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没有末日的概念，但是人们并不是无所畏惧的。尤其是对于一个注重历史经验总结的民族来说，盖棺定论在某种意义上承担起了末日审判的功能。根据儒家经典的记载，对于天子“君举必书”他的任何言行都要完整地记录下来。因而，很早我们国家的史官制度就已经非常发达了。根据文献记载，西周的时候就有左史、右史、内史、小史、女史、太史等等。他们之间的分工是否真的是如文献所记载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虽然无从考证，但是强调历史记录的完整真实性则是史官的基本要求。
史官在记录史书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道德评价。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记载历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据说在西周的时候，周公制定了谥法。也就是根据一个人生前的言行，在其去世后给予一两个字的评价。假如某人生前是一个“经天纬地”的伟人，那么在其去世后就用“文”字来评价他。比如西周的建立者姬发，在去世后人们就用“文”来评价他的一生，他也就被称为“周文王”。假如一个人生前建立了“克定祸乱”的功业，那么就用“武”字来评价他的一生。比如西周的第二个国王姬昌消灭了殷商王朝，夺取了天下。于是，在姬昌去世后，人们就用“武”字来评价他，他也就被人们称为“周武王”。谥法中，有褒谥，也有恶谥。比如西周的最后一个国王姬宫湦(shēng )，烽火戏诸侯，导致了西周王朝的灭亡。在他死后，人们用“幽”来评价他，他就被后世称为周幽王。而在谥法之中，“幽”字的含义是“壅遏不通”。
秦始皇虽然一度废止了谥法，但是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后刘邦立即恢复了谥法。人们在皇帝去世后还是要根据皇帝生前的功业来给予一定的评价。虽说后世的谥法大多流于形式，往往不能真实表达所评价的历史人物生前的表现，但是一些昏君、暴君还是被加以恶谥。比如东汉时期那个公开卖官的皇帝刘宏，在他死后群臣给他的谥号是“汉灵帝”，在谥法之中，“灵”字的意思是“乱而不损”。虽说还强调“不损”，但实际的侧重点在“乱”。而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杨广死后，人们给他的谥号是隋炀帝，而炀字的意思是“好内远礼”，也就是公开宣布杨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下半身动物！
在很多情况下，历史学也充分发挥了其道德审判的功能。在这方面，孔子就给后人做了一个表率。据说，孔子修成《春秋》以后，坚持从道德的角度来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于是“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人们对于历史学的道德审判功能，也都充满了敬畏。号称是“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为了保障历史学道德审判功能的发挥，按照规定当朝皇帝不能看当朝史官所记载的历史。
我之所以说“在很多情况下，历史学充分发挥了其道德审判的功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情况下历史学没有发挥其道德审判的功能。有些时候历史学家没有能够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比如北齐的时候，朝廷任命魏收为史官，让他去修《魏书》。据说，魏收曾经公开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凡是得罪过他的人，他都给人家祖宗写得很差，凡是向他行贿的，他都把人家的祖先捧到天上。结果，《魏书》完成以后，被人们称为“秽史”。最后，北齐灭亡后魏收的坟都被人给刨了。
当然更多的情况下，则是来自统治者的干扰。比如按规定皇帝并不能看当朝史官的记录，但是唐太宗非要看，史官也没有办法，只能拿给他看。这样的情况下，还有谁敢从道德的角度来评价玄武门之变呢？再比如一代权奸秦桧死后，宋高宗赵构竟然给他了一个“忠献”的谥号。后来当朝廷准备抗金的时候，就把秦桧的谥号改成了“缪丑”。而等到史弥远专权的时候，秦桧的谥号又成了“忠献”。这些谥号，都是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而做出的道德评价。至于后来朝廷给皇帝们的谥号，几乎都是伟大光荣之类的字眼。比如赵构的谥号是“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而爱新觉罗弘历的谥号更是“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这样的文字游戏，已经失去了谥法本来应有的意义。
赵构画像
好在，中国古代史学并没有完全被官方所垄断。虽然“私修国史”是重罪，但是还是有一些正直的历史学家，出于自己的历史责任感，如实地记录下自己所知道的历史。一时间虽然不敢公开自己的记录，但是时过境迁之后，总有重见天日的时候。中国古代史学还有一个传统，就是“隔代修史”。过了一两个朝代以后，前朝的历史记录除了官样文章以外，民间的记载也逐渐浮出水面。于是一些史学家开始重新书写前朝的历史。比如陈寿生活在西晋，对于西晋王朝的建立，讳莫如深，他提到曹魏第四个皇帝曹髦之死就用了五个字“高贵乡公卒”。而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南朝刘宋，裴松之给《三国志》做注的时候，重新根据前人的记载如实记录了曹髦被杀的详细经过。
因而，秦桧的谥号虽然变来变去，但是公道自在人心，最终秦桧也没有能逃脱历史的道德审判，跪在了岳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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