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國起廣西，而後挾兕虎出柙之勢，把天父的福音和嚴酷的內戰一起帶向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其北征之師又沿河南、山西、河北一直打到天津。一路延燒的戰火，使這些地方守土統兵的朝廷命宮一個接著一個成了失敗者，他們之中一些人命盡於刀戈之下，另一些人則跌僕之後再也爬不起來。
咸豐元年，當賽尚阿以大學士作欽差大臣，受命督師剿“粵逆”的時候，曾蒙“特賞‘遏必隆刀’”1以壯行色。但僅僅過了一年半，他就因湖南戰事失利而被摘去頂戴、拔掉花翎，“革職拿問”。自此退出戰場，也退出了官場。繼任的徐廣縉氣運更促，兩個月後即兵敗於嶽州，奉旨“革職留任”；再過一個月又在湖北同樣被“革職拿問”。另一個欽差大臣陸建瀛受命“防江皖”，結果江皖都防不住，他也成了“傳旨拿問，委員解交刑部治罪”的囚徒。其時上距接篆之日還不滿一百天。而解遞的委員還沒有送他上路，太平軍已攻破南京，直截把他戕殺了。2這些人都長久地主宰過別人的命運。但面對太平天國咄咄逼來的一派勁氣，他們自己卻在命運的擺佈之下猶如西風中的一片落葉，倏忽之間便從雲端跌入了泥淖。與他們相比，更多的人則是沒等詔書嚴辭切責，就已喪命於太平軍的打擊之下。咸豐二年歲末，太平軍用地雷炸開武昌城門，“巡撫常大淳、學政光祿寺卿馮培元、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漢黃德道王壽同、丁憂鹽道王東槐、署鹽道林思熙、武昌府知府明善、武黃同知周祖銜等皆殉難。”此後安慶破，安徽巡撫蔣文慶‘視之”。金陵破，江寧布政使祁宿藻“嘔血死”，提督福珠隆陰、前廣西巡撫鄒嗚鶴皆“遇害”死。武昌再破，“總督吳文鎔死之”。3每一次失地，都會有一批官場中人像茅草一般被太平天國的排刀刈倒。這些人以自己的跌落和損滅，反照出上流社會里積久而成的顢頇與衰頹。
戰爭打破了顢頇與衰頹，由此造成的震盪和脫節，又使士大夫中久以經世議論慷慨自負的那些人能夠從打破的缺口裡露出頭來，他們為這場戰爭帶來了另一種勁氣。
從戌卒陳涉溝火狐鳴以來，每一次農民戰爭都曾促成過知識分子的分化。舊朝作育出來的儒生身處板蕩之世，常常會產生出願在天命所歸的過程中扶助新朝的人。而當讀書人為草莽作佐命的時候，他們一定也在按儒學的面貌重新塑造草莽。亭長出身的劉邦與和尚出身的朱元璋都是這樣做了皇帝的。可見，儒學知識分子和造反的農民並非全然不可溝通。但太平天國一開始就從西方宗教裡搬來了另一種意識形態，他們既要打倒“滿洲韃妖精”，也要打倒孔夫子。於是“所陷之處，凡學宮正殿兩廡木主亦俱譭棄殆盡，任意作踐，或堆軍火，或為馬廄，江寧學宮則改為宰夫衙，以璧水園柝之地為椎牛屠狗之場”。4“譭棄”表達了兩種不同信仰之間的牴觸，其作踐之中還包合著固有的理據；然而把“馬廄”裡的糞便和“椎牛屠狗之場”的血汙與儒生心中的聖人放在一起，則純然是一種輕蔑的渲世。當意識形態的不兼容性隨戰爭的擴大而被放大之後，本以階級矛盾為內涵的造反便很容易把兵火延燒到文化上去。一個士人記述說：“至可恨則莫過於殘毀書籍。賊教目我書為妖書，近日沿江各郡邑藏書之家如漢陽葉雲素先生、揚州阮達公、秦敦夫、程穆堂兩先生各第，皆牙籤萬軸，多人間未見書，不啻琅環福地，而逆賊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燻蚊燒茶，甚至遺矢後用字紙擦之。”這一類出格的獷悍粗暴，使太平天國裡的老兄弟和新兄弟在讀書人的眼裡顯得非常可怕：“搜得藏書論擔挑，行過廁溷隨手拋，拋之不及以火燒，燒之不及以水澆。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書苟滿家法必犯，昔用撐腸今破膽。”5譭棄學宮和焚燒書籍，意在向世間人傳播上帝為唯一真神的教理。然而名教中人所看到的則是“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6一姓之天下的鼎革與“數千年禮義人倫”糾結在一起，表現了更多的恢宏，也會喚起更多的敵意。太平天國的信仰容不得孔夫子，但它們用來排抵儒學的卻又是一個狹隘獨斷而且粗陋不文的宗教世界。因此，天下的儒生普遍地成了太平天國的反對者：
壬子十二月賊陷武昌，初十日於獵馬場設高臺，賊目登其上曰講道理。嗚鑼於市，命闔城人往聽。內有漢陽生員馬姓者擠出人叢，挨至臺下，雲有要言關白。賊目令其前，問有何說，馬生雲：“爾才所說之言，一派傷天害理，犬吠之聲，何道理之有？試問自有人即有五倫，爾賊頭於群醜皆稱兄弟，是無君臣；父子亦稱兄弟，姑媳亦稱姊妹，是無父子；男女分館不準見面，是無夫婦；朋友兄弟離散，是無朋友兄弟，可謂五倫俱絕。即依爾所述亦只有兄弟一倫，況舍親兄弟不認而別呼他人為兄弟乎？加此悖謬，是真無用之狂賊也。”於是罵不絕口。賊目大怒，傳令將馬生五馬分屍，四肢各駕一馬，辮髮系一馬，用鞭棰之，詎五馬四蹄攢躍，皆不肯前，而馬生肆罵如故，賊不得已用刀分裂其屍。7
“馬生”不明白“兄弟”一詞在西教裡本自另有含義，所以憤而“肆罵”，為五倫爭是非。太平軍裡“講道理”的兵頭也並不真知上帝教稱天下人為“兄弟”的由來和確詁，所以口舌既訕，則加以辣手，用五馬分屍來解決論辯。這個故事裡的當事人都是歷史記敘中見不到名字的小人物，也正因為如此，“馬生”與“賊頭”之間的衝突，寫照的是一種真實的普遍。
理學崇究義理，與名教貼得最近。所以，當太平天國由廣西入湖南，一路帶來“名教之奇變”的時候，湖湘之間久浸於性理之學的知識分子遂身當其衝而紛紛立起，聚集成一個守護傳統的群體。東南群帥一片焦頭爛額，而有心衛道的章句之儒卻帕首提刀，一個一個成了殺人的悍將。王定安後來說：
原湘軍創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論道，以忠誠為天下倡。生徙子弟，日觀月摩，漸而化之。於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恥，急王事，以畏難苟活為羞，克敵戰死為榮。是豈有所劫而為之取？賢人君子倡率千上，風氣之所趨，不責而自赴也。8
這個過程說明，下層知識分子從田舍走向戰場的自覺與自願，在一個傳統的社會里曾聲光四播而感召一時。太平天國喜歡“道理”《禮拜佈道》，湘軍中領兵的讀書人也喜歡講道理。“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著力於禮義廉恥提撕人心。言者諄諄，往往“苦口滴杜鵑之血”。9兩者直面相對，各自代表了一種與精神和主義貼接在一起的暴力。在19世紀的中國，太平天國營造人間小天堂的理想和湘軍守護禮教的賁張之氣都不是為地域所囿的東西。因此，當東南戰火連成一片之後，脫胎於團練的湘軍便一步步尾隨奔湧中的太平天國，在激烈廝殺中越打越大，從湖南走向長江流域。
湘軍由“義旅”起家而成為內戰中的前鋒，腳下既淌著太平軍的血，也淌著自己身上流下來的血。自“王事”言之，固無負於“以忠誠為天下倡”。但“被服論道”的儒生和景從附集的“市井耕氓”都是從民間走來的，10他們為朝廷填補了群潰的敗兵在一邊再退之後留下的連片空間，然而在舊日權界還沒有被戰爭打破的時候，他們的崛起和張大又一定會與控馭地方的法度和權力相沖撞。這種矛盾曾長久地櫱生出上下左右之間的種種疑忌、掣肘與爭鬥，使力赴時艱的人常常氣結。咸豐三年，曾國藩在一封信中自謂“今歲以來，所辦之事，強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次年，又在另一封信中說：
近年辦理軍務，中心常多鬱屈不平之端，每效母親大人指腹示兒女曰“此中蓄積多少閒氣，無處發洩”。其往事〔年〕諸事不盡知。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帶之兵勇僕從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罵痛打，此四弟、季弟所親見者。謗怨沸騰、萬口嘲譏，此四弟、季弟所親聞者。自四月以後兩弟不在此，景況更有令人難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軍事之萬一有濟。11
湘軍起於湖南，而湖南官場卻最先對湘軍顯露出歧視和抑抵。由此產生的傷痛和憤鬱都不是用言語可以排解的。自道光二十七年起，曾國藩以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已官居“卿貳”；但在咸豐二年丁憂之後，就成了一個在籍的紳士。因此，當他從熱孝中被石出來“墨絰從戎”的時候，沒把“卿貳”的權勢帶過來。皇帝給他的職街叫做“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12這顯然不是一個能夠當權的位置。然而被內戰激活的儒學精神正化作衛道的自覺和自願。知識分子的用世之想和名教意識之亢揚一時交匯在一起，時時都在鼓盪人間的踔厲之氣。由是，總領湘軍的曾國藩便常常要伸出手來，在“急工事”的過程裡越過“幫同辦理”的界限。咸豐初，長沙兵勇私鬥。剛剛做了團練大臣的曾國藩頗憂“內鬥無已時，且不治軍，即吏民益輕朝使，無以治奸軌”，遂“移牒提督，名捕主者。提督亦怒，謾曰：‘令如命，縛詣轅門。’標兵洶洶滿街。”提督的“怒”和“謾”，都是針對曾國藩的，因之而有成群的營兵被放出籠來，“洶洶滿街”。隨後，悍卒的聲勢被弄得越來越大：
營兵既日夜遊聚城中，文武官閉門不肯誰何，乃昌狂公圍國藩公館門。公館者，巡撫射圃也，巡撫以為不與己公事。國藩度營兵不敢決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欽差隨丁，幾傷國藩，乃叩巡撫垣門，巡撫陽驚，反謝，遣所縛者，縱諸亂兵不問。司、道以下公言留公過操切，以有此變。國藩客皆憤怒，以為當上聞。國藩嘆曰：“時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亂，何敢以己事瀆君父？吾寧避之耳。” 即日移屯衡州。13
這段記敘中夾述“閉門不肯誰何”、“不與己公事”、“陽驚”、“反謝”以及司道以下的“公言”，用冷峭的筆意刻劃了湖南官僚的群體面目，並反襯出曾國藩和他的湘勇在這些人面前的孤立無趣。後來湘軍出戰，水師大敗於靖港。曾國藩憤極，兩次投水中求死，“皆左右援救以出”。遂孤居於長沙城外的高峰寺裡，備棺木，“欲自裁者屢矣”。14而長沙城裡的布政使徐有壬卻正在“與按察使會詳巡撫，請罷曾軍，語倨妄甚”。15一時陰霾四起。城內的人和城外的人相距不過咫尺，卻各有各的心事，方寸之間隔得非常遙遠。直到另一股湘軍在湘潭大獲全勝，消息傳來，才吹散了罩在曾國藩頭上的滿天烏雲。對於身歷其境的人來說，此中滋味當然是很難忘記的。
徐有壬後來升江蘇巡撫，咸豐七年城破，“抗聲罵賊”死。16其心頭的指歸與曾國藩並無不同。然而身在湖南官場之際，他卻鋒芒甚厲，常常要與湘軍為難。曾國藩的“侵官越俎”和徐有壬的節節排抵，既說明了“赤地新立”的湘軍從一開始就與固有的制度犴格不通；又說明了自負血性的匡時之士從一開始就不肯為制度所囿。內戰因社會矛盾而起，由此牽演，卻觸發了官場關係的重重角抵。所以，湘軍雖然“驅血肉之驅與炮石為敵”17，而四圍於成法的侷促逼仄之中，其根鬚很難伸入地方權力中去。18迨湘軍漸得能戰之名，在朝旨指調下四出奔戰，這種矛盾也越來越尖銳，使領兵討“粵匪”的那些讀書人老是要同各有事權的地方官僚嘶咬，弄出許多私怨和公憤。咸豐七年，曾國落在一封奏摺中久積憤懣一為發舒，備述歷年以來“艱難情狀無以自申者”，畫出了內戰中的種種無序：
定例軍營出缺，先盡在軍人員撥補，給予札付。臣處一軍，概系募勇，不特參、遊、都、守以上無缺可補，即千、把、外委亦終不能得缺。武弁相從數年，雖保舉至二三品，而充哨長者，仍領哨長額餉；充隊目者，仍領隊目額餉。一日告假，即時開除，終不得照綠營廉俸之例，長遠支領。弁勇互生猜疑，使有保舉之名，永無履任之實。或與巡撫、提督共事一方，隸人衙門，則批捕實缺；隸臣麾下，則長生觖望。巨未有統兵之旨，歷年在外，不敢奏調滿漢各營官兵。實缺之將領太少，大小不足以相維，權位不足以相轄。去年會籌江西軍務，偶欲補一千、把之缺，必婉商巡撫，請其酌補。其隸九江鎮標者，猶須商之總兵，令其給予札付。雖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權反不如提鎮。
名分不全的募勇身揹著許多委屈不平在打仗，而以募勇“越境剿賊”，又不得不窘於主客之勢，久戰之後的一腔猛厲往往為州縣所困：
國家定製，各省文武黜陟之權，責成督撫撫。相沿日久，積威有漸。督撫之喜怒，州縣之榮辱、進退系焉。州縣之敬畏督撫，蓋出於勢之不得已。其奉承意旨，常探乎心之所未言。巨辨理軍務，處處與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屬，大率視臣為客，視本管上司為主。賓主既已岐見，呼應斷難靈通。防剿之事，不必盡謀之地方官矣。至於籌餉之事，如地丁、漕折、勸捐、抽釐，何一不經由州縣之 手？或臣抽釐之處，而州縣故為阻撓；或臣營已捐之戶，而州縣另行逼勒。欲聽之，則深慮事勢之窒礙；欲懲之，則恐與大吏相齟齬。
“阻撓”和“逼勒”都使人氣短。而身在冷眼環視之中，還有逼來的“疑侮”：
臣前後所奉授鄂、援皖，籌備船炮，肅清江西諸諭，皆系接奉廷寄，未經明降諭旨，外間時有譏議。或謂臣系自請出徵，不應支領官餉；或謂臣未奉明詔，不應稱欽差字樣；或謂臣曾經革職，不應專摺奏事。巨低首茹嘆，但求集事，雖被侮辱而不辭。迄今歲月太久，關防之更換太多，往往疑為偽造，釀成事端。如李成謀戰功卓著。已保至參將矣，被刑辱於芷江縣，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見信；周鳳山備歷艱辛，已保至副將矣，被羈押於長汀縣，亦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見信。前福建巡撫呂佺系，曾專函馳詢臣印不符之故。甚至捐生領臣處之實收，每為州縣猜疑，加之鞠訊。或以為不足據，而勒令續捐。19
當曾國藩作《討粵匪檄》的時候，一意弘揚“赫然奮怒，以衛吾道”；很少想到被他帶著走上戰場的湘勇們會遇到種種不能用名教溝通的窒礙，迨閱歷既多之後，則不得不嘆“艱難情狀無以自申”。此中自有說不出的辛酸。內戰打亂了許多舊的章法，所以，脫胎於團練的湘軍能夠出洞庭，入長江，佈列於一個越來越大的空間裡。然而他們在這個空間裡又常被眈眈而視，腳下走的是一條窪陷的狹路。置身其間的湘軍知識分子一面千里血戰，為朝廷肩撐東南數省的殘破之局；一面久處“客寄虛懸之位”，往往“枵腹從事，自捐自養。而其不見諒於人者亦已多矣”。20些人雖以信念和信義相聚合，而一旦在鋒鏑之間艱難立起，則一定不肯甘心仰人鼻息，徒為征途走卒。其用世之初心屢受困抑而益見勃鬱恢張。是以曾國藩“歷陳辦事艱難”，鋪敘既畢，遂以明切之辭歸結說：“以臣細察今日局勢，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者，決不能以治軍。縱能治軍，決不能兼及籌餉。”其實他心裡看得非常清楚，在一個兵禍連結的時代裡，“凡有領軍之責者，軍覆則死之；有守城之責者，城破則死之。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21治軍而兼有守土之責將更多一重取死之道。但作為湘軍領袖，他又代表了一個由經世思潮孵育出來的知識分子群體。這個群體雖以軍功入世，然而“談經濟，究韜略，明習國家掌故”，22抱負大半都在軍功之外。所以，百戰之後睨視官場的猥瑣駑頑，不會不使他們愈多經世致用的自負。太平天國以造反攪動天下，卻把儒學知識分子中最能強毅力行的那一群人喚了出來。他們急急而起，與“天父天兒之教”相爭，又在挽救王朝危機的過程中為朝廷帶來了一種重分權界的緊張。
然而，與國家豢養的經制之兵相比，由紳士募勇練出來的軍隊終究不是一種嫡出的東西，其間的親疏厚薄之別是很難用文字寫出來的那一套道理消泯掉的。薛福成後來說：“粵賊之據武昌、漢陽也，進陷嶽州以逼長沙；曾文正公以丁憂侍郎起鄉兵，逐賊出湖南境，進克武漢黃諸郡，肅清湖北。捷書方至，文宗顯皇帝喜形於色，謂軍機大臣曰：‘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公對曰：‘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文宗默然變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獲大行其志者七八年。”23這裡提到的“某公”指祁雋藻。雖說薛福成的記述意在用湘軍日後的事功反襯其當初的闇昧，但祁雋藻的進言卻並非出自私怨。作為廟堂中人，他對這種從打亂了的章法裡冒出來的力量天然會有一種無法親近的不信任感。而由此引申出來的意思，則非常容易地喚醒了人主內心本有的親疏厚薄之別。因此，在“文宗顯皇帝”之世，越打越疲憊的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始終比越打越強悍的湘軍更多地繫結著朝廷的期望。然而太平天國的攻勢卻老是要摧毀這種期望。咸豐八年，太平軍破江北大營；次年江北大營撤。咸豐十年卷，太平軍襲杭州，誘金陵圍城之敵分兵往援，趁時擊潰江南大營。主持江南軍務的和卷一路逃奔；嘔血而死，經制之兵的氣數也隨之而盡。湘軍中人居長江中游，冷眼俯視盤踞下游的江南大營在滾滾煙塵中人仰馬翻，分崩離析，各自議論紛紛。朱孔彰後來為曾國藩立傳，追敘當日情景說：
江南大營復陷，官軍悉潰，常州、蘇州相繼失，咸豐十年閏三月也。左公宗棠聞而嘆曰：“天意其有轉機乎”或聞其故。曰：“江南大營將蹇兵疲，萬不足資以討賊。得此一洗盪，而後來者可以措手。”又問誰可當之？胡公林翼曰：“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24
左宗棠論大勢；胡林翼說人事。兩者的議論都非常明顯地直露出一種久鬱之後的酣暢一洩，其對答應和之際具見湘軍人物一手規劃天下的自信和自負。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的相繼而潰，是太平天國為自己重造戰局的大手筆，然而久作偏師的湘軍卻因之而節節發舒，大步地走入了居天下之重的位置。咸豐十年四月，曾國藩奉旨“先行賞加兵部尚書銜，迅速馳往江蘇，署理兩江總督”。六月，奉旨補授兩江總督，“並授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25次年七月，咸豐崩於熱河。十月，曾國藩已受命主持“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悉歸節制。”26從咸豐二年到咸豐十年，曾國藩四出奔馳力戰而久在“客寄虛懸”之中，官階不能進一寸。但在爾後的一年多里，卻因太平天國的一番“洗盪”而廓然大張，在湘軍和綠營的此長彼消之間成為人臣中的最強有力者。其相生相剋之理不能不使人思之訝然。由於曾國藩的身邊匯聚著一個久相知結的知識分子群體，因此，當朝廷最終把兵火不熄的東南半壁託付給他，其臂力遽爾遠伸，曾經與之相濡以沫的軍功儒生們也一定會紛紛然挺脫而出，分佈四野。從這個時候起，疆吏在內戰中的代謝便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現象。其間後來居上的人物，與道鹹兩朝的袞袞諸公顯然有著一副不同的面孔。成書於光緒十五年的《湘軍記》撮敘始末，羅舉說：
自廣西寇發，海內騷動，新寧江忠烈公忠源，實倡義義旅。而王壯武公鑫、羅忠節澤南以諸生起，其後李忠武公續賓、胡文忠公林翼、左文襄公宗棠、劉武慎公長佑、蔣果敏公益澧，暨今總督曾公國荃、尚書彭公王麟、總督揚公嶽斌、巡撫劉公錦棠，征伐四出，用兵遍十八行省。一時湘人由戰功任封圻者，總督則有劉公嶽昭、劉公坤一、楊公昌濬；巡撫則有李勇毅公續宜、劉果敏公典、劉公蓉、唐公訓方、陳公士傑；其以提督權巡撫者，則有田公興恕、江誠恪公忠義。而勞文毅公崇光、侍郎郭公嵩燾、總督譚公鍾麟、巡撫黎文肅公培敬，雖起家翰林，亦皆涉歷兵事。其它專閫、監司，以勳伐昭著於時者，不可勝數。27
“湘人”之外，與湘軍深有淵源而先後致方面，作大吏的顯達者還有沈葆楨、李鴻章、嚴樹森、李瀚章、李宗羲、閻敬銘、許振韋等等，這些人大半都是那個時候富有個人影響的人物。迨李鴻章領淮軍別開一面，與湘軍相蟬蛻，江淮群體以及依附於其間的人們中又次第產生了張樹聲、潘鼎新、劉銘傳、劉秉璋、丁日昌、錢鼎銘、郭柏蔭、王凱泰、劉郇膏、周馥等等以督撫開府的達官。在後來的同光兩朝裡，他們曾長久地支配過大半個中國，並保留了一種聲氣相通的淵源。中世紀與近代之交，世運的盛衰起落之間明顯地留下這些人各有才識惰性的心跡和足跡。
疆吏的代謝是懷抱經世之心的知識分子在守衛名教的過程中打出來的，他們由此自立，成為重造乾坤的中興名臣。然而軍功人物一批批地出據方面，又是一種康、雍、乾、嘉、道、鹹以來從未有過的局面。內戰造出了舊章裡沒有的變勢，拽使朝廷不得不順乎其勢。因此，疆吏的代謝雖以人事遷移為結果，但由此牽結蔓衍，則必定會促成許多政治關係與社會關係的衰變和重組。曾國藩是最早看清楚“治軍”須兼有“察吏”之權的人，又曾以自己的臂力多次把別人舉到封圻之位，但當這種嬗遞到來之際，他又最早思慮此中所伏的禍福相倚，並因之而感到深深的畏懼。同治元年，他由節制四省而晉階協辦大學士，隆隆然負一時重望，然而意態則愈多神斂，奏疏之中往往以人臣事君“機括甚微，關係甚大”為慮：
前此迭奉諭旨，飭臣保薦江蘇、安徽巡撫。頃復蒙垂詢閩省督撫，飭臣保舉大員，開列請簡。封疆將帥，乃朝廷舉措之大權，如臣愚陋，豈敢幹預。嗣後臣如有所知堪膺疆寄者，隨時恭疏入告，仰副聖主旁求之意。但泛論人才，以備釆擇則可；指明某缺，徑請選除則不可。不特臣一人為然，凡為督撫者，皆不宜指缺保薦督撫。蓋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徵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在聖主虛衷訪問，但求投艱而遺大，不惜舍已而從人。惟風氣一開，流弊甚長，辦之不可不早！宜預防外重內輕之漸，兼以杜植私樹黨之端。其督撫有任可履者，不準遷移不到，亦不准他處奏留，庶幾紀綱彌表，朝廷愈尊。28
這些話從自己說起，而旨義則在天下督撫和後起的來者，其中正有無窮的憂思。作為主持東南軍務的時局中人，他不會不願意從湘軍中輸出疆吏，以期實利實功；作為做過聖賢功夫君子儒，他又不願意看到一個督撫體貌日尊的時代從自己手裡造出來。兩者在歷史變遷的過程裡其實是連在一起的，但曾國藩卻一心一意想要把它們剝開。這種矛盾，深刻地說明了被人造出來時勢很容易此傾彼跌，扶得東來西又倒，遂使造時勢的人們長在捉襟見肘，顧此失彼之中，畫不出一個圓融和圓通。內戰像洪水過地一樣造成了人世間的種種位移和丕變，這個過程因各種各樣意志的催動而發生，但這個過程留下來的東西卻是個人意志所無法改變的。
二
在農民的造反還沒有揭竿而起的時候，由時政起講的經世之學已非常明切地表現了知識分子的社會批評意識。鹹同兩朝，經世之學演為內戰中血腥的“殺人之業”，以萬千頭顱為王朝重造出中興。然而蘊結於經世之學裡的批評意識也由此橫決而出，在亂世的動盪中演為應時而變的倉促改作，使二百多年來的國家法度不知不覺地脫出了舊轍。
咸豐初年，曾國藩以在籍侍郎作湖南團練大臣。在那個時候，蘇、皖、閩、浙、贛、黔、豫、魯和直隸還有四十二個團練大臣，但環顧天下，沒有一個人比他更自覺地執著於以團練經世。他在一封信中刻劃綠營嘴臉，說得非常痛切：
今日之兵極可傷恨者在敗不相救四字。彼營出隊，此營張目而旁觀，侈口而微笑，見其勝則深妒之，恐其得賞銀，恐其獲保奏，見其敗則袖手不顧，雖全軍覆沒，亦無一人出而援手拯救於生死呼吸之頃者。以僕所聞，在在皆然。蓋緣調兵之初，此營一百，彼營五十，徵兵一千，而已抽選數營或十數營之多，其卒與卒已不相習矣，而統領之將又非平日本管之官。一省所調若此，他省亦如之。 即同一營也，或今年一次調百人赴粵，明年一次調五十赴楚，出征有先後，赴防有遠近，勞逸亦還乖然不能以相入，敗不相救之故半由於此。29
綠營的毛病是與制度連在一起的。因此，他不相信身在制度之中的營兵們可以重鑄出勇武樸誠。“就現在之額兵練之而化為有用，誠為善策。然習氣太重，安能更鑄其面目而盪滌其腸胃？恐嶽王復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藝；孔子復生，三年不能變革其惡習。故鄙見竊謂現在之兵，不可練之而為勁卒，新募之勇，卻可練之使補額兵。”30 這些議論都是因目擊時病致感慨忿激，由感慨忿激思“改弦更張”。31兵制本是國家大法，然而其間又有著太多的腐敗朽爛。事窮而後變，為朝廷造中興的人們遂不得不從一開始就繞過綠營兵制，走到國家大法的外面去。於是而有湘軍的兵制。
湘軍之起，是綠營衰弊潰散的結果。因此，其新制與舊制蟬蛻之際多所揚棄。曾國藩手訂“水陸營制’為“新募之勇”的章程，立法尤重固結之勢：
初立三百六十人為一營，已而改五百人為一管。營分四哨，哨官四人，統以營官。自兩營迄十營、數十營，視材之大小而設統領焉。統領徑隸大帥。故營、哨官所轄有定數，而統領所轄無定數。欽差、督撫，皆大帥也。帥欲立軍，揀統領一人，檄募若干營。統領自募營官，營官揀哨官，以次而下，帥不為制。故一營之中，指臂相聯。弁勇視哨、營，哨、營視統領，統領視大帥，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或帥欲更易統領，則並其全軍撤之；而令新統領自揀營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別汰留，遂成新軍，不相沿襲也。32
大帥、統領、營官、哨官都以一身而維繫自己的那個作戰群體，在層層凝集中行層層制斷。比之綠營“將與將不和，卒與卒不習，勝則相忌，敗不相救”33的氣脈不暢，湘軍的長處是非常明顯的：“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34 而後有所謂“指臂相聯”的應從和“子弟之事父兄”的情誼。咸豐七年，曾國藩遭父喪，居家守制之日，追念兵中僚屬，每多唏噓感慨。他曾致書李元度，提到許多往事：
常念足下與雪芹，鄙人皆有三不忘焉。雪芹當嶽州敗時，正棹孤舟，搜剿西湖，後由龍陽、沅江偷渡，沉船埋炮，潛身來歸，一不忘也；五年卷初，大風壞舟，率破船數十號，挈涓滴之餉項、渙散之人心，上援武漢，二不忘也；冬間直穿賊中，芒鞋徙步，千里赴援，三不忘也。足下當靖港敗後，宛轉護持，入則歡愉相對，出則雪涕鳴憤，一不忘也；九江敗後，特立一軍，初志專在護衛水師，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鎮敗後，鄙人部下別無陸軍，賴臺端支持 東路隱然巨鎮，力撐絕續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無捱。此六不忘者，鄙人蓋有無涯之感，不隨有生以俱盡。35
湘軍規制既重以人立軍，則束伍之法常易衍為人與人之間的感召。儒學知識分子的講學所得因之而能夠匯入其間，成為一種固結人心的東西。彭玉鱗和李元度之甘心履危入險，捨生忘死，都說明：在他們那一代人心裡，軍政是與倫理、信念、私惠、公誼交纏在一起的。方內戰正酣之際，綠營一潰再潰，湘軍卻從屢戰屢敗中踏出一條血路來。其強韌勁悍之經久不衰，顯然，不僅出自軍法部勒，而且出自人際之間的“上下相維”和“各護其長”36
湘軍兵制體現了對於綠營制度的變法，其初意本在補苴罅漏，救王朝之困厄。然而築成兵制的種種關係又牽匯萬端，與國家法度裡的許多構造交相襻接。因此，在湘軍和綠營的此起彼落之中，由兵制開始的變遷一定會引發出更多的變化。
歷時二百餘年的綠營制度，以幾代君主累積起來的苦心構成了一種周密的馭下之勢。在這種制度裡，國家的經制之兵分標、協、營、汛散佈於十八個行省，“慎巡守，備調徵”。37服役的士卒都從久居於本地的民戶中招取，“不準以客民充補”。38一旦從軍，即名入兵籍，終身不能脫出。由此產生了“尺籍伍符，按戶可稽’”39的兵戶。雖說身列標、協。營、汛的人都有奉調出徵之責，但徵事既畢，皆須各歸編制，從哪裡來，仍舊回到哪裡去。因此，在國家法度裡，綠營士兵總是被栓在兵籍所在的那個地方，組成一個個不能流動的群體。與之相對比，統帶士兵的軍官則非常明顯地處於“升”與“調”的流動之中，“凡直省武職副將以上，列名具疏請補；參將以下，按月升遷”。40他們在每一個地方都不可能停留得很長久。這種“兵皆土著”和“官皆選補”的制度，使兩者之間的結合只能成為“以傳舍之官馭世業之兵”。41於是，兵與將之間近在咫尺卻又被隔得十分遙遠。然而也正因為如此，那個時候不會有跋扈的驕兵悍將。士卒以兵籍為歸依；將弁隨銓選作流轉，而兵籍和銓選都總莞於帝王身邊的兵部。兩種被有心分開來的東西只有在這裡才能合為一體。因此，標、協、營、汛雖遠在萬里之外，朝廷以一紙詔令即可從十八行省調徵千軍萬馬；將帥雖統馭千軍萬馬，朝廷以一紙詔令即可使之奉命惟謹。由於兵權高高地懸在九重之上，天下曾長久地顯出斛觫中的一派安謐寧靜。道光年間，梅曾亮說：
國家熾昌熙洽，無雞鳴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於今。東南西北方制十餘萬里，手足動靜視中國頭目。大小省開府持節之吏，畏懼凜凜，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屬吏，遞相役使，書吏一紙揉制若子孫，非從中復者，雖小吏亳發事，無所奉行。事權之一，綱紀之肅，推校往古，無有比倫。42
“事權之一”和“綱紀之肅”都是在重重製約下實現的。這種自上而下的制約裡顯然有著一股嗅得出來的兵氣。
但湘軍的兵《勇》卻是由將弁自己招募來的，這些人的聚和散全以將弁一人的存亡去留為轉移。因此，綠營那種把士卒栓定在一個地方的兵籍制度便從一開始就被他們改造掉了。不入兵籍的湘勇，是一種兵部的簿冊裡所沒有的東西。雖說他們不停地在內戰中奔來奔去，聲勢越來越大，然而高高在上的兵部卻只能看到一片混沌朦朧，那些用慣了的法令都罩不著這一群群由山農蛻化出來的士卒。
與募勇之不入兵籍一樣，在湘軍制度裡，將弁也在一群一群地逸出兵部的銓選。一方面，湘軍自立名目，以統領、分統。營官、哨官、哨長、什長為等次，與國家武職秩序中的提督、總兵、副將、參將、遊擊、都司之類全不相侔。另一方面，在湘軍裡領一軍而成統將的，大半都出身於讀書人。這些人雖以武勳搏來軍功，但官位卻多在不入兵部銓選的文職一路。顯然，這兩者都會造成湘軍規制與國家法度之間的節節牴牾。同治年間，左宗棠督陝甘，所部湘軍有統領吳士邁以軍法誅殺營官朱德樹一案，曾傳播遠近而驚動朝廷。這個案子之所以異乎尋常，是因為殺人的吳士邁官不過中書，被殺的朱德樹卻是記名總兵《實授處州鎮遊擊》，以官階而論，便成了七品文官擅殺二品武官、在一個以等序系尊卑的社會里，這顯然是一種大悖理法的奇事。然而自湘軍制度看去，則另有說焉。左宗棠奉旨複查此案，回奏言之侃侃：
軍營體制，只諭事寄輕重，不論品秩尊卑。有保至提、鎮而仍當哨官什長，保至副、參、遊而仍充親兵散勇者；有在他軍充當統領而在此軍充當營官，在他軍充當營官而在此軍充當統領者。時地既殊，勢分即異。當統領者必節制營、哨；當營哨者必受節制於統領，固無他說也。
因此，“吳士邁官雖中書，分實統頒，憤朱德樹之違令殺之，是統領以違令殺營官，非中書殺總兵也”。43這些話說的都是實情，所以風波也就此平息。統領和營官，是湘軍在變法中自立的名分；中書和總兵，是國家制馭天下的名器。但當兩者發生矛盾的時候，卻是軍中的名分比國家名器更能體現權力。這個例子說明：夾處於兩種身份之中的湘軍將弁已失去了綠營軍官那種上下尊卑一以貫之的有序。《清史稿》後來說：自鹹同軍興以來，“往往記名提、鎮，降充末弁，候補千、把，驟膺統將，官職懸殊，至斯已極”。原先的規矩全都被弄亂了。於是，昔日兵部所握“三載甄別，五年軍政，敘功核過，以待賞罰黜陟”44的銓選權也因之而變得梗塞不通，軍中人物的升轉移調遂不再率由舊章。
士卒脫出了兵籍，將弁脫出了銓選，二百年來朝廷用以懸系天下兵權的東西都被湘軍的改制不知不覺消解掉了。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士卒依附於將弁，將弁依附於列帥，而致“各有宗派”45的時代。王闓運作《湘軍志》，記述“曾國藩父喪，委軍裡還湘鄉”之後，佈列江西的湘軍與將軍福興之間的種種“阻格”，而後概括說：“始創義師由國藩，軍將視為轉移，福興等徵調，置不訾省，得國藩一紙，千里赴急。”46“一紙”的尊貴和“徵調”的輕賤，非常明白地折射出兵政在內戰中的演變。從最初的固結之勢中已經衍生出個人對於軍隊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和支配力。在列祖列宗的手裡，這本是一種不能容忍的東西。但到了這個時候，太平天國凌厲的兵勢顯然更迫人。他們帶來的地動山搖，使原本不能容忍的東西成了朝廷不得不借重的物事。咸豐八年，“浙省軍務吃緊”，“湘軍之在江西東路者，悉移師以援浙”。朝旨命曾國落起復：
東市大局攸關，必須聲威素著之人員會率各軍，方能措置裕如。曾國藩開缺回籍，計將服闋。現在江西撫、建均經克復，止餘吉安一府，有曾國荃、劉騰鶴等兵勇，足敷剿辦。前諭耆齡飭令蕭啟仁、張運籣、王開化等馳援浙江。該員等皆系曾國藩舊部，所帶兵勇，得曾國藩調遣，可期得力。
稍後，湖南巡撫駱秉章也奏議湘軍援浙，以曾國藩為眾望所歸：
現在授江《西》各軍將領，均前侍郎曾國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鄉，即其舊部，若令其統帶赴浙；則將士一心，於大局必有所濟。且江、浙本屬澤國，利用舟師，楊載福、彭玉麟兩軍，皆系曾國藩舊部。47
詔書和奏議所倚重的，都是曾國藩對湘軍的個人影響力與支配力。自三藩平定之後，朝廷第一次承認了將帥馭軍的不可替代性。
曾國藩對於湘軍的個人影響無疑有著出自儒學人格的一面，但使朝廷不得不借重曾國藩個人影響的，卻是湘軍以“恩誼”辨親疏的兵制。無疑，當湘軍在越來越大的地域中替代了綠營之後，從這個制度中還會更多地產生出一個個以恩威專制一軍的人物。至鹹同之交，他省官紳募勇守土，各自為戰，也紛紛然取法湘軍營制，48將帥之間遂愈多“宗派”，也愈多以“宗派”分兵權的意識。迨淮軍大興，則派分益顯，各立鈐記，諸軍皆以將帥之名為名。於是而有樹軍、銘軍、鼎軍、盛軍、松軍、慶軍、奇軍、勳軍、魁字營、仁字營、昌字營、開字營、勝字營、榮字營、善字營、群字營等等，千姿百態，蔚為奇觀。循名責實，其間自有許多不可思議。這個過程與重造中興的事功連在一起，然而正在取代綠營的募勇們也在這個過程中日益弛脫了自己與朝廷之間的關係，各成其大群體和小群體、當領兵的將帥接二連三成為封疆大吏之後，兵權也隨之而去，移為督撫手裡的東西。咸豐末年，胡林翼曾說過：
近年督撫以不帶兵為自使之計，亦且以不知兵為自脫之謀，此所謂甘為人下而不辭也。凡事以謙為美德，惟兵事不可謙，謙則為敗德。且手中腹中無兵無將，即一步不行。49
這些話以一種強烈的包攬之心表達了把持兵事的自覺意識，非常明白地顯示出崛起於內戰之中的督撫與前輩疆吏的不同意態。在那個時候，包攬和把持常常是與籌劃天下的一片經世熱誠連在一起的。但三十多年後，康有為議時政而及兵事，他所看到已只有包攬而不見熱誠了：
昔徐壽衡為兵部尚書，吾問其舉國兵數。徐尚書答曰：“我兵部惟知綠營兵數。若其勇營練軍，各督撫自為之，吾兵部安得知。”夫以兵部尚書而無由知全國兵數，況於調遣訓練乎？
與兵部的茫茫然不知底裡相對應，是天下督撫的各私其兵：
向見廣西有亂，請兵於湘，請械於粵，則湘粵辭之。苦請固求卑辭類乞，頻請嚴旨嚴迫，乃勉強以客軍舊械應之。
他因此而深致嘆息：“一兵一卒一餉一糈，朝廷皆拱手而待之督撫，督撫又皆以保疆圉為詞，言之有故，持之成理。”50這種景象與曾國藩那一代人改革兵制的初心顯然是不相鍥合的。然而一代人與另一代人之間本自亙貫著時易勢殊之後的種種否隔。當湘軍的變法把高高懸起的兵權一點點移入督撫手中之後，繼起的人們則多半會在既成的局面裡漸漸忘掉此中命意，專注於劃權疆界一面，使最初的變法在不斷喪失經世之義的過程中變得全然不成模樣。因此，當初為王朝振衰起弊而掊擊過綠營制度的變法改作，在後一輩經世知識分子的眼中也成了一種被掊擊的東西。
內戰促成了兵制的變法。然而成千上萬的軍隊從團練中 脫胎而出，又使養兵成為一個難題。於是，在營制快破舊規之後，餉制也抉破了首規，牽連所及，遂使國家度支之法大變。
咸豐三年，太平天國已定都金陵，而漫長的戰爭還剛剛開始。戶部的一道奏摺說：
今則軍需迫不待時，指款懸而無薄。被兵省分，既已無可催徵，而素稱完善之區，如江蘇則請緩徵；山東則早請留用；山、陝、浙江皆辦防堵，是地丁所入，萬難足額矣。揚州久被賊佔，漢口瘡痍未復，淮南全綱不可收拾，是鹽課所入去其大椿矣。蕪湖、九江、江寧、鳳陽，先後被侵，夔關、蘇關，商販亦多裹足；甚至崇文門亦請盡收盡解，是關稅所人，僅存虛名矣。此皆常年所指為例撥者，今以盡供軍需，猶虞不足。於是約徵不可恃，乃藉助於捐輸，捐輸不可恃，乃乞恩於內帑。近來捐輸之數，業已大減，內帑所藏，亦復不敢輕議。此外補苴之術，如停養廉、開銀礦、提當本、收鋪租，凡臣等管見所及，與在京臣工陳奏各事宜，見之施行者，不下數十款。
斯可謂羅掘俱窮，而各省需索卻正方興未艾；這就使“有盡之經營”與“無厭之籲請”51成了一種解不開來的矛盾。綿延不息的兵火一面把大片區域中的地丁、鹽課、關稅燒成灰燼；一面又使軍中餉需鋪得越來越大。兩者的矛盾把國家度支逼入了一個死角。到了戶部沒有辦法再支撐於出入之間的時候，朝廷便不能不放開手來，把餉事的主權讓給了主持地方軍務的人們：
現在賊氛未靖，各路軍營餉需治繁，部庫籌撥銀兩實形支絀。疊經降旨，並由戶部奏明，行知琦善、向榮、勝保等軍營，運儲米石，以充軍食。湖北等省漕糧，均準截留接濟；山東折漕，因恐出入折耗，令將米石撥營備用；各處倉社米石，均準關支。
其有漕省分，徵存未運漕糧，均準各該糧臺就地動用；其無漕省分，均令於所屬倉各項下酌量關支。52
這些話出自咸豐四年的上諭，意在一紓迫來之急。但久處於層層套疊之中的地方當局則能夠由此從容引申，漸得騰挪截取的種種便利。所以，胡林翼後來統而言之曰：“至今日，則兵無可調，惟有募勇；餉無可請，惟有自籌”，53這種沒有成軌的“自籌”顯然會產生出許多創意。
二百多年來，戶部綰天下財匯，曾長久地代表了朝廷心裡的那個一統之局。但當餉事由戶部移入地方之後；財權也會被牽著向下面走去；原本的一統之局便不能不在各自為戰中趨於四分五裂。隨後，被喚出來的局部利益和地方利益就會像漲起來的潮水一樣，淹入官場之中，使內戰中的餉事與上下左右之間的以利相爭交纏為一體，生出種種矛盾和紛歧。這個過程常常會使朝廷失落很多東西。同治二年，有一道上諭說：
歷年京餉，向系預撥各省地丁、鹽課、關稅、雜款，以備次年開放之用。咸豐十一年以後，每年均撥七百萬兩，責令分限解齊。惟山西年清年款，他省多不能依限報解，且有逾限不解者。雖因防剿吃緊，奏請留支，或解軍營，徑行劃撥，而籍詞諉卸，亦所不免。54
這些話鞭長不及馬腹，使人分明感到地方財賦正在脫出朝廷的管制。在中世紀中國，京餉久被稱作天庾正供，是百僚所不敢輕慢的物事。然而一旦地方因自籌餉需而各行其是於捉襟見肘之際，則非常容易漠漠然視京師，變不敢輕慢為普遍的輕慢。“他省多不能依限報解，且有逾限不解者”，正說明了用“國支”的名目把京餉就地消耗掉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內戰造成的上下交困，使財賦的分配常常成為朝廷與地方之間很難溝通的一個題目。因此，僅僅過了一年，兩廣總督和廣東巡撫又會銜奏告粵省“防剿萬緊，支應加倍紛繁。若因餉需不繼，致有疏虞，則地方蹂躪，民生塗炭，害在眉睫”，乞“應解京餉請全數截留捐供支放。”55在詔書與奏告的對話裡，地方慣用壓在他們身上的急迫軍情來證明自己的合理性，而朝廷則持行之已久的成法相責備，君與臣各說各的理。但當兵火正從一個地方延燒到另一個地方的時候，讓步的多半是朝廷一方。這是成法對於戰爭的讓步。於是京餉也就此成了經常被截留的東西。熟視已久之後，恍如慣事。光緒六年，戶部追溯說：軍興以來各省文武官員養廉減成，可年櫛白銀九十餘萬兩匯提解京。然而“迄今已二十餘年”，櫛撙下來的這些銀兩都經地方“借撥”而歸於鳥有。56雖說這個時候內戰久已止息，但從一統之局中分解出來的局部利益和地方利益，卻如同改了道的河流一般，日積月累，自成涇渭，不復再能納入舊川了。
在京餉之外，朝廷用以調度天下財政的還有“協餉”，即從有餘省分指撥一部分錢糧解運於不足省分，謂之酌盈劑虛。然而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利益分解之後，酌盈劑虛的事也隨之而變得非常困難。一方面，指撥的“協餉’走不到預定地點，就常常被人半路截走。僅咸豐三年，就有安徽巡撫蔣文慶截留浙江解送兩湖的餉銀七萬兩；江西巡撫張芾和湖南團練大臣曾國藩則從廣東解往江南的餉銀中分別截留十五萬兩和四萬兩57等多次中途一劫。此後，類似的事頻頻發生。這種地方貿然攔截過境錢糧的做法不會沒有自己的理由，然而朝廷調度財政的全權則因之而失去了固有的完整性和至上性。協餉之法不能不壞。
另一方面，兵禍連結，使“盈”與“虛”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指撥的款項大半都因為沒有人肯拿出來而成了紙上的空話。咸豐六年，正在江西作戰的曾國藩因“八郡淪陷，錢漕捐輸無從措手”，曾“先後奏請於上海抽釐者一次，請撥上海關稅銀者二次”，但“均經江蘇督撫臣議駁，未得籌撥來江’。而“欠餉愈久，兵勇愈疲。且亡者無恤銀，傷者無養銀，怨望之情，積而為挾制之狀”。遂不得不再訴困苦，“請飭山西陝西兩省每月各籌餉銀三萬兩”。58咸豐七年，胡林翼奏報說：“潯陽兩岸水陸馬步諳軍往往糜粥度日。其月餉本須二十萬，舊欠未清，新欠復續，北岸都興阿，南岸李續賓，馬步積欠各三十萬，楊載福水師，積欠幾二十萬。”然後以“連年苦戰，竟不能求一飽，情殊可憫，勢亦可危”為辭，籲請朝廷“飭催各省應解湖北月餉”。59。
咸豐九年，官文、曾國藩、胡林翼聯銜會奏，“請飭浙江按月協餉。”其中有一段專門申說“欽奉諭旨飭令四川、陝西、山西、江西等省，各按月協濟臣國藩軍的三萬兩在案。除江西按月撥解外，僅陝西報解壹萬兩，四川、山西並未報解。”“臣等再四商籌，萬分焦慮”。60湘軍轉戰的長江流域既是久經兵災的殘破之區，又是諸軍屯集的百戰之地。這兩面相連而且相扼，使身在局中的人們一個個殷殷盼協餉，猶如大旱之望雲霓。但屢見的“議駁”、“飭催”和“並未報解”，又非常清楚地說明了他們的引頸期待老是要落空。在一個地方利益與局部利益日多一日地取得了合法性的時代裡，嚴守畛域是一種必然之勢。所以，來自朝廷的指撥常常是淹掉的居多。疆吏各謀一方之利，協濟之法遂難乎為繼。
然而正在進行的內戰卻天天都在耗餉索餉，不容協濟之法醃醃消歇。這種矛盾長久地存在於內戰之中，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於是，本屬財政調度的協濟有時候竟不得不以人事調度的辦法來解決。同治元年，曾國藩奏請“特派二三品卿一人，馳赴廣東，駐紮韶關，辦理通省厘金，專濟蘇、浙、安徽三省餉項。”61稍後，他在家書中提到這件事說：“廣東督辦厘金，放晏端書，以其戊戌同年而派。朝廷之用公，良可感矣。”62身處兵疲餉絀之中，他的感激自然是真誠的。但自另一面看去，國家的公事須得借同年私誼作交情，則又顯然地表現了一種無可奈何的迂迴曲折。此後，由於兩廣總督勞崇光“把持牢固”，辦厘金的晏端書‘苦心經營，卒乏成效”，63預期的接濟就像畫出來的餅一樣，只能看，不能吃。當年八月，朝廷罷勞崇光，以黃贊湯為廣東巡撫、劉長佑為兩廣總督；不久，又以毛鴻賓代劉長佑、郭嵩燾代黃贊湯。後四個人都是與湘軍淵源極深極厚者，取捨替代之間，不難看出朝廷對於軍務俯從遷就的一片苦心。因此，粵省易官之際，東南軍中多慶得人，以為“前此上存阻撓，下懷觀望，原難見功。現聞印《印渠，劉長佑》師為督，莘《莘農，黃讚揚》帥為撫，氣誼當易交孚”。64在這一番騰挪搬移裡，朝廷固然能調換一個個踞坐在強吏席位上的人，卻已無法繞過強吏的權力而對地方財賦作挹此注彼。因此，用人事調度的辦法來實現財政調度。質而言之，不過是化私交的親疏為協濟的厚薄，而朝廷法度所曾經有過的那一派尊嚴則在摻入的人情之中褪去了顏色。
與屢被兵禍摧折的地丁、鹽課之類相比較，原本不在國計範圍之內的厘金是內戰中一枝獨秀的東西。然而後來居上的厘金又是一種由地方自行挖掘出來的利藪。“咸豐三年，刑部右侍郎雷以誠治軍揚州，始於仙女廟等鎮創辦釐捐”，以商業為稅源；65爾後各地先後仿行，遍及四面八方。但“厘金一項，取什一於商賈，款目繁多，事務冗雜，過客之來去無定，抽收之多寡難權，非著地丁錢糧，垂為定額，官有冊籍可稽，民有舊章可守也”。66這個過程從一開始就各出機杼，並與戶部的臂指隔得非常遙遠，所以，新起的厘金制度一定會比舊法中的地丁、鹽課、關稅引出更多的分歧舛錯、糾葛牴牾。咸豐十一年，主持政務的奕沂已在奏議中提到釐局與洋關爭稅的情狀：
廣東設有洋藥抽釐總局，知有人先輸五十兩。即無庸在關上完納正稅。又澳門漏稅之茶葉，日見其多，每百斤稅銀二兩五錢、抽釐局只徵五錢，即可任商繞越走私，無一肯到關納稅。67
在這裡，釐局收入的是地方稅。洋關收入的是國家稅。因此，釐稅之旺與洋稅之衰正以鮮明的對比折射出地方向朝廷爭利的肆無忌憚。奕訢代表朝廷一方，其言之忿忿是理所當然的。但時當十九世紀中葉，自然經濟的分解還沒有為商品經濟讓出足夠餘地，商業活動為逼仄的空間所限，商稅的來源也為逼仄的空間所限。因此，地方稅與國家稅在狹路中相遇相剋常常是一種避不開的事。由此產生的矛盾，使厘金天然地帶有一種齧噬正帑的侵蝕性。同治三年初，曾國藩作《淮南鹽運暢通力籌整頓折》，說到鹽課與鹽釐的杆橋：
而籌辦之難，大端有二：一在鄰鹽之侵灌大久。西岸則食浙私、粵私而兼以 閩，楚岸則食川私、粵私而兼以潞私，引地被佔將及十年，民既藉此以濟食，官亦藉此以抽釐，積重難返，久假不歸，勢不能驟行禁絕。一在釐卡之設立太多。淮鹽出江，自儀徵而金柱關，而獲港，而大通，而安慶，而華陽鎮，以達於楚、西，層層設卡，處處報稅，均以鹽釐為大宗，諸軍仰食，性命相依，勢不能概行裁撤。68
在沒有厘金之前，鹽務所榷的稅目只有一種鹽課。以納課與不納課為界，遂有官鹽、私鹽之分，其合法和不合法是一目瞭然的。但到這個時候，董局中的人們卻更樂意把“浙私”、“粵私”、“閩私”、“川私”、“潞私”等等與官鹽熔為一爐，概以抽釐之法烹之。由此直接獲得的一時一地之利更多，而留給鹽政的則是長久的禍害。一方面，不合法的私鹽在納釐之後便成了受到保護和鼓勵的東西，於是而有西岸和楚岸的“侵灌”。在這些“引地被佔”的地方，國家是收不到鹽課的。另一方面，官鹽在運銷過程中受“層層設卡，處處報稅”之厄，流出去的許多銀子，本來都是應當歸鹽課所有的。曾被太平天國梗阻多年的長江運道重新貫通以後，戶部力主率由舊章，恢復中斷了的課額：“查準《淮》南科則，每引六百斤，應徵入奏正課銀三兩零。又不入奏正課銀三兩零；統計每引徵銀六兩一錢三分零。咸豐七年，淮鹽片引不行，暫改設局收稅。每百斤抽銀一錢五分，每引九錢，較之課額不及十分之二。”是以“現既改復引鹽，即應按引徵課”。69這些話都是言之成理的。然而紙面上的道理常常罩不住變化了的事實。曾國藩說：“近年楚西之盛，每引院完約在十五兩以上。”又說：“殷商絕少，招來尤難。”顯然，當初鹽課減額讓出來的稅銀，早已被厘金加倍地吞吃掉了。而這些吞進來的厘金又都在接濟著長江中游和下游的軍隊，“皆萬不可停者”。所以，“應完《鹽》課銀，因鹽釐為數過重，未能遽議加增”。70戶部那一套道理遂不能不在已經形成的因果關係面前退卻。這一類例子非常深刻地說明了厘金是以犧牲舊稅來成全自己的。兩者的消長，當然會把財政制度弄得七顛八倒。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裡，西方人帶來的經濟關係日甚一日地滲入中國，並在一個農業社會里不斷誘發出從事商品生產和流通的人群。於是，向商業活動榷稅的厘金也越來越膨脹，遂使國家“歲入之項，轉以洋稅、厘金為大宗”。71但在內戰中被攪散了的國家財政卻很難再重新黏結起來。所以，終晚清之世，釐務的命脈一直被扼在地方。
當舊的國賦與新的稅源成為將帥和疆吏可以支配的東西以後，從“自為收支’的過程中便會產生出過去所沒有過的種種機構。咸豐七年，曾國藩奏告“報銷大概規模”，概敘說：“臣處一軍，未經奏派大員綜理糧臺，亦無專司之員始終其事。”“在衡州時，出入銀錢。多系自行經理。委員即補同知陶壽玉檢點賬目。四年二月至長沙，委員候補知府李瀚章管理收支事件。七月由嶽州赴鄂，於長沙設立後路糧臺，派湖甫即用道裕麟、湖北記名道厲雲官司其事。其水陸行營收支事務，則李瀚章及江南同知鄭德基主之。九月以後，於漢口設立轉運局，派禮部員外郎胡大任司其事。五年駐軍南康，於南昌設立後路糧臺，派禮部員外郎甘晉及李瀚章司其事。”72
咸豐十年之後，曾國藩總督兩江，又在贛、皖先後設線糧臺。雖說湘軍沿用舊有的“糧臺”一詞來指稱軍營裡的餉務機構，但鹹同之前的糧臺，是一種因戰事而奉旨特設的東西，主其事者銜欽命而來，收支自成一局。鈐束糧臺的不是將帥而是朝廷。而曾國藩所說的湘軍糧臺既“未經奏派大員綜理”，則庶務皆出將帥一人意旨，自是另一種東西了。在戶部所代表的一統之局四分五裂之後，這種改造過了的糧臺卻能夠各按界限，建立起地域的一統之局。因此，軍中設糧臺，地方也設糧臺。胡林冀巡撫湖北期間，曾自創“湖北總糧臺”名目，“無論何項進款，皆歸糧臺彈收；無論何項開支，多飭糧臺批發”，糧臺遂成一省財賦總彙之地。曾國荃後來說：“在當時，胡林翼辦理防剿，兼籌支放水陸各軍，便於取攜，自應為此一時權宜之計。厥後地方底定，鄰境蕩平，五年之間．巡撫接篆視事者五員，皆因在任未久，不暇興復舊制。”73
這種主官屢經更迭而舊制久未“興復”的現象，正說明了“一時權宜”的糧臺能為疆吏提供舊制所沒有的種種便利，使人不肯割捨。由於移用過來的糧臺一詞未經正名，權界和意義都缺乏明切的確定性，所以，其內涵外延反而容易隨意放大，把各種各樣東西都統括進來。這個過程雖由國家權力的分散開始，卻促成了地方權力的集中。時至同治六年，兩江總督名下的“後路糧臺”和“金陵糧臺”已經把‘“滬釐”、“滬之中國關”、“蘇省牙釐”、“地丁”、“淮北票鹽預釐”、“洋稅《二成》”、“運庫課釐《之半》”、“皖省牙釐”74等等，都劃入了自己的進款之中。這些不同來路的賦稅牽動兩省，大半都是職有專司的東西，因此，當它們被一網收進糧臺的時候，原本歸別人所有的事權便也被一同捲走了。久“掌一省之政，司錢各之出納；十年會戶版，均稅役，登民數、田數，以達於戶部”75的布政使，在十多年內戰裡顯然已失掉了職掌中的許多東西。
當內戰過去之後，將帥紛紛成疆吏，與軍務相關的糧臺也跟著轉化為以“局”立名的種種衙門。76光緒十年，戶部概述說：
查各省散置各局，已報部考，于軍需則有善後總局、善後分局、軍需總局、報銷總局、籌防總局、防營文應總局、軍裝置辨總局、造型藥鉛總局、收發軍械火藥局、防軍支應局、查辦銷算局、軍械轉運局、練餉局、團防局、支發局、收放局、轉運局、採運局、軍械局、軍火局、軍裝局、軍器所、軍需局等項名目；於洋務則有洋務局、機器局、機器製造局、電報局、電線局、輪船支應局、輪船操練局等項名目。於地方則有清查藩庫局、營田局、招墾局、官荒局、交代局、清源局、發審局、候審所、清訟局、課吏局、保甲局、收養幼孩公局、普濟堂、廣仁堂、鐵絹局、桑線局、戒菸局、刊刻刷印書局、採訪所、採訪忠節局、採訪忠義局等項名目；其鹽務則有各處鹽局、運局、督銷局；其釐卡除牙釐局外，則有百貨厘金局、洋藥釐捐局，暨兩項各處分局更不勝枚舉。其未經報部考局不知幾凡。77
這些機構以雜多的名色顯示了一個地方不同於另一個地方的流派，頗見其各自為政的參差不齊。然而其中大半都與度支相關，以財賦的收入和支出為職份。糧臺借戰爭中的“一時權宜”為督撫集中起來的種種利權都在這些機構裡保留下來了。因此，其間的很多東西常常使朝廷看了心裡不舒服。光緒十五年，上諭說：
從前各省辦理軍務，創立支應、採辦、轉運等局，木屬一時權宜，不能視為常例。迨軍事敉平，又以善後為名，凡事之應隸藩司者，分設各局。名目眾多。鹽務則督銷分設，局卡林立，大率以候補道員為總辦，而會辦、隨辦各員，其數不可勝數。所有轉《專》管之藩、運兩司，轉以循例畫諾為了事。
朝廷不願意局部利益和地方利益在局與局之間的綴連中結成固態。但朝旨反覆飭令的“一律認真整頓”和”刪減歸併”78則老是實現不了，直到宣統元年，度支部奏議“各省財政統歸藩司綜核”，還是不得不從這個已經講了多年的題目說起：
國初定製，各省設布政使司，掌一省錢穀之出納，以“達於戶部，職掌本自分明。自咸豐軍興以來，籌捐籌餉，事屬創行。於是厘金、軍需、善後、支應、報銷等類，皆另行設局，派員管理。迨舉辦新政，名目益繁，始但取便一時，積久遂成為故事。79
可見，自19世紀五十年代至20世紀的最初十年，雖然疆吏換了幾茬人，而被內戰改變了的財政關係卻能夠承前接後於疆吏的來去之間，在一個個閱歷見識和志度懷抱各不相同的人們手裡傳遞下去。朝廷與地方之間的抵忤糾葛也因之而延續了半個多世紀。
從戰時的糧臺到後來各司其事的“另行設局”，這些富有創意的機構既是包攬利權的東西；又是朝廷不肯認作“常例”的東西。因為包攬利權，所以，自有厘金、軍需、採辦、轉運、善後、報銷、支應一類新局，位置在舊法一面的藩司、鹽道、稅關監督便在四圍的逼蹙之中一天天地由肥變瘦。這種消長雖然發生在地方上的新衙門與舊衙門之間，卻使得二百年來戶部經藩司、鹽道、稅關監督等等總綰天下度支的脈路越來越窄，若斷若續，再也不能回覆舊觀了。又因為以局立名的新衙門是朝廷不肯認作“常例’的東西，所以，主局事者無須入銓選，督撫可徑以“扎委”派人到位。由此造出來的一群群官場忙人不過是些得差的候補官，他們的脈路當然只能系在疆吏一頭。這個過程把財政重心從朝廷專任的官員手裡挪到了督撫扎委的官員手裡，使內戰中下移的國家權力都被疆吏消化掉了。同治三年，曾國藩說：
前代之制，一州歲入之款，置轉運使主之，疆吏不得專擅。我朝之制，一省歲入之款，報明聽候部撥，疆吏亦不得專擅。自軍興以來，各省丁、漕等款，紛紛奏留供本省軍需、於是戶部之權日輕，疆吏之權日重戶。80
其時，湘軍正在圍攻天京。自“戶部之權日輕，疆吏之權日重”，天下度支之勢已經偏斜。隨後的五十年裡，積偏斜之勢以成傾趄，許多東西便不能不失其故態，日趨而日益錯位。
三
延續多年的內戰促成了兵制的變法和財政重心的下移，兵氣的瀰漫，還造成一種人世運會，使天下才智之士多聚匯於疆吏的周圍。隨後，是一個見識出於地方，人物也起於地方的時代，而廟堂裡的袞袞群公則相形而顯得氣弱。這個過程使大吏的幕府一時恢張，在晚清最後五十多年的社會變遷中隱隱然成為天下重地。
自嘉道以來，人才的消長曾長久地引發過憂時之士的感慨和議論。酷烈的內戰把議論裡的題目移到了千里兵燹之獨。又以兵戈掀起的波濤，將眾多散在四方的有心人捲到漩渦裡來。而後始有尋呼和回應之中的類聚。咸豐二年，張亮基‘自雲南移撫湖南”，81恰逢大平軍兵鋒逼來，直指長沙。“時承平久，文吏未見兵革”，82正在貴州做官的胡林翼向他“舉湘衡之士七人”。尤稱左宗棠“康介剛方，秉性良實，忠肝義膽，與時俗迥異”．並“胸羅古今地圖兵法、本朝國章，切實講求，精通時務”。83一個尋常舉人因之而成了大吏心目中的豪傑。而後，躲在梁山裡“避寇”的左宗棠方自“誅茅築屋，為自保計”，84張亮基已“發急足至山中”招請，“一以兵事任之”。85迨張亮基遷湖廣總督，繼任的駱秉益禮敬之，“推誠委心，所計畫無不從，得盡所為”，一手“專湖南軍事”數年。86另一個舉人郭昆燾也在咸豐二年入張亮基幕，自此嶄露頭角。隨後駱秉章、毛鴻賓、惲世臨、劉琨次第撫湖南，“皆延入幕，傾心倚任”87雖說他的哥哥郭嵩燾後來以超邁時流的卓識留下了深遠的歷史影響，但以才幹作比較，則鹹同之間的人物更推許的還是郭昆燾。88古已有之的幕府制度在危難逼來的時候顯出了它富有彈性的一面，為這些各懷韜略而沒有進入仕途的知識分子提供了另一種事功的路徑。由是，曾被龔自珍用詩人的浪漫憧憬過的“不拘一格”便在內戰的血火裡非常不浪漫地出現了。
張亮基和駱秉章都是那個時候善用人才以成一時之功的識時務者。然而他們的局度也僅止於因才器使，其思慮所及，很少有廣求遠規的意態。與他們比，正在幫辦團練事務的曾國藩則“每牒府縣招致賢俊”，並“手書告勸鄉人士耆老。雖幼賤，身自下之，必與鈞禮”，顏然表現了更多羅聚四方的恢廓和自覺。因此，他所得到的響應也更多一些，“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一時悅服，“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89他後來在一封信中說：
大約上等賢哲，當以天緣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閣下眼界過高，將來恐全無中谷之人。程子告司馬溫公曰：“願相公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自此而隳。”閣下味此二語，庶幾懸格漸低，取士漸廣。90
這些話意在用自己的閱歷作別人的啟導，說的都是平實之言，而文辭之中自有一種說理的洞達和力行的沉摯。在那個時候的中國，戰爭正在把人拖得精疲力竭，並以倏起倏落的成敗利鈍使人不息地轉輾於喜怒哀樂之間。但曾國藩之熱心延攬，卻常常懷抱一種超越了成敗利飩的寄託。咸豐十年，他與胡林翼論時勢，曾非常蒼涼地說過：“默觀天下大局，萬難挽回。侍與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為種子。”91他所著眼的東西。要比同時代的人們顯得更大一些，其蒼涼之中也多了一派致遠之意。因此，在二十年漫長歲月裡，他曾匯聚和籠罩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知識分子群。同治二年，容閎至安慶謁曾國藩，目賭會集在那裡的眾多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等專門家，無不畢集，幾於舉全國人才之精華，彙集於此。此皆曾文正一人之聲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業，足以吸引之羅致之也。92
他直觀地寫出了四圍兵禍之中安慶一隅的人氣之旺，既有驚異，也有讚歎。曾在曾國藩幕府中度過了八年光陰的薛福成後來作《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羅舉“所嘗與共事，及溯所聞而未相覿，或一再晤語而未共事”的一時翹楚“都八十三人”，各以器識才幹標榜，分為“閎偉”、“明練”、“淵雅”、“雄略”、“碩德”、“雋辯”、“清才”、“閎覽”、“樸學”、“幹濟”、“勤樸”、“敏瞻”。比之容閎的直觀記述，無疑要更深入一些。這些人附麗於湘軍，而籍貫分屬合肥、長沙、平江、武岡、溧陽、奉新、嘉興、長洲、定遠、中江、陽湖、漵浦、遵義、桐城、新建、開縣、南昌、吳川、桂陽、江夏、衡陽、益陽、瑞安、烏程、江陰、湖口、劍州、望江、東湖、巴陵、南豐、武昌、德清、新城、當塗、獨山、秀水、武進、海寧、江寧、石埭、南江、儀徵、寶應、金匱、無錫、南海、宜興、忠州、宣城、漢陽、富順、歙、黟、涇，還有漢軍，大半都不是湖南人。薛福成刻畫這些從四面八方來的人“聞公《曾國藩》下士，徒步數千裡從公”，又以他們的欽慕景從反襯出曾國藩“致力延攬，廣包兼容”在那個時候的聲氣遠播。於是而有“幕府賓僚，尤極一時之盛”93
幕府制度本是非常古老的東西，時至清代，已源遠流長而幾經變遷了。乾隆年間，袁枚曾說過：“古名士半從幕府出，而今則讀書不成始習幕，此道漸衰。康熙、雍正間，督撫俱以千金重禮，厚聘名流。一時如張西河、範履淵、潘荊山入滿保、李衛幕。嶽水軒等皆名重一時”94古之幕府出產名士而今之幕府招徠名士。在這種對比裡，“讀書不成始習幕”的人和“厚聘”來的名流，“歲修所人，實分官俸’”，都是官員用自己的錢養起來的。所以，他們與朝廷的雨露雷霆都隔得很遠，而和幕主的利鈍禍福卻貼得很近，並由此而自成一套佐幕的義法。
與前代徵召闢置相比，清世幕府更多地維繫於一種私人與私人之間的僱傭關係；與官場體制中的上下尊卑相比，幕府關係又更重官幕之間的“情誼親洽”和“盡心為本”95。入幕的士人因之而能夠與東家相對待，被稱作西賓、西席、幕客、慕友、幕賓，其間正有許多禮敬。雖說袁枚以古今人物作比，感嘆“此道漸衰”，但以義法而論，則清世的幕府制度顯然與那個時候的官僚政治正相榫接。是以“佐人為治者”不食君祿，而天下吏治已半出幕客之手。當將帥和疆吏的幕府在內戰中廣開門庭之後，眾多的佐幕人輻輳八方，為附生於官僚政治的幕府制度造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規模。然而在桴鼓相應中紛至沓來的，並不全是出自“山野”的“材智之士”，還有許多已入佳途的有心人。他們帶來了一種新的關係，佐幕的義法遂不得不因時而變。
最先奉旨督師的李星沅、賽尚阿，代表了朝廷權威在戰爭中的延伸。因此，在他們的軍幕裡調取職官‘“供差遣”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後起的軍幕日多一日，雖說它們已經沒有那麼多欽賜的權威了，但做官的人卻依然在軍務的名義下沿著舊例被檄調去佐幕。鹹同之間，山西人馮志沂“由刑部郎簡放廬州知府，出京赴任，道由河南，勝《保》奏留軍中司章奏”，96一個本應到任的太守便被拽入軍營做了文案。後來行走于軍機處的閻敬銘這個時候還在戶都做主事，署湖北巡撫胡林翼聞其“在部嚴整，不可幹以私，為吏胥所畏，因奏調赴鄂委用”。97原本為國家理財的京官因此一調而去為湖北主糧餉了。丁寶楨佐蔣尉遠，馬新貽佐袁甲三，尹耕雲佐毛昶熙，都與此相類，以朝廷命官而受軍府差委，作大吏的幕客。在一個干戈遍地的亂世裡，軍幕更容易寄託抱負。所以，大吏檄調職官，職官也在尋找領兵的大吏。《清史稿》說：
李鴻章，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從曾國藩遊，請求經世之學。洪秀全據金陵，侍郎呂賢基為安徽團練大臣，奏鴻章自助。咸豐二年，廬州陷，鴻章建議先取含山、巢縣圖規復。巡撫福濟授以兵，連克二縣，逾年復廬卅。累功，用道員，賞花翎。久之，以將兵準甸遭眾忌，無所就，乃棄去，從國藩於江西，授福建延建邵道，仍留軍。98
從咸豐二年到咸豐人年，李鴻章在皖北奔來奔去，先後依團練大臣呂賢基、安徽巡撫福濟，職分都是辦理鄉團。“其時皖南北土匪遍地，各鄉築圍以御，而又此圍攻掠彼圍，擾無虛日”。統帶鄉勇的李鴻章也在這種生涯裡消盡了翰苑人物的儒雅與斯文。一個故事說他領鄉團出戰，敗退，回到自己那個土圍子裡。“時已逾午，飢甚，入宅不見一人，蓋先避去。疾往廚舍，飯正熟。灶低窪．即翹一是路於灶沿，一手揭蓋，一手取碗，直遞口狂咽，不暇用箸，亦無一蔬。隨咽隨呼：同隊快乾《快食之謂》，好跑《即逃之謂》。”99這種意態倉惶正寫照了皖北的鄉團還遠遠沒有自成氣候的模樣。咸豐二年巨賢基戰死，咸豐八年福濟“鐫級去”，無所依傍的李鴻章遂在一個一個山頭之間變得非常孤獨。與勝保拽留馮志沂、胡林翼指調閻敬銘相比，他從“淮甸”歸入湘軍幕府，顯然更多地出於自尋門戶的意願。而“無所就，乃棄去”則洗煉地說明了那個時候的職官在地域和門戶之間流動的自主性。在後來的日子裡，像這樣帶著官職到幕府裡去幫忙的人越來越多。以身價履歷而論，他們與來自仕途以外的“讀書不成始習幕”者當然是不一樣的。
在清代的祖宗家法裡，朝廷命宮作入幕之賓並不是沒有先例的事。乾隆年間“兩定準部，一定回部，兩定金川，兩定廓爾喀，一定臺灣，及安南緬甸先叛後服”100，以千里遠征造“十全武功”，統兵大臣的營幕裡都有職司“章奏”、“書牘”、“營務”，以及“軍事謀畫”、“糧餉軍火”的京官和地方官。但這些專為征戰而設的軍幕都具有非常明顯的臨時性，它們的權限很少能越出兵營之外。由於襄辦戎幕的人物都是國家配給的，所以，他們不會有來去進退的個體自由。幕客和幕主都在朝廷的節制之下，相處而不能相熟，相熟而不能相知，相知而不能相親，很難形成盤根錯節的私人關係。咸豐初年的軍幕依然是沿用祖宗成法構築起來的。然而仗打得越來越久，軍幕的臨時性越來越少，孳衍出來的權限卻越來越大。軍務在漫長的戰爭中已經歷天下之重，因此，在人手不夠用的時候，將帥調取職官到營幕中來當差便成了朝廷所不能鉗束的事。佐幕的官員也因法度的鬆弛而獲得了一點擇技而棲的自由。當擁兵的將帥一個個身兼督撫之後，這種調用職官的權力又被移到了疆臣的官幕之中，並就此沉澱下來。變化是從軍府裡開始的，但由此伸展，卻牽動了行之已久的許多關係。
食君主祿的朝廷命官從自己本來的位置上騰出身來，走進大吏的幕府裡去，演示了一種由公室轉人私門的過程。與官場裡的上司和下屬相比，幕府是一個更容易培植私誼的地方；然而以職官佐幕，主客之間的對待又並不全然等同於僱傭關係籠罩之下的東家與西席。這種異乎上司下屬、東家西席的私誼需要一種對應的倫理，於是，鹹同以後的幕府遂常常借用涵義寬泛的師生一說相維繫。在“督撫俱以千金重禮，厚聘名流”的年代裡，隱隱然居“賓師’之位的是幕客。但到了這個時候，做老師的已經是幕主了，幕客中的多數人卻只配做弟子。其變遷之跡正說明了此一時和彼一時的顯然不同。李鴻章後來追敘自己在湘軍幕府中的經歷，言之有味的也是師事曾國藩的那些情節：
吾從師多矣，毋若此老翁《曾國藩》之善教者。其隨時隨地隨事均有所指示，雖尋常贈遺之物，使幕府皆得見之，且詢其意。是時，或言辭，或言受，或言辭少而受多，或言辭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乎彼。眾人言畢，老翁皆無所取而獨抒己見，果勝於眾，然後心悅而誠服，受化於無形焉。101
這樣的場面有點像《論語》裡“子路、曾晢、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102因此。以師生一倫對應幕主和幕客，確乎有過其名實兼備的一面。然而在當日的督撫裡，像曾國藩那樣有心“持己所學，陶鑄群倫”的人物其實並不多。他所關注的這一面被紛紜的世事磨涮得日久而日淡，並沒有在後來的幕府中傳下去。同光間，淮軍繼起，幾經生息之後而而有北洋幕府擠插一時的“門下俊髦”；在南方，與之聲光相埒的則是湖廣總督幕府裡的那一群“抱冰堂弟子”。這些地方羅致了眾多願意圍在疆吏四周的才士，常常引動天下人注目，而用心審視，“心悅而誠服，受化於無形”的景象則極難再得一見。於是，幕府中的師禮遂帶上了一種不可用本義界說的模糊性。但模糊的東西常常更多些運用的曲折自如。對於幕主和幕客來說，因模糊而走了氣的師禮雖然經不住循名責實的推究，卻極便鉤連人際，既能夠表達出官場體制的上下尊卑，又能夠表達出官場體制的上下尊卑所無法述意的私人恩義和私人情感。因此，佐幕的職官由公室而人私門，或多或少，或顯或晦，大半都樂於對開府的疆吏奉以師禮。民國初年，被革命弄得非常狼狽的盛宣懷曾託人向袁世凱卑辭疏通，“謂願出效力”。袁世凱回答說：“七年前，盛欲師事我，我不敢僭前輩。今猶此志，望勿復言。”103這個故事已在幕府制度的範圍以外，是後來的事，然而聯想前後，由此顯出來的種種心態則不會不使人觸類旁通，對晚清幕府中的師門與弟子之間那可用實利折價的一面略有心悟。
幕府中的實利最初是與軍功連在一起的。同治年間，福建巡撫王開泰論時政，已指陳“軍興以來保案速開”造成的種種弊端，力主“限保舉以慎名器”104類似的議論此起彼伏，正說明了內戰中的軍營是一個不停地製造功名和官價的地方。一仗之後，血肉的搏殺一定會在文字的鋪敘中化出一個保案，使帶兵的武將和從軍的文官沿著等序拾級而上。帷幄中的人們雖然與戰場離得很遠，但曲徑通幽。易入勝境，與軍功的距離則往往更近一些。因此，仗打得越多，保案也造得越多；保案造得越多，這些人頭上的頂子也換得越瑰麗。與軍營外面那些守著缺分等候銓敘磨勘的官僚相比，在軍營裡供差遣的職官們無疑有著一種常規所不能統束的優勢。他們在別人苦於淹滯的時候自能無礙無窒，九轉成丹。
咸豐九年，閻敬銘以戶部主事入湖北巡撫幕，官價止有正六品。次年，“官軍復安徽太湖，敬銘與有功，以員外郎即補”；而後“升郎中”、升“四品京堂”；至咸豐十一年，已實授湖北按察使。兩年之中，晉階六級。當他最終離開湖北幕府的時候已官拜山東巡撫，而細數時光，則上距入幕之日不過三年有餘。105閻敬銘不是一個沒有才幹的人，但從仕途上造就了他的顯然是湘軍的軍功。在那個年代裡，像這樣因佐幕而成大官的人是常常能夠見到的。起家拔貢的李瀚章咸豐三年以知縣入曾國藩幕府“總理糧臺”。因時敘功，由知州、知府“存擢監司，旋膺疆寄”，繼惲世臨之後巡撫湖南。106李瀚章才地本自平庸，而後來仕路騰達，以總督開府武員、廣州；掛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銜，赫赫然巍巍然。其一生功名的根基大半是在佐幕的日子裡築起來的。
軍營中的保案能把名位不顯的人託到青雲裡去；也能用軍功贖抵罪愆，把已經剝掉的官職從朝廷那裡討回來。同光年間的洋務裡手丁日昌本由“廩貢生捐教職”入仕。咸豐十一年，他剛剛“署盧陵縣事”，即“坐失地方律，褫職”，被剔了出來；隨後另闢溪徑，以革職官員託身湘軍幕府。不過一年，經“兩江總督曾國藩疏報日昌隨徵有勞，開復原官。”107當李鴻章開府蘇南之後，他又追隨而去，為淮軍佐幕；並從此嶄露頭角，數遷而成封疆大吏。雖說這些人累保而累升的會秩本屬朝廷的名器，但為他們取來名器的則是開保案的那個人。同治年間，曾國藩有意招致淮軍門戶中的劉秉璋，李鴻章私下裡說；“往也，惟此老翁能致人於方面重任。”108他所說的正是這種意思。因此，“保案迭開”一面在不停地製造功名和官價，一面又在不停地製造人際的私利和私恩。從後一面中產生出來的東西，一定會腐蝕食君之祿的人們對於君恩的依戀孺慕，使集權於朝廷的專制主義在一個個職官的手裡走樣。《異辭錄》說：
金陵圍攻不下，時蘇州已克，朝旨令準軍助戰。李文忠遷延不行，顯然讓功之意。及大功告成，文忠至金陵，官場迎於下關。文正前執其手曰：“愚兄弟薄面，賴於全矣。”方詔之日促也，銘、盛諸將鹹躍躍欲試。或曰：“湘軍百戰之績，垂成之功豈甘為人奪？若往，鮑軍過於東壩必戰。”劉壯肅曰：“湘軍之中疾疫大作，鮑軍十病六、七，豈能當我巨炮？”文忠存心忠厚，終不許，將卒皆知其事。文正益感不置，故云。109
在曾國荃圍攻金陵的最後一段日子裡，城內的太平軍和城外的湘軍都既病且飢，苦苦對持於精疲力竭之際，而言路譏彈已紛紛然起。曾家兄弟因之憂忿交集，繞室彷徨。與他們相比，李鴻章領淮軍接連攻下蘇南名城，正在鋒頭極健之時。於是而有“朝旨令準軍助戰”。朝旨代表的是君命，但對李鴻章來說，師門的臉面其實具有更大的約束力。所以，他寧可把“詔之日促”放在一邊，用自己的敷衍遷延來成全曾國荃攻破金陵的勳業。其間的輕重權衡，已分明失去了以臣事君的準頭。然而當時的議論和後來的記述，都把這種輕重失衡看成是處事的“忠厚”，在推許之中表現了世人對於正在變化的官場倫理紛紛認同。大吏以國家名器播種知遇之恩，而收穫的則是一種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深厚淵源。
內戰使保案成為疆吏常常過手的東西。然而他們一旦把此中奧義弄得非常嫻熟，就再也不肯輕易放手了。因此，內戰過去之後，“保案送開”的局面卻長久地留了下來。光緒九年，擅長以文字顯刀筆之利的張佩綸上奏論保舉，非常峭刻地說：
夫從軍以摧鋒敢死為上，而敘勞乃屬文員；治水以負新揵竹為功，而請獎不必工次。甚或一案累百人，少亦數十人，連名比牒，作福市恩，此何異於斜封墨敕哉。
又說：
凡保案中任勞者十之二、三，徇情者十之七、八，亦糾之不勝糾矣。若不亟挽其流，下吏生事以邀功，大臣植私以濫舉，將若之何？110
他所羅舉而掊擊的，都是那個時候的時弊。比之鹹同之間，顯然更多錯亂蕪雜。雖說太平天國和捻軍已被敉平多年，但軍營裡面似乎還在源源不斷地敘功。而軍功未歇，新起的洋務又成為經國濟時的要目，蓬蓬勃勃地造出了許多“勞績”，加上沒完沒了的河工、海運、勸賑、勸捐等等，都在為天下的督撫們提供可用的名目，保案迭開也因之愈見得心應手。“一案累百人”，而且“徇情者十之七、人’，其間最近便的無疑是幕府中人。111這種從內戰中延續下來的權力久假不歸，使一代一代的疆吏之門雲蒸霞蔚，也會使幕府制度中的人際關係被物利和物慾燻得越來越齷齪。
《國聞備乘》述宣統初年時事說：“張之洞晚年篤念故舊，願以煦煦為仁，凡附之以求官者，必百計經營，饜所欲而去。”則他當年虎踞言路，以大義責天下的那些清議相比，這種“煦煦為仁”已是墮落。但張之洞浸淫孔學多年，心頭畢竟還留有太多的君子小人之辯，所以，其放手植私的腕力與後輩人物相比又弱了許多。：“當時袁世凱勢力極大，出其門者，不二三年輒至專閫。之洞自領卦圻，以至入參樞府，推轂人卒不過道府丞參而止。故和大有才者不甚附之。”112曾國藩、胡林翼那一代人曾以幕府匯聚人材，為王朝重造了中興。然而五十多年之間，他們留下來的心法被後來的疆臣們沿用，卻又一直在剝損朝廷的元氣，使中興變得越來越暗淡。督撫的幕府先佔天下仕路之捷徑，於是，一面是“天下之才不能自見於天下，而先委身於私門”；一面是“食君之祿的人“惟感臣門之私恩，而不復知朝廷之威福”。113君臣一倫遂被蛀得千瘡百孔。等到袁世凱以直隸總督作疆臣領袖，四顧天下，已是公室衰而私門盛了。“出其門者”大半都不再受禮法的鈐束，最初的私誼便亟亟乎向私黨演化而去了。
朝廷命官檄調入幕和同一個過程裡的布衣幕客敘功得官，顯示了幕府人物的職官化；也折射了連年軍務正在把種種事權從別的地方一個一個挪過來，使幕府被鍛造為官衙。因軍務而集中起來的政府權力屯聚於幕府，可以從紛亂否塞的官場關係中重組起一種與戰爭相適應的秩序，也會使佐幕人的面目今時不同往昔。咸豐年間，左宗棠主駱秉章幕，自謂“連年因桑梓之故，為披髮瓔冠之舉，忘其愚殘。一意孤行”。114為人作幕而志在“一意孤行”，說明了許多權勢已經移到了他的手裡。這種移來的權力沒有一個規範的界度，左宗棠因之而能夠意態縱橫，也因之而常常光焰迫人。一則記載說他“腹笥筆底，俱富麗敏捷，而性情跋扈，在駱幕任意橫恣。駱短於才，拱手聽命。文武官紳非得左歡心者，不能得意；而得左歡心者，無不得意。好之生毛革，惡之成瘡洧”。115這些話裡顯然摻雜著一己之愛憎，但由此畫出來的一派聲勢卻與真相離得並不太遠。湖北人樊增祥以詩文鳴於清末民初，而文苑傳寫其人，則多半喜歡從他父親樊燮講起，並因之連及當年的左宗棠：
《樊》燮承襲一等輕車都尉，歷官湖南永州鎮總兵，酣飲不事事。巡撫駱秉章將劾之。湘陰左宗棠方以在籍舉人佐秉章，主其軍政。燮恐，謁求解，伏地拜。宗棠不答，又垢讓燮。燮負武官至紅頂矣，亦慚怒相垢唾而出也。遂以剝餉乘轎被劾。罷官歸，謂增祥曰：“一舉人如此，武官尚可為哉！若不得科第，非吾子也！”116
於是從武官的門庭中產生了一個學而優則仕的詩人。在這個故事裡，樊燮：“伏地拜”左宗棠，並不是一個朝廷命官拜另一個朝廷命官，而是永州鎮將拜主持湖南軍務的人。雖說左宗棠此時已敘功得兵部郎中並賞“四品卿銜”，117但對湖南官場來說，更使人敬畏的卻是他在幕府中的地位。
“垢讓”是一種用謾罵來達意的批評方式，其言辭的凌厲必然會夾入許多赤裸裸蔑視。一個候補的郎中能夠以十足的傲慢“垢讓”實缺紅頂大員，憑籍的正是這種來自幕府的居高臨下之勢。然而大官伏地聽小官“垢讓”畢竟是一件既傷顏面又失官常的事。所以，被剝盡臉皮的樊燮忍無可忍，索興從地上爬起來，“亦漸怒相垢唾”；並在落職之後迭連上訴湖廣總督和都察院，深詆左宗棠，最後把官司打到了皇帝面前。
這場風波因左宗棠的倨傲而起，但透過個人對個人的恩怨，卻不難看到正在擴大幕府事權與由來已久的官場舊序之間不可避免的角抵。湖南掀起的風波之所以能夠遠達北京，把才氣自喜的左宗棠逼入困厄之中，正說明了瀆職的樊燮曾經獲得過不以是非論曲直的同情和共鳴。後來打動君心的是南書房裡潘祖蔭的一折，他說：“楚南一軍立功本省，授應江西、湖北、廣西、貴州，所向克捷，由駱秉章調度有方，實由左宗棠運籌決勝，此天下所共見。”因此，“左宗棠一在籍舉人，去留無足輕重，而楚南事勢關係尤大，不得不為國家藉此才。”118加上湘軍群帥交章保存，遭“謗陷”的左宗棠才有驚無險地走出困厄，而後以事功發煌，漸至大位。樊燮與左宗棠的官司就此了結，反映了朝廷的權衡和取捨已不能不受到內戰的制約。潘祖蔭的奏議本意在於用軍務烘托左宗棠，而不知不覺之間卻論證了幕府在內戰中擴展事權的合理性。合理的東西總是鋤不掉的、因此，當左宗棠離開長沙之後，劉蓉接手為湖南巡撫佐幕，依然是一個能夠坐在帷幄裡支配文官和武官的人。
左宗棠的例子。以鮮明的個人方式表現了幕府的權威。但在國家權力的一部分從政府移入幕府的過程裡，個人方式不過是一種表象，比表象更深沉恆久的則是幕府權力在這個過程裡的制度化。咸豐四年，曾國藩自衛州建旗東征，奏報軍中“設立八所，條綜眾務：曰文案所、內銀錢所、外銀錢所、軍械所、火器所、偵探所、發審所、採編所，皆委員司之”，119這些機構都在主軍政的營務處之外，本應另成一局，但這個時候卻移入軍中，為幕府所統括。而八所兀立，又非常壯觀地築成了一排幕府的衙門。過去用歲修聘來的幕友禮遇隆而權分少，他們的足跡多半被圈在東家的官署之內，不能發號施令，也無須與上下左右的行政機構作公務往來。在那個時候．政府和幕府之間有著一條明晰的權界，坐而論道的西席不能越出自己所在的那個範圍。
然而“條綜眾務”的八所顯然不是坐而論道的地方，其中許多公事都與別人的官署相牽連，因此，司其事的人們雖然分屬幕客，而行使的則是衙門對衙門的權力。這些從幕府裡伸出來的權力本來是一種野生的東西，卻極富張力，它們一經產生就會隨幕主官位的騰達而膨脹，輕易地淹掉了幕府和政府之間原有的界限。咸豐十年。曾國藩奉旨“署理兩江總督”，幕府制度也越來越宏大。他後來奏告說：“臣在皖南駐紮行營，仍於安慶水次設立老營，規模與行省衙署相似。歷年文卷概存水次官署，專委司道大員經管。其地方尋常事件，即令代拆代行，緊要者匯封送營核辦。此臣兼管地方變通辦理之大概也。”120
“行營”和“老營”都是幕府，“行省衙署”則是政府。“老營”之“規模與行省衙署相似”，正非常明白地描述了幕府在內戰中的政府化。因此，被“專委”的“司道大員”無須由朝廷指派到任，只要從幕府裡的一個部門轉到另一個部門就可以了。後來領兵作戰的大帥們一個一個膺疆寄，大半都是用這種辦法來“兼管地方’的。比之左宗棠的跋扈，這種制度化的過程顯然更內在地反映了國家權力的變遷，它所牽動的官場關係也會廣泛得多。兩年後，久主糧臺，為湘軍“綜餉務”的李瀚章經“曾國藩派充襄辦廣東釐務”，121期為軍營助餉。就其本旨而言，“襄辦廣東釐務”是從糧臺裡派生出來的一種差使，但那個時候的廣東既不在湘軍的作戰範圍之內，也不在兩江總督的治轄範圍之內。所以，“派充”需要請旨，而“襄辦廣東釐務”也隨之成了朝廷的一種差使。糧臺的差使取得了朝廷差使的外觀，使湘軍幕府裡伸出來的權力能夠越界進入廣東的官場之中，對比清代列帝慣以國家法度銜勒疆吏幕府的謹慎和細密，這種由朝廷助成的空間跨度無疑是不同尋常的。清人喜歡持“例”以為立論之據，內戰則像一場大火一樣，燒掉了許多舊“例”，又焙製出許多新“例”。後四十年裡，督撫中的強者往往伸手越界．把幕府關係拉得很開，以“例”而言，並不是無所取法的。
從內戰中崛起的那一代疆吏生當多難之世，他們常常要在內憂外患交迫之中瞻前顧後，並不得不做許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由此拓展出來的局面，最初都是與幕府制度接在一起的。咸豐十一年冬，曾國藩在安慶“設內軍械所，製造洋槍洋炮，廣儲軍實”。122他後來說：“竊中國試造輪船之議，臣於咸豐十一年七月復奏購買船炮折內即有此說。同治二年間駐紮安慶，設局試造洋器，全用漢人，未僱洋匠；雖造成一小輪船，而行駛遲鈍，不甚得法。”123是“內軍械所”有時候又被簡稱為“局”。雖說後來的歷史敘述已把這個機構指為“清政府經營近代軍用工業的開端”，124但在當時，新起的“內軍械所”與分屬糧臺的“軍械所”一樣，都不過是幕府裡的一個部門，所以，主其事的徐壽、華衡芳皆以幕客受曾國藩“檄委”。與安慶的曾國藩遙遙相對，已經“孤軍入滬，進規蘇浙”的李鴻章也在長江下游忙著“就軍需節省項下，籌辦機器，選僱員匠，仿造前膛兵鎗、開花銅炮之屬”125正在廣東當差的丁日昌被“催調”入幕以“專辦製造”；英國軍警馬格里也因“通習軍器”而成了最早進入淮軍幕府的西方人。於是便有了上海洋炮局。銷後，左宗棠在杭州“引洋將德克碑、日意格考求西國機器製造，仿造小輪船試行於西湖”，126做的也是同一件事。
這一類以“局”、“所”立名的機構都是從幕府事權蓬勃擴張的過程裡衍生出來的，它們由疆吏創置，也歸疆吏支配。因此，李鴻章攻下蘇州之後，就把上海洋炮局搬到了蘇州；“嗣後李氏升任為《署兩江》總督、他又把蘇州的兵工廠遷到南京。”127最初的滬局遂一變而為“蘇州洋炮局”，再變而為“金陵製造局”。直到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寧局仍是他伸手可及的東西。一個名叫鮑爾吉的西方人為馬格里作傳，敘述說：“雖然李鴻章離開了南京，但金陵製造局仍聽他指揮，因此，馬格里得同時應付李鴻章和兩江總督。”後來馬格里監造的洋炮出了毛病，其“督管金陵製造局”一職也是由遠在華北的李鴻章撤掉的。128管局務的人們與李鴻章之間的這種關係，顯然是從內戰中沿襲下來的。
這—類師夷之長技的事業於古無徵，很難從板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裡自然分櫱出來。而富有張力的幕府制度則提供了一個茬口，使它們能夠與中國社會接起來。在後來的三十年裡，這些官局一個一個地成了炙手可熱的洋務衙門。“仿鑄西炮”的機構又蔓生出翻譯館、廣方言館、武備學堂等等。並由“制器”推及航運、電報、鐵路、開礦、織布、鍊鐵，懸河瀉水，浸浸乎以致富致強系國運之盛衰；官局的事務也在奏議和詔書裡越放越大，成為時政中的要目。由此產生的勢位，使它們在縱橫舛結的官僚機構裡得以後來居上，手眼通天。但自另一面看去，這些以“局”立名的機構又始終是國家體制中非常夾生的一種東西。它們的位置既不在六部管轄的範圍之內；也不在司、道、府、州、縣那個行列裡。後來修《清史稿·職官志》的一班人因之而無法把這些新衙門嵌入國家的官序裡去，只好讓它們不明不白地消失掉了。
這種明顯的不對稱，正說明了從幕府制度裡演變出來的官局一半已在嬗變中變形，另一半則老是蛻化不了。由於另一半老是蛻化不了，所以，管局務的“總辦”、“會辦”、“襄辦”和成串的“提調”、委員都不是吏部編制裡的“缺”，而是督撫指派的“差”。曾國藩的女婿聶緝槼光緒七年以京秩謁兩江總督左宗棠於金陵，派為“兩江營務處會辦”，極得賞識，越明年，轉“委上海製造局合辦”。而後由局差遊滬道，歷蘇、皖、浙三省巡撫。129上海製造局最初是從李鴻章的幕府裡分娩出來的，因此，李鴻章能夠長久地以個人影響支配局事；但以歸屬而論，這個時候的製造局顯然已不再是他幕府裡的東西了。從李鴻章幕府裡解下來的製造局是留給繼任的兩江總督的，然而在兩江總督治轄的屬官中，未入國家典制的製造局又是一種既不能歸類於軍政，也不能歸類於民政的外來物。所以，後來的江督便常常沿用管理幕府的辦法來管理上海製造局。
聶緝槼以京秩入幕作“兩江營務處會辦”，然後佐製造局，都出自左宗棠一手提調。當時主局事的李興銳曾特為上書，以聶緝槼“年輕而紈絝習氣太重”致疑，左宗棠回信說：“局員非官僚之比，局務非政事之比。仲芳《聶緝槼》能則進之，不能則稟撤之，其幸而無過也容之，不幸而有過則改之、訐之。”130這些話雖因一人一事而發，但“局員非官僚之比，局務非政事之比”，卻非常直白地說明：在左宗棠的心目中，製造局的事務天然是一種幕府事務。所不同的是，鹹同年間的幕府機構只能歸隨於幕主一人，而這個時候的製造局則是遷動不了的。因此，當左宗棠離任之後，又須把它從自己的幕府裡解下來，交給下一任江督。於是，為國家造富強的官局便在前任與後任的交替之間成了疆吏幕府輸管和共營的東西。這是一種非常奇特的行政構造。在長期內戰中積成的幕府制度政府化，使疆吏的幕府與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多年的近代化過程纏繞在一起，眾多效西法的洋務衙門在這個過程裡產生出來的新的物力和權力遂大半融入了疆吏的幕府之中。後來鄭孝胥佐張之洞、劉坤一、岑卷煊，先後做過洋務文案、洋務局提調並在商務局差委、蘆漢鐵路南段總辦、洋務處督辦、營務處總辦等等，要從這一段履歷裡細細分辨出哪些名目在幕府之內，哪些名目在幕府之外實在是非常困難的。疆吏的幕府在膨脹中把許多界限弄得非常漫漶，天下的官制遂越來越亂。
連續十多年的內戰，為身系軍務的大吏掙來了調職官供差委的權力，戰爭中的幕府因之而能夠勝任繁劇。但這種權力是以輕重失衡為前提的，所以，當內戰終於過去之後，用慣了這種權力的疆吏便常常要與朝廷的法度相磨擦。光緒元年，有一道上諭說：“官方亟宜澄敘。外省督撫遇有地方差委事宜，自應於本省各員內量材器使。嗣後不得率調他省人員，以杜營私奔競之弊。”131顯見得這一類事已經太多，朝廷非常想把借出去的權力收回來。然而在積久而成的慣性面前，詔書的告誡似乎沒有一點約束人心的力量。七年以後，言官鍾佩賢又說到這個題目：
軍興之時，用人不拘常格，自可從權。現在軍務肅清已久，而外省請調京員，習為固然，並有請調翰林者。以文學侍從之臣，下供疆吏差委，殊乖國家設官本意。皇上若以此一二翰林宜於外任，原可改授府、道等官，無待於督撫奏調。今論官則仍廁詞曾，而奉職則已同外吏，體制既多未協，名實亦覺相淆。132
上諭說的是一個地方的督撫調用另一個地方的職官；鍾佩賢說的是疆吏調用京官。這些都是不按老規矩辦事，“官方”、“體制”也隨之而被弄得支離破碎。但“營私奔競”一語又說明：在這種流動裡，調人的督撫與被調的職官都是兩廂情願的，“他省人員”和“文學侍從之臣”樂於“供疆吏差委”。因此，後人讀史，適可以從一次次的廟堂議論裡看到，內戰過去很久之後，天下人才仍在歸趨於督撫。由幕府制度演變而產生的影響，與兵制的變法和利權下移一樣，都在使後來的歲月成為一個疆吏的時代。
1《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一冊，頁210。
2《清史列傳》，頁3310。
3《太平天國資料彙編》第一冊，中華書局 1980年版，頁 12—30。
4中國近代史資枓叢刊：《太平天國》第三冊，神州國光社，1952年版，頁327。
5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三冊，頁311；第四冊，頁735。6《曾國港務全集·討文》，頁232。
7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三冊，頁312。
8《湘軍記》，頁2。
9《曾國藩全集·書信》一，嶽麓書社，1990年版，頁208。
10蔣方震稱湘軍為“書生用民兵以立武勳”，正是指其發軔之初的這種民間色彩。
11《曾國藩全集·書信》一，頁208；《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頁284
12《曾國藩年譜》，嶽麓書社1986年版，頁22。
13《湘軍志》，嶽麓書社1983年版，頁22。
14《曾國藩年譜》，頁41。
15《湘軍志》，頁25。
16《清史稿》，頁11783。
17《湘軍志》，頁32。
18湖南巡撫駱秉章後來成了湘軍最好的合作者之一。其間自有世局和人 事變動的原因。
19《曾國藩全集·奏稿》二，頁365—366。
20《曾國藩全集·奏稿》二，頁866；《曾國藩全集·書信》一，頁605
21《曾國藩全集·奏稿》二，頁 866。
22《湘軍記》，頁1
23《書宰相有學無識》，《庸庵文續編》。
24《中興將帥別傳》，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卷一，頁7
25《曾國藩年譜》，頁115、120。
26《曾國藩年譜》，頁139。
27《湘軍記》，頁l一2
28《曾國藩全集·奏稿》四，頁 2059。
29《曾國藩全集·書信》一，頁192。
30《曾國藩全集·書信》一，頁130。
31《曾文正公奏稿》卷一，《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折》。
32《湘軍記》，頁338。
33《曾國藩全集·書信》一，頁223。
34《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八，《複議練軍事宜折》。
35《曾國藩全集·書信》一，頁605—606。
36《湘軍志》、頁163。
37《嘉慶續修大清會典》，卷二。
38《清史列傳》，頁3057。
39《沈文肅公政書》，卷一，《請整頓額兵折》。
40《乾隆欽定大清會典》，卷六十。
41《清史稿》，頁3903
42《柏規山房文集》，卷二，《上方尚書》。
43《左宗棠全集》，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第七冊，《吳士邁擅殺遊擊朱德樹案由折》。
44《清史稿》，頁3390、3286
45《湘綺樓日記》，轉引自羅爾鋼《湘軍兵制》，中華書局1984年版，頁212。
46《湘軍志》，《江西篇第四》。
47《曾國藩年譜》，頁95
48參見《湘軍兵制》，頁205
49《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五，《致左季高京卿》。
50《裁行省議》，轉引自《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二輯第五冊，頁85，臺灣正中書局印行。
51轉引自《清鹹、同時期的財政》（臺北），頁177。
52《文宗實錄》，卷一三九。
53《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四，《覆軍糧蔣叔起》
54《穆宗聖訓》，卷三○。
55《郭嵩燾奏稿》，嶽麓書社1983年版，頁119—120。
56《光緒朝東華錄》，中華書局1958年版，頁866
57《文宗聖訓》，卷一○六．一○七：《曾文正公奏稿》，卷一，《請截留粵餉籌辦湖南炮船片》
58《曾國藩全集·奏稿》二，頁740
59《胡文忠公遺集》，卷十五，《請飭催各省應解湖北月餉片》
60《曾國藩全集·奏稿》二，頁1028
61《曾國藩全集·奏稿》四，頁2122
62《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頁824
63《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927、3046
64《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3226
65《清史稿》，頁3694
66《瞑庵雜識瞑庵二識》，嶽麓書社1983年版，頁23
67《皇朝政典類纂》，卷九六，頁5
68《曾國藩全集·奏稿》七，頁3915
69《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三冊，頁335
70《曾國藩全集·奏稿》七，頁3917
71《皇朝道鹹同光奏議》卷二六，《進呈解辦年例匯奏會計出入黃冊疏》
72《曾國藩全集·奏稿》二．頁871
73《曾忠襄公奏議》卷一，轉引自《新湘軍志》，頁193
74《能淨居日記》，同治六年五月廿七日。
75《皇朝文獻通考》卷八五，職官考九。
76以“局”立名的地方機構在內戰中已經出現，而內戰過去之後尤日多一日
77《光緒朝東華錄》，頁1879
78《光緒朝東華錄》，頁2680
79《政治官報》。第廿冊，第五六五號，《各省財政統歸藩司綜核折》
80《曾國藩全集·奏稿》七，頁3397
81《左宗棠年譜》，嶽麓書社1982年版，頁29
82《養知書屋札記》，轉引自《左宗棠年譜》，頁31。
83《胡文忠公遺集》，卷五十五，《上張石卿中丞書》
84《左宗棠全集·詩文·家書》，嶽麓書社1987年版，頁349
85《左宗棠年譜》，頁30
86《左宗棠年譜》，頁一39
87《清史列傳》，頁6060
88《星廬筆記》，嶽麓書社1983年版，頁72
89《湘軍志》，嶽麓書社1983年版，頁20
90《曾國藩全集·書信》四，頁2767
91《曾國藩全集·書信》二，頁1538
92《西學東漸記》，嶽麓書社1985年版，頁110
93《薛福成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舨，頁213—216。
94《隨園詩話》卷十二。轉引自《霞外摑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頁116
95《佐治藥言·盡心》。
96《清代野記》，《近代稗海》第十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頁281。馮志沂字魯川。
97《清史列傳》，卷五十七，頁4462
98《清史稿》，卷四百十一，頁12011
99《惜陰堂筆記·書合肥軼聞》，轉引自《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中華書局1988年版，中冊，頁5
100《聖式記》，中華書局 1984年版，上冊，頁157
101《異辭錄》，上海書店1984年影印本，卷一，頁21
102《論語·先進》
103《近代名人小傳》，中國書店1988年影印，《官僚》，頁145
104《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上海書店1984年影印本，卷一。
105《清史列傳》，卷五十七，頁4462
106《清史列傳》，卷五十九，頁4644
107《清史列傳》，卷五十五，頁4324
108《異辭錄》，卷一，頁40
109《異辭錄》，卷一，頁39
110《光緒朝東華錄》，中華書局 1958年版，頁 1474
111光緒十九年，鍾德祥參劉秉璋說：“至道員徐春榮，身在督署；紳士葉毓榮，掌教成都，並無殊功，皆以馬邊、雷波兩廳剿夷等案濫保二品頂戴。”所言正是這一類情狀。（見《光緒朝東華錄》，頁3266）比照張佩綸的奏議，又可見世風已成之後言官議論的蒼白無力。
112《近代稗海》第一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頁288－289
113《光緒朝東華錄》，頁1290、784
114《左宗棠年譜》，頁68
115《道鹹宦海見聞錄》，頁315o失落10字，據《左宗棠軼事彙編》頁14補入。
116《現代中國文學史》，嶽麓書社1986年版，頁203。
117《左宗棠年譜》，頁56—63
118《左宗棠年譜》，頁71
119《曾國藩年譜》。頁37
120《曾國藩年譜》，頁117—118
121《清史列傳》，頁4639
122《曾國藩年譜》，頁142
12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七，《新造輪船折》。
124《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一輯，上冊，頁249
125《李文忠公全集·秦稿》，卷二十六，《上海機器局報銷折》。
126《左宗棠年譜》，頁110
127《北華捷報》，1872年4月11日，《論中國的軍火製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上冊，頁263
128轉引自《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上冊，頁325—326
129《崇德老人紀念冊》，《左宗棠通事彙編》，嶽麓書社1986年版，頁250
130轉引自《凌霄漢閣筆記》，《國聞週報》卷十，期九。
131《光緒朝東華錄》，頁（總）20
132《光緒朝東華錄》，頁（總）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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