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中華兒女》，作者：劉曉農。
核心提示：謝覺哉隨紅軍歷盡萬千的艱險到達了陝北。將近兩年後在延安，他得知郭香玉已在1935年3月，英勇地殉難於汀州，遙望南方，徹夜未眠，在日記上寫下一首《浣溪沙·憶郭香玉同志》。
紅軍長征
之一：郭香玉與謝覺哉
在蘇區中央局秘書處擔任收發員的郭香玉，與時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秘書長的謝覺哉，是1934年7月中旬才於瑞金沙洲壩結婚的。對於沉浸在幸福中的人來說，時間過得真是太快了！自從結婚以後的日子裡，郭香玉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丈夫親切誠摯的關愛。她小時候裹過腳，跟別的女人相比，走路走不快，跑步跑不動，一雙“三寸金蓮”忸怩作步，讓她覺得羞愧死了。而謝覺哉總是“嘿嘿”地笑著說：“香玉啊，不要為一雙小腳而難過，那是舊世道給你留下的紀念，要是在過去，你的一雙‘三寸金蓮’可吃香呢。”每天早晚的洗臉、洗腳，都是謝覺哉從外面提水回來，再給打好端到妻子的面前。郭香玉多次感動得淚盈眼眶，地說：“哪有老公打水給老婆的？”謝覺哉卻樂呵呵地笑了：“你這是老皇曆，可以改變嘛。我講過的，夫妻之間誰的‘能耐’大，就照顧哪個。”讓郭香玉無比感動的是，謝覺哉竟然教會了妻子騎馬。在這之前，這個出身鄉村的小腳女人，不用說敢於騎在馬背上，就是走到馬的跟前也感到害怕。謝覺哉對她說：“香玉，在這樣的戰爭環境下，你無論如何要學會騎馬！不然，以後行動起來就太困難了！”
“像我這個樣子，騎得了馬嗎？”郭香玉難過得快要哭了。
“有什麼騎不得？事在人為。”丈夫安慰著妻子，又針對性地指出：“首先是你的思想上信心不足，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礙，樹立我一定能行的信心！”
感於丈夫的一片熱忱，妻子含淚答應了。謝覺哉為了讓妻子學會騎馬，的確費了一番心機和精力。先從機關運輸隊借來一頭驢子，讓郭香玉從騎驢開始，然後又借來一匹個頭較小又溫順的馬，將妻子扶上去，親自牽著韁繩，讓馬一步一步地走。看到丈夫如此的熱心與真情，郭香玉懷著“跌死算了”的信念，一次次地騎練著。半個多月過去，郭香玉的膽子練得越來越大。終於有一天，郭香玉騎上一匹馬到了距離十華里的瑞金縣城一次。從縣城回來的時候，她進到房間，一頭倒在謝覺哉懷裡，激動得哭出了聲音：“我現在可以騎馬了！”
“這就好！這就好，以後行動方便多了。”丈夫也為妻子學會了騎馬感到一種如釋重負的高興。
作為中央局秘書處的機要工作人員，郭香玉對於蘇區的軍事大局還是有所瞭解的。她心裡一直積壓著的那種沉甸甸的預感，終於在事實面前得到了證實：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決定了紅軍必須放棄根據地，實行突圍西征的戰略轉移。
特定的戰爭環境，決定著女同志隨軍出征是有條件的。讓郭香玉無比震驚的是，由於她是小腳，連體檢也不用，就被確定在中央組織局的留守人員名單內。儘管她是中央政府秘書長的妻子，但誰也無法逾越規定的條件。謝覺哉在獲悉妻子被留下，心裡非常地難過。然而，他明瞭一個小腳女人雖然學會了騎馬，可仍然無法跟隨長距離突圍征戰。因此只能感到無可奈何，接連幾天晚上，謝覺哉睡不安寧，只有一次次地勸慰著妻子。戰爭的無情像刀子一樣切划著他的心，使他半夜裡常常坐起來，心情痛苦地長吁短嘆……
被留下來的郭香玉隨地方紅軍轉戰到了閩西的永定、上杭一帶，在山區遊擊了一個多月。隨著敵軍劃分區域對紅軍游擊隊的頻頻抄剿，郭香玉所在的隊伍人數越來越少。開初的十幾天，她尚有一匹馬騎著行軍，一次戰鬥中馬被丟失了，只有咬緊牙關邁著小腳跟隨行動。
1935年的3月，在敵軍四面圍困的情形下，跟不上行動的郭香玉落入敵手。敵人將她解押到汀州，關押了一段時日，終於得知這個小腳女人是共產黨中央政府秘書長謝覺哉的妻子，頓時大為重視。因為敵人知道，作為共產黨中央蘇區局的機要收發員，又是謝覺哉之妻，一定掌握著大量的黨內機密與紅軍情報，只要能瞭解到其中一項，就能向上峰報功請賞。敵人將郭香玉從臨時牢房裡提出來，先是給以生活上的優待，勸她供出中共中央機關在瑞金的情況，以及她所知道的紅軍機密。郭香玉總是說：我保管的文件被他們燒掉了或帶走了，至於丈夫謝覺哉，他什麼也沒有告訴我。敵人沉不住氣，改以對她用刑，以皮帶和荊條抽打得郭香玉渾身是血，又捆起來丟進牛欄裡。任憑敵人怎樣的摧殘，她就是拒不回答。兇殘的敵人惱火了，在沙灘上挖了個坑，將郭香玉“倒栽蔥”豎在洞裡，威逼她招供一條紅軍機密就放人。這個身體孱弱卻革命意志無比剛強的女戰士，硬是堅意如鐵，不為所懼。敵人威逼了一番不起作用，氣得往深坑裡填土，將郭香玉只露出一雙小腳給活埋了……
謝覺哉隨紅軍歷盡萬千的艱險到達了陝北。將近兩年後在延安，他得知郭香玉已在1935年3月，英勇地殉難於汀州，遙望南方，徹夜未眠，在日記上寫下一首《浣溪沙·憶郭香玉同志》，全詞如下：
堅貞勤樸我憐卿，才得相親又遠征，
依依駐馬不勝情，一齒僅存猶噴血，
百鞭齊下不聞聲，光宇千秋玉比馨。
之二：唐義貞與陸定一
殘酷的戰爭環境下，對女性的傷害是最直接的。
因為懷孕，也因為不招左傾領導人待見，中革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長陸定一的髮妻唐義貞，被確定留下來。陸定一在獲悉了中革軍委有關部門的決定後，心中萬分地痛苦，並後悔不該在這種時候讓愛妻懷上了小孩。對於陸定一來說，唐義貞是他政治生命中一塊奇遇的沙漠綠洲，沒有這個結緣於莫斯科的妻子，對自己一往情深的關心，他很難擺脫突遭政治厄運的心靈折磨。
1932年11月，共青團中央就不久前團中央機關在上海被敵人破壞過一次的事件，作出決議：“……在這次事件中，陸定一知道黨的機關不去通知，致使三個蘇區代表失蹤，而他從機關離開時並不將黨的文件拿走，只拿走私人的物件，完全暴露了他的張皇失措。黨中央決定開除他的黨籍並對他進行審查……”兩個月後已經輾轉來到中央蘇區的陸定一，進入汀州就被當成壞分子受到監視和苦工改造。唐義貞在得悉這一情況後，在瑞金請了一個農村婦女作伴，曉行夜宿，翻山越嶺走了三天，到汀州又費了不少周折，總算在勞工營見到陸定一。之後，在勝利縣“中央衛生材料廠”擔任廠長的唐義貞，又多次以妻子的身份，來到汀州勞工營，給丈夫帶來了心情上的勸慰，用妻子的柔情溫暖著丈夫飽受痛楚的心……1933年5月，三名赴上海向團中央報告工作的蘇區代表，經過半年的輾轉，先後回到了鄂豫皖蘇區和中央蘇區，他們報告了團中央機關被敵人破壞的真實情況，證明陸定一的表現是堅定勇敢的，不存在任何畏縮的情況。陸定一的冤情終於得到洗刷，回到黨的懷抱，進入中央蘇區首府瑞金。他無比感激妻子在自己最困難的時期給予的鼓勵的關心，也正是這種忠貞的愛情，才使他樹立了信心，走過了痛苦的沼澤地。
不管陸定一的心情是如何的痛楚不捨，但現實是不可改變的，挺著大肚子的唐義貞還是被留在了中央蘇區。紅軍主力從贛南突圍西征後不到兩個月1935年12月初，跟隨留守部隊轉移到長汀縣圭田山區的唐義貞，生下了一名男嬰，按照丈夫在瑞金分別時的商議，取名為陸小定。
圭田山區只有方圓一二十里的範圍。隨著國民黨軍隊對各個紅軍游擊區進行篦梳式的搜剿，風聲越來越緊了。而且，兩百多人的軍政人員擠在比群眾人數還要多的大山裡，糧食日見緊缺，每天只能喝上兩頓稀粥。在這樣的情形下餵養一個嬰孩，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唐義貞自己吃的是稀粥，奶水不足，只有用米湯煮上紅薯，熬得稠稠的餵給嬰兒吃。比奶水不足更為揪心的是，唐義貞心裡想到：部隊過不了多久就要撤出圭田，自己帶上嗷嗷待哺的小定，能夠跟上一日幾移的遊擊行動嗎？在經過不知道多少次考慮之後，唐義貞決定將嬰兒送給群眾撫養。在圭田黨支部負責人的動員下，貧苦農民範其標夫婦從唐義貞手上接過了尚未滿月的嬰孩。唐義貞噙著熱淚向範其標夫婦躬身鞠禮。
從圭田山區突圍出來的紅軍游擊隊，一路上遭到敵軍的跟蹤追擊，隊伍時常被打散，剩餘的人員越來越少。1935年1月底，僅隨7個游擊隊員擺脫追敵的唐義貞，來到長汀的下賴村。他們進村不到1個鐘頭，村莊就被敵軍圍住，搜查中唐義貞被敵人抓獲。敵兵們一看唐義貞的穿著和相貌特徵，就知道她是紅軍人員，欲對她上綁。唐義貞猛然記起衣袋裡還有一張紙條，畫的是下一站的會合地點，想到敵人如果按照地點前去圍捕，又有一些同志將落入敵手。於是掏出紙條放在嘴裡，嚼了幾下便吞嚥下去。她的這一動作被一個敵兵發覺，立刻叫喊起來。敵軍連長不知道唐義貞吞下了什麼紅軍機密，大叫著要她招供出來。任憑敵兵們怎樣用柴棍、皮帶抽打，唐義貞就是拒不作答。情況報告到剛剛趕來的敵團長那裡，團長傳下命令：趕緊實行剖腹強取！
一群喪心病狂者用慘絕人寰的酷刑，切開了唐義貞的喉管乃至腹部，從她血流滿身的腸胃中翻尋嚼爛的紙條。唐義貞寧願被敵人慘無人道地剖腹而死，也不暴露紅軍游擊隊的機密。這位曾經聞名中央蘇區的“巾幗三傑”之一的女黨員，用自己的生命實現了對蘇維埃事業的無限忠誠！
建國以後，陸定一在瑞金、長汀民政部門的協助下，找到由範其標撫養的兒子陸小定。他懷著悲情賦詩緬懷愛妻唐義貞：
結婚僅五年，分別卻四次，再見已無期，惟有心相知。
之三：範樂春與林伯渠
丈夫征戰已遠去，妻子留守仍戰鬥。
曾任福建永定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福建省蘇土地部長的範樂春，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民經濟部部長林伯渠的妻子。紅軍長征前十幾天，範樂春生下一個男孩正在坐月子。顯然，一個“月婆子”是不宜隨軍征戰的。
那幾天，範樂春的心情特別難受，很想把小孩託付給別人隨部隊出發，可是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託付對象。林伯渠雖然也很難過，還得一次次地安慰妻子：“我們都是黨的兒女，革命的利益高於一切，不要太難過了，相信總有一天能夠重逢。”妻子明白那是丈夫對自己的安慰，夫妻間的分離將是無可挽回的事實。想到這些年來與林伯渠的恩愛之情，現在一旦互相離別，範樂春心裡確實割捨不下。然而，這個意志堅強的中年女性，投身革命鬥爭已有八年之久，歷經了許多的風雨，懂得在人生和革命過程中，存在著一道道需要勇敢跨越的坎坷，必須面對現實，正視困難。想到這些，她對丈夫說道：“你儘管放心，我一定會照顧好自己和孩子。這次突圍征戰的路途艱險長遠，千萬要保重，等著勝利後相逢！”範樂春壓根兒沒有想到，這次分離竟是夫妻間的永別。
紅軍離開中央蘇區十餘天，範樂春將尚未滿月的孩子帶回永定金砂鄉的老家古木督村，委託給堂兄嫂範美容、郭發仔夫婦撫養。接著來到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長汀縣四都，參與閩西遊擊戰爭的領導。到了四都後，省委決定範樂春隨中央分局委員張鼎丞去杭、永、巖三縣指導地方工作。張鼎丞從省軍區軍械所要了十幾支步槍和一些子彈，組建了一支二十多人的遊擊小隊，離開四都赴往上杭。
在臨時編成的游擊隊當中，範樂春是唯一的女性。雖然她的職務曾經是省蘇維埃政府的土地部長、中央政府優待紅軍家屬局局長，但她完全把自己當成一名普通的游擊隊員，主動地擔負一些不屬於她做的工作：每到一地，去向群眾瞭解行軍路線或找嚮導；發動村裡的婦女連夜給戰士們打草鞋、縫製綁帶和腰巾；有針對性地找一些幹部和戰士交談做思想工作，穩定他們的情緒。游擊隊進入永定縣的月流村後，與紅八團、紅九團會合在一起，黨內建立閩西軍政委員會，選舉張鼎丞為主席，鄧子恢為副主席，範樂春與方方、羅忠毅、吳勝等13人為委員。
1935年3月底，中央分局委員、組織部長陳潭秋與張鼎丞、譚震林率領部隊到達永定仙師鄉，在大阜村遭到國民黨第十師五十二團與反動民團的圍擊，突圍中擔任掩護任務的警衛班14個戰士全部犧牲，陳潭秋從崖壁上往山下跳去。戰鬥結束的當天上半夜，範樂春聽說陳潭秋跳崖殉命，帶上十餘人打著火把趕到戰鬥地點，終於在一條山溝裡找到昏迷不醒的陳潭秋，用擔架抬到嚴坑，請草藥醫生救醒過來。隨即又轉到西溪赤寨村治療，使陳潭秋轉危為安。
同年9月，閩西軍政委員會轉移到永定金砂的古木督山區。這裡是範樂春的老家，可以說是人熟地熟，因而許多工作確實夠得上這位婦女部長忙碌了。她帶著群眾和戰士們在山裡搭起一座座寮棚安頓下來，還為游擊隊籌集後勤供應。群眾見範樂春回來打游擊了，都很高興，只要一號召，群眾群起響應，幫助紅軍游擊隊解決困難。範樂春不顧個人的安危，來到赤寨、光坑、芹菜洋等一帶鄉村，做發動群眾的工作，與群眾一起研究對付敵軍搜剿的策略，還有如何打破敵軍“計口購鹽、購糧”的封鎖政策。
在三年多閩西遊擊戰爭的歲月中，為了使隊伍得到保存和發展，範樂春發揮著地熟人熟的特殊作用，發動群眾千方百計地幫助紅軍對付敵人。據原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當年紅軍支隊司令黃火星迴憶，“在閩西的三年游擊戰爭中，只要遇到困難，找範樂春都能想辦法解決。她不僅是善於發動群眾的婦女部長，還是紅軍游擊隊的供給部長。”
1938年3月，閩西的紅軍游擊隊被編為新四軍二支隊開赴抗日前線後，因積勞成疾、患病體弱的範樂春留在閩西擔任中共南潮梅特委婦女部長。1941年5月，這位帶病工作了幾年的閩西女傑，懷著再也不能見到林伯渠的莫大遺憾，病逝在永定縣的西溪赤寨山，終年39歲。
之四：賀怡與毛澤覃
在得知丈夫業已犧牲，再也見不到牽掛在心的親人之後，將對丈夫的懷念和對敵人的仇恨，融進全部的感情當中，更加刻苦紮實地工作，是紅軍留下的女人們的又一鮮明特徵。
賀怡與丈夫毛澤覃同時被留在中央蘇區，有著不說也明的微妙原因：毛澤東之弟毛澤覃，是一向被“左”傾領導者看不慣的“毛派人物，”掌握著誰走誰留的當權者，從宗派主義出發，留下了一些不想帶走或難以帶走的人。毛澤覃夫妻就是屬於前者的人物。
留下來的毛澤覃擔任中央分局委員、紅軍獨立師師長。1935年3月，敵毛炳文第二十四師開入閩西展開“清剿”，紅軍獨立師被打散過幾次。毛澤覃率領兩百餘人轉移到瑞金南面的黃鱔口山區，有個熬不住艱苦與危難的叛徒出山向敵人告密，第二十四軍一個團前往抄剿。毛澤覃堅持與敵人戰鬥到最後一槍一彈，英勇捐軀于山林當中。
毛澤覃壯烈戰死是1935年4月26日，事後兩個多月，賀怡才從報紙上看到報道，頓時被巨大的噩耗震驚得暈眩過去。然而，巨大的悲痛並沒有把賀怡擊倒，她把全部心思放在如何隱身敵穴堅持鬥爭的問題上，只是每當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心緒難平地緬懷再也不能相見的丈夫，還有遠在川黔隨軍征戰的姐姐賀子珍、姐夫毛澤東以及許許多多的戰友。近幾個月來，賀怡偕同母親溫吐秀、父親賀煥文由地下黨組織安排，乘船進入贛州城在水西的石人前村安頓下來。地下黨的同志考慮到：贛州是贛南反動勢力的大本營，越是危險的地方往往越安全，就讓賀怡父女三人藏在敵人的鼻子底下。
數月過去，賀怡一家在石人前村開始習慣了，正要著手在附近村莊秘密開展黨的活動之際，發生了與賀怡有聯繫的地下黨員何三苟被敵人捕去的變故。為慎重起見，地下黨負責人，中華全國苦力運輸工會委員長王賢選，決定賀怡父女搬到距贛州城30裡的贛縣陳坑。他告訴賀怡：“那兒只有十幾戶人家，我有個堂嫂的孃家在那裡。”
一天深夜，賀怡父女由地下黨員何光桂、黃耀亮、胡由先三人護送，離開陳坑來到三保經堂。地下黨已通過關係與住堂的羅齋公聯繫安妥。羅齋公見了賀怡，看到對方舉止不凡，禮數週全，言談中對經卷功課甚為諳熟，連稱“善哉，善哉！”
賀怡同父母當上了尼姑、道士。她心裡非常明白：在白色恐怖嚴重的危難中，利用宗教的合法外衣，將是“留得青山在”的好選擇。但賀怡沒有忘記開展黨的秘密活動，他與王賢選、何三苟等人以很大精力放在發展黨的組織上，半年中發展了二十多名黨員。王賢選的母舅、擔任聯保主任的胡敘倫，經過考察、培養、被吸收收到黨內。常在三保經堂門口擺茶攤的李聲洪，經賀怡的啟發教育，成為了黨員，擔任秘密交通員。到1937年5月，賀怡與王賢選等人在崗邊排、佛嶺背、劉家坊、龍莊上等地，建立了九個黨的地下支部。還通過胡叔倫安排了一些黨員當上保長、甲長，使之發揮“白皮紅心”的作用。
1937年8月，陳毅代表南方紅軍游擊隊赴贛州與第四專署和國民黨駐軍四十六師，進行合作抗日的談判。賀怡得知消息，由王賢選陪同走進了陳毅的住處。當人們知道這個吃齋的道姑竟是當局通緝多年的共產黨員、毛澤覃的妻子賀怡，無不大為驚訝。第四專署專員兼保安司令馬珩保、第四十六師師長戴嗣夏等人，聽說賀怡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隱身三年，不能不感到臉上隱隱發燒。賀怡結束了三年隱身敵穴的艱難生活，赴吉安出任新四軍通訊處統戰部長。
之五：陳碧英與董必武
在中央蘇區的紅都瑞金，董必武與陳碧英有過一年四個月美滿幸福的夫妻生活，兩人互為依倚，感情篤深。知道陳的文化水平很低，董必武堅持每天晚上陪她學習一個小時文化，教她認字，每晚認三五個生字，認熟再寫。這種日積月累的補習，使陳碧英的文化水平有了不小的提高。
隨著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步步失利，1934年7月，中央的部門機關開始從瑞金的葉坪、沙洲壩等地，遷往西邊的山區，董必武夫妻隨機關搬到了雲石山的梅坑村。
到了9月下旬，戰爭的局勢越來越壞，緊張不安的氣氛籠罩著紅都瑞金。軍民們目睹種種跡象，意識到紅軍恐怕有撤走的大行動。
沒過幾天，董必武接到了隨部隊出發的通知，而陳碧英沒有得到這方面的訊息。董必武趕緊去打聽，原來中央局組織部有規定，確需隨隊伍轉移的女同志，必須經過體檢，由醫院出具證明。
希望妻子能夠同自己一起走的董必武，帶著陳碧英來到醫院檢查身體。檢查的結果是，她不但體重相差了一兩斤，健康方面也有問題，醫院的證明如實寫上了這兩條。
陳碧英頓時如同掉進冰窖裡，身上一片冰涼。禁不住淚水長流。董必武的心情也非常沉重，組織上是這樣規定的，碧英的身體又不符合條件，只有服從組織的決定了。他抑制住內心的痛苦，耐心地勸導妻子：“我們分開是暫時的，到時候我一定會來接你！”
然而董必武未能料到，他與妻子的這一分手，成為了他們永不聚首的訣別！此後再也沒有了陳碧英的音訊。1960年10月，董必武偕同妻子何蓮芝重回瑞金，曾對夫人和周圍的同志懷著深情講道：“碧英是個很好的姑娘，她比我小了二十多歲，我們夫妻之間的感情很深！她要是還活著，才四十多歲，一定要想辦法找到她！”當時，瑞金的民政和文物部門都派人瞭解、調查，卻未能得到有關陳碧英的任何訊息。
其實，這時的陳碧英還活著，只是生活在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山間小村。
陳碧英自從1934年10月中旬，與董必武分別後，從原路返回到瑞金。按照組織上的決定，她回到廣東坪石的興梅山堅持地下鬥爭。不到一個月，中央蘇區全部為敵所佔，敵人對紅色區域實行瘋狂的燒殺掠搶，著重摧毀共產黨的黨政組織，白色恐怖佈滿城鄉。陳碧英在興梅山苦尋了十幾天，未能找到地方黨的組織，萬般無奈的她，於1935年3月回到老家樂昌縣的壩口，找到了年邁的母親。在母親身邊起初的一段日子，老人贊同女兒去湖南找共產黨的紅軍，找董必武。可是，四周的形勢日漸惡化，幾乎每個村莊都駐紮了國民黨的部隊，母女倆的願望漸漸地變淡了。母親害怕會有人把陳碧英給認出來，那是非殺頭不可的。老人的擔心與日俱增，多次拉著女兒的手說：“碧英啊，那個董必武走了大半年，他的情況怎樣很難說，你才二十五六歲年紀，再找個人過吧。”陳碧英聽了怎麼也不肯，急得母親幾次跪在她面前，聲淚俱下地哀求著，碧英仍是死活不依。老人依舊害怕有人認出女兒的身份，幾個月後把陳碧英帶到梅嶺山一個叫牛角坳的小山村住下來，過著耕種餬口的清苦生活。
三年過去，在母親多次痛哭流淚的跪求下，陳碧英心如刀絞地答應嫁人。村上有個年及四旬尚未婚娶的窮苦農民嚴修道，在村人的撮合下，陳碧英與嚴修道成婚。
光陰一年一年地過去。在那個與外界很少接觸的山區小村，生活了十五個春秋的陳碧英，於建國的第二年，得知董必武還活著，且已有了妻子。她暗自長嘆：“這是命啊！”
1983年7月，74歲的陳碧英患病不起，不到兩個月後悄然去世。這時候，董必武也已經逝世8個年頭了。
之六：周月林與梁柏臺
還有人因為隨丈夫留下來，其後遭受到艱難曲折，跌宕起伏的人生際遇。
周月林，原籍浙江鄞縣，1906年出生在上海，1922年被黨組織派在蘇聯海參崴黨校學習。第三年，周月林與莫斯科東方大學畢業的共產黨人梁柏臺結為伉儷。1931年9月，夫妻倆奉命回國，來到中央蘇區首府所在地瑞金。年底，梁柏臺委任為中華蘇維埃政府司法人民委員，成為我黨歷史上第一任司法部長。中央蘇區烽火連天的戰鬥生活，也把周月林鍛鍊得更加成熟了。1932年，她被任命為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主任。後來又擔任了婦女部長。
1934年2月，周月林和梁柏臺這對“夫妻部長”，同被選為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周月林還與毛澤東等17人被選為中央主席團成員，是主席團中惟一的女性。
1934年10月初，中革軍委在獲知蔣介石於廬山制定了50萬大軍四面合擊的“鐵桶計劃”後，決定及早跳出敵人的重圍。梁柏臺被任命為中央政府辦事處副主任，留下來協助項英、陳毅的工作。周月林也隨丈夫留了下來。
主力紅軍前腳離開中央蘇區，50萬人馬的敵軍就從四面八方向蘇區腹地推進，佔據了各個城鎮和所有的交通要道，實行殘酷至極的軍事“圍剿”和政治“清鄉”。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等機關留下來的16000餘人，被敵人層層圍困在于都縣西南部與瑞金交界的百里不到的山區中，陷入十分危險的境地。
1935年2月上旬，以項英為書記的中央分局考慮到了幾個“特殊”人物的安危，首先是瞿秋白患肺病已久，近來病情有所惡化，需要從速離開蘇區轉往香港治療；另一位是何叔衡，年及六旬，身板不是那麼硬朗，應該從速轉移出去。分局決定派出一個警衛排，護送同行的還有，已經懷孕的項英之妻張亮。考慮到周月林從小在上海長大，熟悉地下工作，也一道前去香港。8天之後，這支小隊伍到達預定中的第一個目的地長汀縣四都，在湯屋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萬永誠，由他派人護送向永定縣境進發。行至距水口鎮10裡的梅坑時，被敵人發現包圍。繼何叔衡犧牲、鄧子恢突走之後，瞿秋白與周月林、張亮同時被俘，被押到水田鎮，幾天後又解到上杭縣國民黨保安團第十四團團部。
3月9日，瞿秋白以“林祺祥”的名字寫信寄往上海，通過周建人轉給魯迅、楊之華，要他們設法營救。當時上杭縣城有個姓趙的糖果店老闆新近喪偶，看中了張亮的人品，也不嫌她懷有身孕欲娶為妻室，便花錢將張亮保釋出來。周月林也逢上了一個機會，因她自供給紅軍當過護士，恰好有一個李營長的妻子將要分娩，周便被保釋出去當護理產婦。
想不到的是兩個月後，就在4月20日左右，她們又同時被敵人抓到上杭監獄，不幾天轉押到龍巖，關在日夜有兵看守的小號房裡。直到審訊的時候她們才猝然得知，敵人已發現了瞿秋白的身份，將他轉押長汀國民黨軍三十六師師部了。
1938年5月的一天，周月林得到通知，有人保釋她和張亮出獄。
出獄的周月林決定先到浙江新昌去。到了新昌，家鄉的人也不知道梁柏臺的下落。周月林想不到的是，梁柏臺在1935年3月4日的突圍戰鬥中，因左臂被子彈打斷而藏身草叢，後被敵人警犬發現落入敵手。敵人在知悉了他的重要身份後，將這個紅色司法的開拓者殺害。
周月林又從新昌來到上海，期待能在上海找到黨的組織。可是過去的老關係早已中斷，茫茫人海中她無法尋覓，成了離條之枝，脫線之珠。迫於生計，周月林嫁給了一個貧窮的船工。
解放之後，周月林從報紙上看到擔任新中國、上海市要職的領導人當中，老上級、老戰友的名字頻頻可見，很想去找他們。可是她想到自己離開黨組織、離開革命隊伍11年了，這11年來的苦難經歷，怎能說得清楚？有誰來為自己作證？懷著這種複雜的心情，她沒有去找當年的上級陳毅、自己的戰友鄧穎超、李堅貞等人。她所在的街道成立居委會時，因她平時熱心待人和對街道糾紛的公正調解，被選為居委會幹部。
周月林過著平凡生活之際，命運在她意想不到的時候洞開了厄難臨頭的大門，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的偵察員將一副鋥亮的手銬戴到了她的手上，罪名是“出賣瞿秋白。”
在山西省的一個勞改農場，周月林一服刑就是二十多年。1979年8月，周月林在農場提出了不知道多少次的並不抱以很大希望的申訴。
畢竟涉及到出賣瞿秋白這樣的重大事件，有關部門進行了認真核查。結果，在國民黨當年的一張報紙上，發現了“赤共閩省書記之妻投誠，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報道。這一發現與黨史部門新近掌握的鄭大鵬暗中指認的資料結合起來，形成了瞿秋白被何人出賣的有力證據，足以推翻原來的“兩個女人出賣瞿秋白”之說。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以上新發現的資料極為重視，予以嚴肅複查。至此，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出賣瞿秋白的叛徒是萬永誠的妻子，再一個就是鄭大鵬。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宣佈撤銷對周月林的原判，予以無罪釋放。
1980年3月，山西省組織部給周月林落實平反政策，按1925年參加革命給她辦理了離休手續，並請她考慮安置地點。當時，組織上要給她定14級級別，她堅持要了更低的17級。
1983年10月15日，周月林在新昌人民的熱烈歡迎下，踏上丈夫梁柏臺的家鄉那塊使她情思難斷的土地。
之七：池煜華與李才蓮
曾有一個倚門望夫，守望了七十年的紅軍妻子，名叫池煜華。
作為童養媳抱養了10年的興國姑娘池煜華，於1929年的大年初二，與此時擔任了少共興國縣委書記的19歲的李才蓮圓了房。
春天過去，夏天又臨。1930年6月，李才蓮奉命調任中共贛南行委任青年部長。行委機關這段時間設在信豐縣，李才蓮打算回家一趟，把妻子接到那裡去一道工作。
可是，已在蘇維埃政權當了“大官”的兒子，在家裡還得聽父母的。李良淮聽兒子講了回家的目的，心裡老大的不願意，板著一張臉，當著兒媳的面說道：“不管你革命不革命，煜華是不能走的，家裡老的小的要吃飯，田地裡的活，菜園上的勞作，沒個人手還行？你成天在外革命，革回了多少錢？”
池煜華倚立在廚房的門框邊，目送著丈夫從出山的小路上漸漸地消失了背影。
留在家裡操持家務的池煜華對於革命有著這樣的理解：才蓮在外頭鬧革命，自己留下來當家理事，也是在幫助丈夫。
然而時間久了，對丈夫的牽掛和思念也越來越濃重。得知李才蓮已由廣昌少共縣委書記調任江西省委兒童局書記，隨省委機關遷到寧都縣七里坪。不久，他又升任為少共江西省委書記，還當選為少共蘇區中央委員。
1933年的6月初，池煜華與別人搭伴步行了五六天，來到寧都的七里坪，找到了江西省委機關和蘇區中央機關。
在七里坪的日子裡，池煜華有幸見到了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和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等人。尤其使池煜華感到可親可敬的是李富春的妻子省委組織部長蔡暢。蔡大姐常來看她。
來時難，回去也難。頭天晚上，夫妻倆說了大半夜的話。快要天亮，為了不驚動別的人，池煜華與李才蓮起得很早，輕輕地撥開房東家的門閂，一前一後出了屋門。李才蓮語氣深沉地對她說：“你記住，等著我，10年、20年……革命成功後我一定來接你，就再不讓你走了！”
李才蓮是1934年10月上旬被任命為少共中央分局書記的，並擔任中央分局委員，成為中央分局最年輕的成員。1935年2月，中央蘇區全部喪失，國民黨軍隊將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中央軍區機關和紅軍獨立二十四師，層層包圍在於都縣的禾豐山區。
李才蓮率領紅軍獨立第七團，準備經會昌衝過敵人的封鎖線至汀瑞邊界，再轉至閩贛蘇區開展游擊戰爭。同年的4月，獨立七團轉戰到達瑞金的銅缽山，與中共瑞西特委書記賴昌祚所率的游擊隊會合。不久，國民黨粵軍第一軍兩個團將銅缽山圍住，每天出動兵力進行“清剿，”逐漸佔據紅軍、游擊隊據守的陣地。在敵軍最後攻奪紅軍的主陣地時，紅軍游擊隊的子彈越打越少，傷亡極大。李才蓮指揮戰士們沒有子彈就用石頭砸，與衝上前的敵軍作殊死拼鬥。在這場空前慘烈的搏戰中，李才蓮與絕大多數戰士壯烈捐軀，血灑戰場。
當年血戰於銅缽山的紅軍游擊隊戰士無一所剩，很少人知曉李才蓮是怎樣犧牲的。李才蓮哪裡去了？成為中共黨史五十多年來的一個謎案。
建國之後，一些當年與李才蓮在一起工作、戰鬥過的老同志，如張愛萍、陳丕顯、胡耀邦等人，重視對李才蓮下落的探尋，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成立了尋找李才蓮下落的專門工作小組。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在撰寫《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時，將李才蓮列為需要重點尋找的黨史人物。經過有關部門的多方查找，1986年，李才蓮被確定犧牲於瑞金銅缽山。
然而，這一切池煜華並不知道。她只記得自從1933年6月在寧都的七里坪，與丈夫離別後就一直沒有見過他。其後事情發生了那麼大那麼多的變化，池煜華也是無從瞭解。1949年9月，興國縣城解放，在好不容易捱過來的十幾年中，池煜華經歷了太多太多的苦難。一場席捲很多地方的瘟疫中，教富村的李家連著死了五個人。池煜華替李才蓮當了公公的孝子，一年半後又把後母安葬在家鄉的後山上。最讓她痛心的是，她與李才蓮當年在七里坪結下的愛情結晶惟一的女兒也在快五歲時因病夭折。從此，池煜華獨自踏上了漫長的人生苦旅。
從1950年起，池煜華以各種方式不斷地打聽丈夫李才蓮的下落，因為她不相信丈夫離開了人世。她曾經給包括毛澤東主席在內的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寫信，也給蔡暢寫過。可是，他們都不知道李才蓮留下在中央蘇區的情況。每天的清晨和傍晚，池煜華都站在大門的門檻上，手扶門框，向著對面的小路凝望著。眼裡滿是期盼的神光。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那條早先厚實的杉木門坎中間，竟被她踩得快要凹沒了！
除了上山或下田勞作，無論晴日、雨天，池煜華只要在家，就拿著針線，倚著門檻翹首張望，一望就是七十年！在這逝去的七十年之間，先後有二十多個男人向她求婚，或提出上她家當“回門郎”，都被她回絕了：“我有老公，怎麼又戀郎？才蓮會回來的呀！”茶園鄉和整個興國縣大多數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有個叫池煜華的女人，還在等待幾十年杳無音訊的紅軍丈夫，一直等了七十年，從俊媳婦等成了白髮老太婆，等得痴心入迷了。
懷著對丈夫如痴如醉的思念，守望著神聖的精神殿堂，七十年來一直倚門望夫的紅軍妻子池煜華，於2003年無病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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