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歲的“慰安婦”倖存者劉慈珍在自己家中。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凌方貞與堂妹凌朵英被發現時，戰爭已經結束了74年。
她們是岳陽人，在日本侵華期間被擄走，被迫充當日軍官兵的“慰安婦”。戰爭勝利後，儘管她們將這段不堪回首的經歷深埋心底，卻依舊無法擺脫不時驚醒的噩夢，以及命運無常的糾纏。
32歲的陳棟樑是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湖南地區）特約調查員，正是在他不斷地走訪下，凌方貞與凌朵英姐妹的身份得以確認。這也是岳陽地區最新發現的兩位 “慰安婦”制度倖存者。
凌方貞與凌朵英姐妹，與此前陸續發現的湯根珍、劉慈珍、彭竹英、張四珍一道，構成岳陽地區的“慰安婦”倖存者群體，她們同生於上世紀20年代末，被強徵時，年齡在14至18歲之間。
兩名倖存者的發現，再一次揭開那段悲慟歷史的“傷疤”。3月6日，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目前，中國大陸登記在冊的二戰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僅剩15人。
倖存者在老去，記憶也在不斷模糊。新京報記者前往湖南嶽陽，用鏡頭和文字，分別記錄下了6位“慰安婦”倖存者現狀。
這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
鬼子來了
日本兵進村的時候，凌方貞只有15歲。
那是1944年冬天，岳陽縣翁江鎮來了“鬼子”。“騎著馬，扛著槍，要抓‘花姑娘’。”凌方貞正跟兩個姐姐坐在院裡石階上，村口突然傳來槍聲。
“鬼子來了！”，有人驚惶地大叫。
戰爭的陰影，已經在岳陽上空飄蕩多時。1938年11月11日，日軍由鄂入湘，岳陽在狂轟亂炸下淪陷。
在此之前，母親抱著一個多月大的弟弟，帶上兩個姐姐，早已跑到山裡，躲進紅薯窖避禍。凌方貞因為年齡小，“沒跑得贏，被爹爹藏在屋內”。
透過門縫，凌方貞看到，“打綁腿、帶著帆布帽”的日本兵，扛著“帶尖刀的槍”，在院裡走動。“有的兵留著小鬍子，有的留著大鬍子，有拿長槍的，也有拿短槍的。”
侵略者的火把，映在凌方貞的臉上，他們端著刺刀，逼迫村民，“把自己家裡姑娘交出來。”為了阻止日軍抓凌方貞，拉扯中，她的父親中了刺刀。
那天同被抓走的女孩，雙手都被麻繩捆綁在一起，“一個接一個，被繩子連起”。在一長列隊伍中，凌方貞見到了堂妹凌朵英，“她在前頭，我在隊後，叫了幾聲，沒應我。”
這些用繩子串起，用刺刀開路擄走的女孩，將會成為日本的“慰安婦”。
慰安婦（Comfort woman），指二戰期間日軍推行的一種軍隊性奴隸制度，“慰安婦”群體，則是日軍性暴力的受害者。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一名志願者指出，在日語中，“慰安婦”含有自願意識，因此在表述時，會加雙引號。
75年後，圍著燃燒的木柴，凌方貞端坐在藤椅上，說起這些往事，臉上的表情安靜如一汪湖水。在她身後，年久失修、頹圮的泥牆上雨痕斑駁。
日據岳陽的時間，長達6年10個月零4天。在此期間，多少中國年輕女性淪為“慰安婦”已經不可考。
但從2016年起，湯根珍、劉慈珍、彭竹英、張四珍四位“慰安婦”倖存者，在岳陽先後被發現。
即便70多年過去，歷史的傷痕猶在。每逢雨天，凌方貞的雙腿都會隱隱作痛，這是當年防止逃跑被日本兵抽打的舊傷。
至今未愈。
1938年，日軍在岳陽使用細菌武器，9歲的彭竹英因此雙目失明。1944年5月，彭竹英又被日軍強行抓去，成為了“慰安婦”。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逐漸清晰的歷史
雨後的左源村，空氣清新、舒暢，微風透過玻璃窗框縫隙刮進來。“火埔”裡，火苗躥起，明火在風中左右搖曳，空氣中瀰漫著濃烈的煙火氣。
談及往事，凌方貞會不時扯動布絹掩面、談話常常因哭泣中斷。
那個晚上，凌方貞與堂妹，還有一些同鄉女孩被帶到平江縣城。
凌朵英回憶，這趟行程前後走了 3個多小時，期間沒給一口飯，“很多人最後都走不動了”。
平江縣城，曾被徵用為日軍據點的48間宗祠，如今僅剩下一間。青磚的牆體已經斑駁，打上“侵華日軍見證牆”字樣。
關押凌方貞們的，是“一間青磚砌成的老式房屋，裡面同時關著很多女孩。”這些女孩的背景各異，但是都有同一個身份“慰安婦”。
她們是從平江各地被擄來的。張四珍出生於1928年，有3個姐姐，3個弟弟。16歲那年，日軍在漢奸來村裡抓“花姑娘”。
“日本鬼子來了就叫，姑娘姑娘大大有啊”，張四珍回憶，日軍進村不僅抓人，還會放火燒房子， “槍頭有把槍，那個刀尖尖的，放到槍上就長長的。逼迫我們摘野果給他們吃，讓我們上樹去摘”。
劉慈珍被抓走時，只有 14歲，當天晚上，她就遭到三名日本士兵的侮辱。
彭竹英不僅是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也是細菌戰受害者。1938年，日軍在岳陽使用細菌武器，9歲的彭竹英因此雙目失明。
到1944年5月，日軍來到彭竹英所在的村莊，“當時就站在門口，然後日軍把我抱到車上，帶走了”。
那一年，她15歲。
日本投降74年後，她們的故事以一種令人唏噓的方式，走入公眾視線。
2019年春節前夕，志願者陳棟樑經多方打聽，發現兩位“慰安婦”受害者：凌方貞和堂妹凌朵英。經過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工作人員實地走訪，兩名“慰安婦”倖存者身份得到確認。兩姐妹的說法相互印證，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逐漸輪廓清晰。
二戰期間曾經被日軍充作“娛樂所”的建築，如今取名“寶塔旅館”，仍對外營業。這家磚木結構旅館位於岳陽市洞庭南路115號，前身是普濟醫院，由美國傳教士建於1902年。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不願提及的“禁區”
一道10米的青磚牆，隔開了牆裡牆外兩個世界。在當地居民的認知裡，牆內發生的事是不言自明的、是“公開的秘密”。
凌方貞和堂妹在這裡捱過了3個月。
她此前從未出過門，更沒有與外人接觸過，“我當時非常害怕，不停地哭”。
每次，侵略者會將擄來的女孩從關押的房間，帶到另外的房間，事畢後再送回來。
被投入“慰安所”後，劉慈珍每天都會受到侵害。
“那床上的被子，有這麼大的血嘞”，彭竹英回憶起來，仍然會渾身顫抖。每次被侮辱時，她都“只好閉上眼睛哭”。
張四珍在想起這段經歷時，會不停地摩擦雙手，“我很害怕，想逃出去，又沒有辦法，只有不停哭，又不敢大聲哭”。因為一直“不聽話”，日本兵不時會用槍來敲她的腿。直到現在，傷口還會作痛。
有些女孩因不堪屈辱而反抗，最後往往會遭受皮鞭毆打。為了節約時間，日方不允許她們穿衣服，“只能縮在被子裡”。
日本兵稱呼凌方貞“希羅醬（Miss Shero 音譯）”。多年過去，“請坐（どうぞ座ってください）”“請進（どうぞお入りください）”等日語詞，依然留在凌方貞的記憶裡。“慰安所”裡的生存狀況很差，飽一頓飢一頓，吃的都是剩菜飯，“全看日本兵的心情”。
日本全面侵華八年間，先後有20萬中國女性被迫充當日軍“慰安婦”，大部分女性被殘害致死或無法承受屈辱而自殺，只有一小部分倖存下來。
1945年3月，中國軍隊反攻平江，凌方貞和同鄉女孩一道被解救。那段不堪回首的經歷，成為很多人終生不願再提及的“禁區”。
二戰期間曾經被日軍充作“娛樂所”的建築，如今取名“寶塔旅館”，仍對外營業。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她是受害者”
3月8日，陳家坡。劉慈珍推開屋門，步履蹣跚地迎了出來。
她戴著紫色氈帽，搬了一個小板凳坐在門口。門外那棵樟樹已逾百年，看著來往過客。劉慈珍愛乾淨，她不時會撣一撣衣服上的塵土，又摘掉粘在袖口的毛球。
“這麼大年紀，有什麼說頭，過去了就過去了。”劉慈珍雙手緊握。過去幾十年，她從沒向養子提起過曾經的經歷。
彭竹英要爽快一些。幾十年的農村生活經歷，讓她幹起活來輕車熟路。彭竹英仰著頭，伸出雙手，在胸前方左右摸索，觸碰到轆轤鐵柄後，熟練地壓起了水。
“慰安所”的經歷，註定將纏繞她們一生。
被解救後，凌方貞嫁給一位忠厚農民，以務農為生。婚後，她育有四兒兩女，因家庭困難，有兩個兒子一出生就送了人；張四珍回家時，父親已經病逝。24歲那年，她嫁給一個抗戰士兵，後來生育了三兒一女。
“男人不嫌棄我，他說，你還是願意怎麼活，就怎麼活，那是日本人抓你去的，又不是你願意去的”，凌方貞低下頭，一雙因勞作而粗糙的雙手，不住扯弄著布絹，“不要講了，不要講了”。她捂住了眼。
湯根珍今年已經99歲，臥床3年。她所住的東臥，沒有陽光照射，冷清陰潮。被抓走那年，她 18歲。
十多年後，湯根珍的經歷在村裡傳開，有人說她“嫁給日本人”，更有人說她是 “漢奸”。
“慰安婦”這個詞遠未流行的時候，這個群體被另一個充滿歧視意味的詞指代：日本娘。
“廢了，活長了，沒有用”，躺在床上的湯根珍眨著渾濁的雙眼，眼皮耷拉下來。她住在郭鎮鄉建中村，距岳陽市區14公里。家裡已經很久沒有來過客人來，牆上的手撕日曆，時間停在3月7日。
戰後，彭竹英一個人生活了三十餘年。和湯根珍、劉慈珍一樣，因為日軍的摧殘，她們都失去了生育能力。
張四珍患有高血壓，一天需吃兩次藥。目前，由大兒子照顧飲食起居，每年能領到1000多元的補助。
凌方貞的大兒子一直未婚，次子多年前離婚，兩人目前都在外務工，她由25歲孫子賀毛保照顧起居。凌方貞一直飽受心理陰影困擾，她的經歷不敢告訴子女，也沒有可以傾訴的對象。
3月9日，上海師大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陳麗菲教授，從上海帶來3個女學生，對凌方貞進行了口述錄入和影像採集。
直到身份通過媒體公開後，村裡人瞭解到，凌方貞曾被日人本抓過，她是受害者。
“寶塔旅館”的房間內，仍然保留著老式木椅。 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與時間賽跑
曾經遍及日佔區的“慰安所”，如今或被改建為陳列館，或因為地處偏僻荒廢至今。
彭竹英家僅200米遠處，當年被稱為日軍“娛樂所”的建築，如今易名為 “寶塔旅館”，仍在對外營業。
這家磚木結構的旅館位於慈氏塔下。建築前身是普濟醫院，由美國傳教士建於1902年。
“當時日軍的慰安所，就設在了塔前街普濟醫院院內”，湖湘文化與抗日戰爭研究中心收錄資料顯示，所有的女孩體檢以後都登記造冊，除了本名，還要取一個日本名字。
日軍將婦女根據姿色和年齡，分為甲、乙、丙三等，依照等級標價，門口有日本憲兵把守，日軍每次支付2元、1元和5角不同的票券，這些票券是日軍的戰時專用貨幣，可以在日佔區購買貨物。
69歲的張德祥是旅館的老闆。2000年買下這座荒置的舊式閣樓後，他與妻子共同經營至今。二樓110平米的空間，被厚板隔成了10個單間。雖然建築歷經數次翻修，但4平米大的隔間和紅杉木樓梯，仍保留著最初的模樣。
彭竹英曾描述，在每個單間裡，都會傳來 “嘎吱”響的床聲，過道日本軍靴踩踏木板的聲響，還有慘叫的聲音。
張德祥以每晚30元價格，將這些單間對外出租。這裡的住客，有擺地攤攤販、長途火車司機，還有清潔環衛工。他們對這家旅館的歷史並不清楚。張德祥打算將“寶塔旅館”繼續經營下去，“這家旅館已被列為文物保護範圍，政府將在今年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翻修”。
2017年，一部有關“慰安婦”題材的紀錄片《二十二》，將這一群體的生存現狀帶到世人面前。導演郭珂說，拍攝影片，是想留下這段歷史，不被後人所遺忘，“當我們的後人再次看《二十二》時，可以獲得精神上的慰藉，回知道曾經戰爭中，有這樣一群人，在戰後70餘年間，或多或少地還飽受著精神或肉體上的折磨。”
郭珂最遺憾的，是被自己片中記錄的老人，接連傳出去世的消息。收集歷史證言的緊迫可見一斑。不過，與此同時，不斷有新的倖存者勇敢地站了來。
陳棟樑希望，通過講述者的個人經歷與歷史記憶，將歷史的真相在代際之間傳承，進而轉化成具有公共性和社會性的集體記憶。讓日本右翼能正視歷史，承認“慰安婦”制度的存在，是陳棟樑的目標，也是現存6位老人的心願。
公益機構已經是連續第四年走訪登記在冊的“慰安婦”倖存者。“老人們年紀大了，我們在跟時間賽跑。”工作人員說。
3月10日，平江縣左源村凌方貞家。廳堂的檀木桌上，擺放著一臺舊電視機，屏幕上覆上了一層厚土。
或許是不堪回首的往昔經歷，在心底留下難愈傷口，凌方貞每次聽到打雷聲，身體會不由自主地一縮。晚上，她不敢開電視，“見到鬼子，我這害怕”，她拍著胸口。
夢境或許是個港灣。夢裡是凌方貞15歲那年，她和“妹仔”坐在開滿黃色野花的庭落裡編花繩，嘴裡唱著童謠。在身後，白色鬱金香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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