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组同学合影。左一，军旅作家唐栋；左二，作者本人；左三，甘肃作家张俊标；左四，广西作家聂震宁；右后一，河北诗人伊蕾；右后二，内蒙古诗人张廓；右前一，陕西诗人梅绍静；右前三，江西作家赵本夫。前中，长大衣者为丁玲。）
一 进京赶考
一九八三年冬，河南省作家协会发给了我一张报考表格，那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从北京寄到郑州的。一位老作家向我透露消息，作协主席团内有一种意见，既然有四份表格，就上报四位作者。时任河南省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老前辈于黑丁，他的意见是：不可能给河南四个录取名额。要想河南不剃光头，报杨东明就行了。
听到这段话，我几乎感激涕零。
其一，我是戴罪之身，我给河南惹了麻烦，闯了大祸。
1981年第4期《长城》发表的三部中篇小说，两部受到了全国批判。一部是贾平凹的《二月杏》，另一部是我的《失去的，永远失去了》。这批判正赶上了一个全国性的浪头，全国计有三十多家报刊发表了批判文章和消息报导，《光明日报》是一篇占了半个版面的长文。有人让我看了一份内参类的文件，后面开列了十几部作品目录：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我的那篇《失去的，永远失去了》也在其中。
河南是个并不开放的内陆省份，省委宣传部那边先是传来消息，有领导提出让作者下放劳动。随后做出的决定是一，作者参照贾平凹改正错误的方式，向《长城》编辑部写道歉文章。二，省文联召开座谈会，对作者批评帮助。
在我趴下之后，这份报考表格是在扶我站起来。
其二，直觉告诉我，这份报考表格是我脱离编辑岗位，进入专业作家队伍的机会。
文学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是中国文坛的“黄埔军校”。建国伊始，此机构就由政务院批准成立，以丁玲为主任委员。这里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的著名作家，马峰、西戎、胡正、徐光耀、陈登科、邓友梅、玛拉沁夫……全都出自此门。“文革”之后复办的第五期创作班，蒋子龙、王安忆、张抗抗等人在文坛越来越火之后，中国作协决定在第七期编辑班之后再办第八期创作班，而且通知说学历为两年制研究生。
——真是天赐良机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发轫，文学界思想空前活跃，文学期刊遍地萌发。河南省作协的几位专业老作家酝酿着，要学习三十年代的鲁迅，创办一本作家自己的刊物，刊名就用鲁迅用过的《莽原》。
当时，我正在共青团河南省委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你是要当官，还是想当作家？”，与我熟悉的一位老作家问我。我嘛，当然是要当作家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离开团省委，来到河南省作协参与创办大型文学期刊《莽原》。
不久，文坛情况有变。上级领导强调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于是几位老专业作家离开编辑部仍旧搞专业创作，我却被留了下来。
编辑的任务是编发别人的稿件，你自己发表的小说越多，越坐实了你“不安心本职工作”。《人民文学》连续发表了我的几篇小说之后，邀请我参加那年六月中旬的北戴河笔会，我请假，不准。七月下旬，《人民文学》再邀，辽宁兴城笔会。我越级找到分管刊物的党组领导人，苦苦央求，我从未见过大海，请恩准。况且，我案头所有的来稿都已处理完毕，本期发稿我占了一半。我得到的是摇头，虽然附带着微笑。
我艰难地再求，这个月，我可以不领工资！于是，我得到了拍肩膀的安慰和一句解释：别的同志有意见。我决绝地转身离开，整个眼眶都是湿的。
此前，我已碰过不少钉子。当年非常活跃的《青春》杂志发表了我的小说《寻找失却的距离》，并邀我参加莫干山笔会；还有，还有，还有不少此类邀请……
而我，却无法参加这些文学活动。我有一种窒息般的压迫感，本能地想要挣脱。
一九八二年第四期《收获》杂志发表我的中篇小说《走出旧货店的模特儿》，《中篇小说选刊》予以选载，并邀请我参加年底在福州举办的笔会。他们决定出版一套《中篇小说选刊·全国文学新人小说集》，其中有我的一本单人集，需要我去编选定稿。《莽原》一向希望各种选刊能选载自己的作品以扩大影响，所以《中篇小说选刊》代我向《莽原》编辑部请假时，我终于获准。但是我被告之，去福州定下小说集的稿子之后，必须马上赶回来。
《中篇小说选刊》笔会安排有精彩的武夷山游和厦门鼓浪屿游，尽管东道主不悦，我还是在商定了小说集的篇目后，独自去了厦门。我终于见到了大海！灌完啤酒，下海游泳，冬天水冷，我差点儿淹死在海里。
死而复生，我要去北京！
并不“正规”的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此期招生却异乎寻常地强调正规。比照高教部研究生招生规则，此期招生分多步进行。第一步，初试。由各省作家协会推荐作者、报送作品。报送来的作品交由专家评判打分，优秀者才能取得复试资格；第二步，复试。初选过关者，在全国规定的几个考点同时参加文化考试和体检；第三步，初试作品分数与文化考试分数相加，择优录取。
我不敢大意，担心第一轮就被刷掉，文讲所末去成，先自取辱。报送哪篇作品呢？《收获》发表的《走出旧货店的模特儿》是中篇小说，份量似乎重一些，然而用的是“意识流”手法，只怕会有闪失。《人民文学》发表的《三眼井》是个短篇，《新华文摘》刚刚转载。在《人民文学》泰山笔会上，主编李清泉老师和崔道怡老师谈起当年全国的短篇小说，曾经褒扬此作。
（《人民文学》泰山笔会。左一，《人民文学》小说组长刘翠琳；左二，《人民文学》主编李清泉；《人民文学》副主崔道怡。我拍照片，未能入画。）
恰好又得到消息，李清泉老师已调离《人民文学》，担任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所长。
那就《三眼井》吧。
果然，复试通知书如愿而至，我要进京赶考了。
河南四选二，有两人拿到了复试资格，另一位是张宇。山西有“地瓜蛋儿派”，河南有“红薯干儿派”，张宇是河南文学正统的传人。张宇在洛阳和我联系，约我一起进京。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殷殷之情将我和张宇送上火车的不是汪伦，而是多年后以八卷本《陈州笔记》和六卷本《小镇人物》名世的“小小说之王”孙方友。方友2013年7月于写作中溘然而逝，令我至今唏嘘。
不知古时进京赶考的举子们是何心情，我一路浮想多多，心事重重。而来自洛宁县，自称“山里娃子”的张宇，那时已初露运筹帷幄的大气。住处？你不用管了，我有安排。出北京站，我跟着他直奔海军招待所。穿着海军制服的河南老乡抱歉地说，开会，没房间。我至今不明白怎么会又跟着张宇去了前门大街，住进一家小旅馆。我躺在小床上，借着昏黄的小灯苦读苦背，想在临阵之前把枪磨得光一点儿。张宇却谈笑风生，那情形就象蹲在村口与人聊天。
在北京朝阳区小关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考试那天，来自各省的青年才俊聚在一起，呼朋唤友，你笑我嚷，热闹得如同赶庙会。有人拍我肩膀，回过头，就看到目光如炬，络腮连鬓的天津美男子吴若增。吴兄以《人民文学》连续发表的小说《盲点》、《翡翠烟嘴》、《脸皮招领启事》而走红文坛，他曾在津门摆酒与我长谈，已是老友了。我问他，你也来考文讲所？他答，我本来就有南开大学文凭，我就是来会会朋友们。
他真是来玩儿的，他真是来会朋友的。古人“以文会友”，他是“以考会友”。他向我介绍身边的朋友，石山，张石山。久仰久仰，我的手被对方一攥，犹如卡进了老虎钳。这家伙高大威猛，与吴若增一样，也长着连鬓络腮胡，然而他的鬓胡既卷曲又泛黄，再加上那双微黄的豹眼，让人不由得想到纵横西北的胡人。获全国第三届短篇小说奖的《镢柄韩宝山》是张石山的成名作，不久他的短篇小说《含玉儿》再次拿到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被视为山西“山药蛋儿派”的传人，日后被推举为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还做了《山西文学》的主编。
（北京小关，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进考场前合影。左一，山西作家张石山；中，天津作家吴若增；右一，笔者）
朋友越聚越多，忽然有人问，铁凝来了没？有人答，听说不来上了。于是有“哦——”声响起，听上去悠悠的，仿佛有些怅然。
我躲至一隅，拿出身上带着的历史复习提纲，只顾死背。张石山问，看什么？我答，商鞅变法，内容四，意义三，必考。张石山不屑，马上进去了，还背个球。我把提纲递给他，快记快记，就这几条。他连连摇头，电铃声也就被他摇响了。
是那种催促小学生进课堂的铃声，进了教室之后看到的是那种小学教室里常见的课桌椅子。我坐下打开试卷，先做浏览。哈哈，商鞅变法！我得意地偏转身子向张石山那边笑，这家伙推推眼镜，鬼了一个脸。
一出考场，张宇就问我，月食是月亮挡住了太阳，还是太阳挡住了月亮？我讲出答案，张宇立刻说，对了。
张石山则啐了又啐，郑义这小子，写了一条狗，那狗叫什么名子，还要老子来考！
郑义与张石山同为山西作家，电影《老井》让郑义爆红。至于郑义的一篇什么小说里的什么狗叫个什么鬼名字，估计答卷的青年作家们全都不曾留意。
仅此一题，已经让我预尝了“正规”教育“正规”出题的威力。
在京滞留的日子，张宇热心地带我拜访了《北京文学》。登记出入门禁、迂回曲折登楼……张宇就象领着我参观他家的后院。哇，见到了身材颀长风度翩翩的美女编辑章德宁，见到了负责河南来稿的编辑刘恒。刘恒穿一身泛白的绿军装，神情憨厚地说，欢迎来稿，欢迎欢迎。我盯了盯刘兄的鼻子，觉得有鹰隼之相。日后，刘兄果然声震文坛，既做了北京市作协的主席，又做了中国作协的副统领。
回到郑州后，我的脑袋整日埋在来稿堆里，北京赶考的经历已恍如一梦。忽一日，接到张宇的来信，“内部消息，你已经被文讲所录取，我的事，还没有最后敲定……”我知晓张宇的手眼，连忙回信感谢他先通消息，并真心期望能与他同窗做伴。
张宇虽然未读文讲所，却有后福。不久，他就做了洛宁县委副书记，随后又调任洛阳市文联主席。放假时，我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回到郑州，看到配发给张宇的黑色大轿车已赫然停放在河南省文联的院子里。当官是副业，写作是张宇的本行，《活鬼》、《乡村情感》《疼痛与抚摸》《软弱》……一串大作蜚声文坛，以至最后让他做了河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山里娃子”居然魔到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当了一段董事长，并且率领这支不入流的球队“冲超”成功。报纸上刊登出张宇举臂向天的巨照，俨然一个跨界明星。
这都是后话了。
我于一九八四年春独自赴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报到。出了北京火车站，见接站者举牌，“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我心中一热，犹如见了亲人。
一辆黄色的“华沙”牌小卧车，缩头缩尾的甲壳虫形，看上去象是从老爷车博物馆里开出来的展物。我带的箱子放进后备厢，“华沙”的屁股就塞得满满当当。司机解释，再等等，还有福州军区的朱苏进。
我事后得知，接站的这辆老爷车是配给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李清泉所长的。清泉先生是人人敬重的延安老前辈，五十年代因在《人民文学》编发李国文的《改选》和其它优秀作品，并且“替丁、陈集团辩护”而被打成右派。“拨乱反正”让他重出文坛，先后执掌《北京文学》和《人民文学》，签发了诸多轰动一时的作品。例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汪曾琪的《受戒》、陈建功的《丹凤眼》、方之的《内奸》、王蒙的《风筝飘带》……。
清泉先生瘦弱多病，双目几近失明，但上级配给的这辆卧车他总是用来照顾别人，此番又派来逐一接送文讲所的学员。先生之高风，令人动容。
在文讲所刚刚安顿停当，管理老师就通知我去一趟新华社。我与新华社夙无来往，心里不免有些忐忑。所里解释，新华社分管国内文化新闻的记者某某某想见见你。
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位记者的名字，又辗转找到了那处陌生的办公区。某某某女士出乎意外的和善，她亲切地询问了《失去的，永远失去了》受到批评之后，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近年又发表了什么作品，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有什么规划……
她说她要写个内参之类的东西。
于是，我也很新华社地向她汇报了。
后来，我得知她果然写了内参，题目似乎是《杨东明到北京上学了》。
对这位写内参的女士，我心里充满了感激。
我虽然想过，但是却没有冒昧地问过，当初那篇内参，是不是她写的。
我虽然想过，但是却没有冒昧地问过，当初那篇内参，是不是她写的。
（此照片由文讲所同窗，先锋派诗人谢颐城提供）
（作者杨东明，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作家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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