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珠三角到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經濟轉型路在何方？
--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經濟觀察系列（一）
近日，隨著港珠澳大橋開通，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再次成為我國區域經濟改革焦點。2017年3月5日，構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正式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為大灣區的定位和發展指明瞭方向。同年7月1日，《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打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正式簽署，標誌著粵港澳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發展規劃邁入歷史性新階段。被評價為“得風氣之先”的粵港澳地區在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再次站在經濟改革的歷史新起點上。從珠三角到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意味著區域經濟發展模式面臨新的轉折點。對於曾經以對外貿易為主、要素驅動的珠三角經濟來說，其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侷限性在哪裡？產業結構該如何優化調整？新興的大灣區規劃又會帶來怎樣的發展機遇？從對大灣區產業發展脈絡和結構的梳理中，大灣區經濟轉型的路徑及方向將會逐漸清晰，而這也將會有利於大灣區的發展逐步從頂層規劃到付諸實踐階段。
廣東尤其是珠三角地區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奇蹟。在改革開放初期，珠三角就憑藉著改革試點的政策紅利、地理區位優勢和勞動力及土地等傳統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與港澳製造企業建立起“前店後廠”生產模式，粵港澳製造業生產分工體系初步形成。但是“三來一補”出口導向型經濟也使得珠三角地區經濟深受外部市場制約，產業結構則是以低附加值製造業生產為主，經濟發展具有一定侷限性。隨著中國加入WTO、香港澳門迴歸，珠江三角洲地區對外貿易經濟模式進一步深化。同時，珠三角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使得粵港澳地區經濟與產業發展進一步融合，經濟合作領域由簡單的製造業拓展到金融、服務業、房地產等第三產業，2017年第三產業佔全省GDP比重從2000年的44.1%上升到53.6%（圖1）。
然而，進入21世紀初，長期以來珠三角所依賴的傳統要素推動型經濟發展模式侷限性逐漸顯現。2007年以來珠三角地區土地、原材料、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不斷攀升，加之人民幣持續升值等因素影響，珠三角出口導向型對外貿易經濟受到嚴重挑戰。從2014年至今，作為全國貿易大省的廣東省對外貿易卻連續出現疲軟狀態（圖2）。2018年更是因為國際市場的不穩定因素出口貿易出現負增長，截止至2018年8月，廣東省年度出口累計總額為2.66萬億元，同比下降0.4%。在大灣區各城市出口份額中，深圳佔據最大比重。但是深圳近幾年出口額也連續出現下降趨勢。另一方面，作為世界製造中心的東莞2017年出口額達591億美元，東莞在全球製造業產業鏈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從貿易結構來看，廣東省進出口貿易主要以高新技術產品貿易為主，出口佔據全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約35%。而出口結構則主要以計算機及通信技術為主，該類產品出口佔據全省高新技術產品總出口額76.7%。但是，廣東作為高新技術產品貿易大省並不意味著這一地區已具備較強的高新技術創新能力。從貿易主體來看，外資企業仍然是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主體，加工貿易依然佔據較大比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附加值較低。廣東省高新技術產品製造業對於外部市場及資金的依賴性將會成為其自身發展的桎梏。自2013年以來，廣東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進一步收縮，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佔比出現一定程度下降。可以預計，受美國今年加徵關稅影響，廣東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將會受到較大沖擊，出口對全省GDP的貢獻率將會有所下降。外部貿易環境的嚴峻性對廣東省外向型經濟發展提出了挑戰，如何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發展內需及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模式將成為大灣區未來發展規劃重點。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下，發展實體經濟至關重要，必須要依靠自力更生手段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實力，實現多渠道擴大內需、大力促進投資和消費增長的目標。
大灣區規劃核心是要將珠三角區域9+2城市群打造成為與美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比肩的世界四大灣區之一，是國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區域發展戰略。世界灣區經濟發展存在著一些共性，許多地區憑藉海港自然地理條件與現代都市圈集聚效應，利用科研網絡、交通運輸等優勢，打造出具有經濟集群效應、服務業高度發達、創新能力主導以及金融配套服務完善的發達經濟模式。目前，全球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灣區，灣區城市群經濟以高科技投入、高產出的特徵成為帶動區域乃至國家經濟發展的新引擎。而粵港澳大灣區也已具備創建世界級灣區經濟的基礎條件。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9+2城GDP總額首次突破10萬億人民幣，經濟總量超舊金山灣區，接近紐約灣區水平，總體經濟增速保持在7%以上，GDP增速位居全球灣區第一。
但是，與其他發達灣區經濟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內部發展仍存在一定短板。例如灣區內部城市經濟存在不平衡發展，香港、廣州、深圳三大城市經濟體量佔粵港澳大灣區GDP總值67%，其他城市GDP佔比較小；第三產業比重遠低於其他三大灣區水平，產業結構亟待升級；此外，區域內各城市在競爭中互相制約，難以形成協同效應發展，城市資源整合、產業互補方面仍有待加強。
從各城市產業構成看，地區生產總值較高的發達城市地區第二產業佔比均較高（圖5）。佛山、東莞及惠州等城市承擔著廣州、深圳製造業轉移的產業佈局任務。而廣州則繼續發揮對外服務貿易中心作用，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佔比高達71.02%。相較於其他城市，GDP產值較低的肇慶、江門地區其產業構成中第一產業仍然佔據較大比重，未來可在第一產業規模上發展現代農業。此外，深圳在內地城市群中的領先優勢繼續擴大（圖6）。2017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達到8022.73億元，佔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25.6%。佛山近幾年經濟表現搶眼，2017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達4335億元，趕超廣州排名大灣區內地城市第二。除了其傳統的輕工業優勢外，佛山在機械設備等工業製造行業逐漸發力，產業佈局日漸合理。除了深圳、佛山、廣州和東莞，其他大灣區內地城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相比較還有較大差距。
從對大灣區城市產業結構梳理來看（圖7），區內已建設成完善的製造業體系。由深圳、廣州中心城市輻射而形成的產業圈影響力逐漸擴大。但大多數城市仍然以傳統制造業為主，產業定位不明確，過去珠三角經濟發展模式中同質化競爭的現象仍然存在，城市融合度不高。而大灣區規劃的提出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發展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在經濟共同發展的目標基礎上實現最大程度的區域整合。在以創新經濟驅動、城市群協同發展的帶動下，大灣區未來應有效利用現有的製造業優勢，一方面向高端產業鏈轉移，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發展金融業、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經濟。
具體來說，深圳將繼續發揮創新中心的龍頭帶動作用，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新興信息技術的發展，傳統制造業將會藉助於新技術的滲透作用進一步轉型升級。過去如東莞、佛山等製造業中心目前也正朝著智能製造的方向發展。以格力、美的為代表的製造企業逐步向高端製造業轉變，除家電業務做到全球領先外，這些領頭羊企業大力研發基礎工業技術，為企業戰略轉型儲備力量。此外，生物製藥已成為灣區一些城市支柱型產業。如深圳從2009年開始就重點打造生物醫藥產業集群，以華大基因為代表的高新生物醫藥企業已具備世界級專業技術水平，深圳整體生物產業規模已超過2000億元。廣州也積極佈局生物製藥產業發展，一些大型生物製藥研發中心及生產中心選擇落戶廣州。此外，在大灣區規劃中，港澳地區對內地經貿、科技的推動作用將逐步顯現。香港最近與內地簽訂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強創新科技合作的安排》和《科學技術部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關於開展聯合自主研發項目的協議》，香港將利用其科研、金融服務平臺優勢，為大灣區打造國際一流創新中心提供重要支持。
作為我國最早對外改革開放的地區，珠三角地區具備改革創新的制度優勢與良好的經濟基礎。從珠三角到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是我國發展世界級城市創新集群的頂層規劃之一，也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目前我國進入質量經濟發展時代，灣區經濟轉型的關鍵點就在於如何建立起以自主創新為主、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與以前珠三角與港澳合作不同，“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更是強調開放和融合，灣區發展的主要任務還在於消除灣區內部不均衡發展，實現城市之間的協同發展，為灣區提供新的戰略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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