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何無罪釋放大戰犯岡村寧次?

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一生與中國聯繫密切。擔任過北洋軍閥孫傳芳的軍事顧問,從小隊長做起直到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即使在抗日戰爭期間,始終通過各種渠道與蔣介石保持聯繫,戰敗後受到優待,作為戰犯以無罪釋放。後來又充當蔣介石政權的軍事顧問。蔣介石對他頗有好感,他對蔣介石也感恩戴德。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戰無不勝的日軍第11軍。

岡村寧次在中日戰爭爆發時任第二師團師團長,1938年升任第十一軍司令官。

第十一軍是日本侵華精銳,而且是自岡村寧次擔任指揮官後名聲鵲起。

第11軍屬於華北方面軍,最早指揮兩個師團。後來因作戰配屬一些部隊,最多時指揮兵力達15萬。

成立後即參加了武漢會戰(1938年6月),1939年3月發起南昌戰役, 1939年5月發起隨棗戰役, 1939年9月參加第一次長沙戰役,1939年11月發起桂南戰役,1940年5月發起棗宜戰役,1941年1月參加豫南戰役,1941年3月參加上高戰役,1941年5月發起晉南戰役,1941年9月參加第二次長沙戰役,1941年12月參加第三次長沙戰役,1942年4月參加浙贛戰役,1943年4月發起鄂西戰役,1943年9月發起常德戰役, 1944年4月參加豫湘桂作戰。細數一下中國抗日戰爭的幾次大的會戰,一多半有第11軍參加。有的是獨立作戰,有的是參加作戰。而且每次作戰都取得驕人的戰績,都是以少勝多。說它百戰百勝一點也不為過。

日本侵華派譴軍司令官西尾壽造(1939年9月12日)、畑俊六(1941年3月1日)、岡村寧次(1944年11月23日)。

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包括寺內壽一大將( 1937年8月26日)、杉山元大將 (1938年12月9日)、多田駿中將(1939年9月12日)、岡村寧次大將 (1941年7月7日)、岡部直三郎大將 (1944年8月25日)、下村定中將( 1944年11月22日)、根本博中將( 1945年8月19日)

第11軍歷任司令官為岡村寧次中將、園部和一郎中將、阿南惟幾中將、橫山勇中將、上月良夫中將。岡村寧次回憶錄在日本天皇宣佈止戰投降時有這樣一段話“中國派遣軍與其他方面軍不同,前後八年百戰百勝,至今尚保持了足以戰勝敵人之力量,而今竟因本國業已投降而不得不投降,確實面臨異常尷尬的場面。”他的話有一定的基礎,日軍在中國仍然處於優勢,而且戰場上並沒有失敗。岡村寧次是日本陸軍強硬派的骨幹分子。岡村寧次能從1938年由師團長,六年晉升至日本侵華派譴軍司令官一方面是擔任了所有層階的各級指揮官,戰績輝煌。另一方面他是位既代表軍事上的強硬派,又是位講政治的軍界高官。

岡村寧次是日本軍部最有勢力派系的骨幹,三傑盟約(在德國考察的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之一,經常參加“一夕會” 活動。

日本“一夕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陸軍中的軍人秘密團體,由二葉會和無名會合並改稱。主張陸軍人事安排要以陸軍大學出身者為主,努力謀取陸軍省與參謀本部的要職。對外以武力解決中國東北和內蒙問題,取得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權益。

成員包括後任首相東條英機、侵華日軍司令官岡村寧次、著名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炸死張作霖的首犯河本。陸軍大將板垣徵四郎、岡部直三郎、山下奉文等。陸軍中將磯谷廉介、山岡重厚、小笠原數夫、渡久雄、飯田貞固、橋本群、草場辰巳、七田一郎、町尻量基、鈴木率道、本多政材、北野憲造、牟田口廉也、村上啟作、根本博、岡田資、清水規矩、沼田多稼藏、田中新一、富永恭次、下山琢磨。陸軍少將小野弘毅、工藤義雄、中野直三、加藤守雄等。這些當時只是中佐或少佐的官佐,後來大部分成為日軍統帥或戰地指揮官,構成了日本陸軍強硬派。

岡村寧次對日軍侵華戰略與蔣介石基本合拍。

岡村寧次雖然對侵華非常賣力,卻在策略上與日本主流有分歧。他反對向中國遙遠的南方進展,認為應當“以確保滿洲為第一,然後慢慢相機行事。”這種觀點正合蔣介石準備承認滿洲國獨立,換取日軍不再向內地進攻的想法。

岡村寧次對汪偽政權支持不積極符合蔣介石的口味

他認為攻佔南京後,不以蔣為對手的方針是錯誤的。對攻佔武漢後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的“蔣介石如不接受議和條件,日本將“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另建“與日本提攜之新政府””、如國民政府“堅持抗日容共政策,則帝國決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潰為止”、“提出所謂“中日睦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原則”持不贊成態度。認為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是不容許共存的。”、“與國民黨緊密結成一體斷然對付中共”的方針可行。

岡村寧次與蔣介石在反共方面高度一致並密切配合。

蔣介石在抗日救亡時期仍然堅持“攘外必先攘內”的政策,處處打擊共產黨。岡村寧次指揮下的日軍對共產黨進行反覆掃蕩,建立反共政權。與國民黨正規軍形成默契,配置頑固派,在反共方面一直協同作戰。這是後來蔣介石對岡村寧次優待的重要因素。

村寧次抗戰期間一直與蔣介石保持秘密聯繫。

岡村寧次作為日本派譴軍最高指揮官,對蔣介石集團一直採取既打且拉的方針。一面軍事打擊,一面政治誘降。這種策略是基於蔣介石對抗戰猶豫不決的心理。

自七七事變蔣介石不抵搞到華北事變綏靖政策以及後來消極抵抗的過程, “秦土協定”、 《何梅協定》的簽訂,岡村寧次看透了蔣介石怕戰怕丟失權力的心理。他們之間秘密聯繫的渠道很多。親日派首領何應欽、軍統頭子戴笠、汪偽政權的繆斌、蔣系高官陳儀、國民黨第10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15集團軍司令官何柱國、蔣介石的親戚宋子良、湯恩伯親信王文正等,都在不同時期充當蔣介石的秘密聯絡人與岡村寧次以“合作起來共同反共”為理由進行聯絡。

岡村寧次對無法最終戰勝中國與蔣介石基本一致

岡村寧次在9 月3 日日記中寫道:“歸根到底,地大人多的國家既是大國又是強國,中國誇稱地大物博,即此道理。蘇聯之未敗於德國,中國在軍事上未戰勝日本但並未屈服,此亦地大人多、人海戰術之故。日、德之所以戰敗,正由於其條件相反。以下棋之勝負來說,即便車、馬、炮無多,但仕、相、兵俱全,也不會輕易就被將死。英國雖說是大國,但因是聯邦的連鎖關係,不能說人多,所以要走下坡路。將來的大國是美、蘇。中國雖也具備大國條件,但內部不團結,走上大國前途尚屬遙遠。”蔣介石後來堅持抗戰一方面是怕失去政權,另一方面依仗的也是“地大物薄”。

蔣介石身邊的親日派對其施加了很大影響

其中最典型的是何應欽。何應欽從軍事實權方面是蔣介石集團的二把手,一直追隨蔣介石。只是在親日方面比蔣介石走的更遠。

岡村寧次在日記中寫道:“何應欽是我中國好友之一。這次他來使我想起了1935年秋同他相見的情景。那時,我任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曾出差南京,正值排日運動高潮,很難與中國要人會面,因此,我和須磨總領事在旅舍接見了來訪的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中國軍官們後,即擬回國,但突然接到何應欽(當時可能是總參謀長)電話,約我吃晚飯,並約定不談一切政治問題,我大喜之下,前往歡談。他就是這祥一個親日派。”

在投降後寫道:“何應欽談話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如下一段:“由於貴官認真負責的態度及貴司令部職員熱誠勤勉,使接收工作順利進行。應趁此機會培育中、日合作的趨勢,使子子孫孫繼續下去。我任軍政部長以來,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國內情況未能如願以償,而日本軍部內,也有不諒解蔣委員長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啟戰端,誠不勝遺憾之至。我曾對磯谷、喜多兩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佔中國,外國勢將介入,事態將向困難發展。7 月3 日蘆溝橋事變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國放棄親蘇政策,並接受廣田五原則時,我也曾說過中日相戰兩敗俱傷,結果將使共黨勢力擴大。此事不幸為我言中。”

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首先對岡村寧寧表達善意。

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記載:

1949 年2 月17 日9 時突接電話稱蔣委員長要會見,通知我9 時20 分到中國總司令部,因此,立即偕小林總參謀長前往。從9 時30 分會談約15 分鐘。對方有商震參謀長、鈕總司令部第二處長、曹副處長及王武參謀等列席。我先就停戰以來,對日本人的好意,表示感謝。談話要點如下:

蔣:您身體健康嗎?生活上如有不便,請勿客氣向我或

何總司令提出,儘量給予便利。

我:深感厚情,生活滿好。

蔣:從何總司令處得悉接收順利進展的情況,殊堪同慶。

日本僑民有何困難,也請提出。

我:目前沒有,如發生困難,當即奉告。

蔣:中日兩國應根據我國孫文先生之遺志,加強協作實

為至要。

我:完全同感。蔣委員長始終面帶微笑,和藹近人。他特意安排了這次會見,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國軍與日軍的和睦移交。

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列舉了日軍投降後國軍與日軍的和睦。

“廣州地區第一百二十九師團參謀長石原恕之允大佐單身拜訪第一師師長。我先向師長祝賀勝利,然後提出,日軍事已至此,將正大光明地將武器移交貴方,並說明已準備完了。該師長一一表示滿意。最後並問我:‘貴官心情如何?’我答稱:‘身為軍人,心情不佳’,彼此握手哈哈大笑。接著,與接收主任謝中校參謀,商討有關移交防地及接收武器等問題,該中校極口稱讚在緬甸與之作戰的我第十八師團之勇猛頑強。他敬佩日本陸軍大學之教育並向我請教。會談在和睦氣氛中結束。新編第一軍是蔣介石嫡系美式優良裝備的精銳部隊,在加爾加答受過美式訓練,軍紀嚴明。其年青將校擅長社交,態度明朗,對與日本作戰,深以為憾。有的甚至高喊:‘我們黃色人種之團結,乃亞洲當務之急。看一看香港!想一想鴉片戰爭!’當夜,兩國軍官在當地飯館舉行聯歡會。中國第一師司令部除師長外全體軍官出席;我方包括我、參謀及守備隊長以下全體軍官出席。兩國軍官攜手進入飯館。這一情景使麕集的人山人海的群眾和士兵,投以驚奇的目光。席間,拉起胡琴,中國姑娘唱出了‘我要勝利歸來!勇敢……’軍歌。(中略)夜深始盡歡而散。(下略)”

“10 月21 日,應何應欽之邀舉行第二次會談。這次會談的氣氛變了,日方只我一人,對方有何應欽、蕭參謀長、鈕少將、王武上校(除蕭氏外均精通日語)。談完公事後,拿出甜酒,大家閒聊了兩個多小時。席上,何應欽極力高唱中日合作。”

岡村寧次對蔣介石受降的配合態度深得蔣介石讚許

日本投降後,岡村寧次十分明白蔣介石的心思是要消滅共產黨,從一開始就表態“與國民政府緊密結成一體,斷然對付中共”,將“武器彈藥、軍需品等”,完全交付中國政府軍,“為充實中央政權武力做出貢獻”、“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為,則斷然處罰之”。

在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冷欣奉蔣介石、何應欽之命,飛赴南京建立“前進指揮所”,為受降做準備。岡村寧次就露骨地提出建議,願以128萬在華日軍的戰鬥部隊幫助蔣介石打共產黨。

據白崇禧透露,岡村寧次的建議深獲蔣心,給予“嘉許”。後來因美國人反對以及其他種種考慮,蔣介石才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運用投降的百萬日軍去“勘亂”、“剿匪”。

冷欣和侍從室參議邵毓麟約見岡村寧次時,轉達蔣介石對岡村寧次的承諾,即“準其以其勞績贖罪,免以戰犯懲處”。這個勞績指的是“必須完整無缺地向國民政府移交佔領地盤、武器彈藥、軍需物品及各種設施,凡不法擾亂治安者,不視為蔣委員的部隊,應斷然採取武力自衛,毋庸躊躇。”岡村寧次允諾:“我將全力遵守蔣委員長訓令,不負蔣委員長期望。”

對岡村寧次判決無罪釋放是蔣介石授意。

1946年1月19日,駐日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宣佈,在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岡村寧次被列為戰犯,駐日盟軍總部幾次照會國民黨政府,要求將岡村寧次遣送日本受審。岡村寧次自知罪孽深重,死刑在所難免,終日憂心忡忡。

蔣介石以遣返工作尚有許多事情未了,仍需岡村寧次留下處理為由決定 “岡村寧次大將不得歸國,但不得拘留,仍以聯絡班長名義,配屬參謀若干人,於當地生活。”

在輿論壓力之下,蔣介石不得不把岡村寧次交付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判。但在公審之前,國防部王俊中將奉命透信給岡村寧次:“根據國際情況,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您和松井太久郎列入戰犯名單,但暫不歸國受審。為了敷衍輿論,也可能移交軍事法庭審理,但審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毋庸掛慮。”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照會中國政府,要將岡村寧次引渡日本,出庭為受審的甲級戰犯作證。蔣介石指示外交部,以岡村寧次身患疾病推託。1948年3月29日,岡村寧次經蔣介石特許,轉赴上海療養,被安排住進原汪偽政權實業部次長王文成私宅,由淞滬警備司部派出便衣軍警實行嚴格保護。即使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檢察官發出傳票,岡村寧次雖然入獄,卻獨居一室享受特別優待。

1948年8月23日,岡村寧次公審終於開庭。在法庭上,岡村寧次在法庭上百般推諉狡辯,拒不認罪。而由國防部戰犯處理委員會為岡村寧次選定的辯護律師江一平竟然以辯護為名,為岡村寧次歌功頌德,建議免罪。

在何應欽召集的戰犯處理委員會、司法行政部、戰犯軍事法庭諸方官員開會計論時,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主張判岡村寧次無期徒刑,何應欽和跟岡村寧次稱為另一個“中國好友”——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則主張判其無罪。蔣介石則提出:“慮及輿論及國際影響,勿作即時宣判而以待時機。”

遼瀋戰役蔣介石丟了東北,駐防京滬杭的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把岡村寧次請到其私宅計討教交換了關於江防的戰略戰術。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為岡村寧次公審定了調子“從反共大局出發,必須宣判岡村寧次無罪”。他不顧“太子”蔣經國和其他幾位親信將領的不滿,下手令給新上任的國防部長徐永昌,令徐永昌行文給最高軍事法庭審判長石美瑜:一定要判岡村寧次無罪。此時東京審判已告結束,東條英機等7名日本首要戰犯被處以絞刑。

1949年1月26日,也就是蔣介石宣佈“下野”後的第5天,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由石美瑜庭長宣判。血債累累的大戰犯岡村寧次被宣佈無罪,當庭開釋。這一判決結果不僅使旁聽的記者們大出意外,就連岡村寧次本人也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岡村寧次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判決我無罪,主要是以何應欽為首的軍方要人,尤其是湯恩伯將軍強硬主張的作用,除對中國政府、蔣總統、國防部各位將軍的一貫好意永誌不忘外,並願獻身於日華友好,以酬宿願。”

中共方面在與南京政府和談時,提出和談條件必須包括懲辦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

李宗仁為爭取和談成功,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然而,擁兵自重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卻指示淞滬警備司令部奉蔣介石的秘密旨意,迅即將岡村寧次與259名日本戰犯放回國。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臺灣“復任”總統。開始重金招聘日本舊軍人組成白鴻亮顧問團,以士兵8000人成立一個教導師。被香港媒體揭露後,不得不派人秘密地將山本親雄等57名前日軍將校迅速送回日本。而富田直亮(白鴻亮)、李鄉健(範健)、木村正夫(化名屠遠航,日本侵華期間為駐臺日軍步兵聯隊長)等人仍隱蔽地不定期去陸軍學校、裝甲兵學校等軍校授課。

岡村寧次後來被蔣介石聘請為“革命實踐研究院”特級教官。這種行為違反了盟軍總部關於戰犯不能從事政治活動的“追放罪”管束原則。

蔣介石優待岡村寧次既有歷史淵源又有現實考慮

抗戰期間蔣介石與岡村寧次的秘密聯繫為二人打下了情感基礎,反共的一致性是他們之間交好的政治基礎。日軍投降後服從蔣介石的安排獲得蔣介石的好感,身旁嫡系將領的“遊說”起了一定的作用。

戰後突變的國共形勢是蔣介石選擇不懲罰岡村寧次的主要原因。

抗戰結束後,共產黨勢力發展突飛猛進,蔣介石面臨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抗日救亡,而是剿共和清共。作為蔣介石政權的重要盟友美國此時已經開始考慮東西方敵對問題,各方面都表現出利用日本作為西方在亞洲防止共產主義漫延的橋頭堡作用的跡象。

蔣介石通過優待戰犯岡村寧次,既迎合了美國的戰略,又以“以德報怨”向日本釋放了善意,獲得了日本的好感。

事實上蔣介石的策略是成功的。戰後即使在失去大陸,臺灣通過迅速與美國和日本結成聯盟,成功的阻止了大陸解放臺灣,使國民黨政權在臺灣得以苟延殘喘多年。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