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64年，贵州茅台酒厂来了一对大学生恋人——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学院（现江南大学）食品发酵专业的季克良和徐英。
他们都是南通人，从无锡到贵阳花了三天三夜，从贵阳到仁怀的茅台镇，又花了四天多。他们看到的是破旧的厂房宿舍，落后的生产设备。当时酒厂产量每年200多吨，每瓶酒售价3块6毛，他们的工资是每月42块5毛。
年轻时的季克良与徐英
前一年，周恩来总理得知茅台酒竟在全国第二届评酒会上滑出第一名宝座，立刻通知轻工部部长带来茅台酒样品，就评酒情况详细汇报。周恩来打开样品酒闻了闻，又倒到杯里尝了尝，问：“你们为什么拿不合格的茅台酒参加评比，这不是成心拆国酒的台吗？”
轻工部只好重新对茅台酒进行抽样评议，最后给茅台酒厂补发了一枚金牌。
季克良和徐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茅台酒厂的，因为总理还有指示，要选拔培养相关专业的毕业生，研究茅台酒的生产工艺，总结生产特点和规律。
文革期间，作为厂里的第一位大学生，季克良被下放到车间劳动。有三年时间，他跟着车间工人投料、蒸煮、制曲、堆积发酵，熟悉工艺环节，抱定10年内绝不对酿酒技术发言的决心，虚心求教。
人们认为他对茅台酒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将茅台酒分成酱香、醇甜、窑底香三种香型。这为茅台酒的质量标准建立了科学依据，各轮次的新酒按三种香型存放、陈酿，然后按比例进行勾兑。
茅台在中国白酒中有今日地位，除了红色故事加持、赤水河流域的特殊自然条件，生产工艺的神秘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早在1967年，茅台酒厂就投产了第一台自制制曲机组，大大降低了制曲工人的劳动强度，但到1989年，酒厂又全部改为人工踩曲。
《红色茅台》一书里说：“摈弃现代化，回到依赖人工的传统工艺，这是大多数企业难以接受的。但对茅台人来说，他们要想保证茅台酒的质量，就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只有人工踩曲，才能感受到曲块的松紧和密度，而曲块的松紧和密度，又和后期进行的微生物发酵程度息息相关，机械化完全无法复制工人们的经验和感觉，做到如人工一般的精密。”
每天早上8点，茅台酒厂质量部都会举行评酒会，由10多位评酒师对将要出厂的酒进行盲评。
评酒师多为年轻女性（年轻人尤其女性感觉器官敏锐度更高），两人一排坐在一间评酒室，对每一批次的两杯酒进行品鉴。然后现场投票，少数服从多数，通过评测的酒才能储存和出厂。
季克良自己就是评酒师，但他品酒不用嘴，只用鼻子。他说，用鼻子品酒是因为自身酒量小，靠嘴巴鉴定怕早就醉了。另外，味觉容易麻木，嗅觉的恢复能力也要快些。
评酒时的季克良
他年轻时酒量不大，喝两杯白酒就醉。因为工作需要，慢慢练出了些酒量，但为了保持味觉和嗅觉的灵敏，他的生活一直有规律，不酗酒、不抽烟、不熬夜，也不吃辛辣食物。
02
季克良后来做到了茅台酒厂的厂长，但在1985年主动辞去厂长职务，转任总工程师。
1998年，山西假酒案、亚洲金融危机、新酒企异军突起，综合冲击让茅台酒出现滞销。季克良临危受命，被上级任命为茅台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物色总经理人选，他选择了时任副总经理的袁仁国，理由有三：来自基层一线，熟悉茅台情况；接受过企业管理的系统培训；年富力强，有魄力和冲劲。
接到正式的职务任命书，袁仁国在就职大会上表态：“认真学习不自满，努力工作不失职，廉政勤政不孵化，摆正位置不越权，艰苦奋斗不摆阔。”
他可能是最爱发表文章的国企领导人之一了，以袁仁国为作者名在中国知网搜索，可以找到11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收录在一本名叫《茅台论道》的书里。
袁仁国是仁怀本地人，1975年进入茅台酒厂，从车间制酒工做起。很少有人知道，和他一起进厂的还有他的孪生弟弟袁仁庆，他们出生于1956年10月1日，因此名字里有“国庆”二字。
袁仁国（着白衬衫者）
1978年，兄弟二人同时参加高考，弟弟考上大学，哥哥上了分数线却未被录取，只好留在厂里，这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
但时也命也，酒厂书记邹开良要从厂里选送一批人去贵州工学院脱产学习企业管理，其中就有袁仁国。邹开良这样评价他：“这小伙子聪明，文字功底也不错。我和他爸认识，知根知底。”
袁仁国的父亲做过仁怀的区委书记。
进修归来，他又在多个职位轮岗锻炼，直到1989年真正崭露头角。原来，那时茅台酒厂虽负有盛名，却只是国家二级企业。国务院生产办公室认为，国际一级企业执行的是国际通行标准，茅台酒厂是作坊式生产，与国际标准相差太远。
厂长助理兼企管办主任袁仁国说服对方的理由是：“茅台酒厂全世界只有一家，它的标准就应该是国际标准。茅台的标准就是国际标准，你还让它跟谁去靠？”
之后，轻工业部给茅台酒厂下发参评国家一级企业的指标，茅台酒厂成立上等级办公室，参照国际标准制定酒厂的技术标准、工作标准和管理标准，在实际生产运行中逐一落实。
1991年8月，验收组验收以后，袁仁国要把材料送到北京。出发那天早上，因为晚上下雨，三菱吉普开出几公里，垮塌的土石方挡住了去路。步行上班的职工把消息告诉厂领导，领导们立即赶到现场，从附近农民家借来锄头和铁锹，指挥大家挖出一条路来，几个小时以后，车重新上路了。
这一年，国家一级企业的牌子出现在酒厂大门旁，袁仁国也得以升任副厂长，进入管理班子。
03
他好像是天生的销售人员，成为茅台集团总经理之后，他亲自挑选17名营销人员，经过短期强化培训，深入全国一线市场，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他对他们说：“多苦多累不要跟我说，流血流泪不要跟我讲，我不问过程，只要结果。我给你们的时间是两个月。记住，两个月！”
他自己则在家里宴请各地糖酒公司的领导，亲自下厨炒一桌子菜，在饭桌上举起茅台时说：“今天我请大家喝的是杯患难酒，希望各位能帮助我们茅台酒渡过这个难关，够朋友的干了这杯。”
1998年底，茅台完成了2000顿的销售任务。
2001年，茅台集团旗下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挂牌上市。这一年，袁仁国在《贵州文史天地》发表《国酒茅台发展战略定位》的署名文章，从这时起，他事实上已经代替季克良思考公司的远景战略问题。
他认为，经过作坊酒、工业酒、品牌酒（广告）三个时代，中国白酒进入了“文化酒”时代。“‘文化酒’以及‘执文化酒时代之牛耳’，应该是对茅台酒定位的一个总体判断。”所谓“文化酒”的内涵，就是“绿色茅台”“人文茅台”“科技茅台”。
这些名词听起来离消费者有点远，茅台酒的提价更容易让人理解。2000年至今，茅台酒出厂价经历10次提价，53度飞天茅台的零售价从2000年的220元左右，提到2017年底的2000元，依然一瓶难求。
茅台酒朝着奢侈品大踏步迈进，袁仁国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认为茅台酒符合奢侈品工艺，只要把工作做好，茅台酒绝对会达到世界级奢侈品的地位。
季克良却不希望茅台酒成为奢侈品。
“茅台酒这样一个好东西，就是要让大家能够享受，不能天天喝，包括我在里头也不可能天天喝。但是当家里有喜事的时候能喝上一瓶茅台酒，我认为是好事情。”
“我一直的主张都是要让老百姓喝的起茅台酒，不要把茅台酒价格提得很高，这么好的酒就要让老百姓都能享受才对。”
他说他没有收藏过茅台酒。工作初期，家庭条件困难，舍不得买。过年回家，也只是去镇上买点散酒。“谁能想到茅台酒能升值那么多，要是我早知道，肯定收藏一堆放在家里。”
04
茅台酒的稀缺性和类金融属性，也让一些高管无法抗拒诱惑，直到犯下错误。
2007年，茅台集团三号人物、时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乔洪因为涉嫌受贿被贵州省纪委人员带走，之后被正式批准逮捕。
身着巴宝利POLO衫的乔洪
检察机关指控，乔洪任职期间，收受贿赂1442万余元，有折合人民币840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行贿者中，有3成是茅台的广告代理商，7成是茅台经销商。作为总经理，乔洪分管销售和广告业务。针对茅台酒的销售，几位重要领导都可批字，而广告投放及代理的审批权则握在乔洪手中。
茅台酒供不应求，经销商拿到货就意味着赚钱，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其中自然包括通过领导拿到批条。
乔洪是袁仁国竞争茅台集团董事长的头号竞争对手，两人多有不和。前者落马后，后者2011年顺利接下季克良的班。
不曾想，2018年5月，贵州茅台发布公告，袁仁国不再担任茅台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董事会相关职务，由茅台集团总经理李保芳接任。后者2015年加入茅台，之前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
袁仁国离任一个多月，贵州省纪委披露茅台集团原党委委员、贵州茅台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谭定华涉嫌严重违纪的消息。他被查实在2006年到2015年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为10多家公司成为茅台集团的经销商、供应商等提供帮助，收受财物3460多万元及200克金条一根。
对袁仁国的突然辞职，坊间也有不同的说法。
今年1月，李保芳发表《2019，茅台要“行稳致远”》的署名文章，其中一些话令人玩味：
“茅台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来看待价格问题。稀缺不等于天价，价格不能成为脱缰的野马。只有消费者的价格认可，才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对茅台最好的检验。明年乃至更长时期内，茅台酒、系列酒价格都会封顶一个时期，不会再调整。至于茅台酒消费群体的定位，要让市场说了算，让消费者说了算。”
“茅台一定不能有‘短缺依赖’，只有做文化、做服务，才有生命力、竞争力。”
客观地说，季克良打下了茅台酒的品质基础，而袁仁国打下了茅台酒的品牌营销基础。但水流云不在，茅台要讲新故事了。
在公开场合，朋友和下属叫袁仁国“袁总”，但在私下场合，很多人称他为“袁二哥”，既因为他在家中排行老二（袁仁国兄弟6个），也因为他做事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
茅台厂歌
袁二哥还会写诗，高兴起来，喝几杯茅台酒，会大声朗诵诗句。茅台的厂歌就由他作词，每天清晨，厂里升国旗，职工们都要大声唱这歌。
不知道再唱起厂歌，还会不会有人记得作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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