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進入北京的第一個落腳點。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從領導中國革命、奪取政權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西柏坡出發，於25日入駐香山。
他在這裡生活、工作了半年時間，為統一中國，指揮大軍南下、西進，寫下了“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軍事篇章；為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同各界協商立法建制，寫下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篇章；為變貧弱的中國為富強的中國，確立“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方針，寫下了從“四面八方”努力發展生產建設國家的經濟篇章。
經濟是基礎，中華民族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枷鎖下解放後要站立起來，首先是經濟上要立得住。經濟上立不住，其他一切也都立不住。毛澤東在香山寫下的三大篇章，其中經濟篇章具有基礎意義，影響十分深遠。
“四面八方”方針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場合下提出來的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革命勝利後中國的發展方向是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並重點研究了當時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向城市怎樣開展工作的問題。
他說：“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併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儘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
入駐香山後，毛澤東日理萬機，要思考和處理許許多多的問題，但生產建設這個接管城市後的中心工作，這個關係到奪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能不能站得住腳的工作，自然成為他關注和研究的第一等大事。
於是，4月上旬，“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即四面八方）的經濟建設方針就提出來了。
“四面八方”的方針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場合下提出來的？《毛澤東年譜》介紹說：“四月十八日，劉少奇在天津市委會議上引述了毛澤東的這一方針。”
據時任太行區黨委書記的陶魯笳回憶，4月15日，毛澤東接見陶魯笳、冷楚、周壁，談話時講了“四面八方”的方針政策。5月3日，陶魯笳在太行區黨委會議上作了口頭傳達。
新中國成立前夕，安置失業人員。
會議記錄的第一段話如下：“我們的經濟政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叫做‘四面八方’。什麼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兩方，所以合起來就是‘四面八方’。這裡所說的內外，不僅包括中國和外國，在目前解放區與上海也應包括在內。我們的經濟政策就是處理好‘四面八方’的關係，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
那麼，是不是可以據此斷定毛澤東是4月15日第一次提出“四面八方”方針的呢？若這樣斷定就遇到一個疑問，劉少奇4月10日去天津一直到5月10日才回來，沒有文獻證明薄一波、陶魯笳或中共中央將毛澤東4月15日談話內容電告了劉少奇。劉少奇應在4月10日去天津之前就聽到了毛澤東所談的“四面八方”方針。
劉少奇4月24日在天津市幹部會上講話，轉述毛澤東“四面八方”的方針之後，提到“最近，毛主席同上海商業界代表談話”，上海商人曾問“共產黨的經濟方針是什麼”，還問“產業界的地位擺在哪裡呢”，劉少奇說：“上海商人提出的問題我們要注意。”
根據這些內容，似可斷定“四面八方”方針是毛澤東4月10日之前同上海商業界代表談話時提出來的。劉少奇應該是參加了這次談話，並對這次談話內容印象深刻。
“四面八方”方針這一概括富有詩意、令人眼前一亮
儘管“四面八方”方針提出的確切時間，難以斷定是4月的哪一天，但這個方針與毛澤東的經歷和毛澤東思想發展的歷史過程是緊密相聯的。一個沒有根據地經歷、不知曉生產和經濟工作極端重要性的人，是提不出這個方針的。一個沒有極強的概括能力、過硬的詩詞功夫、深厚的文字功底的人，也是概括不出這個方針的。
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就認為經濟問題的解決是紅色政權存在的條件之一。贛南閩西時期，他指出：“不進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所以能抗擊一半以上的侵華日軍和95%的偽軍，所以能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根據地特別是在陝甘寧邊區開展了大生產運動。
毛澤東是大生產運動的發起人和思想指導者。他說：“只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作群眾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於天下’。”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解決了軍民的物質生存條件，為奪取敵後抗戰勝利奠定了基礎。
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就預見到了游擊隊要向正規軍轉變、黨的工作重心要由鄉村向城市轉變，並多次稱讚陳雲提出的“進城後要保護機器發展生產”的意見。
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提出“減租和生產是保衛解放區的兩件大事”。1946年以後，他不斷思考著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方針。特別是隨著解放戰爭的發展，進城後怎樣保護和發展工商業的問題擺在了各級黨組織的面前。毛澤東由重視解決勞資關係到重視解決公私關係，至1948年2月在《關於工商業政策》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執行“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正確方針”。
可以說，“四面八方”的方針中，毛澤東最先提出和關注的是進城後要處理公私、勞資兩面四方的問題。隨著洛陽、濟南、瀋陽、天津、北平等城市的接管，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轉移，怎樣處理城鄉關係、內外關係也提上了議事日程。1948年5月至11月，毛澤東逐漸形成了“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思想。“生產長一寸”，就是要發展農業生產、工業生產，工商業不停頓。這裡的“生產長一寸”是城鄉兼顧的。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雖未概括出“四面八方”的方針，但這個方針所包含的思想已經形成了。
關於城鄉關係，他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繫起來。”
關於公私關係，他認為沒收官僚資本為國家所有，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中國私人資本主義工業，佔了現代工業的第二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必須確定：第一是國營工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工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生產。”
關於勞資關係，既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也要爭取儘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不能佔領城市後出現“工業陷於停頓狀態，引起工人失業，工人生活降低，不滿意共產黨。這種狀態是完全不能容許的。”
關於內外關係，為維護新國家的獨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沒有對外貿易的統制政策是不可能的”，“關於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這些思想觀點的形成，為一個月後毛澤東在香山提出“四面八方”的方針作好了必要的準備。
毛澤東提出的“四面八方”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方針，是從井岡山根據地重視經濟問題的解決開始，一路發展來的。
“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這個富有詩意的生動的令人眼前一亮的概括，很像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對游擊戰爭的概括：“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所不同的，一個是解決戰爭問題的方針，一個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方針。
“四面八方”方針立即不脛而走，產生了春雷響遍大地般的轟動效應
“四面八方”方針的一個焦點問題就是要調動民族資本家發展工商業的積極性。當時黨內存在著重公輕私、重勞輕資，急著搞社會主義的“左”的傾向。
天津解放後，有二三個月沒人去理會產業界，有些做工會工作的不願意和資本家接觸；有些共產黨員怕說自己立場不穩，故意避開資本家，資本家更是擔心害怕。
毛澤東同上海商業界代表談話時，上海商人說：“你們一講資本家，剝削者，我們就渾身發抖。”毛澤東對他們說：“你們產業界在新中國是四個朋友之一，我們是聯合你們的，四個朋友缺一不可。”上海商人說：“我們在報紙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險的。”毛澤東回答：“講革命當然是無產階級第一，他們無所顧忌，堅決鬥爭，農民也不錯。但在城市裡講生產，還是你們第一。”
毛澤東提出“四面八方”的方針既防右傾，更防“左”傾，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民族資本家吃“定心丸”，在城市生產建設中發揮重大作用。
“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經濟建設方針，自毛澤東在香山提出來，立即不脛而走，產生了春雷響遍大地般的轟動效應。
首先在中共中央領導層產生了轟動效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幾乎都成了“四面八方”方針的宣講員。
劉少奇天津之行，可以說是貫徹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宣講“四面八方”方針之行。4月18日，他在中共天津市委員會會議上講話時宣講道：毛主席說過，我們考慮問題要全面，要照顧四面八方。
圖為1949年5月7日劉少奇視察天津永利鹼廠。
4月24日，劉少奇在天津市幹部會議上講話談到如何發展生產時宣講道：“毛澤東主席要我們從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都照顧到，以實現發展生產的目標。”“什麼是照顧四面八方呢？就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這四面八方都照顧好了，關係正確地建立了，改善了，城市工作就做好了。”
5月2日，劉少奇在天津市工商業家座談會上講話，闡釋了“四面八方”中的“限制”的含意。獨立自主是對外貿易的限制。“我們大門的鑰匙放在自己的口袋裡，要開多少，關多少，都由自己決定。”“公私兼顧就是一種限制，沒有限制，哪能兼顧？”“勞資兩利，也是一個限制政策，如果只利資方不利勞方，是對資方沒有限制。”“在城鄉關係上，現在工業品太貴，農業品太賤，這對農民不利，應該互相照顧，互相合作，所以也要有所限制。”
5月5日，劉少奇在天津召開的華北職工代表會議上作報告，又闡釋了“四面八方”中的“統一”的含意。“最近毛主席提出要照顧‘四面八方’，就是說要搞好城鄉關係，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內外關係。這‘四面八方’統一觀點，哪一面或者哪一方照顧不到，就要犯嚴重的錯誤。比如說如果把資本家搞垮了，如果工資提得過高，資方恐慌，不糾正就要發生錯誤。只照顧資本家，不照顧工人和公家，也是錯誤。”
劉少奇天津之行宣講“四面八方”的方針，不是一般地傳達，而是針對市委領導、一般幹部、工人和民族資本家分別地做講解工作。而且有些地方還有重要的拓展和發揮。
比如，怎樣從四面八方努力呢？劉少奇具體論述了四個必須：必須切實地組織好對外貿易；必須切實地、迅速地溝通城鄉關係；必須貫徹公私兼顧政策，在原料、市場、價格方面都要跟資本家研究，商量出公私兩利的方法；必須貫徹勞資兩利的政策，資本家不安心，工廠關門、工人失業，對勞資雙方都不利。
再比如，劉少奇論析了一面兩方與“四面八方”之間的關係。如勞資關係處理不好會影響到城鄉關係，“工人待遇過高，使工業品價格提高，農民吃虧。”如公私關係與內外關係、城鄉關係有著密切的聯繫，“對外貿易應公私兼顧，如進口的原料，公私雙方都買一點。”公私兼顧要“貫徹到買棉花中去，貫徹到買花生中去”。
1949年4月22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周恩來的報告和朱德的講話，也是宣講“四面八方”方針的報告和講話。
周恩來認為恢復和發展生產偏於一方，事情就做不好。他說：“毛主席最近給大家講的四面八方的問題：工人方面要解決勞資問題，要勞資兩利；解決公家問題要照顧到私人，公私兼顧；剛才所講的城鄉關係；還有內外關係。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總要有個本。”
他還說：“生產的關鍵就是要了解毛主席所提出來的四面八方的問題——勞資關係、公私關係、城鄉關係和內外關係。要解決生產問題，就要了解這個政策”。
朱德在講話中介紹了勞資兩利、公私兼顧、城鄉政策、內外政策。
5月17日，朱德與毛澤東一起在香山接見華北職工代表會議代表。他在講話中要求大家必須很好地掌握毛主席所指出的四面八方的政策，建立新的勞動態度，恢復與發展工業生產，並很好地與農業生產的發展相配合。
5月20日，朱德在給鄧子恢的電報中提出，“四面八方”的政策在勞資關係上兩方面都要照顧到，既不要“左”，也不要右。“只有廣大工人群眾與正當的私營工商業資本家都動員起來了，才能恢復與發展生產。”
5月中旬，由朱德、劉少奇、陳雲召開香山財政經濟會議；6月上旬至7月中旬籌建中央財經統帥部——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7月下旬至8月下旬，陳雲赴上海主持召開各解放區財經會議，找各界代表人物談話，研究部署以穩定金融物價為中心的經濟工作，這些都是新中國成立前夜在“四面八方”方針指引下，中共中央研究解決生產和經濟問題的重大舉措。
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共同綱領》，“四面八方”方針載入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
“四面八方”方針的貫徹實施，打消了民族資本家的顧慮，調動了四面八方的積極性，使各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促進了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從西柏坡到香山，毛澤東還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四面八方”的經濟建設方針與三大外交方針是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的，體現了新中國獨立自主的立場。“內外交流”是獨立自主立場上的內外交流，“一邊倒”也是獨立自主立場上的一邊倒。
新中國成立以來，“四面八方”方針一直產生著重大影響。周恩來闡述的城鄉關係、內外關係、工商關係、公私關係、勞資關係、上下關係，是對“四面八方”方針的運用和拓展。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更是在新形勢下對“四面八方”方針的豐富和發展。
“四面八方”方針所體現的統籌兼顧、協調各方的思想方法，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基因之一。重溫“四面八方”方針所體現的思想方法，對加深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也有著重要意義。
（作者為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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