩赵魏”，向团里的其他科学家征求下联。这个上联看似简单，只有五个字，但实则难度不小，不仅仅包含了历史典故三家分晋，战国七雄之中的韩赵魏均是当时的强国。而且，还巧妙地把团长钱三强的名字融入其中。
结果，无人能够对出，华罗庚亲自对出一个下联：“九章勾股弦”。勾股弦说的是勾股定理，这个定理最早在我国的古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中出现。更妙的是“九章”不仅指的是《九章算术》，当时考察团中还有另外一位团员，著名的物理学家赵九章。这实在是一副绝对，不能不令人为之倾倒。
更多的华罗庚谈语文重要性的内容，可以参见申士昌的文章《华罗庚：语文天生重要》。
故事三：
还有另外一位著名学者在演讲中多次谈到：“在学好数学的同时，更不能偏废语文。语文的训练是成为真正学者的第一步。”
循着前面的思路，不难猜出，说这话的学者的身份仍然是一位数学家，他就是蜚声世界的华人数学家丘成桐。
丘成桐是菲尔茨数学奖的获得者。我们公众更为熟知诺贝尔奖，将其视为自然科学在国际上的最高奖项。但诺贝尔奖有没有数学奖，而菲尔茨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仅从获得这个奖项的分量来看，哪怕是外行人，也能感知丘成桐的数学成就。
但就是这样一位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在很多不同的场合，谈及他的学问历程时，反反复复地说到早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他的影响。他甚至谈到正是因为人文教育的缺失，让中国数学家难以实现创新。
我们的中小学要进行全科教育，很多大学也要学习西方的大学，进行通识教育，或者说博雅教育，其重要原因就是很多发明发现要从学科的不断交叉碰撞中产生。但很遗憾，我们现在的教育，因为急功近利的原因，过于强调专精，而不强调博学是专精之基础，丘成桐的观点特别值得我们反思。
丘成桐谈及语文和人文素养的重要性的相关内容，可以参见他的演讲《为学与做人》。
讲完这三个故事之后，我对学生这样说，我这样讲，绝不是借了他人之口，夸我自己的瓜如何香甜，夸我自己的学科如何重要。不是要告诉你们学好语文最重要，其他的都不重要。
事实上，科技与人文，科技与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少了哪一面都不行。稍稍放开视界，你就不难发现，很多高端论坛，科学家、艺术家、人文学者等，都在反复论及科学与人文，科学与艺术的关系。
如果学生从小在认知上就把学科与学科对立起来，把学科与学科的学习割裂开来，就很难学得更好，将来也很难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把这样的道理对学生讲，其实我更想把这样的道理对我的同行讲。因为这是关乎学生全面发展的大问题。
唐代诗人杨敬之在《赠项斯》一诗中说：“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不同学科的老师，也应该多聚在一起交流一下，发现彼此学科的价值，也能够“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这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任的教育态度和教育行为。
把学科之间彼此割裂开来，尤其是完全无视学生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为了各自学科的短期利益，争抢时间，贬低对方价值的行为，是反教育的行为，必将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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