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所長
經過一段觀察，我發現雖然大家對減稅降費的呼聲很高，議論的氛圍非常熱烈。但是大家所討論的減稅降費不是一回事，都在自說自話。我認為首先應當勾勒出大家心中減稅降費的藍圖，所以使用了“我們可以選擇什麼樣的減稅降費？”這一標題。
把減稅降費落到實處，要對降稅降費進行精準的分析，這一定是建立在專業的基礎上。因此，把減稅降費從口號變成實際的行動，必須要回答五個問題：第一，為什麼減稅降費？第二，給誰減稅降費？第三，減降什麼稅費？第四，拿什麼支撐減稅降費？第五，以什麼途徑減稅降費？ 這五個問題是大家討論減稅降費問題時繞不開的。
在過去，這五個問題的答案是明確的，因為我們有一套成熟的理論和一套經過若干次實踐檢驗的經驗來支撐。傳統意義上的減稅降費是在積極的財政政策之下實行的，彼時積極就等於擴張，積極的財政政策具有減稅降費、擴大支出、增列赤字三個行動線索。但我認為這些都是基於高速度增長階段和需求管理政策而描繪的減稅降費的路線圖。
但是，現在宏觀環境發生變化，考察減稅降費的維度從單一變為雙元。10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到我們要堅持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質量發展這些戰略決策。這三個方面的概念或者基本的理論判斷都是對應以往的政策的，新發展理念是區別於舊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區別於需求管理政策，高質量發展是區別於高速度增長。因此，我們需要在不同的話語體系、不同的平臺上討論減稅降費的問題。
第一，為什麼減稅降費？我們需要回答，進行減稅降費的目標是擴需求還是降成本，還是兩者都要實現。以擴需求為目標時，我們關注總量效應和需求側，圍繞可支配收入進行減稅降費，可支配收入提高可以增加消費或投資，最終擴大社會總需求。這是一套大家很熟悉的思維邏輯。但是現在增加了一個降成本的目標，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降成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這時進行減稅降費關注的是結構和供給側，圍繞產品價格進行減稅降費。產品價格包括成本、稅費、利潤三個要素，我們寄希望於通過降低稅費成本來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最終提高供給質量和效益。可以看出，兩種目標下的減稅降費是不同的，因此我們首先要回答目標是什麼。
第二，給誰減稅降費，有沒有特定和重點的對象？以擴需求為目標的減稅降費，瞄準於總量和需求側，這時減稅降費不用區分特定和重點對象，減稅降費落實到個人或企業層面都可以，是總量性的減降。但是以降成本為目標時，瞄準於結構和供給側，此時只能在企業層面減稅降費，調整的是涉企的稅費，這時候就必須鎖定特定和重點對象，只能是結構性的減降。
第三，減降什麼樣的稅費？以擴需求為目標時，目的是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和企業可支配收入，因此所減的主要是直接性的稅費。但是以降成本為目標時，關注的是企業和涉企稅費，並且此時鎖定減的是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稅費，只能以間接稅費為主，在中國的現行稅費制度下，也就是流轉性稅費。
第四，拿什麼支撐減稅降費？稅費收入用來支撐政府財政支出，那麼減稅的同時是否要減少財政支出？根據平衡預算的乘數定律，假設減稅100億，如果同時減支100億，社會總需求將減少100億。因此，以擴需求為目的時，減稅降費必須以增列赤字為支撐，否則減稅降費無法達到效果。以降成本為目的時，則不能以增列赤字作為減稅降費的支撐來源。同樣假設減少100億稅費，但增加了100億的赤字，從而增發了100億國債。在這種情況下，第一，資源配置格局沒有發生變化，都要從民間獲取100億；第二，國債要支付利息，所以總成本有所增加。因此，以降成本為目標時，減稅降費的支撐只能是節用裕民，削減支出。
第五，以什麼途徑減稅降費，是通過制度變革還是政策調整？大家所習慣的是逆週期調節的政策，即當總需求不足時，以政策性的安排來減稅降費，當經濟形勢迴轉時，減稅降費政策停止，回到原來的稅費制度軌道上。例如前幾年為了促進房地產銷售，契稅減半徵收，為期兩年。這種方式是臨時性、季節性或者是權宜之計的減稅。以擴需求目標的前提下，可以選擇對沖性的、逆向調節、政策性安排的減稅降費方式。然而，以降成本為目標時，只能通過稅費制度改革實現減稅降費。這兩種方式不能混為一談。
降成本是判斷減稅降費兩個維度差別的標尺。在高質量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發展理念的體系下，如果要實現實質性的減稅降費，只能以降成本為目標進行減稅降費。此時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當下和未來的成本會下降，能夠著眼於企業長期持續健康發展。如果要的是形式上的減稅降費，則可以回到以擴需求為目標，但此時源配置格局不變，並且未來成本會上升，不能真正徹底的讓企業享受到降成本。因此，兩個維度的差別很大，是否能夠降成本是判斷兩個維度差別的標尺。
在進行兩個維度的選擇時，必須進行形式判斷，即當前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是否發生變化。首先，當前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是經濟結構變革過程中發生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其中有周期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結構性和體制性因素。其次，要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宏觀大勢，保持戰略定力，增強戰略自信。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給側。雖然中美經貿摩擦對中國的經濟運行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沒有使我們對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判斷作出調整。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著力辦好自己的事，步步為營，久久為功。
在政策調整方面，以往總是強調在總體上保持宏觀經濟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經濟形勢雖然發生變化，但當前還是要對宏觀經濟政策長期性、穩定性保持一種清醒的預期。具體來講，第一，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貨幣政策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第二，把補短板作為當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加大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的力度。第三，把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更好結合起來，堅定做好去槓桿工作，把握好力度和節奏。第四，推進改革開放，繼續研究出一批管用見效的重大改革舉措。
最後，在當前的條件下我們要特別注意對錶，一定要在新時代話語體系下分析問題，即站在高質量發展的平臺上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語境下討論，不能不由自主地回到高速度增長、舊發展理念和需求管理的話語體系中思考。起碼在今天，對減稅降費的方式我們有兩種選擇，究竟選擇哪一種，還是兩者都要，兩者都要情況下如何區分主輔，這是當前大家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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