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就提出了遣使進京覲見皇帝的要求。當時中國官方答覆這種要求與“體制未協”，缺少通曉外國語言文字的“通事”，“實屬諸多不便”，拒絕了他們的請求。
在1859年6月，英法聯軍在大沽口慘敗，美國公使華若翰偽裝友好，於7月按清政府指定的路線進京交換《中美天津條約》，中國方面提出，清廷不視美國為高麗、安南一類的屬國，故不要求美國公使對清帝三跪九叩，“一跪三叩足矣”。華若翰不同意。
中國的官員說：你我都是人家的臣子。“吾等跪皇，汝等亦須同跪。如若不然，則是有意凌駕吾人之上矣。
華若翰反問清朝官吏：“倘彼等在外國君主之前，肯叩頭否?”清官吏自以為他們無需，更不可能到夷人那裡做些什麼，故而毫不猶豫且極富挑戰性地回答說:“不獨預備叩頭，且在必要時，即焚香禮拜，事之如神，亦所甘心。”華若翰沒有見中國皇帝，就交換了條約文本回去了。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英國使臣額爾金在北京會見奕時提出:為表示中英兩國業已“和好”，及英國政府的“至誠美意’，英國使臣需覲見清帝並呈遞國書。遭到中國政府的斷然拒絕。
1861年8月，咸豐帝病死在熱河，其子載淳即位，年方五歲，由兩宮太后垂簾聽政。西方各國雖多次提及覲見之事，但面對清廷幼主臨朝、太后垂簾的現實，實在不好過分要求。英、法等國公使請期並呈遞國書一事，暫被擱置，但問題並末解決。對於這個問題，慈禧搞了一次民主大討論。要求各地督撫大臣提出自己的意見。
朝廷分成兩大派，一方贊成，一方反對。
贊成方以左宗棠為代表，認為自古就有均敵之國，既為均敵之國，自然可以不行跪拜禮。
反對方以翰林院編修吳大澄為代表，認為決不能允准外國公使不跪而覲。他慷慨激昂地剖辯道:
“若殿陛之下，儼然有不跪之臣，不獨國家無此政體，即在廷議禮諸臣，問心何以自安?不獨廷臣以為駭異，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憤懣而不平:即皇上招攜懷遠，示以大度，不難從一時之權，而列祖列宗二百餘年之舊制，又安可輕易乎?”
1873 年6月29日(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日本大使副島種臣以作三揖禮，西方各國公使以五鞠躬禮，在紫光閣覲見了清同治帝。中外間的禮儀之爭暫告一段落。
洋人不在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禮，讓中國人很尷尬。為了找回尊嚴，中國人想盡了法子。例如選擇清帝接見外藩屬國貢使和蒙、藏王公的紫光閣為覲見地點。
事後，京報又煞費苦心地編造各國公使謁見清帝紀事雲，英國公使見到清帝后“五體戰慄”，對清帝的垂詢，皆“不能答”。其它各國公使因惶恐，“有國書失手落地者，有皇帝問而不能答者”。清帝命公使退出時，各公使竟因“恐懼之餘，雙足不能動”。甚至回到休息處所時，仍“汗流浹背，以致總署賜宴，皆不能赴”，簡直狼狽至極。恭親王奕嘲諷各國公使說“吾曾語爾等謁見皇帝，非可以兒戲視之，爾等不信，今果如何?吾中國人豈如爾外國人之輕若雞羽者耶。”
這個時候，吳可讀出場了。
吳可讀(1812-1879)， 漢族，甘肅蘭州人。性穎悟，善詩文。
吳可讀上奏摺說：
“洋人無異於禽獸，使其行三跪九叩之禮，有如強禽獸而行五倫之禮，能使其行，不為朝廷之榮，不能使其行，亦不足為朝廷之辱。各大臣以為不能使各國使臣從中國之禮為中國之羞，臣竊以為使各國使臣行中國之禮，反為中國之羞。”
如果洋人（禽獸）在中國行中國之禮，那樣中國人不就等同於禽獸（洋人）了嗎？
原來精神勝利法的發明者不屬於阿Q，吳可讀應該擁有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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