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出現過的“唐”政權共計5個：
那麼，這五個跨越三種社會形態且連“規模”都毫無重複的“唐政權”，都是因何自稱為“唐”？因何史稱“某唐”？且看下文一一道來：
唐之淵源：陶唐、古唐、叔虞之唐
“唐”的源地在山西臨汾，具體位置可能是古稱“平陽”的臨汾市區，或晉國早期都城所在的翼城縣境。
汾河下游今地名與先秦晉唐古地名的分佈示意圖
第一個在史冊上被稱為“唐”的政權，應屬堯帝所屬的陶唐氏族部落，考慮到堯帝本身極有可能並不存在（至少無法“證有”），以及晉國立國以前確實有一個在史籍記載與出土文物雙重證明了的“唐邦”存在。那麼，我們只能確認：確實存在一個唐部落，活躍於夏商時期，並逐漸成為商王朝在晉西南一帶的“與國”型唐邦。
至於，這個持續至公元前1046年前後唐邦是否能與早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滅亡了的陶寺文明並稱陶唐，就難以輕易下結論了（考慮到襄汾與翼城並不算遠，唐邦繼承陶寺也不是沒有可能）。所以，雖然傳統史家更容易把陶唐氏堯帝與唐邦並稱，以至於習稱“陶唐”，但以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文獻學、考古學證據來看，似乎還是稱之為“古唐”更為合宜。
周成王時期，古唐邦發生動亂，周王室派叔虞前去平定，一如伯禽封魯、姜望封齊，均是具有軍事殖民性質的周初分封。動亂平定後，封君叔虞的統治在三年之內便相有了顯著的成效，並以一禾兩穗的“嘉禾”向周王進獻。
商周之際的古唐與叔虞所封之唐，應當處於一個位置，從近年來的考古發現來看，寒鯤猜測：翼城縣西的“葦溝——北壽城遺址”或許便是古唐之城邦、叔虞之邦邑所在。
西周中前期（成康時期或昭穆時期），還有一批姬姓貴族被分封到了漢水東北岸的大別山麓，用來守護湖北大冶一帶銅綠山開採出來的戰略資源——銅，並將開採出的銅向西北運送到周王室官營鑄銅作坊裡，從而鍛造成周王室的青銅禮器與兵器，這些諸侯國被稱為“漢陽諸姬”，其中就有一個從汾水流域遷徙過來的“唐國”，被分封在如今的隨州市唐城鎮處，一直存續到後來楚國吞併漢陽諸姬。寒鯤猜測，這個唐國或許是唐叔虞的另一支沒有掌握晉國政權的後裔。
祭奠唐叔虞及其母邑姜的太原晉祠
唐之光大：唐朝
唐朝之唐，來自李淵在稱帝以前從傀儡皇帝楊侑那裡封拜的王爵——唐王，李淵之所以稱“唐王”，除了李淵祖父李虎、父親李昺所襲唐國公爵位的因素（食邑或在古唐地附近？），也有起兵於晉陽的緣故，而晉陽之所以是“唐地”，其實是個誤會。
我們都知道華夏文明在三代時期（夏、商、西周）的主要活動範圍其實僅僅包括：關中平原、晉西南河谷、豫西丘陵、淮泗上游與河濟沖積平原，這個範圍內雖然也雜居了不少非華夏族群，但在這個範圍以外是絕然沒有華夏族群成員的。那麼，被推崇出一個堯帝的陶邦或唐邦又怎麼可能存在於晉中盆地呢？更何況，無論是陶寺遺址的發現，還是曲沃翼城一帶關於唐晉古國的遺址的發現，都為唐在晉西南提供了充沛的實錘，唐堯在太原之說顯然是荒謬的。
那麼，太原（晉陽）又是怎麼在隋唐之際被認為是“唐晉之地”了呢？私以為，這是因為漢唐之際的古人把趙簡子營建的晉陽城（及由此而來的晉水）想當然地當做了燮父遷晉之所在，並進一步把叔虞之唐也強安了過來，這才有了“晉祠”這座本應當出現在晉西南的祭奠邑姜與叔虞的祠廟。從晉祠大規模擴建於北齊來看，或許也是漢唐之際晉陽城軍政地位的不斷加重，使得此處被政治性地強化成“唐晉源地”所致。換言之，古人對於“唐晉源地”的誤會是晉陽城所致。
唐朝往往就被史家習稱為“唐朝”，因為在唐朝的深遠影響力面前這樣稱呼並不會有多少歧義。偶爾“唐朝”也會被稱為“李唐”便是以姓氏冠名的顯例。李與唐的緊密結合，亦可在下面將要提及的後唐與南唐中看到，若不是因為唐朝滅亡後不到四百年，統治者便不再流行使用古國名稱來為自己的政權冠名，李唐或許也會像劉漢那樣，再多產生幾個李姓人創建的唐政權。
西安大明宮遺址公園前的丹鳳門仿造建築
唐之攀附：後唐、南唐
後唐與南唐在建立之時，距離悠悠大唐滅亡的907年分別只有16年與32年，不論唐朝後半期是怎樣掙扎在藩鎮林立、宦官弄權的苟活線上，“唐”在五代十國就像“漢”在魏晉南北朝時一樣，具有遠強於其他名號的政治號召力，而且這種號召力也與“劉漢”一樣，需要結合特定的李姓人，方能不打折扣地發揮較強的號召力。
後唐與南唐均是根據“李姓”本身確定其國號的，雖然李存勖其實是來自西域的沙陀族群的賜姓軍閥，李昪也是先以徐溫養子徐知誥的身份稱帝建齊（937）後改李稱唐（939），前者絕對與李唐皇室沒有任何血緣關係，後者則極有可能是強行攀附。
後唐之“後”是因為五代中的梁唐晉漢周，均曾被使用過，為了與以前的“梁唐晉漢周”相區別，且保持五代的“命名統一性”，所以並稱為“後”，是時間先後所致；南唐之“南”則是因為南唐的國都與主要國土均在中原以南的南半中國，是地理方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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