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栩然
首發 | 栩先生(公眾號ID:superMr_xu)
1
1991年的冬天,北京。
朔風凜冽,萬物凋零,冰冷冷的天氣中正孕育著某種驚天動地的躁動。
剛從武漢大學畢業沒多久的雷軍,在航天工業部北京的一家研究所裡工作,因為單位待遇比較好,他的工資一度比很多同學多出一兩倍。
但雷軍的內心並不安分,工作之餘,經常往中關村跑,認識了很多軟件牛人。
這一年年底的時候,雷軍在一次計算機展覽會上,認識了改變他人生命運的人——求伯君,時任香港金山副總裁,也是WPS軟件的創始人。
穿著名牌、打著領帶的求伯君給了看起來土裡土氣的雷軍一張散發著高級香水的名片。
雷軍被這種“成功人士範”給深深震撼了。
和求伯君吃完一頓全聚德烤鴨後,雷軍徹夜難眠,最後決定離開研究所,另謀出路。
1992年初,雷軍加入金山,成為了金山的第6名正式員工。
這是國企員工雷軍的第一次辭職,這一年的雷軍23歲。
18 年後,他帶著6個人,喝完一頓小米粥,又當了一回好漢。
又過了8年,小米上市前夕,雷軍帶著一行人在香港吃著宵夜、喝著啤酒,看世界盃比賽,意氣風發地發了一封公開信:
明天,讓我們一起見證偉大時刻!
通過梳理,我們其實可以發現:雷軍的人生重大關頭,好像都跟吃有關。
就在雷軍前往珠海金山總部工作的時候。
一位北京的老人也開始準備動身,到溫暖的南方走一圈。
他先到武漢,然後到廣州,在雷軍抵達珠海半個月後,這位老人也到了珠海。
這是一段載入史冊的行程。一路走來,老人講了很多意味深長的話,這些話後來被通稱為“南巡講話”,其中有一句話就是在珠海考察的時候講的:
發展才是硬道理。
這句話,為中國之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正是從南巡講話開始,雷軍曾經短暫待過的國有企業普遍覺得日子不好過了。
1992年起,國家決定對國有企業進行徹底的改革,第一個動刀的地方選在了國企最被人詬病的三個部位,這幾塊部位,被俗稱為“三鐵”。
“三鐵”不是游泳、長跑、自行車的鐵人三項,而是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也就是工資制度、人事制度和幹部制度。
換句話說,就是工資不再是國家包了,工作不再是國家包了,最後連領導都不由國家包了。許多國企立馬感覺自己從共和國的長子基本上變成了棄嬰。
市面上也多了許多下崗工人。
許多原本打算在國企裡待一輩子,“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的人被上了深刻的一課:
別傻了,沒有什麼東西是永遠不變的。
2
考慮到國企已經不太吃香了,特別是在“東方風來滿眼春”的南方城市。
所以,1993年從深大畢業後的馬化騰,直接選擇進了一傢俬企。
開始是做編程工程師,專注於尋呼機軟件的開發,一直做到了開發部主管。
5年後,馬化騰離開了這家企業,和朋友一起創立了深圳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
這是私企“小白領”馬化騰的第一次辭職,這一年他27歲。
那時候的他大概想不到,20多年後,騰訊公司的市值居然超過了全球一百多個國家的GDP。
1995年,雷軍所在的金山躊躇滿志地推出一款叫“盤古”的OFFICE軟件,結果卻遭遇了滑鐵盧,雷軍差點第二次辭職。
同一年,有個叫丁磊的年輕人因為忍受不了體制的束縛,從寧波郵電局辭了職,花了1000多塊錢買了張飛機票,飛到了廣州。
這是公務員編制的丁磊第一次辭職,那一年他剛滿24歲。
他的夢想是做一個小老闆。3年後,丁磊創立了一家名叫網易的公司。
時間恰好趕在馬化騰創立騰訊的前一年。
巧合的是,他和馬化騰的生日也正好在前後腳。
網易一度成為騰訊最大的對手。
至今,在遊戲、音樂、新聞等領域,兩家都是死對頭。
丁磊辭職的那一年,馬雲離開了他教書的杭州電子工業學院,成立了中國第一家商業網站“中國黃頁”,然後帶著這個聽起來很有“內涵”的正經網站,四處推銷。
這是事業單位人員馬雲第一次辭職,那一年他剛過30歲。
當時,央視東方時空跟隨馬雲拍了一部專題片《生活空間·書生馬雲》。
記錄了馬雲在北京推廣中國黃頁,卻到處被人當騙子的窘境。
馬雲坐在車裡非常沉默,疲倦而傷感。
4年後,馬雲正式辭掉公職,帶著18羅漢,以50萬元人民幣開始了新一輪創業,開發了一個叫“阿里巴巴”的網站。
現在,這家巨無霸公司的觸角已經深入到國民生活的各個角落,其市值更是一度超越騰訊。
就在馬雲辭職的第二年,劉強東從人民大學畢業了。
他選擇進了當年最搶手的一家“外企”,歷任電腦擔當、業務擔當、物流主管等職。
一個月的工資有4000多元,這在當年幾乎是鉅款。
2年後,劉強東離開了這家公司。
這是外企“精英”劉強東的第一次辭職,那年他24歲。
他拿著一萬多元的存款,跑到中關村,租了一個櫃檯,賣刻錄機。
櫃檯的名字叫京東多媒體。
據說,這個名字中的“東”來自於他的名字,而“京”則來自於他的初戀女友。
但說來有意思的是,他的初戀女友因為忍受不了他名校畢業卻跑去擺攤的“自甘墮落”,和他分手了。
而更有意思的是,十多年後,這個當年看起來毫不起眼的小攤位,已經成了電商領域馬雲最強有力的挑戰者。
對了,我們還漏了一個人。
這個人比他們所有人年齡都要大,也比他們所有人辭職都要早。
1991年,雷軍才剛剛從大學畢業。
他就已經因為在校外私自開班教授英語,被學校處分後憤然離去。
這是高校教師俞敏洪的第一次辭職,那一年他29歲。
辭職後的俞敏洪創立了新東方,最火的時候幾乎有大學的地方就有新東方。
他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之一,也成了那個時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20年後,導演陳可辛以他的經歷為原型,拍攝了電影《中國合夥人》。
有意思的是,幾年後,陳可辛導演拍攝了《中國合夥人2》,而這一次的人物原型是:
雷軍。
3
其實很多人並沒有真正意識到,只在一家單位工作是不可能的,這輩子都不可能。
即使是在最後的“鐵飯碗”——體制內,隨著養老社會化、聘任制等的改革推進,也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更不用說在公司裡上班了。
畢竟,按照《財富》雜誌的統計,世界500強的壽命平均也只有40歲左右。
而據網上的數據,中國企業的平均壽命更短,中小企業只有2.5年,創業公司更是要按月來計算。
估計讓八九十年代的人來看,現在的所有工作大概都可以用“朝不保夕”來形容。
在那個剛剛結束計劃經濟的年代,絕大多數人還是習慣於躺在“單位”和“組織”的溫床裡,享受著穩定帶來的安全感。
直到1992年的一場春風,解凍了市場,也帶來了深刻的變革。
在這場巨大的社會變革面前,無數人都面臨著不同的選擇,有的人選擇留下,有的人選擇離開。
二十多年後,結局就已然是天差地別。
我前面寫了雷軍,寫了馬化騰,寫了丁磊,寫了劉強東。
辭職之前,他們有的是國企職工,有的是私企、外企白領,還有的是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無一例外的,他們都在那個時代裡作出了不一樣的選擇。
而正是這種選擇,成為了他們日後巨大成就下的第一塊踏腳石。
那個年代,出走的固然是英雄,留下的也大多成了骨幹,走上了高位。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權貴”,大部分都是當年沒有離開,留下來的人。
據說,當年看不上劉強東跑到中關村擺攤的前女友。
後來從政,也做到了國務院的一個實權部門處長。
說真的,你現在去看六十、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只要也像雷軍、劉強東一樣上過大學(哪怕是上個專科),畢業後找了一份正經工作,踏踏實實幹到現在,基本也都成了社會里的中堅力量。
車子、房子、存款,該有的物質基礎也都會有。
這看起來似乎自然而然的事情背後,反映的卻是那個時代裡最大的特點。
那個時代裡,選擇固然重要,但努力更重要。
無論是走,還是留,只要踏實肯幹,總是會慢慢積累財富、資源。
我們可以把那個時代稱為:努力大於選擇的時代。
在這樣的時代裡,成功的一切秘密,其實就蘊藏在南巡講話裡:
願意幹就幹,幹多少是多少——鄧小平(1992年)
或者,還可以用另外一句流傳更廣的話表述:
勞動創造財富。
4
二十多年後的現在,經濟進入新常態。
辭職更是成為了一種常態。
社會變化日新月異,每個人都被時代的洪流裹挾著,既身不由己,又不知該去向何方。
前段時間,共青團中央發了一篇文章,《一言不合就辭職,職場青年“裸辭”現象大揭秘》。
文章裡對1972名18~35歲的職場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22.5%的受訪職場青年“裸辭”過,49.4%的受訪職場青年考慮過“裸辭”。
不滿意薪酬福利(52.1%)和不適應企業管理制度模式(51.4%)被受訪者認為是職場青年“裸辭”的主要原因。
文章裡不無擔憂地寫道:
“現如今,一些初入職場的年輕人或因一時工作不順,或因人際溝通出現困難,一言不合就辭職。”我不由得想起《人民日報》很早前的一篇文章裡說:
“如今生活優越的年輕人,幹什麼厭煩什麼,表現形式之一,就是辭職跳槽成了家常便飯”。時隔多年以後,國家又開始操心年輕人不安分、辭職跳槽的問題來了。
對比去年的時候,人民日報還以《女博士當糕點師,學法律的開瑜伽館,鋼琴王子去創業》,鼓勵大家辭職去創業。
我只能說,國家真是為年輕人操碎了心。
其實,和上一個時代,只有最有想法、最有勇氣或者有本事的人才敢辭職相比,現在的人之所以一言不合就辭職。
原因很簡單。
大部分老老實實的工作,已經很難實現更好生活的夢想了。
共青團發的那篇文章下,點贊最多的評論一語道出真相:
很多人理解青年辭職就是浮躁,今天想幹這個,明天想幹那個。試問如果你有一份更好的工作或者一份工作實在幹不下去,你不辭職是要把自己折磨死嗎?
我大概查了下北京市近兩年的月工資標準。
20k-30k的佔3.2%,10k到20k佔5.4%,6k以下佔58.1%。
而北京市的新房平均價格大概是50k一平,二手房均價約58k一平。
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在這座城市裡努力生活,但一年工作也就夠買塊放馬桶的地兒。
在八九十年代,勤勞致富絕對不是一句空話,路邊擺個攤賣茶葉蛋都能賣成萬元戶;劉曉慶的某部電影裡,兩口子在鎮上起早貪黑賣豆腐,就能變成小富翁。
但現在靠勞動,靠掙死工資,別說買房了,按照最近的行情,租房都快租不起了。
大部分人依靠工作和勞動,可能只能保證以不丟人的形式活下去。
既然大部分工作無法帶來實現夢想的希望,也就越來越不值得珍惜了。
5
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選擇大於努力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裡,隨便選個方向,靠著死命的幹,就想改天換命,已幾乎不再可能。
而選對了風口,跟對了領導,豬都能飛起來。
至少能飛一陣。
如果渾渾噩噩,從來得過且過、不作選擇,那很可能努力一生,也只是在原地高抬腿。
看起來每一步都很用力,實際上每一刻都在原地踏步。
我的一個親戚,中專畢業後到了深圳富士康打工。
流水線工人,食堂+車間兩點一線的忙碌一整天后,剩下的一點時間就是用來玩手機、打遊戲。
幾年下來身無分文。
後來辭職回到老家,家裡籌了點錢,他和幾個同學一起開了一個專門搞自駕定製的旅行社。
五六年時間,已經在老家有車有房,混得風生水起了。
還有一個經歷非常坎坷的自媒體作者,可能不少人也知道。
大學畢業後,為了能出人頭地拼盡全力。他擺過地攤,做過售貨員,在小公司裡當過小職員,一路走、一路選,直到接觸了新媒體,才發現自己的才華所在。
一家公司給了他50萬年薪和一個副總裁的Title,但他只幹了一年,卻再次選擇辭職。
因為趁著年輕,他還想看看有沒有更多的可能性。
這兩人的經歷都曾帶給我很大的觸動。
如果僅僅只靠努力的工作已經無法達到期望的生活,而試著跳一跳就能帶來如此巨大的變化,那為什麼不想想看有沒有更好的選擇?
小平的南巡講話裡,還有一句話至今仍常常被人提起:
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
6
職場裡有一個詞叫“出生入死”,說的其實就是,離開是生門,留下是死局。
人固有一辭,或糾結如亂麻一團,或乾脆如快刀一閃。
但並不是所有的辭職,都是一種好的選擇。
只有謀定後動,才會是成熟的選擇;拍案而起,只能帶來倉促的離開。
謀定後動,一開始忍得很艱難,但後面得每一步都走得堅實;拍案而起一時很爽,但之後要面對的仍是迷茫。
對此,我有三條建議:
一、要主動作選擇,不要被動選擇
求職節目《非你莫屬》上,曾有過一個天津的外企經理,40多歲了才選擇離開單位。
雖然他過去的履歷很厚實,外企中層領導的Title也曾帶給他很高的工資和社會地位。
但在他因為公司裁員被迫站在非你莫屬的舞臺上時,他就已經喪失了議價的能力。
他被圍坐一圈的BOSS團們各種評頭論足,懷疑/否定/甚至批評,最終只能黯然離去。
如果在這家外企工作的數十年間,他能夠主動嘗試作出不一樣的選擇,大概都能知道自己在社會上是什麼身價,可以跳槽去什麼樣的行業/什麼樣的公司/什麼樣的崗位,而不至於最後如此狼狽。
有選擇的時候,要勇於做出選擇;沒有選擇的時候,也要做好為自己創造選擇的準備。
永遠要把選擇的主動權握在自己手裡,而不是交給他人。
二、作選擇的時候,合適的時機最重要
1991年,在同事們還在拼命考職稱的時候,馬雲就已經選擇創立了一家海博翻譯社。
但一直到1999年,馬雲才算真正辭去公職,走出最關鍵的一步。
無論是俞敏洪先利用業餘時間在外教英語,之後辭職創立新東方;還是雷軍工作之餘幫人寫軟件,然後辭職加入金山。
他們作出的選擇看似突然,其實細究起來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這個世界的節奏就是如此,不會每一年機會都均等,一輩子雖長,關鍵就是那幾個點。
什麼機會都還沒看見、什麼條件都還不具備,就太早作出選擇,可能會走彎路。
而太晚作出選擇,可能已經年老體衰,無力改變既定的人生命運了。
但如果確實不知道什麼時機最合適呢?
那就最好趁早作出選擇,年輕既可以試錯,糾偏的成本也很低。
畢竟,前面寫了那麼多牛人,他們人生的第一次辭職,幾乎都是二十出頭。
年輕才是作選擇時最大的資本。
三、永遠要給自己留下作不同選擇的可能
現在的工作,就是要求對一個越來越小的領域,知道得越來越多。
相應的,人越來越像是流水線上的螺絲釘,也就越來越難以跳出既定的框架。
在這個時代,一定不要一條路走到黑。
幾年前,做傳統媒體的那些人,如果只會悶頭編稿子,基本已經死了一批;只有那些眼睛向外,敢於嘗試的人,才最終搭上了新媒體的快車。
馬化騰在公司裡做研發的同時,一直在和朋友做軟件、炒股;俞敏洪白天上完課,晚上還要忙著去校外開小班。
八小時以內是為本職工作,八小時之外才是為自己工作。
最終來看,我們所有的選擇只有真正契合自己的愛好,更貼近自己的核心價值,才會真正出現大的突破。
而發現自己真正價值的最好方式,大概就是在本職工作之外,永遠給自己一些獨立的空間和時間,去嘗試不同的可能。
因為不敢嘗試,不願跳出舒適圈,而滿足於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最後勉強在一家公司混日子,是對人生最大的辜負。
海子說:“你來人間一趟,你要看看太陽。“
大家都曾經年輕一場,但總有人沒有安於“就這樣”。
馬上就到上半年的招聘季了,金三銀四。祝福大家都能有更好的選擇。
感謝你們的不離不棄。
—— END ——
關注公眾號,在菜單欄可以直接讀我的更多全網熱文,和關於毛主席的精品文章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文章,歡迎轉發評論。
閱讀更多 栩先生 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