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宋朝，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便是軍事上的孱弱，自打建國開始就相繼被遼、西夏、金、蒙古欺負。兩度亡國，要不是宋徽宗僅存的兒子趙構逃到了南方，建立起流亡的南宋政權。大宋王朝早就消失在歷史的浪潮當中。
雖然兩宋軍事孱弱，並且沒有建立起一個真正的大一統的中央王朝（傳統的燕雲十六州未被收復）。但是這並不影響兩宋在另一個領域的偉大，在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統治過程當中，要論經濟繁榮程度，沒有任何一個時期比得上兩宋。
宋朝繁榮的經濟主要體現在它的發達的商品經濟、繁榮的市鎮、人均GDP以及超過其他時代的市民階層。
兩宋擁有如此發達的商品經濟首先要歸功於坊市合一的新式城市的出現。兩宋時期在唐朝“坊市制”的基礎上，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創造出了商店與作坊臨街而立這樣坊市合體的新式城市。首都開封城更是呈現出“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以萬數”的盛況。這樣坊市合一的新式城市一步一步地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在《清明上河圖》跟一些兩宋典籍裡面不難發現宋朝人對商品的需求無論是種類上還是數量上都比前朝有了跨越式的增長。酒肆茶樓、梨園青樓四處林立，絲綢、茶葉、書籍等奢侈品消費需求旺盛。發達的商品經濟也推動了古代休閒文化產業的發展，現代意義上的“服務業”在兩宋時期發揮到了極致。青樓裡紅粉們的鶯歌曼舞，酒肆中騷客們的文采風流無不是兩宋時期休閒文化產業發展的體現。
貨幣供給是反映一個國家流通領域商品價值量的重要指標，在北宋中期以後平均每年的鑄幣量就要超過唐朝幾十年鑄幣量的總和。可以想象當時以交換為目的，輸入到流通領域的商品數量是何等的驚人。
繁榮的市鎮，是兩宋繁榮經濟的產物。到了北宋熙寧年間全國有市鎮近2 000個，不同於以往朝代，這2000多個市鎮不再是僅僅政治中心的職能，更多的是發揮商業中心的職能。在這些繁榮的市鎮裡面，最出名的莫過於北宋的都城開封。繁榮的開封府，在鼎盛時期人口達 150多萬是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一城。北宋時期的孟元老就在《東京夢華錄》用“市井最盛”、“不可駐足”等詞來形容東京的城市景象。
在繁榮的經濟背後是遙遙領先的人均GDP在做支撐。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森採用購買力平價法，以1990年1美元的購買力為基數，將上千年來，歐洲與中國的人均 GDP，一律折算成 1990 年的美元，從而描繪出經濟發展史的軌跡。根據他的計算，宋朝建立之初人均GDP為450美元，到了宋朝末年為人均GDP為600美元，而同一時期的歐洲人均GDP才422美元。
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程度的國民生產總值，噹噹一個北宋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有“康乾盛世”的兩倍之多（要知道整個北宋166年只比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過多了34年）。後世評價北宋都城汴梁“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集市“通宵買賣，交曉不絕”。就連英國著名漢學家李約瑟博士都感嘆道：“談到 11 世紀，我們猶如來到最偉大的時期”。
當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產生市民階層，在封建王朝的其他時期，因為“重農抑商”導致中國的市民階層一直沒發展起來。但是兩宋就恰恰相反，因為商業流動性大，導致市民階層激增，宋太宗為了解決市民階層戶籍混亂問題曾多次下詔整理戶籍，卻因為數量太大而統計緩慢。到了北宋崇寧時東京開封約有 13 萬多戶，總人口當在 150萬左右。全國範圍的市民階層人數更多，按照統計，當時全國大約共有坊郭戶 98 萬戶，人口約500 萬之眾。現在學者詹子慶在其編撰的《中國古代史參考資料》提出了宋朝是中國社會市民階級正式產生的年代的觀點，並且指出了大批的手工業者、商人、小業主構成了宋朝的中產階級。
繁榮的經濟是兩宋的驕傲，但這並不能掩蓋他孱弱的軍事實力的事實。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這繁榮的經濟最終都變成了侵略者的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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