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政治制度隨著朝代的更迭到了清代已經高度成熟和完備。
之所以稱之為完備，一方面是因為它越來越能更好地服務於統治階級，通過制度與機構表達出統治階級的意志；另一方面是因為由於清代採用與現代相近的行省制度，這一套建立在行省制度之上的機構和機制，演化出了一系列與近代人事關係相似的規律制度。
這個完備的標誌就是軍機處的出現和運行。
提起軍機處我們都不陌生，它起源於雍正朝，早期是一個協助皇帝處理西北軍務的非正式臨時組織，由少數皇帝極為親信的滿漢大臣充當其間，直到乾隆登基後的第三年，才正式整合並命名為軍機處。
但不一樣的是，這些少數皇帝極為親信的滿漢大臣作為軍機大臣不再是事無鉅細的辦事人員，由於改組成立的軍機處是一個幫助皇帝處理政務而不僅僅再限定於軍務的正式機構，人員和組織規模得到了極大的擴充，因此在每個軍機大臣之下出現了把軍機大臣無暇顧及的細事要繼續執行下去的辦事人員。
這個辦事人員在滿語裡叫做軍機章京，我們可以理解為軍機大臣的秘書。
如果我們以為一個辦事的軍機章京僅僅是官場裡的一個辦事人員，那就太小看這個秘書角色了。
由於軍機章京撰擬諭旨，因此他們經常能接觸皇帝，這就使得他們在京城官僚圈內享有盛譽。雖然品級並不高，但是由於他們是帝國權力中樞的機要掌握者，因此在待遇上自然較同級或者更高的京官有所不同。
像軍機大臣一樣，軍機章京承命出京時，可承驛驅馳。乾隆中期，他們獲准身著貂褂，頭戴大紅帽，這是種奢華特權。不論走到哪裡，他們都能被認出是皇帝高級樞密班子的辦事人員。
對於有著勃勃雄心的司員來說，軍機章京這種秘書工作為他們提供了有價值的職場培訓，從而為未來的仕途發展打下了經驗基礎和履歷積累。
乾隆二十五年（1760），身為軍機章京已有三年且剛通過了鄉試、會試的畢沅，竟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令餘生受益無窮。參加最後殿試的頭一天晚上，他無急事可做，就瀏覽一份剛從皇帝那裡發下的關於新疆採取何等政策的奏摺。
但誰曾想到，轉天皇帝就在考試中出了這樣的題目。乾隆對於畢沅對形勢的把握印象極其深刻，毫不猶豫地將這位章京的名次從第四改為狀元。同科考的另一位軍機章京位居榜眼。因成績斐然，兩人立刻升入翰林院。
可以說，接觸重要文件的優勢賦予了軍機章京能夠第一時間瞭解當下的時政熱點、政策背景知識及見解，這是軍機處之外的科考同人沒有機會了解的。
軍機章京職位一個重要的特點是，表現良好就有可能以此為跳板，出任地方或在京的美缺，前程似錦。
例如剛才說到的畢沅後來長期封為地方大員，數次出任巡撫，一度擔任總督。那位高中榜眼的軍機章京後來出任知府。
軍機處的檔案中到處是奏請賞賜軍機章京和題升美缺的奏議。通過提升以前的軍機章京，軍機處將自己的人置於各要缺，在整個帝國內有著廣泛的聯繫，從而形成一張師出同門的可靠關係網。因此軍機處的章京們都期盼能有個好前程。
與現在的行政幹部升遷相似，很難說軍機章京必須供職多少年才可以升職。通常軍機大臣每三年考核軍機章京，並保舉其中最有才幹者。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在軍機處待滿三年是一條定製。一些人供職了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又有些人供職的時間很短，就被派往外省擔任要職，後來又回到京城當官。
誰能借此高升那就完全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
另一相似的地方是，軍機章京瞭解重要政策的背景事實，而軍機大臣只是對於來自下面的建議和草稿加蓋自己的印章原封不動地同意並上呈而已。
這是不是“科員政治”呢？的確相似。
在一些曾擔任軍機章京者的回憶中我們可以看到章京對於整個軍機處事業所起的重要作用。雖然他們的管理者軍機大臣高高在上，但軍機章京是軍機處和各部院撰擬諭旨等的關鍵性完成者，這在早先的朝代都是大臣們的工作。
這其中也體現了一個影響至今的政治原理：
軍機大臣為避專擅之名，於是放手屬員撰擬諭旨並承擔其他重要工作。嘉慶的一道上諭就表明了軍機章京決定寫什麼內容，接下來讓軍機大臣同意了事。
反過來，軍機大臣與他們的章京秘書關係密切，監管這些人工作，每天也都與他們討論問題。但是一旦是章京做完了調查和報告，是軍機大臣而不是軍機章京每天與皇帝討論政策並提交議覆奏摺。
軍機章京這些秘書雖然起著重要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作用。皇帝之下的大多數處置權不是在軍機章京而是在軍機大臣手中。
章京給予了軍機大臣工作最根本的支持，從而換取仕途上的發達。軍機大臣依靠這些秘書的賣力來服侍好皇上。
令人驚訝的是，軍機大臣是皇帝的秘書，而軍機章京又是軍機大臣的秘書。可見，人往高處走，都得先從一名優秀的秘書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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