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死，主要是以秦國舊貴族勢力為代表的原既得利益集團，以及對新法不滿群體，共同施加於變法總設計師商鞅身上的激烈反彈。
歷史習慣於用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偉業，來印證商鞅變法的成功。但仔細觀察自秦國開創，歷朝歷代延續的法治社會和郡縣制度，皇族、官僚、士紳等特權階層依然存在，“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只是政治性宣傳口號下的美好理想，從未被剛性執行。
如此，能完全說商鞅成功打造了法治化的秦國嗎？
當然不能。不僅不能，而且就連主導秦國20餘年變法的靈魂人物，最後也死在了生前輝煌奮鬥的秦國舞臺上。
表面上看，秦孝公死後，失去政治庇護的商鞅是死於秦惠文王之手。秦惠文王之所以要殺商鞅，是因他在還是太子的時候觸犯了新法，被執法嚴苛的商鞅施以了懲處。雖然太子本人沒被處刑，然而太子的老師公子虔卻受牽連被割去了鼻子。
這樣的理由，看似前因後果十分連貫，但從秦惠文王處死商鞅，卻在秦國的政治體系中延續商鞅制定的新法來看，這位新繼位的君主顯然是法制主義的堅定執行者。
而且更富有戲劇性的是，在搞死商鞅的手法上，秦惠文王也表現得相當有“法制精神”。
他先是利用舊貴族勢力對商鞅的謀反誣告，製造緊張氣氛，逼得商鞅不敢露頭，慌里慌張得試圖逃出秦國。可在秦國嚴密的聯防聯控體系下，沒有“身份證”的商鞅根本寸步難行，一番狼狽的東奔西走後只能返回封地組織地方武裝，想憑著槍桿子保護自己身家性命。
這樣一來商鞅可就鑽進入了秦惠文王的套路，坐實了謀反的罪名。在商鞅為秦國制定的“二十等級軍功爵制”面前，謀反者商鞅的人頭，立馬變成了令所有秦軍垂涎三尺的“金燦燦豬頭”。
土地和爵位刺激下的秦國正規軍，立馬平定了商鞅的反政府武裝，就連商鞅本人也在交戰中被殺死。秦惠文王還不解恨，下令依照謀反的罪行處置條例，將商鞅的屍體拉到都城咸陽，處以五馬分屍的極刑。
縱觀商鞅之死的整個過程，可以做出這樣一番推論：
秦惠文王出於發洩私憤，以及安撫舊貴族勢力的政治需要，用殘酷手段處死了商鞅。但同時他又需要商鞅為秦國打造的法治社會體系，來實現至高無上的君主集權，因而採取“法律”手段處死商鞅，以一副法律捍衛者的面貌展示於秦國政壇。秦惠文王的“私心”，不僅表現在他對商鞅的記仇上，而且站在政治制度設計層面，這位狡猾的君主也為自己“權力的任性”，預留下了廣闊的空間。
商鞅的死，表明他最核心的法治精神理念，在秦國被統治階層強行閹割做了選擇性吸收。“下約民”部分大體是完善了，但是“上約君”方面只能是成為了奢望，老百姓犯法，封建政府有一百條法律懲罰，君主和高級官僚群體犯法呢？對不起，刑不上大夫。
法治層面對君權的約束歸於失敗，這就是商鞅變法不夠徹底、極為遺憾的一面。真正意義上的法治精神，直到近現代英國國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臺的那一刻，才得到標誌性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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