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走進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Andreessen Horowitz）的大廳時，有四個人正在靠牆的地方等候。其中兩人坐在椅子上，另外兩個站著。他們都盯著打開的筆記本電腦，正在心急火燎地檢查一會兒就要向該公司合夥人演示的幻燈片。2009年，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和好友本·霍洛維茨（Ben Horowitz）在加州帕洛阿爾託的沙山路共同創立了這家風險投資公司——這條通向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中心地帶的短短柏油路上坐落著40多家風投公司。沙山路是創業者向硅谷推銷自己想法的地方，而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的大廳在其中知名度最高，談的生意也最大。
這裡的800本書同時是好萊塢和硅谷兩地的縮影。
我過來是為了跟該公司的一些合夥人聊聊，期待碰上一兩個精彩的故事。我倒沒有什麼幻燈片要檢查，但這個大廳同時也是一個圖書館，書幾乎從地板擺到了天花板。於是，我走到最近的書架，開始瀏覽書脊。接著，我恍了恍神，再次瀏覽了一遍。凱文·布朗羅（Kevin Brownlow）的《隊列行過》（The Parade's Gone by），尼爾·蓋布勒（Neil Gabler）的《他們自己的帝國》（An Empire of Their Own），A.斯科特·伯格（A. Scott Berg）的《塞繆爾·戈爾德溫》（Samuel Goldwyn），卡羅爾·比徹姆（Carol Beauchamp）的《約瑟夫·肯尼迪傳》（Joseph P. Kennedy Presents）。這些書探討了好萊塢發展的早期階段，它們也一本不落地擺在我家客廳的書架上。你瞧，我碰巧是個影迷，而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也有人是同道。
大廳裡也有很多關於計算機編程和硅谷精神的書籍，比如約翰·馬科夫（John Markoff）的《睡鼠說》（What the Dormouse Said）以及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的《創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其他一些書架上的書超越了好萊塢的範疇：有的是新聞媒體史，有的是無線廣播史，還有大衛·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的《掌權的人》（The Powers That Be），萊斯利·克林格（Leslie Klinger）的《新註釋本福爾摩斯探案》（Annotated Sherlock Holmes），查爾斯·舒爾茨（Charles Schultz）的《花生漫畫》（Peanuts）全集，以及佔據一個半書架空間的《Pogo》（這套作品相當於時髦人士的《花生漫畫》）。不過，讓我著迷的是那些電影書籍。《隊列行過》是記錄默片時代的信史， 《塞繆爾·戈爾德溫》是出類拔萃的好萊塢傳記。這些書並不是隨意被挑選擺放在這裡的，它們屬於某個對電影真正擁有濃厚興趣的人。
所以，我開始詢問這些書從何而來，以及它們擺在這裡是什麼意思。最終，我找到了一些答案，但過程並不容易。這個安德森圖書館是非常真實的，但它也籠罩在幾層虛偽當中。這裡的800本書同時是好萊塢和硅谷兩地的縮影。
到底誰拍的？
1908年，美國九家規模最大的電影製片公司聯合成立了電影專利公司（Movie Picture Patents Company），宣稱除了他們無人可以拍攝電影，因為他們控制著原始電影攝影機的專利——該技術由托馬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在他位於新澤西的實驗室裡與人共同發明。那些專利屬於愛迪生，而他背後有電影專利公司撐腰。於是乎，一大群電影製作者搬到了西海岸，那裡的法庭並不怎麼待見愛迪生。好萊塢成了拍攝電影的勝地，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那裡陽光燦爛——充足的光照讓電影製作者可以更多地在戶外拍攝，需要的照明設備更少——但同時也因為好萊塢跟新澤西隔了好遠。
《到底誰拍的？》（Who the Devil Made It）是由導演兼電影史學家彼得·博格達諾維奇（Peter Bogdanovich）收集整理的好萊塢口述歷史，它的開篇正是電影專利公司橫行的時期。亞倫·德萬（Allan Dwan）從1910年代開始拍攝電影，他告訴博格達諾維奇，隨著獨立影人向西海岸遷移，電影專利公司開始招募打手來確保專利案判決的執行。德萬回憶稱，那時候會有狙擊手爬上樹，遠眺電影片場，並用槍打壞他們視為非法的攝影機。德萬在拍攝的時候會盡可能地遠離火車站，這樣他和劇組成員就不那麼容易被找到。
早期好萊塢的故事跟硅谷非常相似，都是創新者逃離舊規則，尋求建立新規則。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的大廳裡擺滿了關於早期好萊塢的書籍，比如說《到底誰拍的？》，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博格達諾維奇和德萬講的故事跟《睡鼠說》並無不同，在後者的記載中，上世紀60年代硅谷湧現出一批自由思想者，他們發明了個人電腦，並跟IBM那樣根深蒂固的巨頭公司進行對抗。
我向克里斯·迪克森（Chris Dixon）問起了這些書的事情，他是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的合夥人之一。“那都是馬克搞的，”他說道，指的是馬克·安德森，如果你曾經關注過硅谷，哪怕只是很短的時間，或者訂閱了《紐約客》（該雜誌去年夏天發表了13,000字的安德森特寫文章），那麼你肯定知道他是誰。如果你還沒有看過那篇文章，我可以稍微做一下總結：馬克·安德森幫助創建了開闢互聯網時代的網絡瀏覽器。他現在是一位風險資本家。他的腦袋真的很大。
早期好萊塢的故事跟硅谷非常相似，都是創新者逃離舊規則，尋求建立新規則。
迪克森說，在公司最開始的時候，大部分書是安德森從自家個人藏書中拿來的。他知道的就這些。但如果說這都是馬克搞的，那麼其中也有邁克爾·奧維茨（Michael Ovitz）的一些影響。正如《紐約客》解釋的那樣，奧維茨是安德森和霍洛維茨的好友，他是好萊塢最大經紀公司之一創新藝人經紀公司（CAA）的老闆。安德森和霍洛維茨創辦自己的公司時，他們向奧維茨諮詢了意見。
“把所有人都稱為合夥人，提供其他公司不提供的服務，並且幫助那些不是自己客戶的人，”奧維茨說，“顛覆創新以讓自己與眾不同，辦法就是成為一個把夢想付諸執行的機器。”安德森和霍洛維茨完全照辦。不同於典型的硅谷風投公司，他們聘請了一支完整的公關團隊，把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的故事推上了《財富》和《福布斯》的版面。他們學習創新藝人經紀公司的做法，在辦公室裡懸掛勞申伯格（Rauschenbergs）的藝術作品。當有人來推銷創意時，他們用玻璃杯喝水，而不是用塑料杯。這些書是勞申伯格作品和玻璃器皿的補充，為的是塑造權威。
此外，奧維茨在好萊塢也是手眼通天的人物。不過，這並不是圖書館裡有這麼多好萊塢書籍的原因，這真的只是馬克的個人喜好。
造星機器
舊好萊塢是一個製造夢幻的工廠，珍妮·貝辛格（Jeanine Basinger）在《造星機器》（The Star Machine）中這樣寫道，這也是擺在安德森大廳裡的一本書。好萊塢把普通的男女改造成了“被譽為男神和女神的電影明星”。就拿朱莉婭·簡·米爾德里德·弗朗西絲·特納（Julia Jean Mildred Frances Turner，藝名：拉娜·特納）來說，她出生在愛達荷州的一個礦業小鎮，有一次在好萊塢高中街對面的Currie’s雜貨店喝可樂時被《好萊塢記者報》（The Hollywood Reporter）的編輯發現，之後在好萊塢找到了一位經紀人。
後來，隨著她在米高梅（MGM）聲名鵲起，造星機器不僅改變了她的名字、服飾和嗓音，而且還重塑了她的故事。她不再是茱莉亞·瓊·米爾德里德·弗朗西斯，她成了拉娜。她也不是在Currie’s雜貨店喝可樂時被髮掘的，而是在Schwab’s藥店吃麥芽巧克力冰淇淋，因為這聽上去更好。製片公司對按照自己的意願扭曲事實不覺羞恥，新聞媒體也是一樣，為的就是呈現製片公司好的一面。
這也是硅谷的運作方式：它製造明星，把創業者原來的故事扭曲成拉娜·特納和Schwab’s藥店那樣的傳奇。
比如說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和比茲·斯通（Biz Stone）在Odeo工作期間與傑克·多爾西（Jack Dorsey）共同創辦了Twitter；Uber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在巴黎打不到出租車；Theranos創始人伊麗莎白·霍爾姆斯（Elizabeth Holmes）小時候害怕針頭。
在跟形形色色的人討論了那些書之後，我把報道這件事的想法告訴給了編輯：通過馬克·安德森的圖書館（包括《Pogo》在內）講述硅谷的故事。他們喜歡這個主意，但他們希望有圖書館的照片。於是我聯繫了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的公關團隊，請求採訪安德森，以及給那些書拍照。對方說不行。
他們說的很客氣，但表示公司已經過度曝光，指的正是《紐約客》的那篇特寫文章。隨後，他們又補充說，安德森剛剛當上了爸爸。對此，我不得不說：這些藉口讓我想不通。畢竟，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就建立在過度曝光的基礎之上。在Twitter上，馬克·安德森用超過幾乎所有人的熱情向世界播送著自己的想法，他可是“推文刷屏”的發明者。我想做的只是談一談大廳裡的那些書，我想寫點真實的東西，但卻受阻於虛偽的理由。
完整公式
《完整公式》（The Whole Equation）是大衛·湯普森（David Thompson）在2006年出版的好萊塢史記，其書名致敬了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未完成小說《最後的大亨》（The Last Tycoon）中的一段話，人們在談論好萊塢時經常引用這段話。“它是可以被理解的，”小說中寫道，“但只是模模糊糊和只鱗片甲。能夠在頭腦中掌握圖景完整公式的人從沒有超過半打。”
對早期的好萊塢來說，這是一句公正的評價。好萊塢混合了商業、技術、藝術，沒錯，還有虛偽，並在不斷的變化著。有些人瞭解好萊塢的金融運作，比如約瑟夫·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約翰·肯尼迪總統的父親）；有些人瞭解技術如何推動商業發展，比如約瑟夫·肯尼迪的合作伙伴、美國無線電公司的老闆大衛·薩爾諾夫（David Sarnoff）。有些人瞭解技術如何推動藝術，比如大衛·格里菲斯（D.W. Griffith）。當然，這裡的每個人都善於作秀。而少數人則深諳這一切，比如米高梅的製片主管歐文·托爾伯格（Irving Thalberg）——或者說，至少他們對一切的瞭解已經是一個人能夠做到的極限。
硅谷同樣摻雜了上述種種主題，包括藝術在內。畢竟，時至今日，硅谷甚至已經在搶好萊塢的飯碗，自己開始製作電影和電視節目。我們不再去電影院，而是轉向了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Netflix和亞馬遜（Amazon）現在成了電影製片公司。Facebook和Oculus正在打造能夠帶來沉浸式體驗的媒體，而那是好萊塢做不到的——在某種程度上，克里斯·迪克森和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是這一發展動態背後的推力。理所當然，該公司的大廳裡要擺上電影書籍。
最終，我得到了採訪安德森的機會，並問起那些藏書。他說，他不喜歡其他風投公司的大廳。它們看起來像是“給自己建的紀念碑”，上面佈滿了“墓碑”——裝裱起來的IPO招股說明書封面，以及賣掉一家初創公司時投資銀行家會贈送的有機玻璃雕像。“那感覺就好像是參觀一家保險公司的大廳，而不是那種你會想與之交談的人，”他如是說。因此，他在自家公司的大廳裡擺滿了書。為了達到最佳效果，他花了三個晚上對書進行排序整理。一組架子上擺著編程書籍，另一組上面是關於好萊塢的書籍，第三組是商業方面的書籍，以此類推。
安德森的排列沒能持續太久。人們走過大廳時會瀏覽翻閱這些書，最後不可避免地把它們放到錯誤的位置。有時候，一本關於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的書會跑到一堆關於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的書中間。而當作家和公關人員來此做客時，很多人會在書架擺上自己的書，有時候甚至會擺上很多。當我向安東尼奧·加西亞·馬丁內斯（Antonio García Martínez）提起安德森的圖書館時——他是一家初創公司的創始人，曾經在Facebook工作，並著有《叢林魔猴：硅谷荒唐的財富和隨機性失敗》（Chaos Monkeys: Obscene Fortune and Random Failure in Silicon Valley）一書——他問我如何才能把自己的書擺到那裡去。這些錯放的和不請自來的書讓安德森頗為苦惱，“我不坐在那個房間，”他說，“所以我無法控制。”但別搞錯了：安德森就是那個房間。而那個房間仍然起到了預期的效果：它讓你想要跟其中的人交談。
別搞錯了：安德森就是那個房間。而那個房間仍然起到了預期的效果：它讓你想要跟其中的人交談。
更重要的是，它沒有誤導，房間裡真有值得交談的人在。對於交談過程中出現的任何話題——不管是人工智能醫療保健，還是約瑟夫·肯尼迪——安德森都能以一種令人愉快的方式進行解構。安德森說，《約瑟夫·肯尼迪傳》是他最喜歡的書之一，其中記錄了這位銀行家在好萊塢呼風喚雨的日子。安德森說肯尼迪是“跟其他人不同的人”，這句話能夠很好地描述肯尼迪，同時也能用在安德森身上。他們都是圈外人（肯尼迪身處一幫紐約猶太移民商人中間，但他本人是波士頓人，信奉愛爾蘭天主教；安德森則是一群金融家中間的計算機極客）。“他是那種放眼社會、口出妙語的人，”加西亞·馬丁內斯在談到安德森時說，“這跟大多數風險投資家不同，他們都是跟風者，對這個世界說不出太多有趣的話。”
安德森的很多合夥人，包括迪克森在內，都是一路人。那倒不是說，這些人在投資方面要勝過硅谷的其他風險投資者。最近，《華爾街日報》撰文質疑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迄今為止的業績，該公司也發表了措辭嚴謹的回應。在那之後，硅谷內部人士繼續就該公司的盈利能力展開辯論。不過，安德森跟合夥人的腦中顯然掌握著完整公式。
他們自己的帝國
尼爾·蓋布勒的《他們自己的帝國》詳盡地記錄了東歐猶太移民從無到有創造好萊塢的事蹟。派拉蒙（Paramount）的阿道夫·朱克（Adolph Zukor），米高梅（MGM）的路易·梅耶（Louis B. Mayer），福克斯（Fox）的威廉·福克斯（William Fox，原名威廉·弗萊德），還有華納兄弟（Warner Brothers）。在上世紀20、30年代，他們的製片公司發展壯大，成為主導電影工業和美國流行文化的力量。
安德森對我說，在開始的時候，好萊塢代表著探索新領域的力量，恰如當今的硅谷。他把電影業稱為另一個偉大的加州“有機”工業。“西進去佔據無人認領的土地？那個時代在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就已經結束了，”他說，“但就創造新的工業來說，加州仍然是前沿陣地，一開始是娛樂業，然後是科技業。”
安德森說，如今，我們心目中的好萊塢已經變成了保守當權派。但在早年間，好萊塢是反對當權派的力量。在我們交談的時候，他提到了電影專利公司，以及電影製作者是如何遷移到西部以避開該公司的專利訴訟、打手和狙擊手。“這就叫顛覆，”他捧腹大笑道。安德森表示，當你閱讀早期好萊塢的故事，你會傾向於認為那就是上週發生在庫比蒂諾的事情。有沒有專利公司，硅谷都在不斷往前走，正是這種態度推動了谷歌、Facebook、Uber和Airbnb這些公司。“如果每個人一直都遵守規則。”安德森說，“什麼新事都不會發生。”
當然，好萊塢發生了改變。好吧，硅谷也在發生改變。就像上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好萊塢，硅谷正在變成一個權力中心。就像派拉蒙、米高梅、環球、福克斯和華納兄弟統治了電影工業，硅谷的一些巨頭公司也在奪取科技世界的控制權。谷歌、Facebook、蘋果、亞馬遜，它們控制了其他所有一切賴以運轉的基礎設施。
這就是為什麼有如此多的人在硅谷創辦自己的公司。這裡是巨頭公司的棲身之所，是錢潮湧動的地方——就比如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這樣的風投公司，他們掌握著鉅額的資金，並且跟那些科技巨頭關係密切。雖然這裡的人都在談論前沿和顛覆，但硅谷現在正演變成它曾經反抗的東西。“它從顛覆當權派變成了當權派，”加西亞·馬丁內斯說道。那就是拓荒者的宿命：他們成了文明人。
正當我打算就此問問安德森時，他的公關負責人打斷了採訪。當你成為當權派的一份子，你也會這麼幹。但一如既往，問題的答案就在安德森的藏書當中。那裡面還有一本名為《電影革命》（Pictures at a Revolution）的書，它講的是好萊塢的製片廠制度在上世紀60年代失去主導地位，遭到新外部力量的重擊，其中包括電視、歐洲新浪潮和美國反主流文化。最後，新當權派總是會被更新的力量打敗。
翻譯：何無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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