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火柴工业，不得不提及一个人，他曾被人看作是“庞氏骗局的巅峰演绎者”，也被人尊称为“当之无愧的金融市场之父”，他就是瑞典的——“伊瓦·克鲁格”（Ivar Kreuger）。1913年33岁的他从接手父亲留给他的一家小型火柴厂起步，至1917年，组成瑞典火柴公司，已经一统瑞典国内的火柴生产，并开始向全世界扩展其火柴事业。他陆续给30多个国家贷款，在帮助欧洲各国实现战后重建任务的同时，以取得这些国家的火柴专卖权。随着火柴业务的不断扩张，伊瓦的瑞典火柴公司的下属分支机构遍及世界上35个国家，拥有150多家火柴制造企业，雇佣了大约6万多名工人。在其扩张的鼎盛时期，世界上每10根点燃的火柴中就有9根是他们生产的。此说法虽有些夸大成分，然而当时全世界有三分之一人口在使用瑞典火柴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生产的火柴，却是不争的事实。
世界火柴大王——伊瓦·克鲁格（IvarKreuger）1880—1932
“克鲁格与托尔公司”股票
1925年瑞典火柴业开始大规模侵入我国。首先是将其本国所制火柴，大批运入我国进行贬价销售。江苏火柴同业联合会在致政府呈文中言及：“···何为外患，瑞典商运输辘轮、玫瑰树、大风等牌火柴进口，深入内地跌价竞卖，其所跌之价，竟低于成本二十五元，若与该国境内所售之价比较，则贬价且至三十余元，各厂受兹打击因而停闭者日有。”其倾销火柴比之国内火柴大多精良，然而其售价往往比之国内的二等火柴价格还便宜。
民国八年瑞典输入中国的火柴，价值银价2960两，据1933年的统计，到输入火柴顶峰时期民国十九年（1930年），进口火柴达8508194罗，合170164箱，值银3664061两。此为1933年的上海报纸“论吾国火柴业目前之救济”上所载数据。据昭和十七年版《支那工业综述》记载，1930年外国火柴输入为170661箱。另据“1927—1937年间中国火柴工业发展研究”一文所载，民国十九年瑞典火柴进口量为179164箱，与国产火柴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河北七省所比占48.07%。其中27、28、29年数据吻合，独1930年数据有所差异，不知何因，但不难看出，瑞典火柴工业的入侵之猖獗，其必致我民族火柴工业于绝境的用心。
此时的进口火柴，基本都来自于瑞典。一方面因“五四运动”爆发，民众反日情绪高涨，包括火柴在内的日本商品输华遭到有力的抵制。另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瑞典取代日本在华倾销火柴，成为对华商火柴业威胁最大的国家。瑞典利用1923年关东大地震，日本工业面临极大困难之际，收买了日本的“东洋”和“日本”两家火柴公司，并与铃木、小林等20余家火柴厂联合成立大同磷寸株式会社，取得了对日本国内火柴业的控制。自此我国自产之火柴销路乃备受损失，华南、华中、华北、东北等地。无不深受其害。
东北火柴最早者，当数1907年设立的吉林日清燐寸社，开办之初名义上是中日合办，然而实际上中商出资只占小额，营业权掌握日商手里。彼时我国同胞对于实业因不注意，后归于日商完全所有，继而佐藤精一又于1914年开设吉林燐寸社。至一战结束，我国侨商见实业不振，权利外溢，始愤然回国创办东北火柴事业，不数年间已开设十余工厂，开始了与日商的竞争。当时的东北使用之火柴，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我民族企业所生产，二是日清、吉林两燐寸社出品，三是来自日商在华北地区开设的燐寸社运销。至1921、1922两年竞争最为激烈，以致双方元气都有相当损失。于是至1923年间，双方彼此妥协求和，开始组织火柴同业联合会，规定生产比例，划分销货区域，订立销售公约，使得东北地区的火柴市场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
随着瑞典火柴侵入东北，这种暂时的宁静被打破，原主要日本火柴在东北的销路，遂为瑞典火柴所夺。起初瑞典火柴将东北最大的日清燐寸会社的股票暗中收买过半，至1926年终，复将其全部收买成功。
继而又拟以高价收买我国人之火柴厂以资垄断，所幸多年以来国人历受外人打击，明于大势不肯丧失主权，无论出价多寡绝不卖让。适逢1927这一年吉林增昌公司（约1924年前后设立）客年合作到期，原订合同结束投标出让，出让书中标明外人无投标收买权。没想瑞典火柴派在东北的代表波澜恩，见此有机可乘，便用金钱买通迟适夫等华人代为标买增昌公司。终了有幸为火柴业同人识破，呈请吉林省主席通令取消该投标资格。后于1928年4月26日由商会及实业各机关解决，归于孙文周及孙子俊等出资接办。此事乃籍众人之力才得以维护国权，故更名为“众志火柴公司”，盖取众志成城之意。
因而到了1927年年底，惠临火柴公司联合吉林长春、黑龙江齐齐哈尔、辽宁大连等地的中日火柴厂，筹谋成立“东北火柴联合会”，并呈请奉天实业厅批准里立案，与入侵的瑞典火柴势力进行对抗。加入的中日厂商有：吉林金华、众志、泰丰、营口三明、生生、关东、辽宁惠临、安东丹华（前七厂后加入1929年末成立的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安东丹华作为河北丹华的分厂加入）、长恒、振兴、鲁昌（此三厂当时情况不详）、以及日商长春工场、宝山工场（为1927年被瑞典股东排挤出日清、吉林燐寸社的前田、佐藤两人在沈阳所开设）。东北火柴联合会成立伊始，仅吉林阿什河地区正在筹建中的明远火柴公司（之后才加入联合会）与大连燐寸社未加入。
此时的大连燐寸社，应当正为瑞典所收买控制中。之前收购增昌无果的波澜恩见利诱不成心有不甘，便将之后为之控制的大连燐寸社生产得宝牌火柴，在奉天营口一带低价倾销扰乱市场行情。加之已经为其所控制的日清、吉林两厂，全力倾销来福、招财、得宝这三个牌号，使得东北地区的中日火柴厂商受损严重。
1930年12月18日，东北火柴专卖条例实施，从制造、行销、进口、税收、设厂、转让、原料等方面实行严格控制，限制瑞典火柴资本继续在东北地区无限扩张。该条例实行不到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武力侵占东三省，东北遂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
1932年3月12日凌晨，51岁的世界火柴大王伊瓦·克鲁格在巴黎寓所开枪自杀，随之瑞典国际火柴公司宣告破产。此时日本火柴商人，欲乘此机会，极力挽回在华之火柴销路。日本外务省令日本驻华各机关，着手调查我国火柴市场状况，然后再由外务省援助，进一步从事卷土重来之侵略。之后，“满洲帝国火柴专卖总局”出笼，使整个东北民族火柴工业再次陷入悲惨境地。
在中国，日本火柴工业的渗透由来已久，这往往与战争后获得的权益密切相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获得了在中国开设工厂的权利，日本最早在中国开设火柴工业，应是1901年在重庆开设中日合资的燐寸社。在中国东北土地上，1905年的日俄战争，又扩大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利益。1906年日本即在吉林开设了中日合资的日清燐寸社（《支那工业综述》记载1906年，另据《满铁调查资料》记录为1907年，这中间的年份出入，应是投资创办、注册登记、开工生产的时间先后不同所造成的统计差异）。
（当年日商开设的青岛燐寸、中华燐寸出品的牌号及抗战后使用的牌号）
随着日本在中国东北工业势力的确立，日本也将燐寸制造地瞄准了就近沿海的其他重要港口。因为旧时中国火柴生产的原料，大多依赖进口，所以天津、青岛、上海，也逐渐发展成为火柴工业的中心。于是日商在上述地区建立起燐寸工业来。如1917年开办的天津东亚公司分工场、青岛的山东公司、1918年开办的青岛燐寸会社、1920年开办的天津中华公司。而日商在华中地区（民国时期的华中包括长江沿线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七省，和南京、上海、武汉、重庆四个直辖市。）开设的燐寸工厂，只有镇江及上海的燧生公司。
燧生公司是日本东洋燐寸株式会社投资创办的，按照昭和十七年发行的《支那工业综述》记述，其创办于1917年（另有其他记录标注为1920年创办），因资料显示镇江燧生厂在1921年开办，上海燧生厂在1923年开办，当可理解为最初所创设的“公司”，其实并未有火柴制造实体而仅是从事火柴成品或者火柴原料的贩运销售。据民国二十年十二月的《商标汇编》记录，截止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底注册之中外商标记录，燧生公司共先后注册有17个牌号：金笋、纵自行车、渔钓、桃、塔狮子、花篮、蟠龙、横自行车、猿猴、双喜、虾、双吉、双福、三鼎甲、燧生公司、寿桃、三及第。
（民光公司倾销产品，常标注为欧洲、比国、波兰等地制造）
（标注“Jonkoping”公司的凤凰牌火柴与地球牌火柴一封~十盒包装）
1925年起瑞典火柴业在我国内的倾销，简直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瑞典火柴业在对中国北方各火柴工厂压迫的同时，在香港、上海等重要港口大量输入，欲将中国火柴工业一举溃灭。其借用“民光火柴公司”名义，向国民政府商标局注册了27个牌号：辘轮牌、如意牌、饭碗牌、四马牌、福禄寿牌、大风牌、恭喜牌、民光牌、救主牌、刘海牌、马蹄牌、红孩儿牌、山龙牌、纲唂牌、钟馗牌、警钟牌、飞虎牌、玫瑰树牌、濆水牌、庙宇牌、链条牌、三山牌、剪子、Satang、耕犁牌、金凤牌、得宝牌。并用瑞典“永固品公司”名义，注册了12个牌号：Vulcan、三塔牌、人马牌、凤仪亭牌、单刀牌、水牛牌、嫦娥牌、Jonkoping、火车头牌、凤凰牌、地球牌、桥牌。在其狂轰滥炸般的倾销之下，至1929年下半年，满洲各中国火柴工厂相继倒闭，广东的工厂亦过半数暂闭，江苏、浙江、安徽各工厂基础虽比较巩固，也致半数停业。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在全国民众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呼声中，燧生曾一度统领上海火柴销售市场的“猿猴”等牌火柴销售受到阻滞，营业发生亏损。1928年瑞典火柴公司趁机暗中收买进上海、镇江两地日商经营的燧生火柴厂，并将之托交给上海瑞中洋行全权管理。
瑞中洋行的主要任务，自1915年在上海设立以来，都是将火柴从瑞典贩运到上海进行推销。待收购燧生后，1930年初，又从瑞典运来火柴制造机器，准备就地制造瑞典各牌号的火柴。1930年末，国民政府在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的再三倡议请愿之下，从保护民族火柴工业目的出发，实施增加外国火柴进口关税（屯并税），从原先的7.5%，大幅提高至40%，有力遏制了瑞典火柴的进口，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火柴工业。外国火柴输入呈逐年滑落趋势，1930年170661箱、1931年50521箱、1932年7351箱、1933年1461箱。
（早先的欧洲制造，改换成为中国制造、上海制造）
因而，仍顶用“燧生厂”名义进行生产的各牌号瑞典火柴，在实行屯并税后，将原先标注“欧洲制造”的“如意牌”火柴字样，改换成“中国制造”字样，一来可以避免外货的屯并税，二来以此混淆民众视听从而冒充国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众对日仇恨情绪愈发激昂，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上海燧生火柴厂因仍挂着日商遗留的厂名，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为避开抵货运动的洪流，上海燧生厂不得不改换门庭。12月，由瑞中洋行经理尤霖出面，经与美国律师阿尔迈洽商，将厂名改为“上海美光火柴公司”，并将资本转向美国注册，利用美商之名，对外进行生产营业。
（苏州河畔美光火柴厂旧址，改造后建成“上海商标火花收藏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五月二十八日的上海“新闻报”将此事作了刊登：“日商燧生火柴厂，因营业亏损，曾于1927年出盘于瑞典火柴厂，惟当时厂内仍用日技师。自去年发生抵货风潮后，外间多疑该厂出品系日货，于是营业颇受影响，该厂有鉴于此，乃将厂内日本机器，易以瑞典机器，而日人亦渐次辞退，至1931年底，日人完全脱离，更名为美光公司，并将以前所出之桃子牌等火柴一律取消，另出美孩牌火柴，由瑞中洋行独家经理。该公司为推广营业，极欲证明并非日货，特于1932年5月27日，邀请经销商及新闻界，前往壁礼南路（即当时的白利南路，如今的长宁路）制造厂参观，该厂占地约四十余亩，厂屋五六十间，所有机器均来自瑞典，所出之美孩牌火柴，完全由机器制造，且机器灵巧无比，即就装盒而言，在一秒钟内，可装百余盒之多，各界以该厂机器如此灵巧，莫不赞誉。迨参观毕，复回至新新酒楼欢宴，到200余人，席次由该公司西经理胡德曼及许克明君致词，直至九时半始尽欢而散。”
（1932年民光公司登报，极力撇清与日本仇货之关系）
美光公司又于六月八日登报声明：（一）美商美光公司，系美国商行，经向本埠美总领署注册备案，股份属于四个人，每人二股，其国籍为美国及瑞典，其余股份（2492股）暂由纽约万国火柴公司代瑞典火柴公司信托保管。（二）本公司于1931年12月31日在华盛顿注册。（三）美商美光公司按照中国贸易法组织之。（四）本公司董事为美人三、瑞典人一，及挪威人一。（五）1932年1月1日美光公司购进在沪沿苏州河之火柴厂，该厂即旧称之燧生火柴公司。（六）承盘时日本存货并未连同购入。（七）自1月1日起接受民光公司定单，代制该公司所有，并经呈准南京商标局注册之各牌火柴。（八）民光公司系瑞典商行，绝无日资。（九）本公司并制自有商标美孩牌火柴，此牌系本公司创制，完全为一新牌，经南京商标局有本年2月8日审定注册，审定号数为9536号，4月7日为美孩牌第一次出品之期。（十）本公司之上海工厂全部，应用瑞典新式机器，不用日本机器。（十一）美光公司接办该工厂后，即辞去全部日籍职工（十二）厂内雇华工六百，外籍（非日籍）工头六人。
1932年3月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克鲁格在自杀身亡，而备受冲击的上海江苏地区的火柴厂家，正一片萧条落寞景象。与瑞典火柴业抵抗最具实力的大中华公司旗下，浦东荧昌厂正全部停工，中华厂及鸿生厂亦只有半数在正常运作。此外除了华明厂，因地处江湾，正处于淞沪抗战的区域，诸事封闭之外，其他沪上各厂，均处于停顿之中。
而自克鲁格身亡，瑞典克鲁格杜尔公司及国际火柴公司等14家附属公司随之于本年5月陆续正式宣告破产呈请清算。而瑞典在华之火柴工业在实业生产方面之活动，并未受其影响，但在资金上，再也不能如往常一样得到克鲁格杜尔公司的接济来施行原来的倾销战略。因此，美光公司也及时调整了战略，只是在生产能力与效率上，远远领先于国内各火柴工厂，并对之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于是乎，到了1934年末刘鸿生组建华中地区“国产火柴制造同业联合办事处”后，为了独占鳌头统领国内火柴业，不惜牺牲华商小厂利益，与美内团（美光公司与镇江燧生更名后的内河贸易公司的合称）进行媾和，规定各厂产额，控制火柴市场价格。
（美光公司1934年1935年的牌价表，随市场行情而变动）
至此瑞典火柴工业的入侵，可以说是完全的偃旗息鼓，然而，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财狼刚走，虎豹又来。在世界火柴大王克鲁格自杀破产之际，日本外务省即令日本驻华各机关调查我国火柴业市场状况，然后再由外务省援助，进一步从事卷土重来之侵略。此后，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白热化，国民党部队围剿红军军费支出的剧增，民国统税局加大了火柴等物品的税赋。日本火柴业又加大了侵略步伐，我民族火柴工业，依旧深陷在水深火热的泥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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