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是千年難題，晁錯忽略弊端，飲鴆止渴，幸還是不幸？
晁錯當初深研申、商法家之術，後來又從一位高人學習《尚書》，其對《尚書》的經驗在帝國曆史上無人能及，從這一點而言，晁錯應該是一位兼採儒法的文學之士。早在文帝時代，晁錯就以才見學識受到皇帝的重視，並任命他為太子舍人、門大夫與太子家令。因其才智過人而深得時為太子的景帝的賞識，每每以智囊稱之。後來，應文帝召喚對策，以成績優異而被提為中大夫。
或許就是在這個時期，晁錯已經開始了他的政治主張，他曾多次上書文帝建議削藩以及更變法令，但文帝並沒有採納他的建議，卻也沒有責怪他，甚至有時候很為他的經世大略而感動，可是晁錯的屢屢上書卻讓很多大臣對其側目。在整個大乘群體中，他幾乎沒有一個朋友，這和他峭直深刻的性格有一點關係，但真正讓大臣們對其不懷好感的還是他屢屢所要求的變更法令。
大漢帝國並不是一個開創性的帝國，自高祖皇帝登基以來，帝國的諸多法令始終是效仿秦朝。直到呂后垂簾，才多有變更，然而帝國的丞相們不敢於進取，不敢於將諸多法律付諸於實踐。蕭規曹隨的故事，無非是一種自慰，蕭何所規定的法令無非是秦朝法令的一個小小的模樣上的改變，曹參當初應對惠帝的那一席話，也不過是為自己的無能而開脫，帝國初期沒有一位皇帝和一位大臣將祖宗時代就存在的法令擅自修改，不是他們沒有這種想法，而是他們的確沒有這種能力。
晁錯無疑是個另類，性格上的勇於進取與對現實一針見血的看法，讓他對帝國的現狀表示出了巨大的擔心，但即使是這樣一位勇敢的改革者，也絲毫沒能在帝國行政上施展他的抱負，直到他死，帝國的大多數法令仍舊是高祖時代的那一套，晁錯無疑是聰明的，當他看到一系列法令更舉步維艱時，他繞開了這些繁瑣的法令，並把自己拉到了一個制高點，以此來逐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
有時候懂得轉彎，懂得換一個角度來考慮與處理問題是一個人所能成就大事的可靠保障。晁錯有時候就是這樣一個人。文帝13年早春二月，文帝親自到郊外耕田植桑，皇帝親耕是帝國的一種創見，是帝國為了發展經濟從而提倡農事而採用的一種儀式，這種儀式是莊重而又具備幽默感的，作為皇帝要學習農人拿起鋤頭在地上翻動幾下，以表示今年豐收，同時鼓勵人民勤事農桑。
如果刻意的將這一儀式歸類，那麼它應該屬於晁錯所學的法家意識，法家之流認為一個國家要鞏固政權，必須要發展經濟，因為沒有經濟作為基礎，任何政權都是維持不住的，而作為以農業為主的大漢帝國發展經濟，就必須要重視農業生產，晁錯認同這種主張，但他同時又加上了一條打擊商業，早在高祖時代朝廷就採取了抑商政策，由於帝國是建立在廢墟之上，經濟凋敝，高祖皇帝曾頒佈過法令，商人不得衣絲乘車，然後用重稅加在這些商人身上，高手的目的是要解決社會淫浮之氣，勸民務農生產，節制社會消費，恢復經濟活力，這一政策在帝國初建時對於當時疲憊的社會經濟生活的確起到了積極的修復作用，當呂后垂簾，由於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呂后廢除了高祖時代的一項政策，由此許多商人的經濟實力急劇膨脹，如果把一個帝國當成一個盈利機構，那麼它的商業模式就是平臺模式，帝國只給你一個平臺，由朝廷指定規則，只要你到我這個平臺中來，你就必須遵守我的規則，我讓你盈利你就盈利，我不讓，你就不能盈利。
商人在這個平臺上由開始的被規則所限到被規則所養，經濟實力大增，逐漸衝擊了帝國的盈利模式，要知道帝國最基本的盈利模式是靠那些以農為生的農民，如果這些人在種地的過程中發現自己辛苦一年，所得太少，他們要麼會改變自己的盈利模式去經商，要麼會離開這個平臺去造反，晁錯注意到了這種危機，他向帝國發出警告，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的確，當時社會上的商人們以大量金錢，交通王侯，以利相傾，當他們出門時，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其奢侈的生活與廣大農夫的“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避暑，秋不得避煙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比起來，無異於天壤之別。
晁錯一針見血的指出：商人與農夫之間的巨大社會差異和“勞者不獲，獲者不勞”的不公正社會現狀，正是國家動亂的莫大隱患，而要改變這一社會積弊，就必須推行“務民漁農桑”的政策，也就是讓農夫們心甘情願的在土地上勞作，並且讓他們得到實惠。
讓農夫得到實惠，言之易行之難，朝廷不可能讓農戶無償的使用帝國的土地，帝國財政的絕大部分的稅收都來自於農夫。給農夫以經濟利益既不划算，更不現實，晁錯由此推出了“貴粟”的主張，所謂貴粟”就是要動用經濟和政治，特別是政治的手段，造成一種社會風氣，“使民以粟賞罰”，也就是說要讓百姓們不僅僅把糧食當成一種生活用品，還有將其視為一種判斷社會成員社會地位高低、榮辱的價值尺度。國家以所徵粟物的多少，賦予百姓以相應的政治地位，如果一個人犯了很輕的罪，還可以用粟來除罪，也只能用粟。於是，粟的社會價值自然就提高了。
晁錯無疑是把食物當成了一種調和政治的潤滑劑，這種特別物不但可以當做金錢來使用，還能起到金錢所不能達到的作用，如此一來商人們就可以從農夫手中購得糧食以牟取相應的爵位，得以尊重，農戶們自然可以由多生產糧食，而帝國則由於如粟增多而加強國力。即使在今天我們也知道糧食是天下最有用的東西，特別是作為以農業為基礎的大漢帝國，發展農業生產是治理國家最根本的事務。
表面上晁錯似乎忽視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貴粟導致了帝國的賣官，商人們在朝廷對其控制的前提下，完全可以通過金錢進入體制內，由此使得紅頂商人在晁錯時代齊集廟堂。一項政策的實施有利必有弊，文帝所以能採納晁錯的建議，無非是因為他只看到了利的一面，而故意的忽視了弊的一方。
貴粟並非長久之計，晁錯恐怕深深懂得，但改革者的眼光即使遼遠深邃，也不得不從眼前做起，為了把廣大農民固定在土地上，賣官的弊端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很多時候、很多時代都有這種政策的出現，當政者或者是建議者並非不知道它有弊端，然而為了解決眼前的矛盾，只能避重就輕地飲鴆止渴。
現實是，自實行了“貴粟”政策後，帝國的國庫一時間變得豐腴起來，向百姓徵收的賦稅也大為減輕，景帝中期，朝廷國庫之內的糧食充溢露積於外，乃至腐敗不可食，所輸入邊境的糧食足夠便民實用五年以上，而各郡縣所儲備的糧食也足可只用一年以上，米價由高祖初年的每擔5000錢將降到數十錢。社會上出現了“五穀鬥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的昇平景象，這種堅實的社會物質基礎，自然為後來武帝攻打匈奴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但提供這一物質基礎的晁錯居然身首異處。
回過頭來，當我們對晁錯的這一偉大見解表示驚歎的時候，就會發現我們高估了晁錯。重農思想並非是他的首創，他只不過是在細節做了某些符合當時形勢的更改而已，中國的重農思想最早是由東周時期李悝提出的，在經歷了商鞅的農戰思想，然後經過荀況的思想總結才最終成型，重農思想認為首先農業是人們的衣食之源，農業是富國的根本，強兵的基礎，是朝廷財政收入的源泉，其次該思想認為應建立一家一戶的封建生產方式，因為這種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可以提高勞動生產者的積極性，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農業和工商業應該是對立的，有你沒我，有我沒你。
僅以晁錯的重農思想為例，他過多的強調了重農思想的第三點。也就是要在重農的同時抑制商業，大漢帝國的商業史還非常短暫，但它已經具備了商業的特點，利潤過高，有利可圖，在大漢帝國，晁錯提出建議的時候，商業的發展已經進入畸形狀態，所謂畸形狀態就是商業的發展已經以損傷其他行業為代價，他對農業利潤和農民利益造成重大損傷了，種糧食不如賣糧食的，一旦這種情況出現，農戶的積極性就會大打折扣，於是在晁錯時代，大量農民棄農務工經商，使大片土地荒蕪減產，部分地區的情況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
晁錯敏銳的感覺到，長此以往將會導致一些農業產品的價格上漲，原因是農產品不夠豐富，而且流通環節過多，使產品在流通中價格猛增，其所帶來的後果將導致國家的不穩定，事實上無論是晁錯還是後來的許多經濟學者都提出過重農抑商的建議，但真正落實卻是難上加難，該重的未真正重視起來，該抑的也沒完全抑制下去，究其原因，晁錯分析得可謂透徹之極：農業生產的利潤增長總是很緩慢的，而商業以及豐厚的利潤和靈活的經營方式總是很活躍，二者之間的發展和競爭根本就不可能同日而語，截止到現在也沒有拿出一個可以解決這個難題的方法，大漢帝國在這方面雖然有值得借鑑的地方，卻是用賣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種長遠看來不可取的方法來解決的。
現在站在晁錯的立場上，他善於總攬大局，將重農抑商提到迫切需要解決的帝國政治的層面上來，但當我們換一個視角，從天下百姓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又該是什麼樣的呢？大漢帝國的百姓不曾受到任何思想的感染與薰陶，即使在大漢王朝已經建立了幾十年之後，也始終沒有一種思想可以主導人們的生活與思想，大漢王朝的皇帝與臣子們是百姓思想的引導者，在初期高祖皇帝的一切從簡和呂后時期的鼓勵商業，人們始終沒有自己的判斷，他們只能跟著帝國的大方向前進，其實大漢帝國的初期始終沒有一個知識分子站出來，用一種近乎聖人的口氣教授百姓該怎樣看待帝國的政治和經濟行為，這個時候董仲舒年歲還小，法家思想的餘波漸漸褪去，一批所謂的道家執政者只是在身體力行著道家思想，沒有人通過知識與思想向天下百姓傳遞這個帝國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說獨立的思想者在大漢帝國初年是不存在的。百姓需要一種引導，可帝國初年的執政者們沒有滿足百姓的這些需求，即使是許多大商人驕奢淫逸，也沒有任何一個人如陳勝那樣站出來大喊一聲“寧有種乎”的口號。
大漢帝國的初期百姓是無力的，至少在思想上他們無法認識到，自己完全可以通過造反這種方式來對社會不公平現象進行反擊，然而帝國的群眾卻始終沒有進行抗擊。大漢帝國初期的群眾就是在帝國的擺佈下走著他們的路，如果不是晁錯，很多人仍舊處在貧困線以下，如果不是晁錯，他們的未來實在堪憂，這也正是帝國百姓的悲哀，他們的所有權利包括生存的權利都掌握在國家手中，如果國家不能拿出有效的措施保住他們那點微弱的權力，等待他們的就只有死亡，幸好有晁錯，也幸好帝國的思想建設遠遠滯後，他們所以才有了帝國初年的那種穩定，幾乎是如一面鏡子一樣平靜，但晁錯的命運從此與帝國的前途交織在一起後，他本人就不可能平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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