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舉行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會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副行長陳雨露，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副行長範一飛就“金融改革與發展”相關問題回答記者提問，回應了市場熱點問題和焦點話題。
易綱總結了央行過去一年根據經濟金融趨勢性變化所做的五方面預調微調：一是五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共3.5個百分點，保證流動性合理充裕；二是引導利率下行，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和貸款利率均有所下行；三是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加大定向支持民企、小微力度；四是兼顧內外平衡，保持人民幣匯率和國際收支的平衡穩定；五是有效穩定宏觀槓桿率，實現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GDP的名義增速大體相匹配。2018年末我國宏觀槓桿率總水平為249.4%，比2017年末下降1.5個百分點。
“這五個方面，如果仔細推敲，多半是兩難或者多難的局面。所以，我們必須在兩難多難中尋求平衡。”易綱直抒胸臆，並表示面對全球經濟下行和我國金融風險挑戰，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當天一早公佈了不及預期的2月末社融數據，2月當月社融增量僅為7030億元。易綱在全國人大記者會開場時第一時間做了“加塞解讀”，表示2月末M2同比增長8%，社融存量同比增長10.1%，1月社融增速相對高主要是季節因素，應當把前兩個月的數綜合起來看。他強調要把信貸數據拉長看，一個時點上看多數的加權平均，一個時間序列上看移動平均數，從而消除單季或春節等因素，比較全面地理解穩健貨幣政策內涵。
“前兩個月人民幣貸款新增4.11萬億，同比多增了3748億元，社融新增5.31萬億，同比多增1.05萬億元，社融增速連續兩個月高於2018年年底的數。”易綱表示，社融持續下滑的態勢得到了初步遏制，為2019年經濟金融開局提供了保障。
易綱的官方權威解讀及時起到與市場溝通的作用，消除了市場對金融數據的過度解讀。自2018年下半年以來，對於央行一系列調控政策，如創設TMLF 著力打通貨政策轉到機制並定向支持民企、小微，2019年1月份宣佈分兩次定向全面普惠降準的“儲架降準”，創設CBS為銀行發行永續債提供流動性支持等，包括1月份金融數據大幅增長等，央行均第一時間刊出相關負責人答記者問，或召開記者會及時與媒體和市場溝通，做好政策解讀、市場溝通和預期管理和引導，受到市場廣泛好評，也避免了市場誤讀帶來的市場波動。
誠意溝通消除國內外三大誤解
在發佈會上，易綱、潘功勝、陳雨露、範一飛詳細解讀了此前市場上關注的存在誤解的三大問題：
一是貨幣政策持續降準來支持實體經濟的空間到底還有多大？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對貨幣政策的描述不再提“中性”，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要與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增速相匹配，以更好滿足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的需要。在實際執行中，既要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不搞“大水漫灌”，又要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有效緩解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降低實際利率水平。完善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易綱表示，穩健貨幣政策的內涵沒變，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一個內容非常豐富的政策取向，首先要體現逆週期的調節，同時貨幣政策在總量上要鬆緊適度；其實要求在結構上更加優化，加強對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支持；最後還要兼顧內外平衡。
可見，在保證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名義GDP增速相匹配的總量合理的前提下，結構優化是當下貨幣政策發力的重點。那麼針對民企、小微的全面定向降準是否會向市場呼籲的那樣，說我國存款準備金率相較國際1%~2%的水平還有大幅下調的空間？易綱給出了答案：“對於下調準款準備金，中國目前的情況下，應該說還有一定的空間，但是這個空間比起前幾年已經小多了。”
易綱分析，全球國際金融危機以後，目前發達國家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較低，但其超額存款準備金率比較高，因此總準備金率水平較高。如美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加上超額存款準備金率一共有12%的水平，歐洲也是12%，日本更高，約20%。而我國目前三檔準備金率加權平均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目前是11%，銀行清算用的超額準備金率只有1%左右，總準備金率12%左右。
“我們在考慮這個問題，還要考慮最優的資源配置，還有防範風險的問題。綜合考慮這些問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落實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這個任務。”易綱表示。
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要求，要改革完善貨幣信貸投放機制，適時運用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數量和價格手段，引導金融機構擴大信貸投放、降低貸款成本。2018年以來，央行五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一共3.5個百分點，力度已經較大，易綱表示，存款準備金率將來會逐步向三檔比較清晰的框架來完成目標，大型銀行為一檔，中型銀行為第二檔，小型銀行特別是縣域的農村信用社、農商行為最低的一檔。
可以看出，定向支持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在於結構性預調微調，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央行在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也指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發達經濟體對於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理論和實踐探索也說明，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在疏通貨幣政策傳導、加大對實體企業信貸支持力度發揮了積極作用。
專欄強調，現代信用貨幣制度下，銀行的信用擴張是貨幣體系運行的中樞。央行在將流動性注入銀行體系後，能否有效運用和傳導出去，還取決於資金供、求雙方的意願和能力。若信用擴張受到多重約束，金融體系“有錢”難以運用出去，這種情況下僅靠總量調節，則難以有效發揮作用。因此，改善貨幣政策傳導，關鍵是引導銀行的行為，不能靠行政性的辦法，而是要從機制上下功夫，引入市場化的正向激勵機制，鼓勵商業銀行主動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此前在解讀1月份金融數據的吹風會上表示，2018年尤其是四季度以來，央行極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緩解銀行信貸供給存在的約束，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一是推動銀行發行永續債，以此為突破口，改善資本對銀行投放信貸的實質性約束；二是綜合運用定向降準、中期借貸便利（MLF）、再貸款、再貼現等措施，創設定向中期借貸便利（TMLF），在緩解部分銀行面臨的流動性約束的同時，設計激勵相容機制，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擴大對小微、民營企業的信貸投放；三是研究推動利率逐步“兩軌合一軌”，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信貸利率的傳導，緩解利率約束。
從2019年前2個月金融數據來看，這些措施的效果正在顯現，貨幣政策傳導也出現了邊際改善，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加大。而從政府工作報告和易綱講話中可以明顯體會到，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推進利率市場化，引導利率進一步下行，將是央行促進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重點所在。
“去年一年多，十年期國債利率下行了70多個基點，從4%的水平到現在3.15%的水平。這個無風險利率的下降，顯然有利於降低名義利率。”易綱表示“而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實際感受的融資成本，特別是貸款利率裡面，除了無風險利率，主要是風險溢價比較高造成的，所以這個貸款的實際利率還偏高，主要是怎麼解決風險溢價比較高的問題。”
易綱表示，普惠金融口徑單戶授信在一千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的貸款不良率約6.2%左右，這個口徑將近10萬億元的貸款的不良率是比較高的，不良率會反映在風險溢價上。因此要解決降低風險溢價的問題，一是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消除利率決定過程中的一些壟斷性因素，更加準確地進行風險定價，通過更充分的競爭，使得風險溢價降低；二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完善破產製度，提高法律執行效率，降低費率。
潘功勝表示，央行將五方面加大工作力度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一是在貨幣政策方面，要加大逆週期調節，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同時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引導金融機構加大支持；二是完善普惠服務體系，大銀行要轉變金融服務理念和服務機制，下沉金融重心，一些中小型銀行要專注於小微和“三農”。三是繼續發揮“幾家抬”的合力，包括金融監管方面的政策和財稅方面的政策；四是要發揮多層次資本市場作用，包括繼續發揮好債券市場融資工具的支持作用，支持優質的民營企業不斷擴大債券融資規模，同時發展資本市場，建立一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五是優化金融生態環境。
潘功勝強調，要督導金融機構優化內部資源配置和政策安排，加大盡職免責落實力度。提高金融科技服務水平，提升客戶獲取能力、風險防控能力和信貸投放能力。
“在支持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融資過程中，要注重市場規律，堅持精準支持，選擇那些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方向、主業相對集中於實體經濟、技術先進、產品有市場、暫時遇到困難的民營企業進行重點支持。”潘功勝強調，防止盲目支持、突擊放貸，增強對未來金融風險的防控能力。
二是此前票據融資規模高企到底是不是金融空轉？
針對此前市場熱議的1月份貸款增加了3.2萬億，其中主要增加的是短期貸款和票據融資，有可能造成資金的空轉和套利行為的討論，易綱和潘功勝也給出了專業的解讀。
易綱表示，央行將整個結構性存款有多少、票據貼現有多少、票據貼現的利率和結構性存款利率的利差有多大，結合全國的數字都進行了分析，結論是，首先，1月份的數增長比較快，其中有季節性因素，且2月份和陰曆正月重合比較多，所以數據還要反映在3月上，因此解讀應和2、3月份數據合在一起更全面地來看；其次，通過仔細研究了結構性存款利率和票據貼現的利率，和中央銀行對票據的再貼現利率，總體而言沒有大規模的空轉或者套利，但不排除少數個別銀行、個別客戶有個別現象。
“但是如果看平均值，看整個發生時間的長度，整個票據貼現還是支持實體經濟了，主要支持的還是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易綱表示。
潘功勝表示，票據融資的期限比較短，其特點是期限短，便利性高，流動性強，一般是中小企業的重要融資渠道。前一段時間票據貼現利率的持續下行，企業通過票據融資的意願增強。但結構性存款利率和票據融資利率的空間也是非常有限的，不是普遍的現象，也不是票據融資增加的主要原因。
此前，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課題組對此發佈報告顯示，1月票據業務增長較快，有其客觀原因。一是票據貼現利率下行，企業通過票據融資的意願增強，目前中小微企業在票據融資中的佔比超過六成。二是隨著票據流轉加快，票據在解決賬款拖欠方面的優勢進一步凸顯。已簽發銀行承兌匯票中，中小微企業佔比為62%。三是季節性因素。從歷年數據來看，年初票據業務增長量一般高於全年平均值。四是從歷史經驗看，信貸恢復時往往會出現票據和短期貸款先恢復，中長期貸款逐步增長的情況。
“主要是中長期項目從立項、批覆到投資需要一個過程，銀行對中長期貸款發放更為審慎，對抵押品的要求也更高。”報告顯示：“而票據融資更為便捷，融資主要基於貿易背景而非抵押品，融資主體為小微企業，其決策‘船小好調頭’，數量增長上更容易‘春江水暖鴨先知’。”
因此，宏觀上看，企業通過票據貼現進行套利不是普遍現象。從最近幾年的情況看，票據貼現利率絕大部分時間都高於結構性存款利率，不可能進行套利。除個別時點外，總體上沒有出現倒掛。結構性存款與票據貼現的利差也十分有限，在扣除企業開票、交易等成本後，很難進行套利。而企業要套利，需先做結構性存款，再以此作抵押去銀行申請開票，反覆進行。內部管理規範的銀行很難接受這種抵押方式，即使接受也要消耗企業的授信額度，企業藉此套利的空間有限，難以成為普遍現象。
報告指出，在實踐中，也可能出現個別性、短期的套利情況。個別銀行基於“以存定貸”、“規模即效益”的考慮，更重視一般性存款，往往以相對較高的利率吸收結構性存款，以增加一般性存款。尤其是在年末和春節等時點，為吸收一般性存款，結構性存款的利率可能更高，導致結構性存款利率高於票據貼現利率的情況。但這只是個別行為，也只是階段性存在。應當看到，近期銀保監會已經加強了對結構性存款的監管，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也對結構性存款利率定價進行了指導，大部分管理規範的銀行也已主動加強內控，調低結構性存款利率，嚴防個別企業的套利行為。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各類市場利率之間的傳導也將更加順暢。
對於個別現象，潘功勝也強調，央行作為票據融資市場監管的部門之一，下一步將加強票據融資利率和資本市場利率之間的聯動和傳導，對於可能存在的套利和資金空轉保持警惕，及時採取措施。同時要引導金融機構加強內部管理，完善業務考核，發揮票據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作用，防止有關行為的扭曲和風險的累積。
三是國際上來看，美國政府指責中國操縱匯率，推動人民幣貶值來獲得競爭優勢是否成立？央行如何推進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與金融市場對外開放？
貨幣政策要兼顧內外平衡，保持人民幣匯率和國際收支的平衡穩定。易綱表示，因為中國的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了世界經濟，所以我們考慮貨幣政策的時候，當然要以國內的經濟形勢為主來考慮，但同時要兼顧國際和中國在全球經濟關係中的地位和我們外向型經濟的方面。
但有關人民幣匯率，也成為中美貿易摩擦和多輪貿易磋商中的重要問題。也是記者會上記者聚焦最多的問題，針對美國政府指責中國操縱匯率，推動人民幣貶值，來獲得競爭優勢，易綱表示，中國的匯率形成機制符合我們在G20和所有其他重要國際場合上的承諾。這些年來，匯率形成機制在朝著市場方向改革和不斷完善方面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人民幣是朝著可自由使用貨幣的方向發展的，匯率形成機制也是跟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和跨境風險防範聯繫在一起的。
“從2015年開始，人民幣由於受到各種外部因素的影響和國內因素交織在一起，人民幣在過去四年多的時間確實是有貶值的壓力。但是中國貨幣當局面對這個貶值壓力，還是千方百計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易綱表示“為此，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外匯儲備減少了1萬億美元，努力全世界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們和主要貿易伙伴在磋商過程中，大家對這個問題是有目共睹的。包括美國財政部的匯率評估報告，關於操縱匯率的標準和數據的討論，我覺得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易綱表示，就人民幣匯率走勢而言，經過多年市場機制的不斷形成和完善，企業和個人對人民幣匯率彈性逐漸習慣，市場上風險對沖工具也越來越多，如衍生產品、套期保值、遠期等工具越來越完備。隨著市場工具的增多和完善，人們的預期越來越穩，人民幣匯率2018年至今，人民幣匯率維持在6.72元等於1美元附近，反映了市場越來越成熟，預期也越來越穩。
易綱表示，老百姓將來用匯會越來越方便，企業在做貿易時貿易結算會越來越方便，ODII和FDI會越來越方便。同時，金融市場的開放，中國的股市、債市和其他金融市場都逐步要向全世界開放，衍生產品和對沖工具將來也會越來越完善。
“我們在匯率形成機制的討論中和對中國未來市場方向和市場建設過程中，我們的共識會越來越多，信心會越來越足。”易綱表示，“人民幣匯率會在市場決定的機制下，變成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可自由使用的貨幣，中國的老百姓、中國的企業和全世界的投資者將對人民幣越來越有信心。”
在中美經貿磋商中，有關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進展，易綱透露，第一，雙方討論瞭如何尊重對方的貨幣當局決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權。第二，討論了雙方都應該堅持市場決定的匯率制度這樣一個原則。第三，討論了雙方都應該遵守歷次G20峰會的承諾，比如說不搞競爭性貶值、不將匯率用於競爭性目的。並且雙方就外匯市場保持密切溝通。第四，也討論了雙方都應該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透明度標準來承諾披露數據等這些重要問題。雙方在許多關鍵和重要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我們決不會把匯率用於競爭的目的，也不會用匯率來提高中國的出口，或者進行貿易摩擦工具的考慮，這是我們承諾絕對不這樣做的。”易綱強調。
傳統理論認為，一國匯率政策面臨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流動自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的“不可能三角”，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下，要推動金融業進一步開放，有人擔心會影響到貨幣政策獨立性。對此，易綱表示，首先，目前中國考慮貨幣政策還是要以國內為主，如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以國內經濟形勢和發展趨勢為主考慮；其次，也要匯率形成機制對整個經濟變量發生影響。
易綱表示，因此，一是堅持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形成機制，彈性的匯率對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調節起到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二是匯率穩定不代表匯率盯死了不動，匯率必須要有個彈性，有個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才能起到我說的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針對於金融業開放進程會否因為中美貿易摩擦而受到影響，易綱表示，“對外的經貿摩擦，應當比較理性地看待，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時間表是根據中國改革開放需要決定的，這樣我們受到的干擾就會比較少。我們相信，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對中國有利，對世界有利，所以我們會堅定不移地按照這個時間表來推進。
潘功勝表示，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我國經常賬戶會保持在一個基本平衡的合理區間，觀察我國國際收支結構變化的另外一個層面是資本項目，其中一個重要的項目是直接投資，目前我國仍有較大潛力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第二個很重要的項目關於金融市場證券投資領域的開放。這些年，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對境外資本有很強的吸引力，隨著金融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我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納入主要國際指數，未來幾年這一塊還會增長很快。
潘功勝介紹，截至2018年末，我國債券市場總的餘額為86萬億，在全球債券市場規模中排第三位。公司信用類債券佔整個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13%，成為企業僅次於信貸市場的第二大融資渠道。
此前，彭博宣佈將人民幣計價的中國國債和政策性銀行債券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中國債券納入指數將從 2019年4月開始，用時20個月分步完成。潘功勝介紹：“其他一些債券指數的供應商也在積極評估，像富時羅素公司。目前，熊貓債發行了大概2000多億，境外投資者投資中國債券市場的總量大概是1.8萬億，去年一年差不多增加了將近6000億。”
潘功勝表示，目前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步伐很快，但總體水平不高，境外投資者持有中國的債券大概佔比只有2.3%左右。下一步債券市場一個主要工作是繼續穩妥推進債券市場的對外開放，為境外投資者投資和交易中國的債券創造一個更加方便的良好市場環境。
“綜合分析，我國收支結構在未來仍然會呈現一個基本平衡的狀態。另外，人民銀行、外匯局將不斷推動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發揮人民幣匯率在調節國際收支之中的作用。”潘功勝強調，“在推動金融市場開放的過程中，我們要不斷完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的管理，建立宏觀審慎和微觀市場監管的雙層管理框架。”
抓住“金釘子”促進金融科技合規發展
近年來，金融科技快速興起，為金融發展持續提供了創新的活力。黨的十九大也明確要求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金融科技必將迎來大有可為的發展機遇。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新書《金釘子：中國金融科技變革新座標》將金融科技比作全球金融業發展史上一顆重要的“金釘子”，認為金融科技將從提升金融效率和解決信息不對稱匹配的信任機制兩方面為現代金融業發展帶來的根本性變革，這為金融科技在人類金融發展史上確立了應有之地位。
近年來，央行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加強了金融科技發展規劃與監管體系建設，引導科技在金融領域合理運用，不斷提升服務實體經濟和防範金融風險的能力。範一飛介紹，2018年央行會同發改委等部門，在北京、上海、廣東等10個省市啟動了金融科技應用試點，重點圍繞四個方面為金融科技服務實體經濟、提升分析計劃能力提供實踐經驗和相關經營借鑑：一是加強金融科技應用，助力疏解民營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二是做好頂層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提升金融惠民服務水平；三是推動數據資源融合運用，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四是強化監管科技應用，提高金融風險甄別、防範和化解能力。
範一飛表示，針對銀企信息不對稱、風險識別不精準、融資成本高等痛點，探索利用神經網絡、移動互聯網等技術，優化信貸流程和客戶評價模型，降低信貸業務成本，提升信貸服務效率，推動融資審批更加自動化、產品營銷更加網絡化、風險識別更加智能化。針對信息系統多頭連接、資金流與信息流割裂等問題，運用人工智能、開發API等技術，推動金融與民生領域信息系統“總對總”互聯互通，實現金融在主要公共服務領域全覆蓋，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增加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範一飛重點強調了強化監管科技應用提高金融風險甄別、防範和化解能力。“針對金融風險隱蔽性高、傳染性強、傳播快等問題，建立了中國特色金融風險科技管理機制，研發基於機器學習、數據挖掘等技術的監管平臺和工具”範一飛介紹，“提升風險探視感知和計劃能力，增強金融監管的專業性、統一性和穿透性。”
在加強監管科技來防範金融風險，是金融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2018年國務院金穩委成立之後，央行執行辦公室職責，牽頭出臺了多份相關監管規則，除了影響巨大的資管新規之外，《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全面推進金融業綜合統計工作的意見》，要求分階段建設運行國家金融基礎數據庫，建成覆蓋所有金融機構、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活動的金融業綜合統計。
陳雨露在會上表示，央行在金融業綜合統計這項工作上，主要做了三大工作：一是完成了資產管理產品統計的全覆蓋，現在已能夠按月統計資產管理產品，已經全面摸清了並且能夠動態監測影子銀行裡極其複雜的資產管理產品的情況和底數，包括產品之間相互嵌套的關係，風險狀況等；二是要更加完整地測算宏觀槓桿率，宏觀槓桿率要反映其結構，不同經濟部門，政府、企業、居民、部門的結構性特徵，包括不同金融工具的槓桿水平等，更好地為結構性去槓桿服務，使其有據可依；三是服務國家戰略，強化金融專項統計。比如金融精準扶貧貸款的統計、綠色金融的統計，還有普惠金融的統計等。
“金融業綜合統計，實際上主要解決的是宏觀金融決策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它要求把所有的金融機構、所有的金融活動、所有的國家金融基礎設施都要統計在內。這樣可以為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推動金融體制改革，包括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提供數據和信息的充分支持。”陳雨露說。
陳雨露表示。下一步重點工作是將在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金融控股公司統計上取得新的進展和新的突破，以此來儘早地構建起我們國家金融基礎數據庫，為整個金融基礎設施的高質量發展做出貢獻。
其中關於最重要的社會徵信系統的建立，陳雨露表示，央行徵信體系是“政府+市場”雙輪驅動的發展模式，政府方面，已經接入了3500多家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信用信息數據，9.9億自然人的信用信息，還有2600多萬戶的企業和其他法人組織的信用信息。市場上，已經有125家企業徵信機構，還有97家信用評級機構，這些機構80%以上都是民營資本投資興辦的。目前批准營業的我國首個市場化個人徵信機構“百行徵信”已經簽約接入了600多家機構的信用信息。在這裡面，今年1月份已經正式推出了個人信用報告等3項徵信服務產品。
此外，近年來，央行協調了商業銀行、中國銀聯等各方，從2017年開始在全國推行了移動支付便民工程。2018年，這個便民工程服務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全國100個主要城市，並且取得重大突破。範一飛表示，下一步，人民銀行將圍繞服務民生改善，持續優化支付服務供給結構、提高支付服務供給水平，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安全、便捷支付的需求。同時，繼續推動移動支付在衣食住行多領域廣覆蓋，將交通領域作為重點建設場景來抓，以移動支付助力交通領域降低社會成本，保障資金安全，提升出行體驗。
“我們各個地方的人民銀行都可以結合實際，在其他領域，如像醫療健康、高校園區等，再選擇兩到三個便民場景加快建設。”範一飛強調，但要在積極推進移動支付服務創新的同時，加強交易監測和風險識別，保障支付業務安全，保護用戶的合法權益。在延伸推廣的時候，要做好現金支付以及移動支付相關產品的宣傳和安全教育，培養正確的支付習慣，有效地防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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