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火柴工業，不得不提及一個人，他曾被人看作是“龐氏騙局的巔峰演繹者”，也被人尊稱為“當之無愧的金融市場之父”，他就是瑞典的——“伊瓦·克魯格”（Ivar Kreuger）。1913年33歲的他從接手父親留給他的一家小型火柴廠起步，至1917年，組成瑞典火柴公司，已經一統瑞典國內的火柴生產，並開始向全世界擴展其火柴事業。他陸續給30多個國家貸款，在幫助歐洲各國實現戰後重建任務的同時，以取得這些國家的火柴專賣權。隨著火柴業務的不斷擴張，伊瓦的瑞典火柴公司的下屬分支機構遍及世界上35個國家，擁有150多家火柴製造企業，僱傭了大約6萬多名工人。在其擴張的鼎盛時期，世界上每10根點燃的火柴中就有9根是他們生產的。此說法雖有些誇大成分，然而當時全世界有三分之一人口在使用瑞典火柴公司及其分支機構生產的火柴，卻是不爭的事實。
世界火柴大王——伊瓦·克魯格（IvarKreuger）1880—1932
“克魯格與托爾公司”股票
1925年瑞典火柴業開始大規模侵入我國。首先是將其本國所制火柴，大批運入我國進行貶價銷售。江蘇火柴同業聯合會在致政府呈文中言及：“···何為外患，瑞典商運輸轆輪、玫瑰樹、大風等牌火柴進口，深入內地跌價競賣，其所跌之價，竟低於成本二十五元，若與該國境內所售之價比較，則貶價且至三十餘元，各廠受茲打擊因而停閉者日有。”其傾銷火柴比之國內火柴大多精良，然而其售價往往比之國內的二等火柴價格還便宜。
民國八年瑞典輸入中國的火柴，價值銀價2960兩，據1933年的統計，到輸入火柴頂峰時期民國十九年（1930年），進口火柴達8508194羅，合170164箱，值銀3664061兩。此為1933年的上海報紙“論吾國火柴業目前之救濟”上所載數據。據昭和十七年版《支那工業綜述》記載，1930年外國火柴輸入為170661箱。另據“1927—1937年間中國火柴工業發展研究”一文所載，民國十九年瑞典火柴進口量為179164箱，與國產火柴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廣東、河北七省所比佔48.07%。其中27、28、29年數據吻合，獨1930年數據有所差異，不知何因，但不難看出，瑞典火柴工業的入侵之猖獗，其必致我民族火柴工業於絕境的用心。
此時的進口火柴，基本都來自於瑞典。一方面因“五四運動”爆發，民眾反日情緒高漲，包括火柴在內的日本商品輸華遭到有力的抵制。另一方面是由於20世紀20年代後期，瑞典取代日本在華傾銷火柴，成為對華商火柴業威脅最大的國家。瑞典利用1923年關東大地震，日本工業面臨極大困難之際，收買了日本的“東洋”和“日本”兩家火柴公司，並與鈴木、小林等20餘家火柴廠聯合成立大同磷寸株式會社，取得了對日本國內火柴業的控制。自此我國自產之火柴銷路乃備受損失，華南、華中、華北、東北等地。無不深受其害。
東北火柴最早者，當數1907年設立的吉林日清燐寸社，開辦之初名義上是中日合辦，然而實際上中商出資只佔小額，營業權掌握日商手裡。彼時我國同胞對於實業因不注意，後歸於日商完全所有，繼而佐藤精一又於1914年開設吉林燐寸社。至一戰結束，我國僑商見實業不振，權利外溢，始憤然回國創辦東北火柴事業，不數年間已開設十餘工廠，開始了與日商的競爭。當時的東北使用之火柴，主要來自三方面。一是我民族企業所生產，二是日清、吉林兩燐寸社出品，三是來自日商在華北地區開設的燐寸社運銷。至1921、1922兩年競爭最為激烈，以致雙方元氣都有相當損失。於是至1923年間，雙方彼此妥協求和，開始組織火柴同業聯合會，規定生產比例，劃分銷貨區域，訂立銷售公約，使得東北地區的火柴市場出現了暫時穩定的局面。
隨著瑞典火柴侵入東北，這種暫時的寧靜被打破，原主要日本火柴在東北的銷路，遂為瑞典火柴所奪。起初瑞典火柴將東北最大的日清燐寸會社的股票暗中收買過半，至1926年終，復將其全部收買成功。
繼而又擬以高價收買我國人之火柴廠以資壟斷，所幸多年以來國人歷受外人打擊，明於大勢不肯喪失主權，無論出價多寡絕不賣讓。適逢1927這一年吉林增昌公司（約1924年前後設立）客年合作到期，原訂合同結束投標出讓，出讓書中標明外人無投標收買權。沒想瑞典火柴派在東北的代表波瀾恩，見此有機可乘，便用金錢買通遲適夫等華人代為標買增昌公司。終了有幸為火柴業同人識破，呈請吉林省主席通令取消該投標資格。後於1928年4月26日由商會及實業各機關解決，歸於孫文周及孫子俊等出資接辦。此事乃籍眾人之力才得以維護國權，故更名為“眾志火柴公司”，蓋取眾志成城之意。
因而到了1927年年底，惠臨火柴公司聯合吉林長春、黑龍江齊齊哈爾、遼寧大連等地的中日火柴廠，籌謀成立“東北火柴聯合會”，並呈請奉天實業廳批准裡立案，與入侵的瑞典火柴勢力進行對抗。加入的中日廠商有：吉林金華、眾志、泰豐、營口三明、生生、關東、遼寧惠臨、安東丹華（前七廠後加入1929年末成立的全國火柴同業聯合會，安東丹華作為河北丹華的分廠加入）、長恆、振興、魯昌（此三廠當時情況不詳）、以及日商長春工場、寶山工場（為1927年被瑞典股東排擠出日清、吉林燐寸社的前田、佐藤兩人在瀋陽所開設）。東北火柴聯合會成立伊始，僅吉林阿什河地區正在籌建中的明遠火柴公司（之後才加入聯合會）與大連燐寸社未加入。
此時的大連燐寸社，應當正為瑞典所收買控制中。之前收購增昌無果的波瀾恩見利誘不成心有不甘，便將之後為之控制的大連燐寸社生產得寶牌火柴，在奉天營口一帶低價傾銷擾亂市場行情。加之已經為其所控制的日清、吉林兩廠，全力傾銷來福、招財、得寶這三個牌號，使得東北地區的中日火柴廠商受損嚴重。
1930年12月18日，東北火柴專賣條例實施，從製造、行銷、進口、稅收、設廠、轉讓、原料等方面實行嚴格控制，限制瑞典火柴資本繼續在東北地區無限擴張。該條例實行不到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武力侵佔東三省，東北遂淪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
1932年3月12日凌晨，51歲的世界火柴大王伊瓦·克魯格在巴黎寓所開槍自殺，隨之瑞典國際火柴公司宣告破產。此時日本火柴商人，欲乘此機會，極力挽回在華之火柴銷路。日本外務省令日本駐華各機關，著手調查我國火柴市場狀況，然後再由外務省援助，進一步從事捲土重來之侵略。之後，“滿洲帝國火柴專賣總局”出籠，使整個東北民族火柴工業再次陷入悲慘境地。
在中國，日本火柴工業的滲透由來已久，這往往與戰爭後獲得的權益密切相關。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日本獲得了在中國開設工廠的權利，日本最早在中國開設火柴工業，應是1901年在重慶開設中日合資的燐寸社。在中國東北土地上，1905年的日俄戰爭，又擴大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的利益。1906年日本即在吉林開設了中日合資的日清燐寸社（《支那工業綜述》記載1906年，另據《滿鐵調查資料》記錄為1907年，這中間的年份出入，應是投資創辦、註冊登記、開工生產的時間先後不同所造成的統計差異）。
（當年日商開設的青島燐寸、中華燐寸出品的牌號及抗戰後使用的牌號）
隨著日本在中國東北工業勢力的確立，日本也將燐寸製造地瞄準了就近沿海的其他重要港口。因為舊時中國火柴生產的原料，大多依賴進口，所以天津、青島、上海，也逐漸發展成為火柴工業的中心。於是日商在上述地區建立起燐寸工業來。如1917年開辦的天津東亞公司分工場、青島的山東公司、1918年開辦的青島燐寸會社、1920年開辦的天津中華公司。而日商在華中地區（民國時期的華中包括長江沿線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七省，和南京、上海、武漢、重慶四個直轄市。）開設的燐寸工廠，只有鎮江及上海的燧生公司。
燧生公司是日本東洋燐寸株式會社投資創辦的，按照昭和十七年發行的《支那工業綜述》記述，其創辦於1917年（另有其他記錄標註為1920年創辦），因資料顯示鎮江燧生廠在1921年開辦，上海燧生廠在1923年開辦，當可理解為最初所創設的“公司”，其實並未有火柴製造實體而僅是從事火柴成品或者火柴原料的販運銷售。據民國二十年十二月的《商標彙編》記錄，截止至民國十九年（1930）年底註冊之中外商標記錄，燧生公司共先後註冊有17個牌號：金筍、縱自行車、漁釣、桃、塔獅子、花籃、蟠龍、橫自行車、猿猴、雙喜、蝦、雙吉、雙福、三鼎甲、燧生公司、壽桃、三及第。
（民光公司傾銷產品，常標註為歐洲、比國、波蘭等地製造）
（標註“Jonkoping”公司的鳳凰牌火柴與地球牌火柴一封~十盒包裝）
1925年起瑞典火柴業在我國內的傾銷，簡直可以用鋪天蓋地來形容。瑞典火柴業在對中國北方各火柴工廠壓迫的同時，在香港、上海等重要港口大量輸入，欲將中國火柴工業一舉潰滅。其借用“民光火柴公司”名義，向國民政府商標局註冊了27個牌號：轆輪牌、如意牌、飯碗牌、四馬牌、福祿壽牌、大風牌、恭喜牌、民光牌、救主牌、劉海牌、馬蹄牌、紅孩兒牌、山龍牌、綱唂牌、鍾馗牌、警鐘牌、飛虎牌、玫瑰樹牌、濆水牌、廟宇牌、鏈條牌、三山牌、剪子、Satang、耕犁牌、金鳳牌、得寶牌。並用瑞典“永固品公司”名義，註冊了12個牌號：Vulcan、三塔牌、人馬牌、鳳儀亭牌、單刀牌、水牛牌、嫦娥牌、Jonkoping、火車頭牌、鳳凰牌、地球牌、橋牌。在其狂轟濫炸般的傾銷之下，至1929年下半年，滿洲各中國火柴工廠相繼倒閉，廣東的工廠亦過半數暫閉，江蘇、浙江、安徽各工廠基礎雖比較鞏固，也致半數停業。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在全國民眾憤怒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罪行的呼聲中，燧生曾一度統領上海火柴銷售市場的“猿猴”等牌火柴銷售受到阻滯，營業發生虧損。1928年瑞典火柴公司趁機暗中收買進上海、鎮江兩地日商經營的燧生火柴廠，並將之託交給上海瑞中洋行全權管理。
瑞中洋行的主要任務，自1915年在上海設立以來，都是將火柴從瑞典販運到上海進行推銷。待收購燧生後，1930年初，又從瑞典運來火柴製造機器，準備就地製造瑞典各牌號的火柴。1930年末，國民政府在全國火柴同業聯合會的再三倡議請願之下，從保護民族火柴工業目的出發，實施增加外國火柴進口關稅（屯並稅），從原先的7.5%，大幅提高至40%，有力遏制了瑞典火柴的進口，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民族火柴工業。外國火柴輸入呈逐年滑落趨勢，1930年170661箱、1931年50521箱、1932年7351箱、1933年1461箱。
（早先的歐洲製造，改換成為中國製造、上海製造）
因而，仍頂用“燧生廠”名義進行生產的各牌號瑞典火柴，在實行屯並稅後，將原先標註“歐洲製造”的“如意牌”火柴字樣，改換成“中國製造”字樣，一來可以避免外貨的屯並稅，二來以此混淆民眾視聽從而冒充國貨。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民眾對日仇恨情緒愈發激昂，抵制日貨運動風起雲湧。上海燧生火柴廠因仍掛著日商遺留的廠名，難免成為眾矢之的，為避開抵貨運動的洪流，上海燧生廠不得不改換門庭。12月，由瑞中洋行經理尤霖出面，經與美國律師阿爾邁洽商，將廠名改為“上海美光火柴公司”，並將資本轉向美國註冊，利用美商之名，對外進行生產營業。
（蘇州河畔美光火柴廠舊址，改造後建成“上海商標火花收藏館”）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五月二十八日的上海“新聞報”將此事作了刊登：“日商燧生火柴廠，因營業虧損，曾於1927年出盤於瑞典火柴廠，惟當時廠內仍用日技師。自去年發生抵貨風潮後，外間多疑該廠出品系日貨，於是營業頗受影響，該廠有鑑於此，乃將廠內日本機器，易以瑞典機器，而日人亦漸次辭退，至1931年底，日人完全脫離，更名為美光公司，並將以前所出之桃子牌等火柴一律取消，另出美孩牌火柴，由瑞中洋行獨家經理。該公司為推廣營業，極欲證明並非日貨，特於1932年5月27日，邀請經銷商及新聞界，前往壁禮南路（即當時的白利南路，如今的長寧路）製造廠參觀，該廠佔地約四十餘畝，廠屋五六十間，所有機器均來自瑞典，所出之美孩牌火柴，完全由機器製造，且機器靈巧無比，即就裝盒而言，在一秒鐘內，可裝百餘盒之多，各界以該廠機器如此靈巧，莫不讚譽。迨參觀畢，復回至新新酒樓歡宴，到200餘人，席次由該公司西經理胡德曼及許克明君致詞，直至九時半始盡歡而散。”
（1932年民光公司登報，極力撇清與日本仇貨之關係）
美光公司又於六月八日登報聲明：（一）美商美光公司，系美國商行，經向本埠美總領署註冊備案，股份屬於四個人，每人二股，其國籍為美國及瑞典，其餘股份（2492股）暫由紐約萬國火柴公司代瑞典火柴公司信託保管。（二）本公司於1931年12月31日在華盛頓註冊。（三）美商美光公司按照中國貿易法組織之。（四）本公司董事為美人三、瑞典人一，及挪威人一。（五）1932年1月1日美光公司購進在滬沿蘇州河之火柴廠，該廠即舊稱之燧生火柴公司。（六）承盤時日本存貨並未連同購入。（七）自1月1日起接受民光公司定單，代制該公司所有，並經呈准南京商標局註冊之各牌火柴。（八）民光公司系瑞典商行，絕無日資。（九）本公司並制自有商標美孩牌火柴，此牌系本公司創制，完全為一新牌，經南京商標局有本年2月8日審定註冊，審定號數為9536號，4月7日為美孩牌第一次出品之期。（十）本公司之上海工廠全部，應用瑞典新式機器，不用日本機器。（十一）美光公司接辦該工廠後，即辭去全部日籍職工（十二）廠內僱華工六百，外籍（非日籍）工頭六人。
1932年3月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克魯格在自殺身亡，而備受衝擊的上海江蘇地區的火柴廠家，正一片蕭條落寞景象。與瑞典火柴業抵抗最具實力的大中華公司旗下，浦東熒昌廠正全部停工，中華廠及鴻生廠亦只有半數在正常運作。此外除了華明廠，因地處江灣，正處於淞滬抗戰的區域，諸事封閉之外，其他滬上各廠，均處於停頓之中。
而自克魯格身亡，瑞典克魯格杜爾公司及國際火柴公司等14家附屬公司隨之於本年5月陸續正式宣告破產呈請清算。而瑞典在華之火柴工業在實業生產方面之活動，並未受其影響，但在資金上，再也不能如往常一樣得到克魯格杜爾公司的接濟來施行原來的傾銷戰略。因此，美光公司也及時調整了戰略，只是在生產能力與效率上，遠遠領先於國內各火柴工廠，並對之構成了一定的威脅。於是乎，到了1934年末劉鴻生組建華中地區“國產火柴製造同業聯合辦事處”後，為了獨佔鰲頭統領國內火柴業，不惜犧牲華商小廠利益，與美內團（美光公司與鎮江燧生更名後的內河貿易公司的合稱）進行媾和，規定各廠產額，控制火柴市場價格。
（美光公司1934年1935年的牌價表，隨市場行情而變動）
至此瑞典火柴工業的入侵，可以說是完全的偃旗息鼓，然而，東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財狼剛走，虎豹又來。在世界火柴大王克魯格自殺破產之際，日本外務省即令日本駐華各機關調查我國火柴業市場狀況，然後再由外務省援助，進一步從事捲土重來之侵略。此後，因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白熱化，國民黨部隊圍剿紅軍軍費支出的劇增，民國統稅局加大了火柴等物品的稅賦。日本火柴業又加大了侵略步伐，我民族火柴工業，依舊深陷在水深火熱的泥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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