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韶
同治三年（1864），湘軍攻陷了天京城，不久後逃出城的幼天王在江西被抓獲，凌遲處死。這標誌著十四年的太平天國起義終於被平定，清廷論功行賞，眾多將士加官進爵。除此之外，被曾國藩等湘軍將帥視為一項浩蕩皇恩的事是：免掉了湘軍將歷年軍費造冊向戶部報銷。
這讓曾國藩及眾多將領心頭一塊大石頭落地了，曾就此事在給多年的糧臺總管（後勤部長）李瀚章的信中說：
各路軍營免辦報銷，近日皇恩浩蕩，此旨尤為出人意表........聞此恩旨，直如罪人遇赦，大病初癒，感激涕零。
照理說，無論古今中外，花公家的錢，最後應該分明細造冊報銷，否則就是一筆糊塗賬，花錢的人靡費公帑而無人追究，必然造成貪汙和浪費。清廷也是這樣想的，從乾隆朝開始，就有一套正規的軍需報銷制度。不論多大的戰事，各項花費，最後需要呈整個帝國財政總機關戶部一一核查，然後堂官簽字，皇帝批准。名曰奏銷。堂官多是科舉上來的，未必會仔細看賬本，而且尚書、侍郎經常換，皇帝更是隻負責圈閱，具體工作由戶部眾多書吏負責。
然而，弊端很快出現，這項本屬正常的會計制度在清帝國那種政治制度下走歪了，變樣了。因為需要造冊向戶部報銷，而一項戰事花錢時間長、項目多，戰局又瞬息萬變，當時各軍隊也沒有配備專業會計人才。賬目的一收一支，很難針孔相符。這樣，戶部的書吏就有辦法了，他們很容易找到茬子，刁難來報銷的人。如果找出沒有依據的支出——累計起來是大數目，那麼經手人必須賠付，甚至受到更嚴厲的處罰。一人賠不了的，參加那場戰爭的將領要分攤，有些人在世時都賠付不完，父債子還，索及子孫。需要賠付的人家財耗盡還不夠的話，由用兵的省分州縣攤派，往往一件報銷十數年，所欠的錢才能歸補戶部。
這當然太嚴苛了。於是報銷人和核查賬目的戶部胥吏合謀，找到了一個辦法，出一筆“部費”給戶部的書吏，書吏不但不深究賬目，而且幫其把賬做平。做假賬，當然是門技術活。部費的多少，可以商議，“每百幾釐幾毫”，即事先雙方約定每百兩銀子拿出幾釐幾毫做部分，也就是說約定一個回扣比例，“一釐”，就是報銷一百兩收一兩，1/100的比例，“一毫”，就是一百兩給零點一兩。部費比例視報銷的總數和辦事人與戶部書吏的交情而定，可以討價還價。一場大仗打下了，花錢如流水，總額往往是天文數字，書吏所賺的部費亦是一筆鉅款。當然，這筆錢也應該不是辦事人獨吞，會拿出一些來孝敬上司。
陋習久而成規，到了後來，被軍中將領視為固然，萬口同聲，毫不隱瞞。張集馨在《道鹹宦海見聞錄》中稱：“軍需款目，至一千數百萬之外，部費即須十餘萬。”
因為有“部費”這一“保險項目”，花錢的將帥就更加肆無忌憚了。吳慶坻《蕉廊脞錄》中言：
每遇征伐，帥臣兵餉兼操，內而戶部，外而藩司，支數可稽，用數無考，而軍中大小將吏得以多立名目，肆為侵冒，皆恃部費為護符，貪狡成風，真堪痛恨！
平定洪楊之役，歷十四年，牽涉到十數省，這場戰爭要向戶部奏銷的話，那真是大清開國以來最大的一次發財機會。據《蕉廊脞錄》記載：
當癸亥、甲子（注：即同治二年、三年）之交，江南官軍嚴圍複合，百道環攻，收復之機端倪可睹。戶部書吏知復城之不遠也，報銷之難緩也，約同兵、工兩部蠹吏，密遣親信分赴發逆被擾各省城，潛與各該省佐雜微員中狙詐狡黠、向與部書串通又能為管庫大吏關說者，商議報銷部費，某省每百幾釐幾毫，粗有成約，一面遣派工寫算之清書，攜帶冊式，就地坐辦。蓋各省藩、糧、鹽、關四庫款目，及捐輸、厘金等項，存庫舊籍，報部清冊，其名目省各不同，不得不就地查核，以求符合。
戶部的書吏很有前瞻眼光，估計大仗已是尾聲，便約好兵部、工部的哥們商量——畢竟牽扯到兵部用兵，工部分管一些戰時工程，錢不能一家吃——派人去和太平軍打過仗的省份，與省裡的胥吏勾搭上。他們已經做好了收部費的預案。
可這場戰爭非同以往，不但歷時長，席捲地區廣，且清廷的兵源、餉源很複雜，有綠營軍，但主力是團練出身的湘勇、淮勇；軍餉來源有各省藩庫的協餉，更有湘淮軍設釐卡自己收取的。這筆賬要搞清楚，恐怕要花十幾年，和洪楊之役的時間差不多。
這一點戶部的堂官、司官都看到了。知道如果按照慣例報銷，不但得罪了湘淮軍集團，太后和皇帝未必領情，得利的只是書吏集團。當時的戶部郎中王文韶（字夔石）即將升任湖北安襄鄖荊道。當時兩湖、兩江都是湘淮軍的勢力範圍，他即將在湘淮系大佬手下做官。大約賣個人情是原因之一，他離開戶部前向尚書倭仁建議，上奏皇帝，洪楊之役免報銷。這事得保密呀，戶部到處是書吏。於是王文韶關起門擬稿，修改、謄寫、用印各司其人，一條龍辦完，然後堂官隨恭親王詣宮門遞摺子，不給部吏一點補救的機會。這份以戶部尚書倭仁領銜的奏摺曰：
軍需報銷向來必以例為斷，然其間制變因時，亦有未能悉遵之處。各省軍需歷年已久，承辦既非一人，轉戰動經數省，則例所載徵調，但指兵丁，而此次成功半資勇力，兵與勇本不相同，例與案遂致歧出。在部臣引例核案，往返駁查，不過求其造報如例，而各處書吏藉此需索，糧臺委員藉以招搖，費無所出，則浮銷苛斂等弊由此而起。請將同治三年六月以前未經報銷各案，開具簡明清單奏明存案，並請飭禁勸捐歸補名目。
此摺太后和皇上照準，上諭中說，“若責令照例辦理，不獨虛糜帑項，徒為委員書吏開需索之門，而且支應稍有不符，於例即難核准，不得不著落賠償。將帥宣力行間，甫邀恩錫，旋迫追呼，甚非國家厚待勳臣之意。”“分年分起開具簡明清單，奏明存案，免其造冊報銷。”也就是由各部隊自己搞個簡明的清單給朝廷備案即可。
這一恩旨下來後，“各部書吏聞而大駭，有相向泣者。”太后和皇帝在這道上諭中強調：“此係朝廷破格恩施，各路統兵大臣、各省督撫具有天良，務須督飭糧臺委員核實開報，不得因有此旨，任意影射浮冒。”也就是說，這是特事特辦，下不為例，日後還得奏銷，部費也還得收。
同治七年，李鴻章任湖廣總督時，有一筆3000萬兩的軍費需要報銷，讓還在湖北做道臺的王文韶找戶部相熟的書吏探尋部費要多少，回話說要一釐三毫，即3000萬兩左右需要繳納40萬兩左右。真是獅子大開口。估計是戶部書吏想補償一下同治三年免奏銷帶給他們的損失。書吏不給戶部老司官王文韶的面子，大概是因為他們痛恨王文韶是那次免奏銷的首倡者。李鴻章後來央求自己的老師、兩江總督曾國藩出面，找到江寧布政使李宗羲出面託人斡旋，部費才降到了白銀8萬兩。
從恩准免奏銷的聖旨中“徒為委員書吏開需索之門”之語可看出，最高層對書吏收取部費的事心知肚明。這其實是當時清廷政治構架必然產生的弊政。戶部堂官、司官數量少，而且不是專業人才，核查賬目這樣的財會專業工作幾乎都由書吏來承擔。可書吏沒有薪水，他們靠什麼生活？當然只能靠山吃山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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