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4日晚，鄭州通商巷救火隊院內，突然隔牆跳進兩個黑影，隨之院內“抓賊”的吶喊打破了夜幕的沉寂。這一跳一喊，牽出了一樁驚天諜案，引發了盧溝橋事變前中日間的一場外交風波。
設領波折
鄭州位於河南省中部，20世紀初，京漢鐵路、汴洛鐵路（即隴海鐵路的前身）在此交匯貫通，使這小地方的經濟發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這種狀況，自然引起力圖擴張中國內地進行經濟侵略活動的列強的關注。日本商界先行滲透，以頻繁的商貿活動和借款等形式打開鄭州的門戶。
1920年前後，僑居漢口的日本商人競相進駐鄭州，他們從事棉花、牛羊皮和土產雜貨的買賣交易。僅僅兩三年時間，開設各類商店13家之多，人數多達三四十人，年交易額由60餘萬元升至300萬元以上。1922年5月，日本青島守備軍民政部鐵道部業務處調查科編輯《河南省鄭州事情》一書，作者林重治郎系鐵道部工作人員，多次往來於青島、鄭州、開封間進行調查。書中對鄭州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氣候、民俗、僑民甚至若干年月的風向及風力等都作了全面介紹，這部秘不示人的資料以“研究”為名，隱藏著未來日本向中國內地特別是西北地區擴張的圖謀。
1931年2月初，經過中日間的長期交涉，日本駐鄭州領事館正式開館。這是日本在中國內地所設立的為數不多的外交機構之一。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駐鄭州領事館和日信洋行指使其僱員對抗日活動進行秘密調查，引起鄭州人民的強烈憤慨，集會、遊行示威、抵制日貨等多種形式的抗議活動接連發生。10月6日，日本內閣決定，在華全部日僑向上海及漢口集中，置於其海軍易於保護之處。之後，鄭州領事館全體成員及僑民撤離鄭州。
1935年，“華北事變”發生。與由華北向華中擴張的政治、軍事行動相配合，日本也開始恢復其在鄭州的領事館。10月15日晚，原日本駐漢口領事館秘書、新任駐鄭州領事佐佐木高義偕館員到達鄭州，與各方接洽恢復領館事宜。之後，日方選定並租用東三馬路原金城銀行鄭州分行一處兩座樓房的院落作為領事館新址。
隨著日本駐鄭州領事館的恢復，大批日本人、韓國人往來於河南境內尤其是平漢、隴海、道清鐵路沿線，從事非法活動的案件頻頻發生，主要有：一是私帶現銀，破壞中國政府幣制改革計劃的實施；二是運毒販毒。隨身攜帶毒品紅丸、海洛因等；三是從事特務活動，在河南、山西、陝西境內對地貌、建築物、河流、工事等進行測繪或拍照。這些非法活動的當事人一般被移送鄭州領事館後都不了了之。顯而易見，鄭州領事館已經成為日人從事非法活動的重要庇護所。
誤投羅網
鄭州通商巷，位於火車站附近繁華熱鬧的德化街與大同路附近。1936年夏，一個所謂的“文化研究所”在通商巷9號百花銀樓後院設立，為首的是志賀秀二、田中教夫、山口忠勇三個日本人。之後，志賀等人深居簡出，不見有任何“文化研究”的活動開展，卻經常有各色裝束的中國人匆匆出入其間。
是年，日本積極策劃“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並向河南等地擴張，以準備對中國的全面侵略。在此背景下來商埠之地的鄭州“研究文化”，其舉動不能不令人懷疑。為此，河南一區專署多次派人向日本駐鄭州領事館提出口頭質問。日本領事佐佐木反覆聲明該所純為文化機關，並無其他作用。但是百密一疏，領事館警察署長平山勇在一次談話中無意道出，文化研究所實為直屬日本天津駐屯軍的特殊機關。鄭州當局獲悉後，立即加強了警戒措施，對通商巷9號門前街口，增派警探和便衣實施嚴密監視。德化街、大同路等要道“值崗軍警，常有六七人至一二十人之多。
1937年1月4日，漢奸趙龍田攜帶情報由西安潛入鄭州“文化研究所”，旋即志賀決定派其與山口同赴天津向駐屯軍司令部彙報。當晚9時，為了避開前門中國警方的監視與跟蹤，志賀要求趙龍田與山口由文化研究所的後陽臺跳出，從另一街道潛行離開。不料，慌不擇路的趙龍田等卻一腳跳進隔壁鄭州商會救火隊的院內。二人當即被救火隊員以盜賊嫌疑扣留，公安局聞訊趕來將其捕獲並立即轉送一區專署。一區專員連夜親自審訊，趙龍田如實供述自己是日人“僱用”的間諜，主要任務是“專赴山（西）陝（西）鄭（州）汴（開封）一帶窺探軍隊情形”，並伺機聯絡土匪，“破壞鐵路搶劫快車，乘時暴動”等。
在確認了通商巷9號為日特機關後，鄭州當局通知日本駐鄭州領事會同前往檢查。日領事佐佐木先行通報志賀，繼而藉故拖延出發時間。5日上午10時許，中國警察來到文化研究所門前，突然院內濃煙升起。警察立即強行推門而入，院內田中持刀、志賀握槍公然抗拒。經反覆勸諭，二人始放下武器。警察迅即滅火，繳獲大批未及焚燬的文件、資料、照片等物。之後，志賀、田中被帶往專署，與山口、趙龍田一道拘押看管。
諜情曝光
中國方面在鄭州當場繳獲的證據無可辯駁地表明，日本人在通商巷煞費苦心設立的“文化研究所”，實為隸屬於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的特務組織“豫陝甘三省通訊總處”。
雖然志賀等人在得到領事館預警後，焚燬了許多證據。但數量不菲的殘存還能勾勒出其間諜活動的大概。從這些證據可以看到，這個特務機構活動範圍涉及豫陝甘三省，而尤其以黃河沿線和豫北地區為重點。而由日本天津駐屯軍直接提供大量經費，用於收買漢奸和賄賂軍政人士。所得情報或由日方派人帶回，或由領事館通過外交途徑轉送。
在短短的半年時間內，這個“文化研究所”收集到許多情報，其中包括：策劃河南黃河以北各縣獨立的計劃與活動；勾結土匪，供給其槍械，預謀暴動的計劃與活動；編印反動口號，造謠迷惑民眾；中國軍隊調防、訓練、備戰等秘密文件、地圖等；組織特殊無線電班，妨害或竊取中國電訊的計劃和活動情況等。日特在一份給駐屯軍的報告中說：“（中國）抗日風潮日益猛烈，華中方面，為防華北日本勢力之浸潤，以黃河為防日之障壁，舉凡軍事、政治、貿易、商業，皆佈列防陣，決心不使日人越雷池一步。河南為第一線，黃河為前線，而以隴海線掩護之。另有津浦平漢二幹線，及多數公路航空路與後方聯絡”等。
從這些未燃盡的文件中繳獲有日特機關的6本發文登記簿，登記簿上記載了發送有關情報130多份，其中，相當一部分註明是由領事館轉發的。
輿論鼎沸
鄭州日諜案的消息一經披露，立即在國內引起了強烈反響。《中央日報》、《申報》、《大公報》、《河南民報》等報刊連續公佈了中國方面繳獲的情報，報道了各地民眾對日本特務活動的憤慨和譴責。同時不滿鄭州當局錯引外交慣例，越權同意引渡日本間諜，要求中國政府積極交涉，嚴懲涉案人員，取締與特務機關有通謀的日本駐鄭領事館。
1月6日上午，佐佐木偕日本駐華大使館派駐鄭州的秘書佐多平井同赴一區專署，向專員阮藩儕當面表示道歉，要求引渡志賀等人。日本天津駐屯軍則派出一名參謀到開封，希望河南當局就地解決，以免外交程序，“有損顏面”。1月8日，中國政府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館提出口頭抗議。25日，正式向日方照會提出嚴重抗議。同日，8日，日本駐華大使館特派秘書八谷實由南京飛赴鄭州調查此事，天津方面日本也派島田壽郎抵鄭調查。9日下午，八谷實在中國方面陪同下，到通商巷9號勘查並攝影。在確鑿的證據面前，八谷實等人無言以對。13日下午，八谷實、佐佐木等由鄭州到河南省省會開封，面見省政府主席商震，就鄭州日諜案一事表示歉意。
在此前後，鄭州當局將志賀、田中、山口等人驅逐出境，查封了與日本特務機關有聯繫的福勝洋行和廣仁醫院，先後在禹縣、鄭州、滄石鐵路保管處等處逮捕了與此案有關的漢奸多人，並於1月31日將漢奸趙龍田處決。由此，鄭州日本間諜機關遭到毀滅性的打擊。2月之後，雖然日本駐中國大使館武官今井武夫、武官喜多誠一分別由北平、上海到鄭州與佐佐木密謀，終因我方嚴密防範而難以恢復有效的特務活動。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8月5日，日本駐鄭領事館指使其僱員在鄭州車站偵察我方彈藥車輛數目及列車編號，被路警當場抓獲。在戰事緊迫、中方限制日嚴的情況下，8月9日晚10時，日本駐鄭州領事館下旗閉館，結束了其在鄭州不光彩的歷史。（徐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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