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報記者 陳瑜
“一年半前我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時，他們說在前夜，目前還在前夜。”談及“量子信息科學國家實驗室”建設進展，3月13日，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包信和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目前不同的部門正在開方案推進會，也許曙光就在前方。
2015年10月，中央提出在重大創新領域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的設想，如今3年多過去，國家實驗室建設還未正式啟動。有人說，這就像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今年兩會上，多名代表委員表示，希望在本領域建設國家實驗室。
“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正在不斷變大。”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王建宇院士呼籲，加快國家實驗室創新體系建設。
國家創新體系的“金字塔尖”
“核科技工業的發展事關國家安全戰略，事關軍民融合發展戰略，事關生態文明建設，是國家戰略核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全國政協委員、中核集團所屬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院長羅琦今年帶來的提案，是呼籲建設核領域國家實驗室。
無獨有偶，全國政協常委、致公黨中央常務副主席蔣作君建議，建設“青藏高原環境與氣候變化”國家實驗室，協調推進國內監測考察、科學研究和國際合作，提升我國應對環境與氣候變化科學研究的綜合能力。
3月10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常務副校長潘建偉院士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建議在量子信息等領域部署構建國家實驗室戰略，“量子信息科學發展到今天，特別需要多學科的交叉融合與各項關鍵技術的攻關”。“這是可喜的現象。”在王建宇看來，這些呼聲的背後，是國家實驗室在國家創新體系中“金字塔尖”的地位被認同。
地方層面的探索難實現
體制機制根本性突破
雖然首批國家實驗室還沒落地，許多省市和科研系統以創建國家實驗室為重要任務，已在國際上有相對優勢的科學研究領域搶先佈局、探索。
比如，上海以大科學設施群為基石，聚焦生命科學和信息技術領域，與中科院共建“張江實驗室”；基於我國在量子領域的國際領先優勢，安徽、北京、上海擬組建網絡化佈局的“量子信息科學國家實驗室”；廣東圍繞網絡通信、先進計算和網絡安全三大方向，建設“網絡空間科學與技術廣東省實驗室”；浙江圍繞網絡信息與人工智能領域，建設“之江實驗室”等。
這些實驗室被視為新時代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一種新型科研組織，但王建宇坦言，目前資源投入以地方為主、體制機制在地方層面較難取得根本性突破，大大制約了其快速發展。此外，在領域佈局方面，如何部署國家實驗室，特別是僅僅建設單一領域的，還是發展綜合性多學科交叉的國家實驗室，尚存在爭議。
不是在現有研究機構上簡單疊加
“大家都提出來要建國家實驗室，這是一種姿態，也是一種願望。”在包信和看來，最終國家肯定要根據研究內容的輕重緩急綜合考慮。“我認為最終還是要在面向未來的關鍵點上集中資源發力，選擇新興的、現有單一研究機構做不了、企業暫時還不願意或者不太可能介入的領域，而不是將現有國家研究機構疊加，否則不僅造成資源浪費，還會帶來方方面面的問題。”
王建宇認為，既要圍繞必爭的單一科技領域建設專業性國家實驗室，也應該根據戰略目標的需求，建設多學科交叉的綜合性國家實驗室，二者之間互為補充，良性發展。
他同時建議，探索國家為主、多方投入，科學高效的國家實驗室管理體制：國家層面建立中央直屬的國家實驗室管理機構，日常管理層面充分借鑑國際經驗，探索管辦分離，不同的國家實驗室可依託有基礎的部門（如高校、科學院、工業部門、基金會等）進行日常管理運營。資源投入以國家的投入為主，同時也建立多方投入機制，有效統籌地方、部門的資源支持國家實驗室建設。此外建立科學的專業評估制度，由國家主管部門、依託部門和第三方專業評估機構對國家實驗室的整體運行情況進行評估，賦予國家實驗室在科技發展方向、科技資源使用和用人機制方面更多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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