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柏林電影節最讓人期待的電影之二，就是法提赫·阿金的《金手套》。很難想象，三年前還拍著《契克》這樣青春公路片的阿金，在2017年會拿出一部極度憤怒、極度宣洩的《憑空而來》，而2019年年初的這部《金手套》則是更加徹底地放飛自我。
《契克》
《憑空而來》
法提赫·阿金這部新片改編自上世紀70年代臭名昭著的連環殺手——弗裡茨·洪卡(Fritz Honka)的真實犯罪事件。
在全球各具特色的“政治正確”（自我審查）席捲下，很少還有人如此專注於展現極致的醜陋，醜陋的面容、醜陋的場景、醜陋的殺戮、醜陋的性交、醜陋的人性、醜陋的慾望，隔著屏幕都能清楚地聞到腐爛的屍臭。
《金手套》
很多人在看到這類殺人狂題材的電影時，會下意識地相互比較誰更血腥，尤其是去年拉斯·馮·提爾的《此房是我造》剛剛面世，今年1月份的聖丹斯同樣也推出了一部以美國連環殺手泰德·邦迪（也是《沉默的羔羊》原型人物）為原型的影片《極端邪惡》。
《此房是我造》
《極端邪惡》
和這兩部影片的人物不同的是，《此房》和《邪惡》都是典型的精英型淫樂殺人狂，享受著血與殺戮激情噴射時的快感。而《金手套》在某程度上是反精英式殺戮，一種怪異的鬼魅而虛空的反人類設置，對待其他生命的殘忍。我們很難感受到男主角弗裡茨的內心深處，只能從細枝末節中捕捉到某種憤怒感。
這一點其實從2017年的《憑空而來》中就可以看出，關於阿金這兩年的創作軌跡和興趣點。
而新片《金手套》所帶來強烈的視覺衝擊，甚至能夠引發觀眾的嗅覺反應。如果拉斯·馮·提爾的《此房是我造》是用虐殺的腔調寫哲學論文，那麼阿金同樣也是用惡臭和殘忍書寫著他的文本。
1.一個殺手與四個妓女
影片的敘事背景是上世紀70年代，雖是以真實的連環殺手為原型人物，但影片文本還是取材於2016年轟動德國文壇的，海因茨·斯特倫克的同名小說《金手套》。
影片一開始就交代了弗裡茨的身份，以弗裡茨的第一次殺戮為開場引子。出現在逼仄、骯髒的閣樓床上的一條女人小腿，帶著血汙的絲襪被扯到小腿肚上，鬆弛的肥屁股耷拉在一旁。在一種靜態的窺視風格中，弗裡茨本打算將女屍拖到門外處理，可是吵醒了鄰居，只好把整條屍體剁成血淋淋的肉塊，哪有空隙塞哪兒。
和小說中一樣，阿金的電影也是從殺手角度來講述的。弗裡茨的容貌已經不能單純地用醜陋來形容，畸形的豬旦鼻，滿臉疥瘡留下的疤痕，被酒泡腫了的眼睛，不純正的混雜血統，汗水油膩的頭髮，略微駝背的身軀，渾身散發酒醉嘔吐後的胃液氣息，是大部分人在路邊見到都會躲開兩米遠的那種人。
他常年混跡於“金手套”酒吧。同樣猥瑣的酒保，綽號叫“肛門”，另一位常客也是名老怪物。前武裝黨衛軍的成員、大屠殺倖存者、妓女、癮君子和各種被社會遺棄的人，都流連在“金手套”裡不分晝夜地買醉。
弗裡茨被純粹的無法醫治的暴力衝動全面性壓倒，他的眼睛充滿了絕望，看不見一絲人性的痕跡，瞳孔倒映出對周圍世界深深的蔑視。阿金的劇本保留了小說中令人毛骨悚然的動物性，可以說影片的驅動便來自於非理性，畫面暴力而冷酷，甚至沒有任何讓人喘氣的空隙。從一個臭氣熏天的場景到另一個臭氣熏天的場景，選一個肉體肢解一個肉體，都處理得直截了當。
當然，影片中還是設置了兩個“正常人”作為功能角色，在不知不覺中充當了天使和魔鬼的作用。一個是被弗裡茨視作甜心的美少女佩特拉，在酒吧中被怪物們意淫著，美好的容貌讓影片稍稍從滿溢的便池拖回正常世界。另一位則是在弗裡茨想要做一個正常人時，用酒精將其誘惑回到下水道的魔鬼。
在這個下水道世界中的一切，都是一片暗沉的紅棕色，別以為是那種歐洲貴族家中的拋光紅棕色木質傢俱，而是那種膿瘡被擠破後還沾有膿血的乾結的痂皮。這裡的金手套酒吧、閣樓、床鋪、酒瓶、窗簾、食物、幹血、體液、衣服、汙漬，連弗裡茨浴室裡溢出的泛著泡沫的汙水，就連牆上掛滿的色情片，似乎也因為年代久遠而積滿汙垢。
影片中令人難以置信的真實感和極端暴力，看得出來是導演有目的地打破了以往累積的品味界限，是種挑釁，也是種試驗，似乎在考驗觀眾是否願意體驗這樣的厭女和殺戮。事實證明，人們對重口味一向是越覺得難受越想看。
電影中的殺戮毫不精緻，可以說是又髒又暴，最起碼沒有故作藝術的做作的所謂“性冷淡美感”。弗裡茨在影片中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蟑螂一樣的底層，被魯莽和烈酒所驅使。他用免費的酒來引誘聚眾的老妓女跟他回到小閣樓，用重複的殺戮來填補性無能所帶來的心理創傷。
2.下水道的美人魚
影片《金手套》中的挑釁意識其實非常明顯，越是讓人不適，越是引起反彈。弗裡茨清洗式的暴力，與法斯賓德很多作品展現的德國社會的退化有著深度契合。甚至會讓人聯想到藝術家喬治·格羅茲的粗俗美學，酒氣熏天的賭徒和肥胖的老妓女組成的社會性暴力，締造既頹廢又破敗的世界，既破碎又“穩固”的整體。
這些都構成了戰後西德的社會草圖，甚至從《金手套》的人物和場景中能找到相對應的設定。如果往歷史陰謀論上想，影片中腐臭的下水道正是二戰後德國的境況。真實描繪了西德依舊掙扎在混血人種論、暴力殺戮、性無能的糞池中，試圖向前邁進時終究被魔鬼拖回地獄的宿命。
有趣的是，非純正血統、性無能的殺人狂這樣的人設，似乎在歷史上特別容易就能找到相對應的人物，譬如說那位以二戰時期中東血統充雅利安人的德國滅猶殺人狂。一個人越是厭惡自己身上某種特性，就越容易對周遭的同類進行瘋狂滅殺。
弗裡茨可以像仰慕女神一樣看著青春美好佩德拉，那個時刻就連影片的氛圍都從骯髒血腥變成黑色幽默；但面對和他一樣像蛆蟲般存在的老妓女們，弗裡茨幾乎是以清理垃圾的心態處理她們。
像網購的充氣娃娃那樣發洩完性慾後，再如菜市場捎回來的大豬腿那樣剁塊，用最簡單粗暴的方式扔在狗窩的邊邊角角，不需要尊嚴不需要憐憫，因為她們不是人，是臭蟲是蟑螂，和他一樣。
在腐爛的散發惡臭的下水道場景中穿插病態的戲謔，濃烈的惡趣味會自然而然地引發觀眾們的獨特期待。然而，阿金這次的劇本構建還是略顯扁平化，鏡頭語言也趨向於單一，呈現出麻木、冷淡的質感。只是，無論觀眾看不看得懂，都同樣引起身心不適。
男主人公妝前妝後對比照
和《此房是我造》比較的話，阿金的創造態度是非常模糊的，至少在馮·提爾的創作過程中，其嚴謹、理性、一本正經地探討扭曲的性和變態的殺戮還是非常明顯，在呈現但丁式地獄現實中的自我內省是馮·提爾的一貫邏輯。
但在阿金的新片中，反而很難去界定為什麼要過度呈現這種讓人不適的極端場景。
將這部電影定性為純粹的虛無主義是不對的，影片中雖然或多或少暗示出阿金的反本土政主義，黨衛軍和集中營的暗喻，德國社會依然存在的威權主義等等，都透露出影片的政治諷刺意味。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又能說明什麼呢，文本中缺少批判思考，反而使暴力血腥變得多餘。
如果是想探討人性，那很明顯影片在挖掘人物心理層面的描述還不夠深入；如果是要映射社會性和政治性，同樣在象徵、隱喻上鋪排得也不夠完滿，既不閉合也不開放。
那這部沾滿粘膩膿液的Cult片的藝術性到底在哪裡？這應該還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吧，不可思議往往是可思議之母，也許真有什麼特別的用意還沒看出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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