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64年，貴州茅臺酒廠來了一對大學生戀人——畢業於無錫輕工業學院（現江南大學）食品發酵專業的季克良和徐英。
他們都是南通人，從無錫到貴陽花了三天三夜，從貴陽到仁懷的茅臺鎮，又花了四天多。他們看到的是破舊的廠房宿舍，落後的生產設備。當時酒廠產量每年200多噸，每瓶酒售價3塊6毛，他們的工資是每月42塊5毛。
年輕時的季克良與徐英
前一年，周恩來總理得知茅臺酒竟在全國第二屆評酒會上滑出第一名寶座，立刻通知輕工部部長帶來茅臺酒樣品，就評酒情況詳細彙報。周恩來打開樣品酒聞了聞，又倒到杯裡嚐了嚐，問：“你們為什麼拿不合格的茅臺酒參加評比，這不是成心拆國酒的臺嗎？”
輕工部只好重新對茅臺酒進行抽樣評議，最後給茅臺酒廠補發了一枚金牌。
季克良和徐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茅臺酒廠的，因為總理還有指示，要選拔培養相關專業的畢業生，研究茅臺酒的生產工藝，總結生產特點和規律。
文革期間，作為廠裡的第一位大學生，季克良被下放到車間勞動。有三年時間，他跟著車間工人投料、蒸煮、制曲、堆積發酵，熟悉工藝環節，抱定10年內絕不對釀酒技術發言的決心，虛心求教。
人們認為他對茅臺酒的最大貢獻之一，是將茅臺酒分成醬香、醇甜、窯底香三種香型。這為茅臺酒的質量標準建立了科學依據，各輪次的新酒按三種香型存放、陳釀，然後按比例進行勾兌。
茅臺在中國白酒中有今日地位，除了紅色故事加持、赤水河流域的特殊自然條件，生產工藝的神秘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早在1967年，茅臺酒廠就投產了第一臺自制制曲機組，大大降低了制曲工人的勞動強度，但到1989年，酒廠又全部改為人工踩曲。
《紅色茅臺》一書裡說：“擯棄現代化，回到依賴人工的傳統工藝，這是大多數企業難以接受的。但對茅臺人來說，他們要想保證茅臺酒的質量，就不得不這麼做。因為只有人工踩曲，才能感受到曲塊的鬆緊和密度，而曲塊的鬆緊和密度，又和後期進行的微生物發酵程度息息相關，機械化完全無法複製工人們的經驗和感覺，做到如人工一般的精密。”
每天早上8點，茅臺酒廠質量部都會舉行評酒會，由10多位評酒師對將要出廠的酒進行盲評。
評酒師多為年輕女性（年輕人尤其女性感覺器官敏銳度更高），兩人一排坐在一間評酒室，對每一批次的兩杯酒進行品鑑。然後現場投票，少數服從多數，通過評測的酒才能儲存和出廠。
季克良自己就是評酒師，但他品酒不用嘴，只用鼻子。他說，用鼻子品酒是因為自身酒量小，靠嘴巴鑑定怕早就醉了。另外，味覺容易麻木，嗅覺的恢復能力也要快些。
評酒時的季克良
他年輕時酒量不大，喝兩杯白酒就醉。因為工作需要，慢慢練出了些酒量，但為了保持味覺和嗅覺的靈敏，他的生活一直有規律，不酗酒、不抽菸、不熬夜，也不吃辛辣食物。
02
季克良後來做到了茅臺酒廠的廠長，但在1985年主動辭去廠長職務，轉任總工程師。
1998年，山西假酒案、亞洲金融危機、新酒企異軍突起，綜合衝擊讓茅臺酒出現滯銷。季克良臨危受命，被上級任命為茅臺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
物色總經理人選，他選擇了時任副總經理的袁仁國，理由有三：來自基層一線，熟悉茅臺情況；接受過企業管理的系統培訓；年富力強，有魄力和衝勁。
接到正式的職務任命書，袁仁國在就職大會上表態：“認真學習不自滿，努力工作不失職，廉政勤政不孵化，擺正位置不越權，艱苦奮鬥不擺闊。”
他可能是最愛發表文章的國企領導人之一了，以袁仁國為作者名在中國知網搜索，可以找到110多篇文章，這些文章大多收錄在一本名叫《茅臺論道》的書裡。
袁仁國是仁懷本地人，1975年進入茅臺酒廠，從車間制酒工做起。很少有人知道，和他一起進廠的還有他的孿生弟弟袁仁慶，他們出生於1956年10月1日，因此名字裡有“國慶”二字。
袁仁國（著白襯衫者）
1978年，兄弟二人同時參加高考，弟弟考上大學，哥哥上了分數線卻未被錄取，只好留在廠裡，這對他是個不小的打擊。
但時也命也，酒廠書記鄒開良要從廠裡選送一批人去貴州工學院脫產學習企業管理，其中就有袁仁國。鄒開良這樣評價他：“這小夥子聰明，文字功底也不錯。我和他爸認識，知根知底。”
袁仁國的父親做過仁懷的區委書記。
進修歸來，他又在多個職位輪崗鍛鍊，直到1989年真正嶄露頭角。原來，那時茅臺酒廠雖負有盛名，卻只是國家二級企業。國務院生產辦公室認為，國際一級企業執行的是國際通行標準，茅臺酒廠是作坊式生產，與國際標準相差太遠。
廠長助理兼企管辦主任袁仁國說服對方的理由是：“茅臺酒廠全世界只有一家，它的標準就應該是國際標準。茅臺的標準就是國際標準，你還讓它跟誰去靠？”
之後，輕工業部給茅臺酒廠下發參評國家一級企業的指標，茅臺酒廠成立上等級辦公室，參照國際標準制定酒廠的技術標準、工作標準和管理標準，在實際生產運行中逐一落實。
1991年8月，驗收組驗收以後，袁仁國要把材料送到北京。出發那天早上，因為晚上下雨，三菱吉普開出幾公里，垮塌的土石方擋住了去路。步行上班的職工把消息告訴廠領導，領導們立即趕到現場，從附近農民家借來鋤頭和鐵鍬，指揮大家挖出一條路來，幾個小時以後，車重新上路了。
這一年，國家一級企業的牌子出現在酒廠大門旁，袁仁國也得以升任副廠長，進入管理班子。
03
他好像是天生的銷售人員，成為茅臺集團總經理之後，他親自挑選17名營銷人員，經過短期強化培訓，深入全國一線市場，建立自己的銷售網絡。他對他們說：“多苦多累不要跟我說，流血流淚不要跟我講，我不問過程，只要結果。我給你們的時間是兩個月。記住，兩個月！”
他自己則在家裡宴請各地糖酒公司的領導，親自下廚炒一桌子菜，在飯桌上舉起茅臺時說：“今天我請大家喝的是杯患難酒，希望各位能幫助我們茅臺酒渡過這個難關，夠朋友的乾了這杯。”
1998年底，茅臺完成了2000頓的銷售任務。
2001年，茅臺集團旗下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掛牌上市。這一年，袁仁國在《貴州文史天地》發表《國酒茅臺發展戰略定位》的署名文章，從這時起，他事實上已經代替季克良思考公司的遠景戰略問題。
他認為，經過作坊酒、工業酒、品牌酒（廣告）三個時代，中國白酒進入了“文化酒”時代。“‘文化酒’以及‘執文化酒時代之牛耳’，應該是對茅臺酒定位的一個總體判斷。”所謂“文化酒”的內涵，就是“綠色茅臺”“人文茅臺”“科技茅臺”。
這些名詞聽起來離消費者有點遠，茅臺酒的提價更容易讓人理解。2000年至今，茅臺酒出廠價經歷10次提價，53度飛天茅臺的零售價從2000年的220元左右，提到2017年底的2000元，依然一瓶難求。
茅臺酒朝著奢侈品大踏步邁進，袁仁國也不否認這一點，他認為茅臺酒符合奢侈品工藝，只要把工作做好，茅臺酒絕對會達到世界級奢侈品的地位。
季克良卻不希望茅臺酒成為奢侈品。
“茅臺酒這樣一個好東西，就是要讓大家能夠享受，不能天天喝，包括我在裡頭也不可能天天喝。但是當家裡有喜事的時候能喝上一瓶茅臺酒，我認為是好事情。”
“我一直的主張都是要讓老百姓喝的起茅臺酒，不要把茅臺酒價格提得很高，這麼好的酒就要讓老百姓都能享受才對。”
他說他沒有收藏過茅臺酒。工作初期，家庭條件困難，捨不得買。過年回家，也只是去鎮上買點散酒。“誰能想到茅臺酒能升值那麼多，要是我早知道，肯定收藏一堆放在家裡。”
04
茅臺酒的稀缺性和類金融屬性，也讓一些高管無法抗拒誘惑，直到犯下錯誤。
2007年，茅臺集團三號人物、時任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的喬洪因為涉嫌受賄被貴州省紀委人員帶走，之後被正式批准逮捕。
身著巴寶利POLO衫的喬洪
檢察機關指控，喬洪任職期間，收受賄賂1442萬餘元，有摺合人民幣840萬餘元的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其行為構成受賄罪及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行賄者中，有3成是茅臺的廣告代理商，7成是茅臺經銷商。作為總經理，喬洪分管銷售和廣告業務。針對茅臺酒的銷售，幾位重要領導都可批字，而廣告投放及代理的審批權則握在喬洪手中。
茅臺酒供不應求，經銷商拿到貨就意味著賺錢，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其中自然包括通過領導拿到批條。
喬洪是袁仁國競爭茅臺集團董事長的頭號競爭對手，兩人多有不和。前者落馬後，後者2011年順利接下季克良的班。
不曾想，2018年5月，貴州茅臺發佈公告，袁仁國不再擔任茅臺集團董事長、法定代表人及董事會相關職務，由茅臺集團總經理李保芳接任。後者2015年加入茅臺，之前一直在政府部門工作。
袁仁國離任一個多月，貴州省紀委披露茅臺集團原黨委委員、貴州茅臺原副總經理、財務總監譚定華涉嫌嚴重違紀的消息。他被查實在2006年到2015年間，利用職務之便，先後為10多家公司成為茅臺集團的經銷商、供應商等提供幫助，收受財物3460多萬元及200克金條一根。
對袁仁國的突然辭職，坊間也有不同的說法。
今年1月，李保芳發表《2019，茅臺要“行穩致遠”》的署名文章，其中一些話令人玩味：
“茅臺要從講政治的高度，來看待價格問題。稀缺不等於天價，價格不能成為脫韁的野馬。只有消費者的價格認可，才是對我們最大的認可、對茅臺最好的檢驗。明年乃至更長時期內，茅臺酒、系列酒價格都會封頂一個時期，不會再調整。至於茅臺酒消費群體的定位，要讓市場說了算，讓消費者說了算。”
“茅臺一定不能有‘短缺依賴’，只有做文化、做服務，才有生命力、競爭力。”
客觀地說，季克良打下了茅臺酒的品質基礎，而袁仁國打下了茅臺酒的品牌營銷基礎。但水流雲不在，茅臺要講新故事了。
在公開場合，朋友和下屬叫袁仁國“袁總”，但在私下場合，很多人稱他為“袁二哥”，既因為他在家中排行老二（袁仁國兄弟6個），也因為他做事幹脆利落，從不拖泥帶水。
茅臺廠歌
袁二哥還會寫詩，高興起來，喝幾杯茅臺酒，會大聲朗誦詩句。茅臺的廠歌就由他作詞，每天清晨，廠裡升國旗，職工們都要大聲唱這歌。
不知道再唱起廠歌，還會不會有人記得作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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