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英雄大愛》作者:胡銀芳 出版社:華夏出版社
核心提示：可是這次的核彈，是鄧稼先簽的字。鄧稼先簽字就表明說向國家保證這個彈是成功的，所以他決定自己親自去找，許多同志都反對他去。陪他一塊去的就是當時(二機部)的副部長趙敬璞。他們倆一塊坐上吉普車去找。這時候基地的一位領導說‘老鄧你不能走，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錢’。這位基地的領導叫陳彬，鄧稼先聽後心中激動不已。但他沒有聽從好心同志的多方勸阻，坐在車上，他心裡有一句沒有說出來的話‘這事我不去誰去？’
“兩彈一星”之父鄧稼先
片紙隻字不能往家帶
在這28年間，許鹿希與鄧稼先也曾見過面，但都因鄧稼先的工作保密性質太強了，而且當時紀律也非常嚴格，甚至許鹿希在醫科大學的同事都不能到她家裡，免得出事。所以，即使見面工作情況一點都不能聊，他們的規矩是片紙隻字不能往家帶，更不能帶出去。至於鄧稼先什麼時候回來許鹿希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走，一個電話汽車就在樓下等，警衛員一上來馬上就走了。
許鹿希說:“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以後，我們就知道了鄧稼先是幹什麼的，但是也不敢說。鄧稼先囑咐我‘不要向別人說你丈夫是幹什麼的，領導要問的話，你就說做保密工作’。”
1961 年初夏的一個傍晚，屋裡悶熱得很，許鹿希領著兩個孩子出去散步。剛走出樓門，她就注意到，有幾個原來經常打招呼的人，這時卻在一邊看著她們孃兒仨竊竊私語。其實，許鹿希已經發現，這段時間每當她領著孩子出來時，就有人在指著她們說些什麼。和往常一樣，許鹿希看了那幾個人一眼，拉著孩子正要走過去，卻聽有人叫“許老師”，許鹿希停住腳步回過身，一位近40歲的女人正笑著朝她走來。許鹿希覺得走過來的這人眼熟就是想不起她是誰。
“許老師，孩子的爸爸好久沒有看到了？”
許鹿希對眼前這個人的提問先是一愣，但很快就回答:“出差了。”
“出差了？怎麼那麼久啊，不會是？?？”
“不會是什麼？”許鹿希笑著反問。
“沒事的，沒事的。”說著，問話人快速地走了。許鹿希看著問話人遠去的背影下意識地把兩個孩子的手拉得緊緊的。
這個時候，一直聽話、從不打聽鄧稼先下落的兩個孩子卻搖晃著她的手問:“媽媽，我爸爸呢？”聽著孩子的問話，許鹿希內心湧上一種難言的苦衷。鄧稼先隱姓埋名在大西北研製原子彈，這邊不明真相的人還在猜忌他。一些熟悉她的朋友也感到很奇怪，因為他們很久都是看到許鹿希一個人忙忙碌碌地和孩子在一起。原來人們看到的親密快樂的四口之家，如今缺了一位男主人。那時她33歲。許鹿希說:“其實，遇到這樣的事兒心情是不好受，但是想想，日子也還能平穩地過下去。”
許鹿希的許多朋友和單位的領導知道她丈夫是幹什麼的，還是在報紙上看到的 。
28年後，鄧稼先走了，走得太急。對許鹿希來說，有許多謎沒有解開。鄧稼先去世後的23年中，許鹿希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採訪了100多人，寫出了《鄧稼先傳》。
她傷感地對我說:“我為什麼用那麼多時間、那麼多精力來寫他的傳記，因為我一定要弄清楚，28年他都做了哪些事？由於勞累和輻射，他那麼早就離開人世，我要把他該留下而沒有留下的東西寫出來。我們從結婚那一天就彼此託付。我對他理解，對他支持，可是我要知道他乾的是什麼事情。他生前沒有跟我說他具體做什麼，他不在了，我要把這件事情搞清楚。
“愛情的最高境界是互相理解、互相支持，這一點很重要。我們這一輩人中的大多數人都是這麼認為的。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在困難的時候，有種力量，什麼坎兒都能過去！”
許鹿希說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其實做起來比較難，因為在她的一生中，理解和支持更多是單方面的。
為了更多地瞭解鄧稼先在28年間的工作和生活，許鹿希在老邁之年踏上了艱難的採訪之路。春夏秋冬，不曾停止。從她的採訪中我們回首那已經久遠的往事，再聽那難忘的故事。
錢三強披露為什麼選擇了鄧稼先
雖然是建國初期，但是那時候的中科院也是人才濟濟。有一個問題始終在許鹿希的腦海中縈繞，為什麼選調鄧稼先去研製原子彈？
鄧稼先去世後的1988年9月20日，許鹿希與錢三強通電話時，曾問及當時為何選鄧稼先去研製原子彈。錢三強說，當時有如下幾點考慮:“此人要專業對口，核物理專業，有相當的專業水平和科研能力，但名氣又不能太大，以便和蘇聯專家相處；曾出國留學，瞭解海外情況，會與洋人打交道，懂英文，也要懂俄文；政治條件好，覺悟高，組織紀律性強。他來原子能所之後，曾擔任中科院數理化學部的副學術秘書。”中科院黨委書記張勁夫推薦他時說，人非常好，品質很好，很少說話，每天上班背個布包放書，步行上班。就這樣，有關領導最終選定了“娃娃博士”鄧稼先。“娃娃博士”源自吳有訓、錢三強等老一輩科學家對他的稱呼。 1950年，年僅26歲的鄧稼先在美國普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我在採訪許鹿希的時間裡，曾經多次聽到許鹿希對錢三強先生的讚譽。
我想，這的確是位不平凡的女性。因為錢三強先生的推薦，就讓這個剛剛30歲的女性從此與自己的丈夫分別那麼久，這其中的難處，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問許鹿希:提到錢三強先生，您的感情是否非常複雜？
許鹿希說:“非常感謝他，感謝他選擇了鄧稼先。只有這樣，鄧稼先才能實現他的報國之志。”
錢三強領導的研究所“滿門忠烈”。
錢三強原名錢秉穹。小時候，錢秉穹家住北京琉璃廠，在父親錢玄同任教的孔德學校就讀。錢玄同是“五四”反帝、愛國新文化運動的一員猛將。由蔡元培創辦的孔德學校當時在北京很有名氣，最早實行10年一貫制教育。在學校學習期間錢秉穹體格健壯，被送外號“三強”。後來“三強”這個名字被他的父親錢玄同知道了，他突發奇想:既然我們提倡新文化，反對復古，主張中國文字朝著大眾化、平民化的方向發展，為何在為孩子起名的問題上看重形式？於是，錢玄同當即決定，給錢秉穹改名為“錢三強”，取意“德、智、體都進步”。
錢三強17歲時以優異的成績被北大理學院錄取為預科生。兩年後，他考取了清華物理系。看到自己兒子的成長，高興之餘，錢玄同專門為兒子題寫了“從牛到愛”四個大字。他解釋說，一來希望錢三強能發揚屬牛的那股子“牛勁”，二來希望他能在學習上不斷進步，向牛頓、愛因斯坦學習。這幅字錢三強走哪兒帶哪兒，相伴了他整整60年。
在現代中國科學發展史上錢三強的名字是非常響亮的。他以執著求索的一生，成為中華民族的原子能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並以自己的智慧為黨中央確定“兩彈一星”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他是中國發展核武器的組織協調者和總設計師，人稱他領導的研究所“滿門忠烈”。
錢三強先生是第二代居里即約里奧·居里夫婦的學生，又與妻子何澤慧一同被西方稱為“中國的居里夫婦”。
1940 年，錢三強取得了法國國家博士學位，又繼續跟隨約里奧·居里夫婦當助手。1946年，他與同一學科的才女何澤慧結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鈾核三分裂和四分裂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導師約里奧向世界科學界推薦。不少西方國家的報紙刊物刊登了此事，並稱贊“中國的居里夫婦發現了鈾核裂變的新方式”。也就是這一年，法國科學院向錢三強頒發了物理學獎。
1948年夏天，35歲的錢三強回到戰亂中的祖國。他回國不久，南京方面就派人來找他，要他趕緊離開北平，準備一起撤退。錢三強以母親需要照顧為由沒有答應。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他在興奮中騎著自行車趕到長安街匯入歡慶的人群。隨後，北平軍管會主任葉劍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隨解放區的代表團赴法國出席1949年4月召開的第一屆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中共中央還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撥出5萬美元，請他幫助訂購有關原子能方面的儀器和資料。看到共產黨的領導人在新中國尚未建立時就有這種發展科學事業的遠見，錢三強激動得熱淚盈眶。
從新中國建立起，錢三強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業的開創。他先後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後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長、所長、二機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中國核學會名譽理事長。錢三強於1954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5 年，中央決定發展我國核力量後，錢三強又成為規劃的制訂人。作為中國原子能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錢三強50年代領導建成中國第一個重水型原子反應堆和第一臺迴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儀器設備，使我國的堆物理、堆工程技術、釺化學放射生物學、放射性同位素製備、高能加速器技術、受控熱核聚變等科研工作，都先後開展起來。
在蘇聯政府停止對中國的技術援助後，錢三強一方面迅速選調一批優秀核科技專家去二機部，直接負責原子彈研製中各個環節的攻堅任務；一方面會同中國科學院有關領導人組織聯合攻關，使許多關鍵技術得到及時解決。1958年，錢三強參加了蘇聯援助的原子反應堆的建設，並匯聚了一大批核科學家(包括他的夫人)，鄧稼先就是他推薦到研製核武器隊伍中的傑出代表。
在錢三強先生的推薦下，鄧稼先被調往二機部九所，擔任理論部主任。當時二機部副部長劉西堯曾說，核武器的龍頭在二機部，二機部的龍頭在核武器研究所(九所，後來的九院)，研究所的龍頭又在理論設計部。那麼，鄧稼先便是中國原子彈理論設計的總負責人。
就任九所理論部主任後，鄧稼先帶領著他挑選來的一批大學生，白手起家，硬是在沒有路的地方修出一條柏油路來，在松樹林旁蓋起原子彈教學模型廳？?我國的第一個核武器研究基地在北京郊外平地而起。
不久，核武器研究所遷到了荒僻的青海省北藏族自治州和新疆的大戈壁。再後來，壯大的核武器研究院又遷往四川一個更為隱秘的地方。其間，一些人中途退卻了，因為“沒有科研成果，家庭不能團聚，不許與親友通信，也沒有生活樂趣”。 許鹿希跟我談到這裡時，我們彼此都很沉默。
那個時候，鄧稼先他們辦公的地方雖然簡陋，但畢竟有了自己的窩。緊接著，就開始準備相關的俄文資料和容納原子彈教學模型的大廳。後因蘇聯毀約，教學模型沒有運來，這個大廳後來成了車庫。蘇聯專家撤走後，曾留下一個核爆炸時的參數。鄧稼先和周光召他們一道，通過嚴謹的計算，推翻了原有結論，從而解決了中國原子彈試驗一道關鍵性難題。數學家華羅庚後來評價說，這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成果。
周總理說:你把我們的血壓給哆嗦上去了
28年間鄧稼先回來過幾次，主要是跟周恩來總理等領導彙報原子彈、氫彈等核武器的研製情況。他那幾次回來許鹿希雖然沒有更多地和他在一起，但還是見了面的。許鹿希說:“那幾次見面也叫人難忘。他去向總理彙報，我就在家等他。”
說起周恩來總理，許鹿希說鄧稼先曾經給她講過這樣一件事，那是在一次核試驗前，鄧稼先去向周總理彙報。第一次見到周總理有點兒緊張，說起話來有點兒哆嗦。周總理笑了，他說:“稼先同志，我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有高血壓，你這麼一哆嗦就把我們的血壓給哆嗦上去了。”聽了這話，鄧稼先馬上就放鬆下來，整個會議室的氣氛也輕鬆了。
因為總理都是晚上聽彙報、辦公，鄧稼先晚上9點鐘從家裡開車到中南海西花廳，彙報到晚上12點的時候，總理那兒有夜宵，一般都是吃兩個水煮的荷包蛋，還有四個小包子，然後再繼續彙報。鄧稼先他們彙報得很詳細，要把整個的設計過程和中間會出現什麼問題以及製造過程中間有什麼問題，哪些地方要突出，都要向總理彙報。周恩來總理聽得非常仔細，因為總理辦公的桌子不夠大，他們討論時就把設計圖紙鋪在地上，總理蹲著仔細研究圖紙，鄧稼先他們也蹲著，差不多天亮以前，三四點鐘的時候才回來。
--您還記得28年間鄧稼先這樣向總理彙報的情況有幾次嗎？
共有五六次吧。中國的科學家，特別是主攻“兩彈一星”的科學家，很多人都有與周總理在一起的難忘故事。他們對周總理的那份特殊的情感難以盡述。他們之所以千百次地從心裡呼喊“周總理”，不僅僅因為周總理珍愛科學家超過珍愛他自己，更重要的是因為周總理嘔心瀝血致力於“兩彈一星”的事業，致力於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中華民族的崛起、對實現國家的富強產生了無法估量的重大影響。
美蘇要聯手炸掉中國的核基地
我在翻看許鹿希和鄧稼先的資料時，看到張愛萍將軍1988年4月8日給許鹿希的親筆信，探討的是有關核武器的事，我感到奇怪，就好奇地向許鹿希詢問:張將軍為什麼跟您探討核武器的事？
許鹿希聽我問這個問題，解釋說:“我向他詢問在60年代中國知不知道美蘇要聯手炸我們的核武器基地？”
--在1988年的時候，張愛萍將軍給您寫了一封信是嗎？
“對，對。就是那個時候。那個信上最主要的就是要核實一個事情:在1964年10月16號報出第一顆原子彈成功了，就是在這之前一個月的時候，在1964年9 月，美國的衛星在我們新疆的羅布泊上空老轉悠，一天到晚地轉。鄧稼先有病住院時我曾經問過他，問他是不是有衛星在基地轉悠，他說是有。他們在那兒都看得見的。
“後來我從美國解密的文件上才知道，就是在1964年9月份的時候，美國已經探測出來中國馬上就要爆炸原子彈了，那時候美國的總統是約翰遜。約翰遜總統派人去找蘇聯駐美國的多波雷寧大使，跟多波雷寧說，你去聯繫，我們美國和蘇聯兩家聯手做外科手術，把中國整個的新疆核武器基地給炸掉。結果當時赫魯曉夫說了一句‘沒有我們蘇聯的幫助，中國人幹不出原子彈來，你們放心’。就這樣，他沒炸，我們就成功了。我就給張愛萍將軍寫了一封信，我問張將軍，我們中國知不知道美蘇要聯手轟炸？”
--您當時諮詢他這個事，是出於一種什麼考慮呢？
“諮詢這個事的時候，是因為好奇，覺得這個工作一定很有吸引力，要不怎麼讓那麼多的外國人注意呢？另外還想收集一些這方面的資料。到底人家衛星在我們天上能看見什麼東西，有人說，在那上面看得可清楚了，能分辨到巴掌大，就是說底下是一個燙頭髮的女人還是一個梳分頭的男人，都看得很清楚。當然，現在的衛星分辨率就更厲害了。”
--您就是為這個問張愛萍將軍？
“對，我把那個解密的英文材料翻成中文，寄給了張愛萍將軍。我說人家解密的材料是這樣的情況，說明在1964年9月的時候，美蘇要聯手用導彈炸掉我們新疆羅布泊等處的核武器基地，我們中國當時知不知道這事。知道的話是怎樣對付的？張愛萍將軍就回我那封信，而且同意我在《鄧稼先傳》裡把我們的通信刊印出來。這有個好處就是如果我光是用鉛字印下來的話，人家可能會不相信，我有張愛萍將軍親筆回信的手跡，信上說明，中國當時知道，周總理當時也知道，而且有兩個對付的方案。一個是拆掉，一個是趕快弄出來，即使要炸的話，我們已經有了。你可以看這個信上寫得很清楚。”
--您跟張將軍來核對這件事情的時候，是不是也包括在您採訪那100個人裡？
“對，我給張將軍寫信，也到張將軍家裡去過。他就住在地安門靠近什剎海的邊上，現在他們家還住在那兒。”
張將軍1988年4月8日給許鹿希的信:
鹿希同志:
來函所詢之事，簡告如下:記得是1962年-1963年間，曾獲悉肯尼迪以可能的手段破壞我蘭州核燃料擴散工廠，當時中央研究對策時，有兩種意見:從蘭州拆遷到西南山嶽地帶，另一意見(是直接主管者們)是加速蘭州廠建設(當時快建成了)，爭取儘快生產鈾燃料，同時在西南擇地另建一擴散廠，力爭美未破壞前能拿到手鈾235，到那時即使炸燬了，我已得到足夠的核燃料。同時，如敵先在我生產燃料前炸燬，我還有新建廠可再生產，只不過延緩我試驗時間而已。中央採取了後一意見。以後肯被刺，就未得到美採取直接破壞的消息。至於美是否與蘇合謀過，我不得而知。其次，在蘭州和221儘可能加強防空力量。同時，試驗場區則採取大分散基區佈置，而核裝置要到臨試驗前而不過早運至試驗場區，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主要核裝置)。
在1964年八、九月間，夜間常在空中看到衛星經過試驗場區上空進行空間偵察。這些情況，總理常是直接電話告我注意儘可能隱蔽，我也常接電話報總理，直到試驗的現場一切情況，都是如此。這是一開始研製和試驗前總理規定的。總理是中央專門委員會主任，親自直接主持研製與試驗工作的，我們的一切事，都是直接報告總理的。這一點，你的記憶是對的。謹此簡告，如還有其他問題，請直接來信，不必客氣。
張愛萍
一九八八年四月八日
核彈哪裡去了？
在許鹿希講的故事中，這個故事叫人的心情非常沉重。
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最後一個年頭，我國在戈壁灘上的一次空投核彈過程中，因降落傘沒有打開而出現了事故。在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倒計數之後，核彈本來應該飄到預定的空中爆心處，可是核彈卻從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天空沒有出現蘑菇雲。雖然這是一次偶然的事故，但是弄不好會引起嚴重後果！核彈哪裡去了？它還可能炸嗎？是不是在預定範圍內炸？或者已摔碎了，不會再炸？那核彈片的放射性汙染在哪個地區？會造成什麼樣的危害？指揮部立即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去尋找，由於偏離預定的爆心處很遠，始終沒有發現核彈的痕跡。但這是一件不能不了了之的事情。人們都記得日本廣島、長崎在遭受原子彈襲擊後留下的慘景。哪個國家也不能在自己本土上來這麼一下。
“文革”中周恩來總理和幾個老帥就多次說過，降落傘是個大問題，一定要保證降落傘能打開。可是恰巧就這一次，沒有打開。
許鹿希說:“因為我在1987年仔細問了當時二機部趙敬璞副部長，所以我才知道是怎麼回事。
馬蘭有一個機場，飛機是從馬蘭飛上去的。這個核彈是從飛機上投下來，飛機飛得非常高。因為那個核彈不能扔在馬蘭，馬蘭是有人住的地方，要扔在完全沒有人住的羅布泊，扔到羅布泊的天上，在羅布泊的天空中有一定的高度才能爆炸。爆炸以後當時算好了蘑菇雲應該在哪兒，蘑菇雲應該往哪兒飄，要對我們國內沒有任何害處。
這裡唯一保密的就是飛機的高度到現在還不能說。
飛機扔核彈，那個核彈必須得掛著降落傘飄，要是不掛降落傘的話，一扔出來核彈就爆炸，飛機就完蛋了，所以必須得算好降落傘怎麼飄，風向是多少，飄到一個爆心再爆。
這次糟糕的就是降落傘沒有打開，很多人不理解，說降落傘怎麼還打不開？普通人用的降落傘是好打開的。核彈是一噸重，你算算，比平常那個大差不多20倍。神舟六號的降落傘展覽過，很大的，從這頭到那頭，巨大展廳的樓頂整個都是。1979年用的那麼一個降落傘沒有打開，飛機扔出來這個核彈從高空一直掉下來，直接摔到地面，就給摔碎了。
可是這次的核彈，是鄧稼先簽的字。鄧稼先簽字就表明說向國家保證這個彈是成功的，所以他決定自己親自去找，許多同志都反對他去。陪他一塊去的就是當時(二機部)的副部長趙敬璞。他們倆一塊坐上吉普車去找。這時候基地的一位領導說‘老鄧你不能走，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錢’。這位基地的領導叫陳彬，鄧稼先聽後心中激動不已。他此時被一群生死與共的同志的真摯情感所打動，但他已不可能聽這位將軍的勸告了。核燃料放射性鈈 239，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如果侵入人體，極易被骨髓吸收。它在人體內的半衰期是200年，亦即進入體內後200年還剩一半。這就是說，它將終生傷害著‘被輻射’的人的身體，永無解除之日。這一切，鄧稼先是再清楚不過的了。但他就像不知道這些情況一樣，沒有聽從好心同志的多方勸阻，坐在車上，他心裡有一句沒有說出來的話‘這事我不去誰去？’
鄧稼先當時不可能不去，因為當時不知道這個彈到底哪去了，也不知道這個彈是什麼情況，如果這個彈爆炸的話，那就壞了，廣島什麼樣，長崎是什麼樣，你可以看到畫面是吧，我們不能自己在自己國土上幹這麼一下，對不對？
戈壁灘上不是沙漠，戈壁灘是大大小小的石頭。大石頭跟籃球那麼大，小石頭就是小石頭塊，吉普車就在滿是石頭塊的戈壁灘上到處跑，那天他和趙敬璞同行，乘坐一輛吉普車，向戈壁深處駛去。在汽車上，他們沒有說什麼話，這並不是沒話可說，而是鄧稼先的腦子裡在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麼事故？有幾種可能性？最壞的結果是什麼？他什麼都想到了，但就是沒有顧得想想鈈239對於人體的傷害。
他這時還不知道，因為降落傘沒有打開，導致核彈從飛機上直摔下來的著地點，偏離預定的爆心處很遠。他一門心思地一定得找到核彈，探明原因。車子在大戈壁上到處亂跑。他終於找到了，因為這是他們製造的，他認得。
到了發生事故地區的邊緣時，鄧稼先鎮靜地說‘到了，停車’，他要汽車停下來。一下車，鄧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對於身體的危險性，這是核科學家的直覺。他堅決阻攔趙副部長和司機等人與他同行。趙敬璞副部長堅決要跟他一起過去，鄧稼先就呵斥趙敬璞副部長，他當時也顧不上禮貌了，他說‘你們都給我站住！你們進去沒用’。鄧稼先把同行的人都呵斥在一邊兒，他自己卻進去了。
他獨自向裡面走去。他終於找到了，這是他們九院的寶貝，九院的心血凝成物。”
許鹿希說:“趙敬璞副部長說，大概摔碎的那個範圍呀，像半個足球場那麼大，就是整個彈都摔碎了。”
聽到這裡我問，他知道很危險，也阻攔別人進去，自己為什麼不注意呢？
許鹿希說:“那時候他已經顧不上了。”
說到這兒，許鹿希輕輕擦了擦流出的淚水繼續說:“那時候有人說他是傻子，我也說不出來他是什麼人，是傻子還是--反正他一切都根本想不到自己了，他完全懂鈈239是怎麼個毒性，鈾235是怎麼個毒性，完全懂，那一次他進去以後，找到了那個摔碎的彈片的時候，最糟糕的是他還雙手捧了一下，捧起來一看，他馬上就放鬆了，他們最擔心的後果沒有出現。他拖著疲憊不堪的步子向停在遠方的吉普車走去。
鄧稼先見到趙副部長的第一句話就是‘平安無事’。這意味著對全國老百姓來說，沒有影響。但就在此時，他也意識到自己的身體一定會有問題了，因為他是搞核物理的。當時在上車前，他主動邀請趙副部長與他合影留念。”
許鹿希說:“那是鄧稼先已經去世有幾年了。有一次趙敬璞副部長打電話說你到我這兒來一下，我有一件東西給你。我跟我兒子去的，我去他們家時，恰好李覺副部長在趙敬璞家裡，趙副部長給了我一張照片，這張照片鄧稼先生前沒有給我，我也不知道有這樣一張照片。趙副部長說‘這個照片你應該有’。我把那張照片複製以後，把原件還給他了。”
那張照片是兩個頭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護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邊、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無人煙的戈壁灘上的紀念照。左邊的高個子就是鄧稼先，右邊是趙敬璞副部長。
鄧稼先在研製核武器這一緊張的工作中，從來沒有主動邀請別人合影。他工作起來節奏很快，匆匆忙忙。這次他要特別留下一張紀念照，一定是內心裡有另外什麼想法。不言而喻，他似乎覺察到自己此後壽命的期限了吧。儘管期限是模糊的，但危險是清楚的。他遭受到極為嚴重的放射性鈈239的輻射傷害，這將是他身體狀況的巨大轉折。
這次對鄧稼先身體的傷害是現代醫學水平無法補救的。因為他已經多次受到輻射傷害，再加上這一次，埋下了他死於癌症的惡果。
那是一次當時在內部許多人都知道的事情。
那一天，很多部隊的領導都在現場等著觀看。據說，試驗場地擺上了許多試驗品:坦克、鐵架、活著的牲畜。但是，那次糟糕的就是在倒數三二一起爆的時候，沒有蘑菇雲，也沒有聲音，爆心地方什麼也沒有，不知道核彈哪兒去了，所以派防化兵找。在戈壁灘上來回找，防化兵不認識，因為這個核彈不是整個摔下來的，而是彈已經摔碎了。核心裝置為什麼鄧稼先去找呢？雷管、外殼不能作數，非要看最核心的部分，到底核心部分是核反應了還是摔碎了。沒有核反應表示沒有在我們中國國土上放一個核彈，那全體老百姓平安無事，最關鍵是這個。所以鄧稼先自己要去找。
許鹿希說:“鄧稼先完全可以不去，防化兵今天找不著明天找，明天找不著後天找，反正總有一天會找著。
但是鄧稼先就想找到以後親眼判斷一下，如果當時是一個核反應，等於在中國本土上放了一顆核彈，可了不得的，比廣島大太多了，老百姓要了命了，很多人馬上就得撤退，幸虧沒有，就是摔碎了，可是鄧稼先本人就完了，那次非常慘。
這些事是趙副部長在鄧稼先去世後告訴我的，還給了我那張照片。他還說，在回去的車上，鄧稼先向他解釋‘你們知道放射鈈最容易被什麼吸收嗎？人的骨髓！那玩意兒如果侵入人體，半衰期是多少年？200年！明白嗎？200年後還剩一半’。”
那個時候，三機部說二機部九院的臭彈，二機部說你們三機部的傘不好，鄧稼先一看降落傘摔在那兒，根本沒有打開，這個事情今天說起來沒有問題，不洩密，因為這個事情在1989年的時候，國防科工委有一個科技局的局長，他把這件事情寫出來了，這本書的名字是鄧小平親筆提的《中國核工業的四十年》。
許鹿希說:“書出來了，我們再說就沒有問題了，就不算洩密，過去不許講那些事故，哪一次事故都不允許說，現在我可以很公開地說，我們中國一共是45次核試驗。”
其實，鄧稼先一次又一次地主持新的核試驗，責任心和純樸的本質使他不願經常呆在辦公室裡指揮，而是經常出入車間及場區，所以，不可避免地要接觸大量放射性輻射，幹這一行的都管這叫“吃劑量”。這樣，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他幾乎是每天都要“吃劑量”，接觸放射物質。有一次他們打開密封罐觀看測試結果，原有的防護措施擋不住新材料強勁的輻射， 鄧稼先又是首當其衝地超限度地“吃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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