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系列文章：
立即搬！浩劫與磨難：中科大南遷合肥始末
歷史迷霧：緣何創辦中國科大？
導讀：
南遷合肥後，中國科技大學在師資力量、教學設備、房屋校舍和辦學方向上面臨諸多困難，主管單位更是幾經變更。在克服困難、排解障礙的過程中，不同身份和背景的科大教職工做出了種種努力，最終使得中國科大重新歸口中國科學院，保證了科大優勢學科的繼續發展。這段艱難曲折的歷史是中國科技大學的重要發展史，也是中國科技發展史上一個值得關注的片段。
撰文 | 丁兆君（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研究員）
陳崇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
丁毅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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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中國科技大學南遷合肥。方才落腳，安徽省即派出工、軍宣隊進駐學校，領導“一打三反” ①、清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其間造成了大批冤假錯案，校園內氣氛緊張，人人自危，幾個月內有 7 人自殺身亡。
1970年6月，中共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決定，由姜智敏（軍）任中國科技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李東林（工）、石佔金（軍）等任副主任。之後，在革委會領導下，學校又展開了整黨建黨、“批陳整風”運動。1971年，錢志道、武汝揚、楊秀清任革委會副主任。至1972年9月，劉達重新被任命為校黨委書記，並任革委會主任，姜智敏改任黨委第一書記。
京、皖兩地遙距千里，交通不便，科大與其母體——中國科學院及其各研究所之間的緊密聯繫自然割裂，“全院辦校，所繫結合”的辦學方針全然落空，大師雲集的盛況亦不復存在。同時，由於辦學條件簡陋，“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教育革命”目標在合肥也一時難以實現。當初讓科大人引以為自豪的創新、尖端的系科、專業 [1]，既不能與對口的研究所結合，也不能與科研、生產相結合。學校的未來發展何去何從，這成了一個當時困擾全校師生員工尤其是學校領導人的棘手問題。
圖1 關於劉達重任黨委書記的文件
在科大面臨的諸多困難、矛盾中，尤為突出的就是學校的歸口、體制與辦學方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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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校體制、歸口、專業調整等問題的請示報告》
1971年4月2日，經學校多次會議討論研究，幾易其稿，駐校工、軍宣隊與校革委會聯合向中央有關部門上報《關於我校歸口、體制、專業調整等問題的請示報告》[2]。《報告》指出，遷校安徽後，由於學校的領導關係與業務歸口尚未明確，以至學校的體制、面向、專業調整、教育革命經費和基建等問題都著落無處，亟待解決。《報告》認為，根據學校的專業設置及其面向情況，以中央某部門和安徽省對學校實行雙重領導為宜，業務上由中央某個部門主管，黨政由安徽省主管。
在專業設置和調整方面，《報告》提出瞭如下設想：激光、電子學、化學、應用與計算數學、氣象、低溫物理等專業，以原有相關專業為基礎繼續發展，大都要實行廠校掛鉤，建立相關試驗廠；近代力學系、近代物理系及放射化學、空間物理、地震、物理物理、遙測等專業,由於在安徽缺乏繼續發展的條件，可直接歸口相關部委或與其它單位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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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領導體制改為安徽省與三機部雙重領導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在會議通過並經毛澤東同意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3] 中，提出了所謂“兩個估計”，即：解放後十七年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多數教師和解放後培養的大批學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從這“兩個估計”出發，會議確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隊”長期領導學校；讓大多數知識分子到工農兵中接受再教育；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縮短大學學制，將多數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領導等等。
1971年9月22日，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六所高等院校的體制調整和領導關係問題的通知》，為加強國防軍工所需的技術人員的培養，決定將中國科技大學改為安徽省與第三機械工業部雙重領導，以安徽省領導為主。同時將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改為吉林省與五機部雙重領導，以吉林省為主。[4]
圖2 關於中國科大歸口三機部的文件
早在《通知》正式下發之前的8月19日，中國科技大學革委會就曾上報三機部，表示“全校教職工對我校多數專業歸口三機部都比較滿意” [5]，計劃落實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招生 500 名左右，希望三機部儘快派人來校，以落實解決教育革命中的一系列具體問題，如各專業的方向、培養目標、招生數量、掛鉤工廠、三結合教師隊伍、學生來源、校辦工廠的典型產品以及學校基地、校內體制等。
為銜接好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學、生產和科研所需物資的供應，11月4日，三機部發出通知 [6]，頒發中國科技大學訂貨代號。學校所需國家統配物資，由三機部華東地區物資供應管理站管理、供應，此後直接由學校和該站聯繫。在訂貨業務中，因三機部對外用“○一單位”代號，從而將學校的訂貨代號確定為“○一單位3909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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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辦學方向面臨困難
中國科技大學歸口三機部後，學校當時的37個專業中有17個和三機部不對口，其中近代物理系的4個專業和近代化學系的放射化學專業尤為突出。而三機部的有關領導明確表示，與三機部不對口的專業，部裡不能承擔其科研經費。不僅如此，在1971年底三機部分配給學校的招生計劃中，只有與其對口的18個專業的招生計劃。因此，學校歸口三機部後，與三機部不對口的專業如何處理？相關的科研人員如何安排？學校如何堅持原來的辦學方向？這些都是學校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同時，在合肥辦學遇到的師資、房屋、實驗設備等諸多困難動搖了多數科大教職工的信心，許多人產生了悲觀情緒。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發生後，有人對學校下遷的原因提出了質疑，認為下遷是林彪的一號命令造成的，現在林彪已經倒臺，學校可以搬回北京了。於是一些教職工強烈要求把科大搬回北京。
面對這些情況，學校黨委會、革委會經過討論後做出決定，不管有多少困難，一定要保持科大原來的辦學方向，繼續把學校辦好，決不能讓科大垮掉。為了爭取得到上級領導的支持，1972年1月11日，校革委會向省革委會和三機部遞交了《關於早日確定原子能專業業務歸口的請示報告》[7]，接著學校黨委又向國務院科教組彙報了科大所遇到的種種困難。
學校的彙報引起了國務院科教組的重視。1972年4月14日，關於中國科技大學辦學問題的座談會在國務院科教組三樓會議室召開。會議由科教領導小組成員遲群主持，參加座談會的有中國科技大學黨委書記姜智敏、黨委副書記武汝揚、革委會副主任錢志道，科教組大學組負責人薛玉珊，科學院領導小組副組長秦力生，二機部牛樹生，三機部政工組副組長、教育小組組長陳文海，安徽省教育局副局長邵遂東。在座談會上，科大領導重點談了學校保持理工綜合特點和專業完整的必要性，原有專業與三機部不對口的情況以及科大在合肥辦學面臨的困難。三機部領導陳文海就專業對口的情況作了解釋，秦力生也就科學院當時面臨的困難作了說明，指出科技大學再歸口科學院是不太合適的。[8] 這次會議形成了三點意見：第一、科技大學要辦下去；第二、繼續保持理工綜合的特點，關於學校體制、歸口和專業設置等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第三、學校搬回北京是不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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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重新歸口科學院
自上次座談會後，國務院科教組有意讓中國科技大學重新歸口科學院，因而委託科學院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討論了一次，意見不統一，歸口問題沒有實際進展。至1972年5月中旬，錢志道通過詢問科教組、科學院的領導，瞭解到了上述情況，並及時向學校作了彙報。此時，學校與三機部的關係因座談會的召開而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狀況。此前，三機部本已批准學校該年度的14000多平方米的基建任務，原擬定6月派設計人員來合肥進行整體規劃設計。但到了6月份，三機部告訴學校除6000平方米的宿舍繼續施工外，其餘工程暫停。學校的形勢更加複雜。
為儘快解決學校面臨的困難，校革委會於6月10日又分別向國務院科教組、安徽省、三機部報送了《關於中國科技大學的體制、歸口、專業方向的請示報告》，再次就專業、歸口問題作了彙報，懇請上級部門儘快解決。當日，校領導成員姜智敏、石佔金、武汝揚、徐文成還共同署名致信當時在北京的錢志道，信中就學校歸屬問題提出了他們的意見，認為：學校歸屬“要以科學院領導為主，兼三機部、二機部、七機部，所有專業歸口都能找到歸宿，但一定要肯定科學院領導為主這一點”。信中還提示：“這個意見在文字報告中不便提出，因為目前還隔著三機部這層關係，但可以將校黨委的意見在與科學院和科教組負責同志面談我校問題時提出，供他們參考。” [9]
7月13日，國務院科教組副組長王建中在科教組會議室就有關問題再次與學校領導姜智敏、武汝揚、錢志道舉行座談會，交換意見。王建中介紹了科教組解決中國科技大學辦學問題的協調情況和處理意見：科教組就中國科技大學的領導關係問題先與三機部和安徽省進行了溝通，三機部也認為科技大學不宜改變“理工結合、以理為主”的辦學方向；後科教組又與科學院談了兩次，但科學院不同意將科技大學重新歸口科學院，原因是科學院新技術局沒有了，不好對口管理；因此科技大學以後歸口國務院科教組，教學計劃、招生、辦校方向、任務、方針、基建等歸科教組管；學校基建問題和基本建設改由安徽省負責，基建經費由科教組下撥給安徽省。王建中強調：中國科技大學“在安徽辦，這是中央定的，商量不了，其他的問題可以從長商量。”在座談會上，科大黨委書記姜智敏代表學校發表了意見：“我們認為科技大學歸口科學院比較合適，在合肥辦學，房子不是最困難的問題，教員、設備、實驗室才是最重要的。”錢志道也提出了歸口科教組可能出現的新問題：“歸口科教組，經費器材問題很難辦，撥款到省裡，要打折扣，給不了東西。”王建中答應科教組會就科技大學的領導關係問題再向上級彙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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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安徽光機所合併的提議
1972年 7月22日晚20:00至23:30，在國務院科教組會客室，科教組組長劉西堯、副組長王建中、辦公室胡沙再次和科技大學領導姜智敏、武汝揚、錢志道會談。劉西堯首先提議科大和科學院安徽光機所結合，並暫定1972年的基建歸科學院管。接著他就科大的搬遷問題作了解釋，就原子能專業問題作了一些設想。他說，科大搬遷的原因有三：一、戰備的需要，與林彪的第一號命令無關；二、全國大學的佈局不合理，科技大學搬遷到合肥，可以平衡一下大學分佈，可以給安徽省增加技術力量；三、科大是科學院辦的，科學院現在有了很大變化，不一定要辦科大了。原子能等五個專業的對口問題可以再和相關單位商量。科大的三位領導向科教組表達了他們對學校前景的擔憂。錢志道首先說：“搬遷過程中調走了100多名教員，三機部前後不到半年又兩次調人，又走了50名教員，這樣學校有散攤的危險。”接著武汝揚發言：“我有顧慮，科大久而久之會垮在我們手裡，科大垮了很可惜，58年成立時有人反對，中央支持，62年廣州會議又有人提出取消科大，後來中央支持辦下去，現在看來科大更應辦下去。”最後姜智敏談了下遷對科大局面的影響：“科大全體教職工對下遷的認識非常混亂，影響穩定，……大局未定，人心不安，希望上級領導很快解決問題。”最後針對歸口問題，劉西堯主張“科大以後就歸安徽省領導，科教組規劃，不要提以誰為主。”姜智敏則再次表示擔憂：“科大若歸科教組管，省裡基建將不能保證”。劉西堯最後表示：“我們改變了三機部的領導關係就是為保證科大不改變性質，但下遷的大方向不變，困難要克服。” [11]
7月27日凌晨3:30，李德生在京西賓館第三會議室接見姜智敏，指出下遷不能說是林彪路線造成的。他認為和安徽光機所合併的意見很好，他表示支持。最後他指示：“要下定決心在安徽把科技大學辦好”。[12]
8月1日，國務院科教組召開了“關於中國科技大學專業歸口問題”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國務院科教組的王建中、胡沙、鄭曉思，科學院袁義谷，國防科委、二機部、三機部、四機部、七機部、燃化部、冶金部、地震局、安徽省等單位的領導。王建中首先在會上講話：“要按總理的指示精神把科大辦好，按理科為主的特點把學校辦好，專業按楊振寧的意見，專業不能太窄，否則束縛思路”。[13] 其後胡沙主持會議，各單位就專業設置問題談了意見，但會議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結果。
8月9日，國務院科教組在科學院召開科技大學同安徽光機所合併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科教組的胡沙、李兆漢，科學院二局局長黃正夏、副局長宋政，三局局長曲守慈，安徽省教育局副局長邵遂東，科大領導武汝揚、錢志道。會議一般性地介紹了各自的情況，交換了各自的意見，關於科大和安徽光機所合併後的一系列問題，如領導關係、經費、器材、科研任務等問題均未解決。[14] 後來安徽省委又專門開了兩次會議研究，科大也三次到光機所聯繫，但光機所的領導和群眾都不同意與科大合併。而且光機所本身也缺職工宿舍，即使合併也不能解決科大的困難，所以合併計劃最後無果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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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向國務院報告學校面臨的辦學困境
1972年12月，由於歸口、專業、體制等問題遲遲沒有解決，學校再次向國務院科教組遞交報告，請求把學校搬回北京或儘快幫助解決在合肥辦學的困難。報告從以下四個方面向中央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15]
一是師資力量不足。科大建校十幾年來師資力量雖有較大發展，但並未建立起獨立的教學隊伍。下遷後，依靠科學院研究人員的有利條件沒有了，所以各專業的主要課程的主講教師奇缺。隨同學校下遷的教師多是1963年以後畢業的年輕教師，缺乏教學實踐經驗，一下子要擔負起全部授課任務有很大困難。而且在學校下遷過程中師資隊伍流失嚴重，有一百多名教員由於種種原因而調走了，大大削弱了學校的師資力量。學校遷至合肥後，全校有610多名教職工夫婦分居兩地，其中一方在北京的就有320名。這些人多數是對方單位不容許其配偶調出。這些人的分居問題不解決，原本已經削弱的師資隊伍有進一步瓦解的危險。
二是實驗設備缺乏。“文革”以前，學校的主要實驗設備幾乎全部依靠科學院有關研究所，校內僅有基礎課實驗室，高年級學生均到科學院實習、做畢業論文。凡是需用大型實驗設備和高精尖儀器的實驗教學工作無不借助於科學院。下遷後，各專業失去了原先科學院提供的全部教學基地，這使得實驗教學工作面臨著嚴重的問題。如果在合肥重建實驗教學基地，像低溫、計算機、生物物理和高空大氣物理等專業的實驗設備，大約需要1000萬元的經費投資。而像原子能反應堆和力學風洞這樣的大型設施，在合肥是根本無法建起來的。因此許多專業因為無法解決教學實驗基地問題而面臨辦不下去的困境。
三是房屋短缺。科大原在北京的校舍有實用面積12.4萬平方米，而合肥師範學院的校舍只有8萬平方米。在北京的實驗室有實用面積12萬平方米，而合肥師範學院包括儀器倉庫在內只有2萬平方米，而且絕大部分用於堆放儀器，大概只有3千平方米的實驗面積。合肥師院的8萬平方米校舍，除去生活用房外，剩下的連堆放儀器都不夠。從北京搬來的儀器有三分之二無法開箱安裝使用，只能堆放在樓道里，甚至在露天廣場上，風吹雨打，損壞相當嚴重。而基建工作進展非常緩慢，1970年學校開始建設2千平方米的廠房，直到1972年底都未完工。
四是科大的辦學方向問題。科大在“文革”前科大為國家培養了7000多名畢業生，80％以上分配到國防科學研究單位。能取得這樣的成績，最重要的原因是科大和科學院的有機結合，學生到科學院實習，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到科大任課，科研和教學能緊密地結合起來，使國內外最新的科研成果及時反映到教學上來，保證了高水平的教學質量。離開了科學院這些有利條件，科大要堅持原來的辦學方向面臨著很大困難。再者，第三機械工業部是主管國家航空工業體系的領導單位,所屬單位以工為主，學校歸口三機部，必然造成學校的辦學方向向工科方向轉移，這樣勢必要偏離了科大原來的辦學方向。
報告還就一年來各方面為解決學校歸口、體制、辦學方向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結果作了說明，最後懇請“中央採取緊急措施，把科大遷回北京，或者協同學校解決各項實際困難，按原來辦學方針在合肥辦下去”。
與此同時，劉達、武汝揚、錢志道還聯名寫信給周恩來總理反映這一問題，請求中央考慮科大的辦學地點和體制問題。他們認為“科大遷回北京，仍由科學院領導，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則”，因為“北京校舍基本空閒，稍事修繕，所費不多，不過一年即可使學校正常工作”。如果確有困難，不能遷回北京，請求有關領導部門協助學校擬訂克服當前困難的計劃，使科大能按原方針辦下去。[16]
雖然學校領導擔憂學校的前景，但他們並沒有消沉，一方面他們積極請求上級幫助解決困難，另一方面他們也自己在為科大能在合肥辦好作出種種努力。該年度7月份，學校經過研究，決定抽調一部分歷屆畢業生回校以補充師資，解決師資短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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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歸口問題而繼續奔波
1973年初，學校仍然把工作重點放在解決歸口、體制、辦學方向這些問題上。
1973年2月1日，劉達主持召開黨委常委擴大會議。鑑於本年度學校基建經費尚未落實，會議決定請石佔金去北京會同楊秀清找有關部門聯繫，以儘快解決該年度基建指標問題。
2月16日，石訓、何作濤、錢逸泰、尹之橋等代替石佔金到達北京，專門向國務院科教組請示彙報當時的經費狀況和1973年基建計劃問題。2月17日下午18:00，錢逸泰從科教組招待所給學校打電話，彙報工作進展。電話裡傳達了科教組劉凱豐的意見：“先解決領導關係，不再對口中央部門，不再提雙重領導，由省裡領導，科教組幫助解決具體困難”。2月18日上午，武汝揚和姜智敏、省教育局的楊楓討論了劉凱豐的意見。武汝揚在電話裡告訴錢逸泰：“關於科大的領導關係，省裡已給國務院有報告，提出要中央某個部門歸口，由科教組或科學院歸口。省裡工作會議時宋佩章對劉達說，沒有中央部委的歸口，有些問題省裡搞不了。我和劉達的意見，不同意不再歸口中央某個部門的意見。歸口問題一時解決不了，先撥基建費、經費。”2月19日上午，錢逸泰找到劉凱豐，彙報了學校的意見。劉凱豐表示，科教組不瞭解省裡給國務院的報告，科教組和科學院就科大的歸口問題有過溝通。對於科大的領導關係等問題，他提出具體的意見是：“一、科大依然面向全國，保持原來的辦校宗旨，理工綜合、以理為主，偏理，專業可作適當調整，條件不成熟的緩上。二、由雙重領導改為歸省裡領導。三、專業設備、師資培養、學生分配、經費、行政管理，科教組都管，科學院的人員可以到學校上課，幾個月，一年都可以。四、地方不能解決的問題，科教組解決，需要科教組幫助解決的，幫助解決。大前提定下來，經費可先撥下來，可先向省裡借，爭取二月底解決問題。”劉凱豐表示，他將盡力督促科教組儘快把基建費和經費撥下來，提議石訓再找劉西堯彙報一下科大當前的情況。錢逸泰打電話向學校彙報了有關情況。[17] 2月21日夜，何作濤從北京打電話告訴劉達，學校領導關係已按劉凱豐的意見定了，科教組同意先撥165萬基建經費。劉達指示，體制問題要堅持對口科學院或科教組，再對宿舍樓、書庫、鍋爐房三項工程的基建經費做些努力。
2月26日，學校收到石佔金、楊秀清給姜智敏、劉達、武汝揚的信。信中彙報了在京諸人的努力結果。基建問題，科教組內定的165萬基建經費已批准，但必須等待計委下達指標，宿舍樓、書庫、鍋爐房三項工程的經費希望不大。在此情況下，石、楊建議在8500平方米化學樓經費（85萬）中拿出40萬建三幢宿舍樓，化學樓1973年投資40萬，1974年投資40萬。關於工程設計問題，經科教組同國家設計院聯繫推薦，在京同志已和上海華東化工設計院取得聯繫。日常經費問題，在京同志已與三機部婁副主任談妥，三機部同意每月借撥18萬元，不足的再向省教育局借支（每月7、8萬當無問題），但需有實際開支項目。關於科學院研究人員繼續兼任學校教師問題，信中說劉凱豐已同武衡談過，武已點頭同意。石、楊他們正努力請科教組給科學院發一公函，以便具體落實。關於體制問題，石、楊的信中說：“這是我們這次來京遇到的新問題，我們已就科教組關於把科技大學交安徽省不再歸口中央某一部委的意見，反覆提出建議，看來科教組有重新考慮的意向，尚需省、校繼續努力。我們準備向王建中、武衡反映科大教職工強烈要求業務歸口科教組或科學院的意見。” [18]
2月27日上午，武汝揚到省委彙報工作，省委要求石佔金回來後再向省裡作詳細彙報，並建議石、楊兩人不要急著回校，要找劉西堯幫助解決問題。2月28日上午，武汝揚與姜智敏就石、楊的來信交換意見。他們對體制、基建、經費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提出瞭解決意見。下午15:30，武汝揚找到省教育局的楊楓，楊答應打長途電話向國務院科教組反映科大的幾個重要問題，並要教育局派到北京向科教組彙報經費問題的金輝協助石、楊找秦學敏，請秦幫助找科教組解決問題。當晚22:30，武汝揚給錢逸泰打電話，要求石、楊不要急於回來，一方面找科教組繼續做工作，一方面等學校電話。3月2日下午，武汝揚將三次電話和一封信的情況向省委常委宋佩章、李化之、楊效椿、潘啟琦作了詳細彙報。[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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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歸口中國科學院
1973年3月19日，國務院科教組向國務院、中央軍委就科技大學的問題呈交了《關於改變中國科技大學領導關係的請示》報告。當月，經國務院批准，同意改變中國科技大學的領導關係。[20] 國務院科教組向安徽省革命委員會、中國科學院、三機部、財政部下達《關於改變中國科技大學關係的通知》的文件。文件的主要內容是：“一、中國科技大學仍在合肥建校。鑑於該校與科學院的歷史關係，專業又比較對口，現改為安徽省和科學院雙重領導，以安徽省為主。二、科技大學在建校期間，由中國科學院會同國務院科教組與安徽省共同搞好建校規劃、專業的設置和調整，安排年度基建投資、經費、科研計劃和部分儀器設備的供應。三、該校某些與科學院關係不密切的專業，由國務院科教組協助科學院分別安排和有關部委掛鉤。由有關部委負責提出其對口專業的培養目標、專業方向和招生、分配計劃的建議數，提供教師進修和學生實習基地，提供有關科技情報和幫助解決某些專用設備，安排參加有關專業會議。四、與科學院對口的專業，科學院除擔負上述對口部委的工作外，還要儘可能抽調一些科研人員到校任教或組織有關科研人員到學校短期講學和代培專業課師資。” [21]
4月份，三機部和科學院就學校的基建投資、經費和中央主管的物資等問題進行協調，完成了最後的交接工作。
5月7日，科學院下達《關於中國科技大學供應關係改由中國科學院歸口的通知》。內容如下：“經與有關部門商定，你校的基建投資、經費、中央主管分配的物資，從1973年1月1日起由中國科學院歸口安排。一、1972年財務決算，由三機部審查彙總上報，並由三機部轉中國科學院一份，作為交接的依據。二、1972年三機部已撥科研費的結餘款，不再收回，作為學校未完成科研項目開支，原撥經費之不足款，三機部不再另付。三、1973一季度三機部代撥經費54萬，由中國科學院撥給中國科技大學，歸還三機部。” [22] 至此，中國科技大學在離開科學院的領導將近兩年後，重新回到科學院的懷抱。
圖3 關於中國科大重新歸口中國科學院的文件
至1975年9月，國務院決定中國科大由以安徽省領導為主改為以中國科學院領導為主。
結 語
早於離京之前，中國科大就已“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南遷合肥之初，學校更是瀕臨滅亡。[23] 紮根安徽之後，中國科大人通過諸般努力，衝破了限制學校發展的多種障礙，克服了重重困難，尤其是排解了歸口、體制與辦學方向的難題，最終得以使學校重歸中國科學院。這為中國科大後來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歸口於任何工業部門的大學，其專業方向設置都無疑地會帶有該部門、領域的傾向性。原先在“全院辦校、所繫結合”方針下辦學的中國科大的諾多前沿、尖端的學科、專業必然會遭到削減。只有重新歸口中國科學院，才能保證中國科大原來的優勢學科繼續得到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為學校命運而努力爭取的科大人並非都是後來得到廣泛讚譽與傳頌的著名學者與黨政領導。作為歷史上“非主流”的科大人，曾一度掌權的軍、工宣隊人員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來自軍隊的姜智敏、石佔金，來自工廠的徐文成就是其中的代表。無論師生，無論出身，困難時期的科大人為改變學校命運，為獲得長遠發展，各自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中國科大的歸口、體制與辦學方向的變遷，不僅對於本校而言是一段重要歷史，對於中國的科教發展史而言，也是值得關注的一個片斷。
本文原載於《教育史研究》2017年第3輯，內容有刪改。
註釋
【注1】即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和反對鋪張浪費，重點是打擊現行反革命。
[1] 丁兆君，丁毅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創辦背景與動因淺析[J].教育史研究，2010，(1):1-9,49.
[2] 關於我校歸口、體制、專業調整等問題的請示報告:1971-4-2[B].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檔案館(本文引用檔案全來自於該館，以下略去，只記檔號)(1971-WS-Y-25-2).
[3] 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478.
[4] 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六所高等院校的體制調整和領導關係問題的通知:1971-9-22[B].1971-WS-Y-16-1.
[5] 中國科大革委會.關於傳達貫徹“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的意見的報告:1971-8-19[B].1971-WS-C-1-3.
[6] 第三機械工業部.關於頒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訂貸代號的通知:1971-11-4[B].1971-WS-Y-29-1.
[7] 中國科大校革委會.關於早日確定原子能專業業務歸口的請示報告:1972-1-11[B].1972-WS-Y-38-2.
[8] 國務院科教組關於中國科技大學問題座談會(記錄整理):1972-4-14[B].1972-WS-Y-8-1.
[9] 中國科大校革委會.關於中國科技大學的體制、歸口、專業方向的請示報告:1972-6-10[B].1972-WS-Y-38-1.
[10] 科教組王建中同志同科技大學領導同志談話記錄:1972-7-13[B].1972-WS-Y-8-2.
[11] 科教組劉西堯同志同科技大學領導同志談話記錄:1972-7-22[B].1972-WS-Y-8-3.
[12] 李德生同志接見時的談話要點:1972-7-29[B].1972-WS-Y-8-5.
[13] 科教組召開中國科技大學專業對口問題會議記錄:1972-8-1[B].1972-WS-Y-38-3.
[14] 科教組在科學院召開關於中國科技大學同安光合並問題的會議記錄:1972-8-9[B].1972-WS-Y-8-4.
[15] 關於向國務院科教組反映科大困難的報告[B].1972-WS-Y-10-1.
[16] 劉達、武汝揚、錢志道關於科大辦學地點和體制問題致周恩來總理的信[B].1972-WS-Y-10-2.
[17] 電話記錄[B].1973-WS-Y-5-7.
[18] 石佔金、楊秀清關於學校問題給姜、劉、武諸同志的信:1973-2-26[B].1973-WS-Y-5-5.
[19] 與四機部教育局張群力同志座談記錄[B].1973-WS-Y-5-6.
[20] 關於改變中國科技大學領導關係的請示:1973-3-19[B].1973-WS-Y-5-3.
[21] 關於改變中國科技大學領導關係的通知:1973-3-30[B].1973-WS-Y-5-9.
[22] 關於中國科技大學供應關係改由中國科學院歸口的通知:1973-5-7[B].1973-WS-Y-5-1.
[23] 丁兆君，柯資能.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南遷合肥的背景與動因淺析[J].科學文化評論，2015，12(1):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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