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問題一直是經濟學界研究的焦點問題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週六（4月27日）在清華大學舉辦的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國際學會成立大會上表示，市場和政府到底誰優誰劣，或者說他們如何結合，不是一個永恆的公式，而是隨著不同階段而有所不同。
蔡昉指出，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可以通過過去十幾年全球化過程中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體現出來。
對於全球化的發展歷程，蔡昉認為，在1990年之前，參與全球化的基本都是市場經濟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大量的發展中國家沒有參與世界貿易，因此，全球化不能讓發展中國家受益。1990年之後，很多計劃經濟國家也進入到全球化體系中，至此，全球貿易才回歸到李嘉圖提出的交換理論中。
蔡昉稱，全球化不僅使發展中國家受益，發達國家也同樣享受到好處。由於發展中國家參與到全球化當中，資本變得稀缺，發達國家的資本收益因此提高。但這些收益不能自動被髮達國家的所有勞動者分享，由此出現了經濟學家所說的發達國家中產階級減少、中間技能產業崗位消失等現象。背後的原因不是因為全球化和低收入國家的競爭，而是發達國家沒有實施好的政策。
以美國和瑞典為例。雖同為發達國家，美國和瑞典的收入差距卻不一樣。美國最富有的前20%人群佔有全部財富的84%，而瑞典的這一比例僅有30%。可見，再分配是有意義的。
相比之下，中國此前是通過兩個階段的勞動力市場作用使勞動者分享了全球化的好處。第一個階段是2004年之前，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在這期間，農民工工資並沒有怎麼增長，但是，他們仍然從勞動力市場擴大中受益。只要從土地上轉移出來，他們掙到的工資就比原來多，用外出總量乘上平均工資所得總收入仍然在增長。2004年之後中國勞動力開始短缺，工資也迅速上漲，儘管這期間農民工轉移速度有所下降，但是他們通過工資上升獲得收益。“由此來看，中國勞動者兩個階段都是通過勞動力市場獲得收益。”蔡昉說。
目前，這種情況已經出現變化。2010年之後，中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中國人口紅利消失導致潛在生產率下降。蔡昉認為，中國未來要保持增長必須靠全要素生產率，或者說不再通過依靠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業轉移的集中爆發，而更多是需要充分競爭，也就是所謂的“創造性破壞”，而這一過程，更加需要社會政策，比如幫助勞動者轉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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