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史景遷寫過一本《太平天國》，漢學界流傳很廣。與國內歷史學家研究太平天國的角度不同，史景遷無心撰寫一部鉅細靡遺的天平天國通史，也無意闡述太平天國這場運動的宗教信念，他對洪秀全的精神世界更有興趣，稱洪秀全及其信徒是在一種“天啟式的靈視”之中步入了這場十九世紀的大浩劫運動。所以他的寫作用意在於提供一個清晰有序的脈絡，瞭解洪秀全的內心世界，以及他對基督教教義的利用和解讀。
說起來很有意思，2012年底和2013年年初同樣有兩本關於太平天國的圖書出版，兩位作者都是史景遷的學生：一本是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裴士鋒（Stephen R..Platt）的《天國之秋》；另外一本是霍普金斯大學的副教授梅爾清（Tobie Meyer-Fong）的《浩劫之後：太平天國戰爭與19世紀中國》。兩本書對太平天國有一個基本的定位，太平天國既不是叛亂，也不是革命，而是一場“內戰”。裴士鋒在訪談中解釋說，到底是農民起義，還是革命，還是內戰，這些術語的選擇反映的是歷史學家個人判斷，也就是站在其中一方判斷誰對誰錯。如果把這場運動稱之為“太平叛亂”，毫無疑問是站在清王朝一邊。這個概念暗示著太平軍是罪犯，他們應該為戰爭中全部的暴力負責。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稱之為“起義”或“革命”，那就是站在了反叛者一方，認為太平軍是對政府殘酷統治的反叛。而用“內戰”這個概念，它能準確描述這場中國內部戰爭的規模和力量對比。這兩本書處理這場內戰的方式也不同，裴士鋒對《浩劫之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梅爾清對於19世紀中國戰時和戰後體驗的開拓性研究是一部稀有的學術著作，它不僅在知識層面，也會在情感層面，產生深刻共鳴。正因其感傷力和洞察力，使這部著作具有思想觸動性、心靈震撼性，以及最重要的眼界開闊性”。這是因為《浩劫之後》把寫作的著重點放在了戰爭之後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身上，從不同人，士人、士兵、婦女、兒童、官員以及變節者等等視角上，梳理了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內戰之一的不同體驗和記憶。在梅爾清看來，不論是短期還是長期，太平天國戰亂對個人的影響絕不遜色於其對政治的影響。
裴士鋒處理太平天國的角度又是另外一種方式。與史景遷相比，裴士鋒借用了他的用故事講述歷史的敘事手法，用很多信服的細節來陳述和還原歷史過程。但他寫作中最關心的問題是，在這場慘烈的內戰之中，西方人視域中對這場戰爭有何認識和看法；這場內戰納入到當時的全球文化視野中，又是什麼樣的：“撰寫此書的目的之一，是協助恢復中國十九世紀時在世界上應有的位置。中國不是個封閉體系，全球化也談不上我們有時以為的晚近現象。大清帝國透過貿易深深融入世界經濟，因此，中國這場內戰與地彼端的歐美有千絲萬縷的糾葛，受到外界即時的關注。”
他在書中提及一個重要的論點就是，太平天國與當時的美國內戰南北戰爭並列，都是十九世紀不可忽視的戰爭，對英國尤其重要，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是英國當時最重要的貿易市場。書中另外一個核心的觀點就是，英國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跟清王朝合作，打敗了太平天國。按照當時首相帕麥斯頓的說法，英國介入鎮壓太平軍，重啟中國貿易，可以大大彌補在美國內戰中的經濟損失。否則，按照中國數千年一治一亂，一亂一治，王朝更替的方式，清王朝很可能早被代替。太平天國的失敗，至少讓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延緩了五十多年。但是這種觀點仍然會受到質疑，就算太平天國代替了大清帝國，是否就意味著他們會向全球市場開放？雖然他們有著相似的宗教，但是我們總能發現，太平太平天國的宗教與西方的基督教教義有著本質的區別，洪秀全在戰爭後期的一系列行為已經證明了，他不是一個真正的信仰者，他不過是利用這種膚淺的中國式的教義來完成自己神化地位，他與其他閉關鎖國的中國人並無多大不同。
馬克思曾經對太平天國給予了高度的讚揚，說中國連綿不斷的起義已經匯成了一場巨大的革命洪流，不管這樣的起義原因是因為宗教的還是民族的。但是隨著事態發展，在太平天國後期，馬克思的對它的看法發生了逆轉，在1862年《中國紀事》中，馬克思寫道：“在這次中國革命中，奇異的只是它的體現者。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沒有任何口號。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惶比給予老統治者的驚惶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與停滯腐朽對立，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文章的結尾，馬克思更是把太平軍與比作中國的魔鬼，並說這類魔鬼是“停滯社會生活的產物”。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讓馬克思的思想有了如此重大的改觀？
《天國之秋》的寫法上十分奇特，與他的老師史景遷選取的洪秀全的精神世界不同，裴士鋒是從太平天國的中後期開始涉入，選取的也是第二號人物幹王洪仁玕，除了短暫提及洪秀全，其他東王楊秀清、忠王李秀成，都提及很少，全書甚至沒有提過西王蕭朝貴，重要主角曾國藩也到第六章才現身。裴士鋒選取的時間是以洪仁玕1853年逃到香港當傳教士助理開始，以洪仁玕1864年遭清兵追補結束。洪仁玕的特殊性在於他曾在香港與眾多傳教士有著密切關係，而當很多傳教士意識到，太平天國的第二號人物幹王就是他們曾經交往的傳教士助理，他們以為這是一次可以把基督教傳到內地的好機會。傳教士對太平天國有著這種同情，而這種源於同一信仰的同情，影響了西方人對當時大清帝國和太平天國的不同看法。但也正是這樣的一群傳教士，當他們深入到中國內陸，深入到太平天國的統治區域，接觸到太平軍的領導層之後，他們才意識到，雖然都是信仰基督教，但是洪秀全的基督教絕非他們認同的西方基督教。而且在這種宗教信仰的背後，是一群烏合之眾組成的軍隊，他們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與腐敗的大清帝國並無二致，書中有很多戰爭後的廢墟和殺戮的場景，令人感到不寒而慄。
如果說太平軍與中國曆朝歷代的農民起義軍有什麼大的區別，除了宗教信仰這一點之外，最大的區別是這一起義是發生在近代，發生在閉關鎖國被外來者打破之後，發生在鴉片戰爭之後，這就意味著中國再也不是原來自滿自足的個體，從此有西方的勢力的干涉，中國發生的一切都與世界有了密切的關聯。裴士鋒在《天國之秋》中借用英國領事（ Thomas Taylor Meadows）米迪樂的《中國人及其叛亂》一書的觀點，認為數千年這個國家的發展就是因為，中國人尊敬成功的叛亂，把那視為天意的展現，叛亂是為了實現上天保住和平、秩序、安穩與繁榮的意志。如果沒有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勢力的干涉入侵，這場叛亂也可能失敗，然後精心醞釀著下一次叛亂，直到推翻搖搖欲墜的大清帝國，要不就是代替大清帝國，太平天國成為一個新的帝國。按照英國人的最初的預想，他們可以扶持太平軍，通過這種方式打開中國的貿易市場。但是，當這種扶持並不奏效之後，他們選擇了扶持曾國藩和湘軍。但是戰爭結束之後，最終的回報同樣沒有達到預期。
裴士鋒在《天國之秋》寫到：“事實表明，這場戰爭的結束，反倒是上海遭殃的開始。首相帕麥斯頓勳爵認為，英國出手助清廷對付太平天國，將提升英國在華的利潤，後來的發展的確如他所料，只是原因並非他所認為的那些。事實上促進英國對華貿易的不是和平的降臨，而是戰爭的繼續……戰爭期間的榮景為漫長衰退所取代，英國兩大商行在衰退期破產。諷刺的是，任何人——特別是帕麥斯頓——都未能體察到，讓中國恢復暗安定其實從不符合英國的利益。”戰爭所帶來的利益遠遠高於和平時期，所謂戰爭不但是政治的繼續，也是經濟發展的需要。當然，只要不是自己國家的的戰爭就好——別的地方的戰爭總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利潤，這也許就是戰爭永無休止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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