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志綱 智綱智庫創始人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人與動物最重要的分野，就是火的發現、使用和控制。因此人類歷史上有無數關於火的傳說，普羅米修斯盜火就是其中之一。
痛感人間黑暗與蠻荒而天神獨享火種的普羅米修斯，用茴香枝偷盜天火，並將其帶到塵世，而他也因此被縛在高加索山的懸崖上，日夜折磨、風吹日曬、鷲鷹啄食，承受無盡的苦難。
而他的犧牲，給人間帶來了煙火，人類從此成為萬物之靈。紀念普羅米修斯的聖火，每隔四年都會在奧林匹亞點燃，綿延千年不輟。
盜火者普羅米修斯日後也被用來形容成全世人而犧牲自己的先驅，喻指其偉大的背後，是常人無法想象的苦難。
任正非就是一名盜火者，他用來盜火的茴香枝就是華為。
提到通訊領域，很多人可能只瞭解手機。其實近年來的很多熱詞，區塊鏈、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等，其前提都是海量數據的收集、傳輸、存儲和使用。而通訊行業的所作所為就相當於鋪設管道，讓信息流能夠在其中自由、高速的傳輸。
因此在未來的高度信息化社會中，通訊行業毫無疑問是基礎性、戰略性的行業，因此在西方各國尤其是美國看來，這個行業就如同“火種”一樣，理應壟斷在自己手裡。
而任正非就像是盜得天火的普羅米修斯，不僅大張旗鼓的進入了這一領域，甚至把“火把”灑向了全世界，如此行徑，自然讓美國欲將其置之死地而後快，這也就是華為近期受到多方壓力的根由。
這名“魯莽”的盜火者究竟來自哪裡？
企業家的誕生
歷史的發展充滿了絕對的偶然和相對的必然。偶然不能決定歷史的走向，但卻能極大豐富了歷史的本身。任正非和華為的出現，似乎就是一個典型的偶然現象。
無論從歷史沿革、改革開放的階段性、還是當今中國的國際地位來看，中國尚不具備大規模產生企業家、尤其是產生世界級企業家的土壤。如今中國號稱“企業家”的群體中，商人依舊佔據主流。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曾說：“商人和企業家既有關聯，更有本質性的不同。簡單地說，商人以賺錢為己任，一切以錢的多少來衡量企業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就，而企業家則以改造世界為己任，商業則是他所使用的手段與工具。”這個判斷我認為是比較到位的，從中也能看出我國缺乏企業家誕生的土壤的真正原因。
自古以來，中國就不缺少傳奇商人，范蠡、白圭、沈萬三、胡雪巖、喬致庸、盛宣懷……他們腰纏萬貫、富可敵國，他們的經歷令人深思或感喟，但他們都不是企業家。
自春秋戰國以降，“士農工商”的社會地位劃分延續兩千多年。地位低下的商人想要通過經商來改變世界幾乎不可能，因此有抱負的商人們，或由商入官如胡雪巖；或由官入商如張謇；或乾脆官商一體如盛宣懷，但歸根結底，經商只是他們聚斂財富的手段，把持權柄才是他們安身立命、改變世界的根本途徑。
四十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讓市場經濟的浪潮撞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無數人的命運被深刻的改變。《紐約客》前駐華記者歐逸文曾寫過一本風行美國的報告文學，描繪他眼中的中國，書名就叫做《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
“野心時代”這個形容非常傳神，如今的中國相當於美國20世紀初的紐約，《了不起的蓋茨比》所描述的那個時代，鮮衣怒馬、燈紅酒綠，人人都跟資本捆綁，想以小博大，最後所有人都變成了短期化、功利化、吹糠見米的動物。
如今的中國也正是如此，老闆們一改往日的落魄，成為了聚光燈下的明星，但舞臺中上演的更多是關於金錢、野心和命運的悲喜劇，而絕少看到企業家的身影。
任正非的同齡人中，便有很多時代的典型作品。有妄自憂天的杞人，商人的命，卻操著總理的心，談笑間都是千秋偉業；也有不好真龍的葉公，雖然舉起高新科技的大旗，但實則外強中乾，生存智慧遠高於經營智慧，只是打得一手好太極罷了。
無論是杞人還是葉公，都是時代的造物。在1978年之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國家作為經濟的主體，扮演了企業家的角色，即使有工廠，廠長也只是按計劃安排生產的執行者罷了，根本談不上企業家。
四十年市場經濟大潮的洗禮下，國內誠然出現了一批優秀的、專注實業的企業家，如格力的“董小姐”、美的的何享健、海爾的張瑞敏、福耀的曹德旺等，但他們在龐大的商人群體面前，仍然是絕對的小眾。
而且無論從影響力還是核心技術來說，中國的實業家群體離高度全球化、打造高端產業還為期尚遠。
唯一的異類，就是華為。
山裡人的精神
任正非出生於貴州，我大伯和他的父親曾是一所學校教書的同事，我堂兄和他也是校友，兩家同住一個家屬院內。
雖然因為種種原因，我與任正非緣慳一面（注：想見上一面，但總差那麼一點緣分），但是由於我們有著類似的出身背景，再加上華為這家企業的特立獨行，所以我一直都很關注他，也通過我堂兄得知了他很多的往事，在他身上能看到很明顯的貴州人特徵，這段經歷是任正非日後能夠縱橫天下很重要的原因。
很多年前，我在江浙一帶講演，面對臺下江浙企業家所說的“貴州岀人才”之類的恭維之辭時，我的回答是：“貴州不像江浙，物阜民豐，人傑地靈，隨便一個小小的縣城一抓就有幾十個進士十幾個狀元，可謂人才輩出。而貴州土地貧瘠，風貌奇倔，不具備大面積岀產人才的土壤。貴州的傑出人物就像貴州的山一樣，不可能一下子批量成名，但是一旦從山旮旯裡蹦出來，就是鬼才、奇才、不世之才。”
我說此話時，尚無人知誰是任正非，名滿天下的貴州人只有龍永圖。現在黔商已經風起雲湧，我的這個判斷依然成立。
貴州多山，山裡的孩子和平原地區的孩子從小就不大一樣，平原往往一覽無餘，風景盡收眼底，因此生活在平原上的人們多為人樸實，做事踏實；山裡人則不同，我生活的小縣城四周崇山疊嶂，雲霧瀰漫，再加上孩子的思維又不受限制，真是思接千載、神遊八極，我小時候經常想，山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樣的，這種好奇心和想象力也是我日後做記者、做智庫去走遍世界的動力源頭。
因此我常說：比土地更大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大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大的是人的想象力，人的思想擁有著無與倫比的延展性和穿透力。
任正非也是如此，阿基米德曾經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起地球。”科學家的誇張之詞，在貴州人身上得以應驗，任正非靠著手中的叫華為的支點，真的撬動了地球。
但光生在山裡還不夠，那個時代貴州的年輕人大致有三類，一少部分屬於既得利益群體，衣食無憂，整天想的無非是如何當官掌權，日後他們也確實得償所願，大大小小几乎都當了個官，能夠安穩度日。
絕大多數人屬於第二類，是社會底層人家的孩子，山裡土地稀少，時有饑荒，生存的艱難讓很多人尚未成年就被磨滅了所有的想象與激情，日後也通常以修理地球為業，敢於出來打工已經是有志氣、有膽量的人了。
只有極少數來自知識分子家庭的第三類人，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背景下，知識分子境遇很可憐，只能蜷縮在教育領域，普通一點的做鄉村教師，稍好一點可以到縣中學去教書，像任父與我的父親一樣傑出的知識分子，才能在縣重點中學做到校長。雖然生活依舊窘迫，但父母的言傳身教能為孩子點亮文明世界的火種，保留彌足珍貴的想象力。
在很多人眼中，貴州就是蠻荒之地，貴州人都是披髮左衽的野蠻人。殊不知貴州也有很多詩書相傳的文章世家，培養出來的孩子，其根底之紮實，視野之廣闊，其家學之淵源，絕不輸於內地同輩，甚至在韌勁和狠勁上還尤有過之。
任正非的父親曾經對他說過：“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幼承庭訓足以影響人的一生，正是這樣的教誨讓任正非走上了一條崎嶇而偉大的盜火之路。
但據我堂兄一家人講，真正深刻影響任正非一生的，還是他的母親。任母不過是一個貧困山區再普通不過的鄉村教師，而且只有高中學歷。但由於父親忙於工作，家中子女的教育和撫養大多託付給了母親，任正非與母親感情極深，也通過他母親，深刻的認識到了鄉村教育的重要性。
任正非的做人做事的風格，他孜孜不倦、執著追求的意志品質，都源自任母的教化。任正非在困難時，我堂兄的一位朋友曾兩次給任寄了一點錢，日後任正非一直在關照他，甚至一度曾想把他調到華為工作，後因其身體有病，未能成行，這種感恩之心也出自任母的教誨。
2001年任母遭遇車禍時，任正非正在伊朗做項目，只來得及回來看母親最後一眼，任母就溘然去世。任正非所寫的《我的父親母親》一文中對母親的懺悔，和子欲養而親不待的痛苦，令讀者無不動容。任正非日後大力提倡基礎教育，特別是農村的基礎教育，這一舉動和他母親也不無關。
除了基礎教育的耳濡目染，任正非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貴州人“日鼓鼓的精神”。
前些日子，從不接受記者採訪的“老乾媽”在抖音上亮相，短短三分鐘的視頻，一天內點擊量超過一個億，成為多少網紅夢寐以求可又百思不得其解的爆款現象。貴州出了兩個世界聞名的企業家，一個是華為的任正非，一個是老乾媽的陶華碧。兩人除了同為土生土長的貴州人外，不同處數不勝數。
一個做上接天的生意——從事的是最前衛的高新科技行業，一個乾的則是下接地的營生——炒油肉辣椒，沒有門檻，誰都可以幹，任正非是典型的“高大上”，鑽研最先進的技術和最前沿的科研領域，而陶大媽則是“矮大緊”，斗大的字不識幾籮，平日除了炒油肉辣椒，唯一愛好就是搓幾圈麻將，同街坊大媽沒啥兩樣。
但這天壤之別，並不影響兩人都是世界級企業家。美澳等帝國主義國家，一邊把華為當成“洪水猛獸”，不擇手段，圍追堵截，一邊又追捧陶大媽的油肉辣椒，甚至引岀了美國人民因超巿中老乾媽斷貨而示威遊行的趣聞。
托爾斯泰說過“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兩個成功的企業家本質上的相似之處，我認為就是貴州人的精神：
一、兩人都是“防火防盜防記者”的典範，當今企業界的“餘則成”。按貴州話說，堅信“裝憨得頓飽”，決不羨虛榮。
二、相信“人欺地皮，地欺肚皮”的常識，絕不偷奸耍滑，投機取巧，“任爾東西南北風，兀自紮根破巖中”。
三、只做憨實的烏龜，不做聰明的兔子。堅持跑二三十年，最終跑到了終點。按貴州話講，這就叫做“日鼓鼓”的精神。
提到貴州精神，還有一個例子是中國入世談判代表龍永圖。面對長達十五年的入世談判，三十七個要求進行雙邊談判的成員國，單以進口關稅為例，就涉及到六千多種產品，要一個產品一個產品、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談，期間既要講究技巧，還要堅持原則。
這樣漫長的戰爭，海量的工作，苛刻的要求，按照朱鎔基的說法，黑髮人都要談成白髮人了，也只有龍永圖這樣的人才能談的成，龍永圖身上就有著典型的“日鼓鼓的貴州精神”，認死理，下死力、肯堅持。
這個世界上不缺聰明的兔子，他們聞風而動，爾虞我詐，絕不吃虧。獨缺憨實的烏龜，他們尊重人性，恪守常識，堅韌不拔。短時後者常常是前者嘲笑的對象，曉以時日，聰明的兔子多成愚笨烏龜的殉葬品。
盜火者的腳步
1962年，任正非考上了貴州大學物理系，但讀了半年就退學回家重考，彼時的任正非心高氣傲，非清華不上。
第二次高考任正非成績相當不錯，但退學重考對錄取還是有影響，故未能如願，而且此時的政治風氣已經逐漸在發生變化，這可能是任正非的最後機會，所以他只能選擇就讀於重慶建築工程學院的給排水專業，大學畢業分配工作時，遇到新成立的基建工程兵需要人才，而他學的專業恰好對口，就入伍當了兵。
所謂的基建工程兵，其實就是施工隊，承擔國防事業的相關工程。他曾隨部隊到遼陽太子河邊修建化纖廠，當地環境的艱苦也給任正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部隊進入施工現場時，數十平方公里的現場，沒有一間房屋，部隊全部都睡在草地上，當時是七、八月份。後來工廠撥款建了大批的土坯房，住在這種土坯房中，既不抗凍，也不防風，最低溫度可以達到零下28度。
而且當時中國處於極度困難時期，肉和油的供應極少，東北老百姓每個月供應的食用油是3兩，相當於150克。沒有任何新鮮蔬菜，吃了半年的酸菜酸蘿蔔。
當時的任正非一邊學習最先進的技術，一邊過著最原始的生活，雖然吃了很多苦，但任正非更多感到的是以苦為樂。這也是他們那一代人的鮮明特點，有著即使在鹹水裡泡三遍，在苦水裡泡三遍依舊能以苦為樂的革命精神。如今這種精神已經徹底隨時代遠去了，這段生涯開拓了任正非的眼界，也錘鍊了他百折不撓的意志。
1987年，也就是32年前，任正非在深圳創立華為，開始了他作為通訊領域盜火者的征途。
說起任正非的背景，很多人都諱莫如深，但其實相關資料很容易就能在網上找到，任正非的前岳父孟東波曾任副省長，任正非本人所謂的軍隊背景就是在部隊當過基建工程兵，發明了一個小儀器，受到了表彰，但是沒有軍銜。
青年時期的任正非，研製成功我國第一臺高精度計量標準儀器
轉業後來到深圳南油集團，曾一度幹到公司高管，但在一場商業騙局中，讓公司損失了200萬元鉅款，在那個人均工資不到100元的年代，任正非順理成章的被公司除名下崗、清退走人，一腳踹到了體制外，太太在南油的工作也受到了影響，兩人隨後選擇離婚。事業、家庭“兩開花”的老男人任正非只剩一對兒女跟六個家鄉投奔來的兄弟姐妹。
人們常說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我認為這句話相當不負責任。全球至少有一半人活在艱難困苦當中，其中成了的沒有幾個。歌頌苦難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苦難之於懦弱者就是人間地獄；只有對於有為者，苦難才是一筆巨大的財富。這點在任正非身上表現的非常典型。
今年華為剛剛發佈了新的願景與使命：“把數字世界帶入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組織，構建萬物互聯的智能世界。”但43歲的任正非一頭闖進這片市場經濟的海洋時，還沒有這些宏圖大志，主要考慮的還是一家老小的吃飯問題。
我曾認識一名華為級別相當高的高管，而且也是創業時代的老人，通過他略微瞭解了華為的創業史。
在深圳便捷的通道經濟下，早期華為乾的也是“倒爺”的活，甚至還倒過墓碑，一度彷徨了兩三年，直到後來有一次倒賣電話，別人的一句話無意中點醒了任正非，既然終端（電話機）銷售的這麼好，那麼交換機肯定大有市場，華為的第一桶金就是從代理程控交換機賺到的。
但如果僅止於此，任正非的命運與同時代的“倒爺”們也沒什麼不同，甚至可能因為他在這方面天賦有限，只能勉強混個溫飽。此時的任正非，還看不出太多盜火者的氣質。
說到這兒，扯句閒話，我和這位華為前高管聊天時，還談到一個很有趣的話題。江湖上關於華為“左非右芳”的流言蜚語傳得很廣，我特地向他求證了一番。
如此這般聊完以後，我得出的結論是情有可原，查無實據，這也符合我長期以來的經驗，從事諮詢幾十年來，我大大小小接觸了數千個老闆，並從中總結出了一條普適性的規律：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一定有一個偉大的女人，無論兩人是配偶還是合作伙伴；而一個成功的女人背後，往往是一堆糟心事。以後有暇我想寫一篇《中國的男人與女人》，講一講商場上的那些“痴心女子負心漢”的故事，此處先按下不表。
盜火的第一步，是從華為1992年自主開發程控交換機開始的，一年後交換機開發成功，其價格比國外同類產品低三分之二，也讓任正非嚐到了自主研發的甜頭。當然如果僅限於技術轉化、產品開發，華為還遠稱不上盜火者。
中國人往往喜歡把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這種現象背後有很深刻的原因。這種科學、技術不分的現象常常表現在我們現代漢語的表達裡，比方說我們經常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那這裡面就存在一個很大的含混之處，那究竟是技術是生產力，還是科學是生產力？
華為真正的突破，在於由技術上溯到了科研，並且在這方面進行持之以恆的、大手筆的投入，這種堅持，首先源於任正非個人的堅持。作為一個具有戰略眼光的理工男，任正非給華為帶來的是與生俱來的科研基因。
當然華為不是大學，任正非曾在內部講話中說過，華為的技術最多隻領先半代，絕對不會為了什麼民族驕傲、技術引導者等虛名去花大力氣搞一些很玄乎但不賺錢的東西，主要精力還是聚焦五至十年就能實現產業化的技術研究。但即使是這種程度的研究，也彌足珍貴。
今天的華為，在全球範圍內擁有18萬名員工，其中研究人員佔到45%，年均研發投入佔到銷售額的15%左右，2017年投入的研發資金約有870億元人民幣，其中大部分用於半導體、5G通信和人工智能領域，華為一家的投入就超過了包括英特爾和高通在內的美國整個半導體行業。華為至少有700名數學家、800多名物理學家、120多名化學家、六七千名基礎研究的專家、六萬多名各種高級工程師、工程師……這樣一支研發隊伍，幾乎囊括了產、學、研各個領域。
這隻隊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來自五洲四海，四面八方。如今美國在科技領域的統治地位，除了長期積累外，和其開放的人才戰略有很大關係。
在二戰結束和蘇聯解體這兩次政治事件所導致的人才大轉移中，美國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即使在和平年代，美國仍然高舉自由民主的火炬，吸引全世界的人才。
今天的華為同樣如此，敞開懷抱在全世界接收科學家，不僅提供高待遇，甚至是科學家們願意在哪個國家，華為都有科研機構可以接納，科學家想在哪兒辦公，華為就在哪兒建研究所，與此同時，華為還和全世界很多大學、研究所都建立了合作關係，從事更長遠的基礎科學方面的研究。 華為的盜火之路，正是這樣一步步走出來的。
國際化的探索
從貴州、中國，再到世界，舞臺越來越大，任正非展現出的能量也越來越強，他所面臨的挑戰也越來越多。
華為的全球化之路，遠早於大多數人的想象。在國內的很多商人們還在享用高速城市化帶來的饕餮大餐，通過中西方的時代差就可以賺的盆滿缽滿的時候，任正非就已經把隊伍撒向了全世界，2003年我去加拿大時，曾和加拿大電訊巨頭——北方電訊的高管有過一次交流，期間該高管就提到：“貴國的企業中有一家我們非常重視的競爭對手叫做華為，其創始人任正非先生，是一名很值得尊敬的企業家。”
我當時對於任正非是誰一無所知，回國後，我在央視《對話》欄目中曾經講起過這個故事，之後才知道，這位任老闆還是我的貴州老鄉，華為在國內的低調和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一個小故事，我印象也很深刻，十多年前我去非洲的毛里求斯、肯尼亞等地考察項目，在當地使館的安排下開過幾場座談會，沒想到臺下的聽眾大多是華為的員工，而且一問都已經在當地駐紮兩三年了。
這件事給我極大的震撼，非洲在人們的印象中是典型的蠻荒之地，瘧疾叢生、落後野蠻、甚至還可能有生命危險，而華為卻在這樣的地方紮下了根。
日後我去了印度，在號稱“印度硅谷”的班加羅爾，也能到處看到華為員工的身影。之後我在全世界各處行走，在很多小國家和落後的地方，除了中國大使館，最容易找到的中國單位就是華為辦事處。
而且據旅居國外的朋友說，有些時候華人甚至可以向當地華為辦事處尋求緊急援助。這種超前的戰略眼光和佈局，當真了不起。
近日的記者招待會中，有西方記者提問道：華為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難，請問華為內部是否系統地評估過，這麼多年的研發創新投入是不是可以抵抗這些困難？
任正非的回答是：“今天可能要碰到的問題，華為在十多年前就有預計，已經準備了十幾年，我們不是完全倉促、沒有準備的來應對這個局面。這些困難對我們會有影響，但影響不會很大，不會出現重大問題。”
在十幾年前，也就是中國剛剛加入WTO，中美關係的蜜月期間，華為就開始為日後的制裁做準備，這話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但其實此話不虛，我和龍永圖是故人。
2001年中國順利加入WTO，談判代表龍永圖名滿天下、載譽而歸。同為貴州老鄉的任正非，曾專門設宴向龍永圖請教國際關係。那時任正非已經開始佈局華為的全球化戰略，他意識到，想要進入全球化的主戰場，免不了和西方大財團甚至政府打交道。
於是他問龍永圖：華為應該按照什麼樣的規則和法律體系來制定自己的全球化戰略？龍永圖說道，當然是以聯合國公認的條例為基礎。任正非卻表示不認同，他認為規則的制定權和解釋權最終還是掌握在美國的手裡，美國的掣肘才是將來華為全球化過程中最大的阻礙。如今事實證明，從未涉足過外交領域的任正非說對了。
2012年，當華為超越愛立信之際，《經濟學人》曾發表《誰在害怕華為？》一文，質疑華為的崛起引起了關於網絡間諜活動的恐慌，文中稱：“有人認為中國政府在幫助華為贏取海外合約，以便讓諜報人員利用其網絡來進一步窺探全球電子通信網絡。”
此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留的事件，更是一場相當明確的由國家發動的針對民間企業的絞殺，美國的長臂管理、霸權主義在其中展露無遺，雖然華為一直將遵守規矩作為重中之重，但是作為一家18萬員工，涉及眾多領域的公司，別人想挑點岔子，吹毛求疵很容易。
有些“美分”，特別一些美籍華裔很糟糕，堅持說美、加是法治國家，一切是按照法律程序來的，跟政治沒有關係，這簡直是一派胡言。列寧曾經說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普魯士軍事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在其著作《戰爭論》中說：“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
技術競爭，尤其是關鍵領域的競爭，就是和平年代的戰爭。近日網上流傳著任正非接受國際媒體的採訪全文，很多人都在關心任正非說了些什麼，然而我更關心西方記者提出了哪些問題。因為但凡提問，提問者心中早就預設了答案，不是回答者三言兩語能夠改變的。
這些懷著惡意和不信任的問題本身就明確表示著西方各國的態度，對華為的抵制和對中國崛起的敵視必然會摻雜在一起，因此即使任正非說的再懇切，再有智慧，幾度重申華為是獨立的商業公司，聲明華為賣的是裸設備，設備沒有意識形態，都是於事無補。
隨著貿易摩擦的深入，更大的挫折和打擊還在後面。既然選擇作為盜火者，那麼必然要面臨風吹日曬、鷲鷹啄食的宿命，我們只能希望任正非能有普羅米修斯之行，而無普羅米修斯之命吧。
望天樹的故事
我在西雙版納考察的時候，曾經見過一種很奇特的樹，樹高足有四五十米，器宇軒昂，冠蓋如雲，當地人告訴我這叫望天樹。但奇怪的是這樹往往是鶴立雞群、方圓五里內低矮的普通林木只能龜縮其下，仰望其高，這種偉岸而孤獨的望天樹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然而看似偶然出現，煢煢孑立的望天樹，實則離不開整個生態系統的支持，正如看似偶然出現的任正非，其背後是體制的力量，改革與開放，從兩方面造就了任正非現象。
如果任正非還困在體制內，中國無非是多一個鬱郁不得志、滿腹牢騷的老公務員罷了。體制外的出現，救了任正非，正因為改革開放，廣東有了“海”，一個在體制內被認為是廢品的中年男人，妻離子散、扶老攜幼、身拖病恙，一頭扎進海里，居然硬生生打拼出一個世界級企業。
其次，華為還要感謝中國的全球化進程，隨著中國越來越開放，允許民營經濟去縱橫捭闔，才讓華為擺脫掉了所謂的所有制歧視，奠定了跟全世界對接的基礎。
一個偉大的企業成功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因素。它不需要拔苗助長，人工培植，只要給一個公平的環境，成王敗寇，物競天擇。偉大的企業絕不是我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用千百億砸出來的，而是市場的雨露滋潤下，自然生長出來的，這就是市場經濟的偉力之所在。
如果任正非要感激這個時代，不是感激時代的扶持，而是感謝時代的放手，感謝這個時代為企業家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
以深圳為例，從一個小漁村，到生產總值突破2.4萬億元，經濟總量居亞洲城市前五，不過區區四十年，這個年輕的野心城市為企業家而生，它的榮耀加冕也彰顯著企業家的力量。
就連順德北滘——一個珠三角的普通農村小鎮，也因為一個三千億規模美的電器，成了一個力壓幾乎所有歐美小鎮的現代小鎮。而小鎮上冒岀的美的，碧桂園兩家世界五百強企業，不僅撐起了這個中國最富的小鎮，而且如今同步斥千億巨資，雙雙向機器人產業佈局。
這一方面反映了企業家對國家尤其對故土改天換地的偉大作用，另一方面，楊國強與何享健兩個昨日的草根，今日搖身一變成為智能行業的領軍人，這與華為所帶來的平臺效應與帶動作用不無關係。
筆行到此，禁不住淌岀兩個感慨：華為的探索與實踐，無愧“中華有為”，任正非的所做所為，也堪稱“以正壓非”。
然而這僅僅只是開始，一棵望天樹既然能夠崛起，一片森林的產生也當有其可能性。任正非的崛起帶有偶然性和極強的個人色彩，但是這也昭示了一種必然，一個偉大的時代——企業家時代正在到來。
在擺脫計劃經濟時代的行政指令干預之後，如何能夠創造更好的商業生態環境，提供更到位的政策支持，使任正非這樣的企業家能夠成建制的出現，讓更多的商人轉變為企業家，這也是任正非現象留給國家和社會各界的一個重要課題。
作者 | 王志綱 智綱智庫創始人 排版 | 夏昆
審校 | 葉開甫 主編 | 葉正新 圖片 | 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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