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別神系統治的時代：人類建造通天塔的場景
與活躍的分子生物學研究相比，上古語言學研究始終處於緩慢爬行的狀態。這是因為，鑑於政治、文化、文字、地理等因素的劇烈影響，跟穩定的基因相比，語言始終是變數最大的領域。語言變化的速度猶如閃電，令所有的語言學家束手無策。
《聖經·舊約》中關於巴別塔（Tower of Babel）的敘述，構成了一種苦澀的象徵——上帝擔憂人類建造巴別塔的野心和力量，於是變亂他們的語言，讓其無法彼此溝通，最終放棄建塔計劃，一鬨而散。而這則寓言有一個更古老的中國版該版本的原型來自西亞，參見本書第六章。。帝俊（一說黃帝）手下有兩名祭司（一說為次級神祇），分別叫作重和黎，各自執掌大地與天空。當時，神聖天空和世俗大地之間設有天梯，神與人可以憑藉這種天梯自由上下，展開超越空間的旅行和交往。但因上帝失望於人民的道德淪喪，重和黎奉命將大地與天空的距離加寬，徹底拆毀天梯，人就此喪失了往返神性空間的垂直通道。跟蘇美爾-阿卡德的巴別塔事變相比，這是一個更為嚴重的事件，它不僅阻止了人與人的交往，更切斷了人與神的精神紐帶。人與神的距離變得無限遙遠。
此寓言向世人解釋了古代祭司通靈能力下降的原因。就祭司這一職業而言，重和黎都是失敗者。正是在祂們任職期間，發生了“天—地—人”多重斷裂的災難。人類從此脫離神的世界，轉向平庸的現世生活，這預示了華夏敘事的重大轉型——從神學政治走向世俗政治，從神話敘事走向歷史敘事，從神性對話走向俗務交易。大祭司從通靈時代悄然告退，求助於筊卜、龜卜或筮卜，淪為一群低級的兆象解釋者。
然而，這寓言也暗示了另一個事實：在6.5萬年前，即走出非洲之前，人類可能已經擁有一種原始的世界語，而世界語言的分佈形態，應當跟DNA分佈形態基本一致。在DNA的演變中，現代非洲人的基因多樣性和表達多樣性，都遠勝於歐洲白人。後者只是7萬年前遷離非洲的一個小族群的後裔而已。語言學家發現，一種語言跟它1000年前的始祖語言相比，有86%是同源詞，這個數據意味著，語言在其變異的進程中，仍然具有內在穩定的主體架構，它能夠減緩時間腐蝕的速度。
早在“線粒體夏娃”被發現之前，堅持這種語言基因論的學者，如斯坦福大學的約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和他的同事麥瑞提·盧倫宣稱，存在著某種奇怪的“原始世界語”現象，例如，吉爾吉斯語稱婦人或妻子為kunu，在柬埔寨語中是kane，在印第安蘇尼語裡是kanakayina，在英語中女王被稱為queen。但這種觀點過去一直被大多數學者所否定，因為他們所掌握的語言學證據嚴重不足。
但這項研究得到了同源語言演變史的論據支持。美國語言學家約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為此提出“歐亞總語系”的概念，而俄羅斯學者伊里奇·斯維圖切（V.M.Ilich-Svitych）再加上達羅毗荼語、亞非語和部分高加索語之後，建立了一個更龐大的“諾斯特拉特總語系”。它不僅要建構完備的語言演化樹，還要尋找人類共同的始祖語言。在下列表格中，可以看到不同語種或語系之間存在著某些語詞上的古怪相似性。
另一個重要的學術推論，出自英國劍橋大學史前以及人類進化學教授保爾·梅樂斯的研究報告，這篇發表在2004年12月《自然》雜誌上的文章指出，正是現代人的語言技能，令其在3.5萬年前取代強大的競爭對手——體毛密集和體型壯碩的尼人，成為地球文明的主宰。
梅樂斯認為，從考古遺蹟中可以發現，後舊石器文化凸顯了“現代”文明的基本特徵。對精雕細刻的骨器、石珠、個人裝飾物以及抽象和具象原始巖洞壁畫的分析，表明智人擁有更發達的交流技巧。如果沒有這種複雜的語言能力，以及相應發達的大腦結構，要創造出那些器物是不可思議的。現存於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同樣掌握此類複雜的語言技巧，無論是澳洲土著，還是北極的愛斯基摩人，都擁有同等水平的語法。
紐約大學考古學家蘭德爾·懷特（Randall White），在援引七個方面的考古學證據後也宣稱，早期人類長達20萬年沒有在工具製造上有明顯的進步，直到3.5萬年前，人類才掌握了現在已知的語言和文化，並由此出現了歷史性的進化飛躍。
藍田猿人頭骨（海德堡人的東亞分支，被認為是尼安德特人的祖先，10萬~25萬年前，中國
智人於3.5萬~4萬年前抵達並遍佈整個歐洲。考古學和生物學的證據都已表明，就在智人佔領歐洲大陸的同時，尼人卻出乎意料地退出了歷史。而在此之前，他們已經進化了20萬年，併成功地適應了寒冷的冰河氣候。但據推斷，尼人由於喉管不夠長，無法發出多樣的元音，因而可能只擁有一些基本的語言形式，例如沒有時態和虛擬從句，甚至可能沒有複雜句，等等。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作為優秀獵手和熟練工具製造者的尼人，無力製造藝術品以及個人裝飾物。梅樂斯指出，表象能力的衰弱，導源於語言溝通能力的低下，而語言溝通是激發創造性想象力的源泉。毫無疑問，正是語言障礙阻止了尼人完成自我進化的飛躍。
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互相溝通的能力，令智人能夠分享食物源的信息，從而更有效地從事狩獵、採集和打製石器等合作活動。正是這種卓越的能力，幫助智人度過了漫長的嚴冬。梅樂斯推測，處於第四紀冰期中期的歐洲，是一個遼闊的不毛之地。智人這時開始發揮其獨有的語言優勢。尼人消失時，歐洲氣溫在8℃上下劇烈擺動，但基於新技術、發明能力以及複雜的語言，智人比尼人更迅速地適應了天氣的嚴峻挑戰。
遺傳學、考古學、古生物學等學科的證據已經顯示，語言出現於中石器時代智人誕生的時刻，而地點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某處R.Botha C.Knight.The Cradle of Langua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eds）2009。而跟人類學家的上述語言推論相比，語言學家的研究似乎更具說服力。伯克利加州大學的語言學家約翰娜·尼科爾斯（Johanna Nichols）使用統計學方法來估算現代語言演進所需要的時間。她認為有聲語言的出現，至少應在10萬年以前。
新西蘭奧克蘭大學的昆特·愛金森博士，為所有語言源於原始非洲母語的假說，提供了新的統計語言學證據。他的研究發現，非洲母語的音素（元音和輔音）呈現為多樣性形態，但跟人類基因及其表達多樣性會隨著跟創始點的距離增大而遞減一樣，大數量的音素（Phonemes），會在全球性擴張中發生減少，這就是所謂“創始點效應”（Founder Effect）。他為此精細統計了世界各地504種語言中所使用的音素（元音和輔音）數量，並繪製出一幅音素數量分佈的世界地圖。
音素數量世界分佈圖（資料來源：《自然》雜誌，圖像漢化：石瑩倩）
世界版圖呈現出這樣一種統計學場景：以跟非洲的距離作為尺度，不同語言的音素呈現為遞減狀態。例如，南非布須曼語多達141個音素，達吉斯坦的阿爾基語有91個音素，英語為46個音素，德語是41個音素，漢語（普通話）是32個音素（圖中數字為統計方式不同所致），西藏博多語為21個音素，日語則減至20個音素，菲律賓的塔加拉語是23個音素，澳大利亞邦加拉語是16個音素，夏威夷語是13個音素，最少的是巴西印第安皮拉哈語，只有11個音素。
愛金森的理論表明，一種語言離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越近，它所使用的音素個數就越多。而這種變化驗證了人類始祖在7萬多年前從非洲遷出的歷史軌跡。語言學家很久以前就懷疑語言起源於非洲，但苦於沒有任何證據。直到愛金森的觀點發布之前，保守的歷史學家還堅稱，人類的語言出現的時間表，最早不會超過兩三萬年。但這項最新研究成果，徹底擊碎了這種陳詞濫調，並把人類語言的誕生時間，向前推進了10萬年以上。牛津大學的人類學家羅賓·鄧巴（Robin Dunbar）稱讚說，這一研究證明原始母語來自於非洲某處。他同時認為，語言的起源時間應當上推到距今10萬~20萬年。
目前生活在非洲南部及西南部的布須曼人（Bushman）人類學家將其跟霍屯督人（Hottentots）合稱為科伊桑人（Khoisan）。，身上攜有最早人類的多樣性記號，也就是在其語言中保留了古怪的“滴答聲”。愛金森的調查表明，布須曼語（“！XU”）是目前所發現的世界上音素最多的語種。不僅如此，布須曼人的線粒體DNA和Y-染色體，都顯示其跟人類祖先保持著最直接的關聯。作為閃族人的最古老分支，其體徵跟大多數非洲人不同，而是個體矮小、膚色較淺、捲髮濃密，並擁有厚眼皮——內眥贅皮。這可能就是最靠近智人的形象。耐人尋味的是，正是閃族人在西亞地區掀起了人類文明的第一場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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