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成都，也就是晚清民國初期，人們可以在不同的範疇內過春節，如家庭、鄰里和社區。春節既是傳統中國最重要的節日，也是大眾文化最完全的表達。
節日期間，街頭展示新的面貌，賣門神、“喜錢”、香燭的小販在街上擺攤吆喝。“喜錢”是一片片紅紙，又稱“喜門錢”。節日給成都手工匠“極好機會去證明他們的傳統技術和價值”。
據這個時候來成都的傳教士記載：沿街的房屋和商鋪也帶給城市節日的氣氛，春聯和聖諭貼在門上，“每扇門看起來像新的一樣，塵埃一掃而淨，還貼上五張紅紙做成的‘喜錢’”。帶裝飾性的對聯一般在春節前貼出，表現了主人的心願。
另一記錄稱，人們還在門神前焚燒喜錢以求來年發財，稱“火燒門前紙”。這些活動也出現在竹枝詞中：
家家門戶煥然新，都貼喜錢掃俗塵。
紅紙五張裝體面，柴門也自見新春。
“買賣對聯”，王弘力畫《古代風俗百圖》
據英文《華西教會新聞》（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記載的1905年春節時的成都：
在街上人們都帶著笑臉，揮動著寬大的袖子，行人都停下相互問候。穿著綢長衫和戴著紅流蘇帽的僕人忙著分送其主人的賀卡，店東們躊躇滿志地漫步街頭，小兒們手戴鐲子和掛著獅子、金佛像等飾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三兩兩的小姑娘們，穿著五光十色，面色粉紅，頭髮扎向一邊，額前飄著瀏（劉）海，真像仙女一般。
春節期間人們喜歡戶外活動。這時春天快要來到錦江河畔，穿著一新的男女們在街上互致節日的問候，如竹枝詞所云：
錦江春色大文章，節物先儲為口忙。
男客如梳女如篦，拜年華服算增光。
放鞭炮是節日期間最重要的娛樂，成都竹枝詞也有描述：
街頭爆竹響愁人，肖像桃符彩換新。
堪笑成都迷信久，年年交替說門神。
下圖選自傅崇矩《成都通覽》（1909~1910年印），題目是“煙火架”，圖上的說明稱：“火炮鋪所造，形勢惡劣。然商家開張，必藉此以聚客。每放一處，則闔城觀者，均蜂至矣。實無謂之事。”我們可以看到，傅崇矩對放火炮很不贊同，透露了改良者對許多傳統習慣的批評態度。
《煙火架》，傅崇矩：《成都通覽》，1910年
大年初一早上人們相互拜年祝福，然而也有許多人將“賀春名籤，多貼大門，不見主人而去”。
“拜年”，王弘力畫《古代風俗百圖》
春節給孩子們帶來了無限的歡樂，他們也使這個城市增添了熱鬧的氣氛：
兒童行樂及新正，擊鼓敲鑼喜氣盈。
風日不寒天向午，滿城都是太平聲。
扯響簧是過去春節兒童最喜歡的玩具之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仍然十分流行，可惜今天一般只有雜技演員用作表演了。據《成都通覽》：“響簧以竹為之，用繩扯之，其聲甕甕。小兒過年，爭相購買。每逢臘月十六日起，四鄉之業是者，均入城開售。”這裡也說明此類物品，大多由鄉村農戶製作，然後入城銷售，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城鄉的依賴關係。
《扯響簧》，傅崇矩：《成都通覽》，1910年
各種民間藝人在街頭表演，據稱是：
清唱洋琴賽出名，新年雜耍遍蓉城。
淮書一陣蓮花落，都愛廖兒《哭五更》。
在正月十五的晚上，人們習慣性地“偷”鄰人菜園的蔬菜作為晚餐，當地稱之為“摸青”。如果說平日這種行為是非法的話，在正月十五這一天“摸青”則被視為理所當然。
店鋪一般在大年三十關門，春節後開門時間取決於其經濟狀況和所擇“吉日”。一些小鋪在初一便開門營業，大部分在初五，有的甚至遲至初十五。
當春節後店鋪重開時，都要敬財神、放鞭炮和在匾上掛綢。一些大店每天多下一個門板，稱“提門”，直至若干天，甚至十幾二十天后全部門板下完，稱“大開門”。
當大多店鋪關門賀年時，小販卻迎來了一年中生意最興隆的時刻，他們向街上的行人兜售各種水果、堅果、糖果、臉譜和圖畫等。各類工匠、生意人都利用春節展示和銷售其產品，如衣服、食品、民間工藝，以及如火炮製作等技術。
春節也為曲藝、雜耍等江湖藝人提供了演出的舞臺。因此，春節的活動亦是城市繁榮最重要的表現。
街頭雜耍藝人。工筆畫長卷《老成都》局部，孫彬等繪，1999年。
慶祝節日總是夾雜著宗教崇拜儀式。當春節臨近，在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人們拜灶王爺，據說灶王爺在年前要上天去給玉皇大帝磕頭，在除夕返回，人們則徹夜不眠，曰“守歲”。大年初一清晨，各家各戶、各商店開門迎東來的財神。各店鋪都換上了新門神，將店內的塵埃掃除一淨，以把過去一年的不幸一同拋棄。
傳教士J.韋爾（J.Vale）注意到：“在眾神中，門神為主，其為各階級所供奉。”下圖是1912年《通俗畫報》所畫成都鮑公祠的大門，上面的門神清晰可見。
鮑公祠的門神畫，《通俗畫報》，1912年
節日期間，家家戶戶都備酒和雞供財神和土地神，燒香磕頭，說吉利話，如一首竹枝詞描述的：
只雞尊酒算奇珍，祭罷財神又土神。
只恐旁人忘忌諱，不祥語至最堪嗔。
正月十五後，人們聚集南郊舉行“迎喜神”的活動。由此可見，大眾宗教儀式成為人們節日慶典的重要部分。
如果春節期間遇到下雪（這在成都是很難得的），人們更是歡欣鼓舞，歡迎瑞雪，有的會做一雪人以鑼鼓送到鄰家，稱“送雪童子”，這是給那些沒有子女的家庭最美好的祝福。這種送童子的活動，最能反映鄰里關係，表現了同一社區人們的一種相互依存的紐帶和感恩心情。
春節不僅是家庭的重要節日，也是社區的重大活動。在正月初九，當人們敬“文財神”(又稱“賜福天官”)時，各街的街首便開始辦會(又稱“上元會”)，沿街向各戶“化錢”。用籌來的錢在街上搭拱形的“白果燈”，下面可敬神和演燈影戲。這也是人們“求福”的一種形式。各街還會舉行一次全部街眾參加的盛宴，並資助獅子龍燈表演。
元宵節“燈會”，王弘力畫《古代風俗百圖》
節日期間，街上掛著五顏六色的燈籠，正月十五的元宵節實際成了一個“燈會”。這期間，無數美麗的彩燈裝飾著成都，人們眼前是一片壯麗的景象。一名傳教士寫道：看燈的人們“擁擠在節日的街頭，各街舉目皆由粉紅和紅布妝裹”。節日的燈籠成了街頭文化的一部分。燈籠一般由各色綢子和紙做成，形態各異，五彩繽紛，繪有各種花和動物等圖案，人們用其來裝飾門面。
在主要的大街，“搭有橫跨街頭的臺子，每隔一段一個，上有寓言中的人物，放有許多盆栽的花卉，有燈、燭和鏡子”。還有許多用竹子做成的動物形象，如大象、獅子和梅花鹿。
燈會吸引許多觀眾，正如一首竹枝詞記述：
元宵燈火敞玲瓏，錦裡繁華入夜中。
最是無知小兒女，出門爭看爆花紅。
同時，一個燈市在府城隍廟和科甲巷各街舉行，真是“萬燭照人笙管沸，當頭明月有誰看？”許多男人也藉機上街看那些穿著鮮亮的女人，一首詞譏諷道：
六街鶯燕帶嬌聲，朵朵蓮花數不清。
到底看燈還看妾，偎紅倚翠欠分明。
燈會中最熱鬧的是耍“龍燈”，又稱“燒燈”。下圖來自《成都通覽》，圖中說明稱：“正月初九日方出燈，十六日止。鄉間則放花炮，燒燈甚多。”這些龍燈用彩色的長布做成，有頭有尾，由兩人舞獅，十餘人舞龍。隨著爆竹聲進行的表演總是吸引人山人海般的觀眾，他們從一條街到另一條，所經之處，觀眾投錢以示嘉獎，這個表演一般持續至半夜。
《耍龍燈》，傅崇矩：《成都通覽》，1910年
這種活動是“歲歲皆然”,到民國時期，例如五四運動爆發的1919年，據《國民公報》的描述：“龍燈、獅戲亦各十數部，所經街道，傾城夾觀，左右如堵，亦有空巷之致。”
除此之外，耍龍燈者還應邀到一些富人的公館表演，如果表演精彩，他們得到賞錢和“掛紅”。巴金在其著名的小說《家》中對此有生動描述：
鑼鼓不住地響著，龍燈開始舞動了。這條龍從頭到尾一共九節，是用竹條編成的，每一節中間插著蠟燭，外面糊了紙，畫上鱗甲。玩龍燈的人拿著下面的竹竿，每個人一節。前面另有一個人持著一個圓圓的寶珠。龍跟著寶珠舞動，或者滾它的身子，或者調它的尾巴，身子轉動得很如意，搖搖頭，擺擺尾，或者突然就地一滾，馬上又翻身過來，往另一邊再一滾，於是很快地舞動起來，活像一條真龍在空中飛舞。旁邊的鑼鼓聲正好像助長了它的威勢。
巴金還描述了觀看者是怎樣故意朝著赤膊的玩龍燈人發射火炮，龍燈著火，後者不得不忍受被灼的疼痛。
一些精英指責這是一種“惡習”，因為這個活動經常導致傷人和火災。巴金也借用小說中主人公的話對此嚴厲地批評道：“你以為一個人應該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嗎？你以為只要出了錢就可以把別人的身體用花炮亂燒嗎？”
雖然這個批評反映了新知識分子對下層人民的同情，但也暴露出他們對傳統民間活動的鄙視。這種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不足為奇，它反映出當時新知識分子對民間文化的傾向性，類似的指責幾乎在精英的文章中比比皆是。
馬克斯·韋伯在研究城市時指出，傳統中國城市居民沒有“社區意識”，因為他們把自己的家鄉（通常是農村）看成最終歸屬地，所以現代資本主義很難在中國發展。
《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記憶》（王笛著，甲骨文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3月版）
為什麼現代資本主義很難在中國發展，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是從上面成都的春節慶祝活動來看，韋伯是大錯特錯了（羅威廉的兩本關於漢口的傑作也證明了這點）。不過根據我的觀察，由於現在城市不斷的拆遷和重建，人口流動的加劇，傳統街坊鄰居的消失，再加上商業化和全球化，人們的城市自我認同和社區意識，今天倒是真的削弱了。
在過去的城市的春節慶祝活動中，社區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但是現代化的衝擊、居住模式的轉變、流動人口的增加，削弱了社區的角色，社會日益原子化、流動化，慶祝春節逐步演變為一家一戶的行為，人們的社區紐帶基本上斷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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