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在《中國人史綱》曾說：“我們發現一項歷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權，當它建立後四五十年左右，或當它傳位到第二第三代時，就到了瓶頸時期——所謂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為了加強印象而設，當然不會有人機械地去解釋。在進入瓶頸的狹道時，除非統治階層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們無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們前功盡棄，也就是足以使他們國破家亡的瓶頸危機。歷史顯示，能夠通過這個瓶頸，即可獲得一個較長期的穩定。不能夠通過或一直膠著在這個瓶頸之中，它必然瓦解。”
當初讀到這句話的時候，深深為之震撼，自秦至清，這個瓶頸危機似乎始終成為皇朝的魔咒。秦二世而亡，果然是亡秦者胡也；西漢初呂氏干政，幾危劉氏江山；西晉二世晉惠帝傻子皇帝，發生“八王之亂”，一波自相殘殺之後，永嘉之亂，西晉滅；隋朝亦是如此，二世皇帝隋煬帝十來年時間就折騰亡國；唐初玄武門之變，兄弟相殘，喋血宮門；宋初燭影斧聲，宋太祖之祚移於宋太宗一支；明朝靖難之役，叔叔搶了侄兒的皇位。
如此等等，似乎都在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皇朝建立初期確實遇到了瓶頸危機。但我又不得不質疑：“所謂的瓶頸危機，看似是歷史定律，但未必就是一個定律。”當我們將皇朝建立初期所遇到的問題做一個梳理，就會發現這些問題性質很不一樣。
秦二世而亡，亡於秦法的嚴酷。西漢初的呂氏干政，只是政治鬥爭而已，雖外有強大的匈奴，但還不至於讓西漢走向亡國的地步。東漢初，經過王莽新朝改制後重新走入正軌，初期算是平平安安，沒有什麼大亂，反而是後來一代不如一代。曹魏亡於司馬氏，只是改朝換姓而已，老百姓還是那個老百姓。
西晉初八王之亂，亡於司馬氏之間的爭權奪利，亡於外族的乘虛而入。東晉初之亂，是王氏門閥大族與司馬氏之間的權力分配不均，經過王敦之亂後，門閥與皇權達成平衡，危機也算安穩下來。南朝宋齊梁陳，這個危機不是什麼瓶頸危機，而是“大盜不息，動亂不止。”不過是改朝換姓罷了。這個時候真正的危機應該是北朝南侵，這個危機沒有解決，任何時候都有可能亡國。
隋初天下重歸一統，外無強敵，內無戰亂，這個“開皇之治”倒是名副其實。隋煬帝繼位，大修宮室，開運河，修長城，伐高麗，折騰的天下大亂，這個亂來自於煬帝自身的問題，其亡是應該滴。唐初兄弟相殘，這個亂其實並不嚴重，只是皇帝由誰當的問題，此時真正的危機來自突厥，所幸突厥內亂，唐太宗派李靖橫掃漠北，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隋煬帝
唐高宗死後，武則天稱帝，這也只是一個改朝換姓，與老百姓干係不大。五代十國時期，“大盜不息，動亂不止。”外有契丹，內有十國爭衡，此時的危機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問題，沒啥瓶頸。宋初宋太祖與宋太宗之間，只是皇位的移位而已，真正的危機來自契丹南侵，澶淵之盟之後，這個問題算是得到解決。
南宋，可就不是瓶頸的問題，而是分分鐘有可能滅國的問題，北方強盛政權迭出，金國之後是蒙古，哪一個他都打不過。明朝初期靖難之役只是皇權爭奪問題，危機來自於北方，不過除了明英宗這個不爭氣的，這個危機倒不嚴重。明朝少了一段時間的明英宗，不也好好的嘛。[不要問我為什麼說不寫元、清，這個時候國都沒了，還談啥瓶頸危機？]
明成祖劇照
所以總體看來，所謂的歷史定律瓶頸危機只是由現象推論原因，這是一個本末倒置的提法。王朝建立初期，危機是或多或少存在滴，這是一個現象，談不上定律。我覺得倒是可以把“瓶頸危機”換成“危機”比較好，因為危機不僅僅是存在於王朝建立初期，其實是始終伴隨直到覆滅。
危機有時候會導致王朝很快覆滅，有時候被很好的化解。不管怎麼說，舊的危機被化解，新的危機又會出現；有的危機程度輕，有的危機很嚴重；有的危機當時看起來不是危機，過了十幾二十年就會成為危機。危機並不可怕。所謂危機危機，危中有機也。只要化解危機，比如西漢出解決了匈奴南侵的問題，唐初解決了突厥南侵的問題，漢唐都贏得一個新的高度發展。
其實對於王朝最為可怕的是沒有危機，或者有危機的時候反而認為沒有危機。前者漢成帝是也，後者隋煬帝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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