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平克認為，歐洲18世紀的啟蒙運動有四個核心理念：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現在這四個理念都受到了衝擊，有必要為它們做出辯護。
主筆/薛巍
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史蒂芬·平克
啟蒙與進步
我們的生活會越來越好嗎？如果你憂心忡忡，也不是沒有理由，平克在《當下的啟蒙》一書中說：“每天的新聞報道里充斥著有關戰爭、恐怖主義、犯罪、汙染、不公、吸毒和壓迫的各種消息。許多雜誌的封面文章提醒我們即將爆發的混亂、瘟疫、傳染病、崩潰以及農業、健康、退休、福利、能源、赤字等其他方面不計其數的各種危機。”但他說，這並不是全部。人們的擔心是各種認知謬誤造成的。“心理學研究證實，人們對損失的恐懼超過了對收益的期待。對逆境的憂慮超過了對順境的滿足。批評給人帶來的痛苦比表揚帶來的喜悅更為強烈。在英語中，有關負面情緒的詞彙要比正面情緒的詞彙多得多。”另外還有兩種錯覺會對我們產生誤導，讓我們認為事情已經不同往昔：成年和為人父母會增加我們的負擔，而我們會誤以為這些負擔是世風日下的結果；我們還會把自我能力的下降視為整個時代的衰落。
悲觀主義者會被視為智者，“如果你總是做最壞的預測，你就會被奉為先知。悲觀主義等同於道德的嚴肅性。新聞記者認為，他們可以通過報道負面消息來履行監督社會、揭發醜聞和針砭時弊的職責。知識分子也知道，通過指出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並把它上升為病態社會的一種普遍症狀，可以讓自己產生莊重的使命感。知識分子的悲觀主義是高人一等的表現。”
平克認為，真相是，從歷史上看，我們的生活取得了非常大的進步，應該還會持續進步下去，而這都是啟蒙帶來的好處。平克描述了人類的繁榮之路：很長時間以來，人們都過著窮苦的日子：“有些人的工作是按照指示碾碎狗、馬和牛的骨頭以作為肥料，這種工作在1845年被廢止了，因為檢查發現，飢餓的貧民互相大打出手，只為搶奪腐爛的骨頭以吸取骨髓。在工業化以前的歐洲，購買一件衣服或一件衣服的布料仍然是一種奢侈，一般人一生中只能買得起幾次。醫院管理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確保死者的衣服不被偷竊或霸佔，而應交給合法的繼承人。在瘟疫流行時，小鎮的政府必須強制要求才能沒收死者的衣服並將其燒掉：人們會等著其他人死去，以便扒下他們的衣服。”
平克說，學術圈有這樣一個流傳已久的笑話：院長在主持教職員工會議，此時一個精靈出現，答應院長可以從金錢、名譽或智慧三個願望中選擇一個來實現。院長回答說：“這很簡單。我是個學者，我將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學術，當然要選擇智慧。”精靈一揮手，消失在一陣煙霧中。煙散了以後，大家看到院長雙手捧頭，陷入了沉思。一分鐘過去了，十分鐘、十五分鐘過去了。最後，一位教授忍不住問怎麼樣，院長喃喃地說：“我應該拿錢的。”其含義是，不鄙視物質財富是一種智慧。
《當下的啟蒙》
平克指出，西方社會經濟的大發展離不開制度，但首先離不開觀念的轉變：啟蒙運動把“我如何才能得救”這一終極問題轉化為了務實的“我如何才能快樂”。“拿破崙擁護軍事榮譽，嘲笑英格蘭是一個店主的國家。但當時英國人的收入比法國人高83%，而且多攝入三分之一的卡路里。”在18世紀的英國和荷蘭，商業開始被視為符合道德和令人振奮的事情。世界生產總值自1820年工業革命以來已經增長了近百倍，從18世紀的啟蒙運動算起增長了近200倍。如果在1700年的餡餅是用23釐米鍋烤制的，那麼今天的餡餅直徑將超過3米。“人類創造財富的歷史，故事大概是：一窮二白……一窮二白……一窮二白（如此重複了幾千年），然後突然大繁榮。”世界生產總值的增長曲線一直不到10萬億國際元，然後從19世紀開始，增加變成了飛躍，一舉增加到110萬億。
科學主義與民粹主義
平克說，隨著國家變得更富有，國民會變得更快樂、更聰明，精神生活也非常豐富：“人們可以在謠言粉碎機網站上驗證傳聞的真實性，在可汗學院上自學數學和科學，在《美國傳統字典》上拓展詞彙量，用《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自我啟蒙，或者觀看許多已故學者、作家和批評家生前講座的錄像。《羅生門》的原版預告片、狄蘭·托馬斯朗誦的《死亡將不再主宰》、羅斯福夫人高生宣讀的《世界人權宣言》、瑪利亞·卡拉斯演唱的《我親愛的父親》、比莉·荷莉黛版的《他不愛我》以及所羅門·林達版的《雄獅》，就在幾年前，這些我一直渴望的東西可是用錢也買不到的。”
啟蒙運動推崇的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都是“看上去面目可親、無可挑剔的理念”，怎麼會有人反對它們呢？平克說，在精英階層和文化藝術領域，長期以來就存在著反啟蒙的思想。先是浪漫主義與運動（浪漫主義運動？）對啟蒙運動理念發起了堅決的反擊，認為技術資本主義把人推向了一片毫無靈魂的精神荒漠，“個個孤獨無依、物質至上、循規蹈矩、毫無個性、靈魂空虛。”21世紀第二個十年，西方社會又出現了一場公然反對啟蒙運動的民粹主義運動，“它們標榜本土主義，拒絕世界主義，藐視專家，鄙薄知識，沉湎於田園詩般的過去，無意展望更好的未來。民粹主義是人類天性的倒退，退回到部落主義、獨裁主義、妖魔化以及零和博弈等。通過重視部落而非個人，它不再保護少數人的權利或提升全世界人類的福祉。”他們不再承認來之不易的知識是社會進步的關鍵，詆譭精英和專家，並不再重視思想領域。
但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戴維·貝爾在《民族》雜誌上反駁平克說：“啟蒙運動的那些偉大作家們，跟他們經常被醜化的相反，本質上是懷疑主義者。他們喜歡諷刺、欣賞悖論、樂於逗趣。他們欣賞複雜性，很少躲避困難，非常尊重前輩的學問。《當下的啟蒙》沒有這些特質。它是一本很武斷的書，闡述了一種對人類歷史過度簡化的、極其樂觀的觀點。它的文風輕鬆愉快，章節短小，非常形象化，它最接近的不是18世紀的哲人，而是平克經驗很豐富的TED演講。”
貝爾指出，平克詳盡地運用了統計數據，但人類的境況沒有他說的那麼美好。比如，世界範圍內的難民數量在過去幾十年間迅速攀升。平克摒棄了對經濟不平等日益加大的關切，輕率地說不平等不如收入和舒適的世界水平重要？。他用智商測驗做出了一個驚人的陳述：“一個1910年的普通人，如果他進入一個時間機器，來到今天，按我們的標準，近乎弱智。”還有他對歷史的描述。過去幾百年間為何發生了不可爭辯的進步？在他對進步的敘述中，他拎出了疫苗的發明者、化肥的開發者加以讚揚，但一說到民主和平等權利等問題，他好像認為，進步幾乎是自己發生的，是人們自發地變得更加開明、寬容的結果。他說：“發生了一個神秘的朝向正義的扭轉。”書中完全沒有提到幾百年來爭取平等權利、終結奴隸制、改善工作條件、最低工資等社會運動。向正義的轉向並不神秘：扭轉是因為人們迫使它扭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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