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門見山，先澄清一下讀者看完書後可能會產生的兩個誤會：這本書不是小說，是歷史紀實；我不是專業的明史學者，我是個作家。
那麼一個以虛構為業的作家，為什麼突然要寫這麼一本非虛構的歷史紀實？這完全是機緣巧合。
2014 年我和一位喜歡明史的朋友聊天，她講到萬曆年間徽州有一樁民間稅案騷亂，過程跌宕起伏，細節妙趣橫生，結局發人深省，這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
聽完講述，我意猶未盡，去搜尋了一番資料，發現關於這樁案件的資料實在太豐富了。當時的一位參與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書、信札、佈告、奏章、筆記等蒐集到一起，編纂成了一本合集，叫作《絲絹全書》。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一個地方性事件能夠保存下來如此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
這樁絲絹案在《明實錄》裡卻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記錄，但如果把《絲絹全書》裡的細節加入其中，整個事件就立刻變得鮮活起來。裡面的鉤心鬥角，裡面的人心百態，當時官場和民間的各種潛規則，簡直比電視劇還精彩。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是一篇篇生動細膩的故事。
這種史學意義上的“起死人，肉白骨”，已具備了文學上的美感。興奮之餘，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別人分享這個發現。可是對大部分人來說，閱讀原始史料太過困難，無法自行提煉出故事。我自己動手，把這樁絲絹案整理出來，用一種不那麼“學術”的方式轉述給大眾，遂有了《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
是文最初發表於我自己的微博，立刻引起了廣泛關注，讀者們的熱情程度讓我始料未及。我好奇地問他們，這篇文章到底什麼地方最吸引人？他們紛紛表示，這些沉寂於歷史中的細節太迷人了。
長久以來，歷史在我們腦海中的印象，是燭照萬里的規律總結，是高屋建瓴的宏大敘事。這雖然是正確的，但視角實在太高了，高到沒什麼人情味。即使有些講述者有意放低視角，也只停留在廟堂之上、文武之間，關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沒了，或者說記錄很少。
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樂，社會底層民眾的心思想法，往往會被史書忽略。即使提及，也只是諸如“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之類的高度概括，很少會細緻入微地描寫。
從官修實錄的視角來看，徽州稅案只是一句簡單的記載，記下有這麼個事就夠了。可這起案子如何而起，如何演變，如何激化成民變，又如何收場，詳盡過程還得看《絲絹全書》才能瞭然於胸。具體到每一筆銀子怎麼分攤，具體到每一封狀書怎麼撰寫，具體到民眾鬧事、官員開會的種種手段，具體到各個利益集團的辯論技巧，一應在目，恍如親臨。
寫完徽州絲絹案，我對這個領域充滿了興趣，隨後又相繼寫了幾篇紀實，側重點略有不同。在《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裡，看到的是一項不公平的稅收政策，如何在諸多利益集團的博弈下發生變化；《誰動了我的祖廟——楊幹院律政風雲》講的是歙縣一樁民間廟產爭奪的案子，通過幾個平民的視角，見證了明代司法體系在基層的奧妙運作；《筆與灰的抉擇——婺源龍脈保衛戰》講的是婺源縣一條龍脈引發的持續爭議，可以看到縣級官員如何在重大議題上平衡一縣之利害；《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檔案庫的前世今生》講的是大明黃冊庫從建立到毀滅的全過程，從中探討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
這些事件和徽州絲絹案的風格如出一轍，通過豐富的細節來考察某一個切片、某一個維度。這些都是具體而微的細節，但恰恰從這些“小”中，我們才能真切地見到“大”的意義。它就像是一臺顯微鏡，通過檢驗一滴血、一個細胞的變化，來判斷整個人體的健康程度。
這就是為什麼我給這本書起名叫《顯微鏡下的大明》。我相信，只有見到這些最基層的政治生態，才能明白廟堂之上的種種抉擇，才能明白歷史大勢傳遞到每一個神經末梢時的嬗變。
張立憲在評論著名紀實文學《巴黎燒了嗎？》的兩位作者時說：“真正的敘事高手從來不用定性或裝飾性質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結論的權利和快樂留給讀者，這一點拉萊·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爾也做到了。”我對這句話心有慼慼焉，因此也效仿先賢，在這幾篇文章裡，儘量不去下什麼結論，而是忠實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現出來，交給讀者自己去判斷。
另外，再次重申，我不是專業學者。在研讀這些資料時，我發現自己需要學習的東西太多了。幾乎每一處細節記錄，都會產生很多衍生的背景問題。在絲絹案初稿裡，相關人等要去戶部上告，我下意識地認為是去北京戶部。後來在他人提醒後才知道，南京戶部要負責江南稅收，頗有實權。再比如說，在《筆與灰的抉擇——婺源龍脈保衛戰》裡，我算錯了一位縣令的年齡，以為他是個少年才俊，後來經人提醒才發現自己犯了計算錯誤。
要搞清這些問題，確保細節無誤，你別無選擇，只能去閱讀大量的資料和研究論文。這些論文旁徵博引，推論嚴謹，運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每一篇論文，都著眼於解決一個或幾個小問題，正好能回答我對某一處細節的疑問。許多篇論文彙總起來，就能在一個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獨特的創見。讓你撥雲見日，豁然開朗。在研讀過程中，你能夠清晰地感覺到所謂“學術共同體”的存在，他們彼此支援、借鑑與啟發，一個學術成果引出另外一個，環環相扣，眾人拾柴，最終堆起了一團醒目的學術火焰。
其實很多我們覺得驚豔或罕有的歷史再發現，在學術界早就不新鮮了。比如徽州絲絹案，研究它的學者很多，並不是什麼新奇的突破。只可惜學術與大眾之間有高大的藩籬，彼此不通，這才讓如此生動的故事被冷落良久。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只是一個轉述者、一個翻譯官。我的職責，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諸多學者的成果總結出來，用一種比較輕鬆的方式分享給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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